《禅与日本文化》 - 铃木大拙 - 译林出版社 - 香港大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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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禅与日本文化

書城自編碼： 2487735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文化→世界各国文化
作者：铃木大拙
國際書號(ISBN)： 9787544747967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4-11-01
版次： 1
頁數/字數： 244/187000
書度/開本： 16开釘裝：平装

售價：HK$ 1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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铃木大拙乃日本禅学大师，被誉为“世界的禅者”，现当代最著名的禅文化的传播者，被塞林格尊为“心灵导师”。《禅与日本文化》是铃木大拙最具代表性的禅学著作，开启了西方思想界了解东方文化的大门，使得西方世界开始对日本佛教产生兴趣，也刺激了日本人对佛教的再度关注。

內容簡介：

《禅与日本文化》由铃木大拙在美、英各大学讲授“禅与日本文化”课程的讲稿整理而成，旨在向西方人士阐释禅宗如何深刻影响了日本文化的各个方面，内容涵盖了代表日本民族文化特点的艺术、儒教、武士道、剑道、俳句、茶道以及对自然之爱。
铃木大拙认为，禅在日本人的性格塑造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整个大和民族的文化都与禅息息相关，离开了禅，也就无法真正理解日本文化的精神内涵。

關於作者：

铃木大拙（DAISETZ T. SUZUKI）（1870—1966），1870年生于日本石川县金泽市本多町，本名铃木贞太郎。年轻时曾随今北洪川与释宗演两位禅师学禅，1897年留美，凡十二年，1909年回国。回国后历任学习院讲师、东京帝国大学讲师、大谷大学教授，并创立“东方佛教徒协会”。1949年获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勋章，1964年获印度亚细亚协会颁发的第一届泰戈尔诞生百年奖。1966年逝世于东京圣路加医院，戒名“也风流庵大拙居士”。铃木大拙作为日本现代著名的禅学思想家，比之同时代的其他日本佛教学者更具有世界性，所以在日本被誉为“世界的禅者”。他一生著述宏丰，撰写了大量有关东方禅学和文化的英文著作，对西方影响颇深。

前言
第一章禅学入门
第二章禅与日本的艺术文化
第三章禅与儒教
第四章禅与武士道
第五章禅与剑道（一）
第六章禅与剑道（二）
第七章禅与俳句
第八章禅与茶道（一）
第九章禅与茶道（二）
第十章利休与其他茶士
第十一章自然之爱

