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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 朵渔的随笔由诗心引诱，亦备受良心和常识的拷打；他不惧裸露，亦熟悉内敛和曲折，他温情脉脉风度翩翩，亦常常怒拔火枪力斩荆棘……之后，你似乎能感触到一声不那么清晰的叹息，可它却足够足够的重：一如诗的转行，一如诗的换气。
——续小强（诗人）
? 深切的带入感令人难忘，朵渔写到这些文化人物时，往往和人物一起悲喜，于是我们也和他笔下的人物一起悲喜。
——汪小玲（《晶报》“人文正刊”主编）
? 朵渔的写作，有诗情，亦有思想；状写人物命运，善从细部入手，直抵人物内心世界。简洁、流畅的叙事中，不乏作者将心比心的同情与超然。
——帅彥（《南方都市报》副刊编辑）
? 朵渔反对轻浮的、虚荣的、自我感觉良好的写作。出于爱和担当，他写下了这些诚实的、深切的、常怀羞耻感的文字，向我们发出根本性的追问。
——溜溜（诗人，《财经》杂志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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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是一部思想人文和诗学、人物随笔集。
上卷以20世纪西方文学、思想大师为主，状写人物命运，阅微艺术精神，所最为关切者，依然是艺术家与生活世界的对抗、对人性恶的揭发，以及对黑暗时代的启明。其中既有托尔斯泰、伊拉斯谟这样的为人类摘星辰的思想大师，也有卡佛、布考斯基这样的在社会底层打拼与沉沦的性格文人；既有阿伦特、加缪这样的经典文人，也有尼采、巴列霍这样烈火般的诗人思想家。本书思想性与故事性相融合，传记资料扎实，观点鲜明，文风晓畅，真情流露，适合文艺大众阅读。部分文章曾在《财经》《财经LENS》《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晶报》等报刊发表。
下卷为作者十余年来的诗学论文精选，其中既有作者本人的艺术主张，也有作者亲临中国诗歌第一现场的所见所闻、经验与杂感。本辑文字最能体现作者思想与才情，是青年一代在诗学上的最新收获，在70后、80后一代读者中拥有广大的知音。本辑文字多发表于《上海文化》《名作欣赏》《作家杂志》《南方都市报》《今天》等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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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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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渔：独立诗人，专栏作家。1973年出生于山东，199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居天津，写作诗歌、文史随笔、时政专栏，兼及文学批评与研究。曾获华语传媒年度诗人奖、柔刚诗歌奖、《诗建设》诗歌奖、屈原诗歌奖，以及《诗刊》《诗选刊》《星星》等刊物的年度诗人奖。著有《史间道》、《追蝴蝶》（《诗歌与人》专刊）、《意义把我们弄烦了》、《最后的黑暗》、《原乡的诗神》、《我的呼愁》、《说多了就是传奇》等诗集、评论集和文史随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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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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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
我因孱弱而梦想着美德
这始终关乎爱情，没人知道
我的生活无法重复
生活在细节中
恐惧与缪斯轮流值日
人以什么捍卫记忆
忏悔是一件思的事情
永远不可能在极权的灰烬中找到钻石
我们之间的分歧必须保留
大师控
托尔斯泰的忧郁
我代替野兽步入牢笼
相信诗歌的永恒性依然存在
愤怒把一个诗人捣碎成很多诗篇
辛波丝卡：从废墟上开出的花
用爱点燃抒情诗的天空
厌倦所有带来词的人
一个失败主义的大师
老虎?刀子?迷宫
下卷
羞耻的诗学
诗人不应成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为疯子们辩护
诗如何思
何谓“为人生的写作”
他体会过自由，明白善的意义
真理性：论韩东
犹如雷电击碎大海……
飞蛾扑火的仪式
去爱，还是去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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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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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初，阿尔贝?加缪买下了巴黎夫人街29号的一幢房子，把家安了下来，从而结束了长期租房和漂泊的动荡生涯。这里离他工作的伽利玛出版社不远，附近还有一家不错的咖啡馆。加缪喜欢在街角买一份报纸，在咖啡馆静静地坐一会儿，然后再步行去出版社。
这一年，加缪将近37岁，已经是一对双胞胎的父亲。加缪和他的妻子弗朗西娜，以及弗朗西娜的母亲、姐姐住在一起。这让加缪很恼火，“我不是有一位岳母，而是有三位。”但是没办法，弗朗西娜长期处于抑郁之中，她母亲认为女儿离不开她，而弗朗西娜的姐姐克里斯蒂安娜对加缪也很不放心，她觉得艳遇不断的加缪随时可能抛弃自己可怜的妹妹，去跟别的女人厮混。她要做妹妹的守护神。加缪被这样一个六口之家团团围困，感觉都快要爆炸了。他不在乎幸福，他渴望的是伟大。“我总觉得好像是在大海上：身处巨大的幸福中心，却又感觉受到威胁。”他向自己终生挚爱的女友玛丽亚?卡萨雷斯抱怨说，“我脑袋里整天冒出可怕的念头”。
无法在家里安静地工作，这是最折磨加缪的地方。他给自己安排了一间工作室，却难得清静。妻子弗朗西娜弹得一手好钢琴，诗人蓬热曾羡慕地说：“有这样一位出色的音乐家妻子，是一件多棒的事情啊。”加缪却说：“如果你每天都要听上六个小时的巴赫，你就不会这样说了。”为了远离这些深爱他的“家庭禁卫军”，加缪经常离家外出，带上自己的女友，去山里或农村短暂居住。
加缪在他不到30岁那年，就已完成了自己的“荒诞三部曲”：小说《局外人》、随笔《西西弗神话》和话剧《卡里古拉》。“在30岁的年纪，几乎是一夜之间，我尝到了出名的滋味。”加缪说，“现在，我知道它是什么了。根本没什么了不起的。”1947年，长篇小说《鼠疫》出版，两个月售出了五万多册，加缪又大获成功。然而这些成功没能给他带来真正的自由，也无法消除他内心的焦虑。他的结核病也让他觉得自己就要不久于人世，而伟大的作品却还没有写出。他想到托尔斯泰，“他在1863年到1869年之间写出《战争与和平》，也就是35岁到41岁之间。”而加缪已经36岁了，“我看到绝望在逐步逼近”，他必须加紧工作，把大作写出来，才能抵抗这随时会到来的绝境。“……只有工作，只有创作，可以使精神不倒。”为此，他逼迫自己每天在桌子旁坐上10个小时，以便尽快完成他寄予厚望的哲学随笔《反抗者》。
1950年1月，同为肺病患者的乔治?奥威尔逝世，年仅47岁。加缪与这位《1984》的作者从未谋面，但两人同气相求。这更加剧了加缪的焦虑感。1950年，就在加缪思考和写作《反抗者》之际，“争取文化自由大会”在柏林召开，法国的纪德、阿隆、萨特、莫里亚克、布鲁姆，英国的凯斯特勒和罗素，美国的多斯?帕索斯、辛克莱、伯恩海姆，意大利的西洛内等著名左派知识分子都参加了大会。加缪没有参加柏林的会议，但在一份“致自由人的宣言”上签了名。宣言称：“知识分子的自由首先意味着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尤其是在他们与领导人的思想言论出现对立的时候。”加缪还在手记中补充道：“一旦被剥夺了说‘不’的权利，人就会变成奴隶。”这也是加缪写作《反抗者》的题中之义。但整个1950年，加缪都深陷于生活与写作的双重焦虑中难以自拔。他在这一年的日记中写道：“1950年的男人：私通，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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