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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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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是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教育家、学术领导人。他是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国立台湾大学”校长。他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原则影响深远。本书精选了傅斯年关于中国人的品德与中国文化的深层次思考，主要包括六部分：1中国人的品德，2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和政府，3民主与自由，4 事业与人生，5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6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这些文章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和探索人生的读者极具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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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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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教育家、学术领导人。他是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国立台湾大学”校长。他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原则影响深远。傅斯年是胡适的学生，但胡适说他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胡适当年刚进北大担任教授时，就发现有些学生比他的学问好，而他在北大讲中国哲学史之所以没有被学生赶下台，就是因为傅斯年等人在私底下做了他的“保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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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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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中国人的品德
心气薄弱之中国人
中国狗和中国人
天朝——洋奴——万邦协和
一段疯话
随感录
新生活是大家都有一份的
文人的职业
第二篇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和政府
多言的政府
社会的信条
时代与曙光与危机
政府与提倡道德
地方制度改革之感想
公务员的苛捐杂税
政治之机构化
现实政治
盛世危言
第三篇 民主与自由
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
《新潮》发刊旨趣书
去 兵
万恶之原
破 坏
对于中国今日谈哲学者之感念
“五四”二十五年
第四篇 事业与人生
自知与终身之事业
青年的两件事业
青年失业问题
所谓“国医”
再论所谓“国医”
医生看护的职业与道德的勇气
护士职业与女子生活理想
人生问题发端
随 感 录
美感与人生
第五篇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
文学革新申义
怎样做白话文？
中国文艺界之病根
思想和语言——一个文学界说
成文的文学和不成文的文学
译书感言
第六篇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
教育崩溃之原因
教育改革中几个具体事件
改革高等教育中几个问题
再谈几件教育问题
大学研究院设置之讨论
论学校读经
漫谈办学
台湾大学选课制度之商榷
台湾大学与学术研究
大学宿舍问题
“国立”台湾大学第四次校庆演说词
几个教育的理想
中国学校制度之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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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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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气薄弱之中国人
当年顾宁人先生曾有句道理极确、形容极妙的话，说“南方之学者，‘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北方之学者，‘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到了现在，已经二百多年了，这评语仍然是活泼泼的。
我也从《论语》上，找到一句话，可以说是现在一般士流里的刻骨的病，各地方人多半都如此——仔细考究起来，文化开明的地方尤其厉害——就是：“好行小慧。”
什么是大慧，什么是真聪明，本来是句很难解决的话。照最粗浅的道理说，聪明是一种能力，用来作深邃的、精密的、正确的判断，而又含有一种能力，使这判断“见诸行事”。并不是外表的涂饰，并不是似是而非的伎俩。
但是现在中国士流里的现象是怎样？一般的人，只讲究外表的涂饰，只讲究似是而非的伎俩。论到做事，最关切的是应酬。论到求学，最崇尚的是目录的学问，没道理的议论，油滑的文调。“圆通”、“漂亮”、“干才”……一切名词，是大家心里最羡慕的，时时刻刻想学的。他只会“弄鬼”，不知道用他的人性。他觉着天地间一切事情，都可以“弄鬼”得来。只管目前，不管永远；只要敷衍，不问正当解决办法;只要外面光，不要里面实在。到处用偏锋的笔法；到处用浅薄的手段。