內容試閱：

第三章禅与儒教
　也许看上去有点相矛盾或者是具有讽刺意味，实际上拒绝一切学问和文字重组的禅宗，在日本是鼓励儒教研究的，而且成了推动印刷术发展的动因。因为禅僧们不仅印刷佛教书籍，他们也印刷儒教和神道文学类的书籍。通常认为，镰仓时代（1185—1338）和室町时代（1338—1568）是日本历史上的黑暗时代，但事实未必如此。就在这个时代，禅僧们将中国文化带回了日本，为日后的同化开辟了道路。而且，我们现在所认为的独特的日本文化在这个时期正处于孵化的过程中。例如，俳句、能乐、戏剧、造园、插花、茶道等的起源就可以追溯到这个时期。在此，我想对受禅僧影响的日本儒教的发展情况作一点介绍。当然，在这之前，首先需要简单地讲一讲中国的宋学。
从政治上来讲，宋朝（960—1279）是一个多劫多难的时代。“中华”的存在屡受北方侵扰，后来被迫渡过淮河迁移到淮河以南，最终，于1126年不得不屈从于北方民族的统治。这预示着北宋（960—1126）的灭亡。宋高宗继承皇位，迁都长江以南的临安，建立南宋。而南宋又于1279年遭到蒙古人的侵略而灭亡，元的势力遍布整个中国。但在思想和一般文化领域中，南北宋尤其是南宋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哲学在南方获得了奇迹般的发展。在汉代及其后续王朝期间曾遭受禁锢，并或多或少受到强势的印度思想压制的中国本土思想的冲动，在这个时代尽管处于夷狄政治势力的压迫下，却爆发般地呈现了出来。正确地讲，那应该称之为“中国”哲学的兴起，不仅是原来中国固有的思想，包括所有外来思想在内的一切思想倾向得到了融合，并以中国思想为基础登上了殿堂。宋学可谓是中国思想的精华。
　给予中国思想如此成果卓著的刺激的强有力的原因之一，就是禅宗思想。禅，总是不断地给予刺激并让思想火花迸发出来，因为禅宗无视思想上的上层建筑，而直奔事实的根源。当儒教赋予单纯的仪礼学、世俗的道德实践和各派注释者的文本批判时，可以说它已经处于崩溃和最后灭亡的边缘，已经不再是创造性的思想源泉了。这时，就需要一股新的力量将它唤醒。而另一方面，与儒教相对立的道教由于一直深深地埋藏于世俗、迷信的框架之下，故缺乏为儒教输入新鲜血液的活力。如果禅宗在唐代没有能够触及到中国人的思想深处，那么宋代人也许就不会对自己的哲学燃起新的兴趣，并对其加以改革和发扬光大。几乎所有的宋代思想家，一生中至少有一次隐身于禅林。无论他们是否从寺院中获得了顿悟，他们都必须重新审视在他们自己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他们自己的哲学。宋学便是他们精神冒险的成果，在对佛教和佛教徒的思索方式进行批判的同时，他们也畅饮了以禅这种更容易消化的形式奉献给大家的印度之泉。
　另一方面，禅僧也同样是儒教的学徒。作为中国人，他们原本也只能这样。儒学家与禅匠的唯一区别就是，儒教徒是将自己国家的思想体系作为其哲学基础，而禅僧是固守佛教体系却采用儒教的语言。事实上，禅僧经常使用儒教语言来表达自身经验。两种体系的不同之处在于着重点的不同。禅僧对各种儒教原著作了印度式的注解，这多少带了点理想主义色彩，同时，他们也不反对以儒教的观念对自己的佛典施加注释。
　他们来到日本时，将禅学和儒教这两种学问都带了过来。同样，飘洋过海到中国学习禅宗的日本僧人们在自己回国的行囊中也都装满了禅书及儒教、道教方面的书籍。他们在中国时，师从禅儒兼修的师匠门下，不仅学习了禅，还学习了大量的儒教知识。在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中国有许多禅儒兼修的师匠。
　关于中国的禅与儒教、禅与道教的相互关系，我不想深入细述。我想讲的只是，事实上，禅宗是对以佛教为代表的印度思想的一种中国式的响应，因此，就好像它发展于唐代而兴盛于宋代一样，禅宗只不过是中国人思想倾向的反映。也就是说，禅宗脱离了印度思想的形式，极富实践性和伦理性。从这一点来讲，禅宗带有儒教色彩是有充分的可能性的。但在禅宗史的初期，其哲学是印度式的，即佛教性质的。因为在儒教的传统教义中并无与此相当的内容。这一要素，不知后来的儒学家们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将它体现在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中。换言之，禅宗从儒教中获得了实践性；而儒教通过禅宗教义（虽然从某一点来讲是间接的）吸收了印度式的抽象思维习惯，其结果是，禅宗成功地为孔子一派的教义提供了形而上学的基础。为此，宋代哲学家们极力强调四书在儒教研究中的重要性。对在四书中发现的思想主张，他们精心加工，从而建立起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这自然为禅和儒教之间的和解开辟了道路。
　这样一来，禅僧自然成为佛教徒之外的儒教的宣传者。严格意义上讲，禅宗没有自己的哲学。其教义将焦点置于直觉的经验，这种经验的知识性内容可以由其它思想体系提供，而未必局限于佛教哲学。对于某个解释，如果禅匠们觉得那样更方便，也许他们会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而不必固守传统的解释。禅宗教徒有时是儒教教徒，有时是道教教徒，甚至有时还是神道教教徒；禅的经验也可以通过西方哲学来解释。
　在十四、十五世纪，京都的五山不仅是禅宗书籍、还是儒学书籍的发行所。有些早期的儒、佛书籍，包括十三世纪的，至今还能找到，它们是获得极高评价的东方木制活字印刷品之一。
禅僧们不仅编修、印刷儒教和佛教原典，还编撰普及版，用于那些为了提高知识和文化修养而聚集到寺院的人们。“寺子屋”这一词就是这样流行开来的。寺子屋体制是封建时代唯一的大众教育机构，直到后来1868年的明治维新，才被现代教育体制所代替。
　禅僧的活动并不局限于日本中央地区，地方大名们还聘请他们负责家臣们的教育。他们是儒佛兼修之人，其中萨摩藩（九州西南部地区）的禅僧桂庵（1427—1508）便是最著名的例子之一。他的专业是根据朱子的注释解说四书，当然，由于是禅僧，他也不忘将禅宗与儒教结合起来，极力主张禅宗教义。思想研究是桂庵修炼的指导精神。他还对学徒们讲解了以中国古代统治阶级的伦理布令为内容的五经之一的《春秋》，给萨摩藩留下了深远的精神影响。在远道而来求学的弟子中，岛津日新斋闻名遐迩。虽然桂庵并没有亲自教导过他，但他的母亲和他的老师们与桂庵私交甚密，整个家族都非常尊敬和崇拜这个有学问的僧人。日新斋出生于岛津家族，其长子后来继承了本家，统一了位于日本西南部的萨摩、大隅、日向三州。日新斋的道德影响通过他的儿子在他统治下的封建领土上得到了广泛传播。明治维新之前，日新斋作为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一直深受藩民们的尊敬。
　五山的禅匠中，梦窗国师（1275—1351）、玄慧（1269—1350）、虎关师錬（1278—1346）、中严圆月（1300—1375）、义堂周信（1321—1388）以及其他禅匠们都是按照禅宗精神推动了儒教的研究。皇室和将军们也都效仿这些禅匠，他们热忱地参习禅宗，同时也参加儒学讲座。花园天皇（1308—1317在位）将其行宫（洛西花园）赐于关山国师（1277—1360），而关山国师就是洛西花园妙心寺的开山鼻祖，妙心寺是京都西部临济禅宗最重要的一个分支。天皇认真学习宋学并热心参禅，在这一点上，他远远地超越了浅薄涉猎的境界。他留给皇储的遗训非常有名，是一部体现了天皇聪明才智的文献。身着僧衣，端然结跏趺坐的天皇雕像现在还依然保存在他在世时经常冥想静坐的妙心寺的一间居室内。天皇的《御日记》是部重要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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