本来缺乏作正确判断的能力，又不肯自居于不聪明之列，专作质直的事情，自然要借重“小慧”了。觉得“小慧”可以应付天地间一切事情，无须真聪明，就成了“小慧主义”了。世上所谓聪明人，一百个中，差不多有九十九个是似聪明。似聪明就是“小慧”。惟其似聪明而不是聪明，更不如不聪明的无害了。
何以中国人这样“好行小慧”呢？我自己回答道，“小慧”是心气薄弱的现象；一群人发行小慧，是这群人心气薄弱的证据。中国人心气薄弱，所以“好行小慧”；就他这“好行小慧”，更可断定他心气薄弱。现在世界上进步的事业，哪一件不是一日千里！哪一件不用真聪明、真毅力！哪一件是小慧对付得来的！——可叹这心气薄弱的中国人！
人总要有主义的。没主义，使东风来了西倒，西风来了东倒，南风来了北倒，北风来了南倒。
没主义的不是人，因为人总应有主义的。只有石头、土块、草、木、禽兽、半兽的野蛮人，是没灵性，因而没主义的。
没主义的人不能做事。做一桩事，总要定个目的，有个达这目的的路径。没主义的人，已是随风倒，任水漂，如何定这目的？如何找这路径？既没有独立的身格，自然没有独立的事业了。
没主义的人，不配发议论。议论是非，判断取舍，总要照个标准。主义就是他的标准。去掉主义，什么做他的标准？既然没有独立的心思，自然没有独立的见解了。
我有几个问题要问大家：
（1）中国的政治有主义吗？
（2）中国一次一次的革命，是有主义的革命吗？
（3）中国的政党是有主义的吗？
（4）中国人有主义的有多少？
（5）中国人一切的新组织、新结合，有主义的有多少？
任凭他是什么主义，只要有主义，就比没主义好。就是他的主义是辜汤生、梁巨川、张勋……都可以，总比见风倒的好。
中国人所以这样没主义，仍然是心气薄弱的缘故。可叹这心气薄弱的中国人！
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原载1919年2月1日《新潮》第一卷第二号）
中国狗和中国人
有一天，我见着一位北京警犬学校的人，问他道，“你们训练的狗，单是外国种呢？或是也有中国狗？”他答，“单是外国种的狗。中国狗也很聪明；它的嗅觉有时竟比外国狗还要灵敏，不过太不专心了。教它去探一件事，它每每在半路上，碰着母狗，或者一群狗打架，或者争食物的时候，把它的使命丢开了。所以教不成材。”
我听了这一番话，很有点感触，何以中国狗这样的像中国人呢？不是不聪明，只是缺乏责任心——他俩一样。中国人“小时了了”的很多，大了，几乎人人要沉沦。留学在国外的成绩颇不恶——胡适之先生说，只有犹太人在美国大学的成绩最好，其次便是中国学生；至于真美国人，远不如这两种民族——然而一经回国，所学的都向爪哇国去了。大约也是遇着了母狗，或者加入一群狗打架，或者争食物，所以就把已经觉悟的使命丢掉了。
中国狗和中国人同生在一个地带，一个社会以内：因为受一样环境的支配，和西洋的狗和人比起来，自必有人狗一致的中国派的趋向。和狗有同样的趋向，并不是可羞的事。所不得了者，这趋向偏偏是无责任心。
我以为中国人的无责任心，真要算达于极点了。单独的行动，百人中有九十九个是卑鄙的。为什么呢？卑鄙可以满足他自身肉体的快乐——他只对这个负责任——至于卑鄙而发生的许多恶影响，反正他以为在别人身上，他是对于自己以外的不负责任的，所以不顾了。团体的行动，百人中有九十九是过度的：斗狠起来过度；求的目的便在度之外，手段更是过度的。这可就中国历年的政争证明。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以为虽过度了，于他自己无害；成功了他可抢得很多的一份。失败了人人分一份，他所分的一份也不比别人多，所以不择手段。一人得，或一团体得，而国家失的事，屡屡得见。现在“鱼行”当道固不必说了，就是前几年也有若干溢出轨道的事；若国会的解散，六年临时参议院的召集等等，都是以一团体的利害做前提，而把国家的根本组织打散。我很觉得中国人没有民族的责任心——这就是不怕亡国灭种。我又觉得中国人没有事业的责任心——所以成就的事业极少。没有私立的学校，公立的学校也多半是等于官署；没有有力的工厂；没有不磨的言论机关。一时要做事业，不过预备他交游攘臂的媒介物：一旦求得善价，还是沽出去罢！
中国人所以到了这个地步，不能不说是受历史的支配。专制之下，自然无责任可负；久而久之，自然成遗传性。中国狗所以如此，也是遗传性。中国狗满街走是没有“生活”的。西洋狗是猎物种，当年的日耳曼人就极爱狗，常教狗做事，不专教它跑街，所以责任心不曾忘了。中国人在专制之下，所以才是散沙。西洋人在当年的贵族时代，中流阶级也还有组织，有组织便有生活，有生活便有责任心。中国人没有责任心，也便没有生活。不负责任地活着，自然没有活着的生趣。
我总觉得中国人的民族是灰色的，前途希望很难说。自五四运动以后，我才觉得改造的基本的萌芽露出了。若说这五四运动单是爱国运动，我便不赞一词了：我对这五四运动所以重视的，为它的出发点是直接行动，是唤起公众责任心的运动。我是绝不主张国家主义的人；然而人类生活的发挥，全以责任心为基石。所以五四运动自是今后偌大的一个平民运动的最先一步。
不过这一线光明也很容易烟消云散。若不把“社会性”用心地培植一番——就是使责任心成习惯——恐怕仍是个不熟而落的果子。
前清末年的改造运动，无论它革命也罢，立宪也罢，总有坚苦不拔、蓬蓬勃勃的气象，总算对于民族责任心有透彻的觉悟。民国元二年间更是朝气曈曈。然而一经袁世凯的狂风暴雨，全国人的兽性大发作。官僚武人在那里趁火打劫，青年人便预备着趁火打劫。所以我以为中国人觉悟还算容易，最难的是把这觉悟维持着，发挥去。
我们自己以为是有新思想的人，别人也说我们有新思想。我以为惭愧得很。我们生理上、心理上，驮着二三千年的历史——为遗传性的缘故——又在“中国化”的灰色水里，浸了二十多年，现在住着的，又是神堂，天天必得和庙祝周旋揖让。所以就境界上和习惯上讲去，我们只可说是知道新思想可贵的人，并不是彻底地把新思想代替了旧思想的人。我不曾见过一个能把新思想完全代替了旧思想的人。我们应常常自反，我们若生在皇帝时代，能不能有一定不做官的决心？学生在科举时代，能不能一定不提考篮？能不能有绝俗遗世的魄力？不要和好人比，单和阮嗣宗、李卓吾、袁子才一流败类比，我们有不有他们那样敢于自用的魄力？我们并袁子才的不成才的魄力而亦没有，那么，后人看我们，和我们看前人一样，我们现在腼颜自负的觉悟，不和当年提过考篮而不中秀才的人发生一种“生不逢时”的感情一样么？有什么了不起呢？这感情能造出什么生活来呢？
所以新思想不是即刻能贯彻了的，我们须得改造习惯。
〔原载1919年11月1日《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
《随感录》（六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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