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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当代中国最敢说真话的禁书作家杨继绳+陈桂棣、春桃良心作品大礼包
★习近平说：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李克强说：用制度管权管钱管人，给权力涂上防腐剂、戴上紧箍咒！
★新华社原高级记者、《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中国当代最敢说真话的学者杨继绳先生重磅力作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以“阶层分析”为题的个人专著，后邓小平时代关于社会阶层分析最接地气儿的作品
★ 作者杨继绳为学者+记者型畅销书作家，他的专著影响力相当大，全球铁杆读者数以千万计
★他的调查报告多篇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国务院文件转发全国
★他的调查报告也曾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等人的批示
★他的《邓小平时代》、《三十年河东》、《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在国内外影响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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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在中国官场，为什么会出现“一个高官身后有十几个、几十个女人”，也有“一个女人身后有十几个、几十个高官”这种奇特腐败现象？
★公车改革喊了10多年，试验了近10多年，没有丝毫进展。为什么公车改革推动不了？
★我们成天讲义务教育，但“义务教育”怎么变成了农民的“义务”？
★当一个总人数约1.5亿、掌握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贡献了全国近13的税收、使用着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每年吸纳半数以上新增就业人员的新社会阶层崛起时，是与社会阶层分化相伴而来的矛盾激化的前兆，还是中国社会由传统迈向现代的表征？
★为什么官二代、富二代能比穷二代农二代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根源造就了当前“二代现象”？
★我们社会在不断进步，经济在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可为什么中国人的怨气越来越大？
★在当前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红领”阶层何以成为众多人趋之若鹜的行列？
★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你怎么富？“共同富裕”怎么个共同法？
《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内容简介：
社会是否和谐，最关键的是社会各阶层之间是否和谐。这本书是从社会阶层这一个一个的社会横断面，深入分析中国国情，分析各个阶层面临的问题和阶层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寻求社会和谐的办法。
这本书共18章，大体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在第一部分中，首先介绍了社会分层的一般理论和分层标准，介绍了改革以前中国社会分层的状况，介绍和分析了改革以来影响社会分层的各种因素的变动，接着介绍了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财富、权力和声望在改革以来的变化；第二部分是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介绍了农民、农民工、工人、私有企业主、知识分子、官员、新买办、社会有害阶层八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并且综合成一个社会阶层整体结构模型；第三部分是分析如何促进阶层流动，减少阶层冲突，保证社会和谐与社会安全。
《三十年河东》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杨继绳经历了改革前后中国两种政治经济体制，还有幸对中国三十年改革的整个历程进行了新闻采访和跟踪调查。三十年来，杨继绳除了发表了大量的关于改革的新闻报道以外，还发表了数百篇关于改革的评论。这些评论文章不仅用通俗的文字介绍了有关改革的经济知识，还不时抨击了改革中的问题。改革发表时曾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有的文章还引起高层领导人的重视。《三十年河东》一书分别从银行漫谈、股市浅说、财富流动、财政随笔、宏观经济、企业改革、当代老板等十几个大方面归纳选择了一百余篇评论集成此书奉献给读者。相信读者看了这本书后，不仅会加深对中国改革的了解，也会加深对中国过去和未来的思考。
《调查背后》内容简介：
《中国农民调查》作者陈桂棣、春桃精品重磅力作。
最敢于说真话的作家，最真实淋漓的文字，再现《中国农民调查》精彩篇章。
被翻译成20多个国家语言文字出版的纪实文字，超过1000万册盗版的图书作者。《调查背后》精选了陈桂棣、春桃二位作家最有代表性的6部作品。每一部都是作者直面现实，深入调查，历尽艰辛写成的啼血之作。这些作品曾在国内外荣获过多种奖项，无论其题材的尖锐性、新颖性、重要性，还是其蕴含的社会前沿精神以及公众意识，都堪称新时期中国报告文学第一流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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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杨继绳湖北浠水人。１９６４年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６６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在新华社工作３５年，１９８４年被评为首届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１９９２年评为高级记者。从１９９２年被评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多年兼任中国新闻学院教授，曾在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境外大学多次作过访问学者。在工作期间发表了数以千计的新闻、通讯、特写、调查报告、报告文学等作品，发表了数百篇政治经济评论和学术论文。
他写的调查报告有多篇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中央办公厅文件、国务院文件转发全国，三十多篇被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示，对实际工作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他１９８６年出版的著作《技术商品与技术市场》（１９９０年修订版改名为《技术贸易学》）是国内这一领域的第一本学术专著。他出版的学术专著《邓小平时代》、《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三十年河东》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２００１年从新华社退休后，先后担任《中国改革》等多家杂志的编委、顾问。２００３年加入《炎黄春秋》杂志社任副社长至今。
陈桂棣，男，安徽蚌埠人，国家一级作家，1986年开始职业写作，主要从事报告文学创作，另有长篇小说、散文、电影剧本多部；曾获中国最高文学奖：首届鲁迅文学奖。
春桃，女，湖南醴陵人，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创作涉足小说、电影电视，出版过报告文学及散文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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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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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目 录
第一章社会分层的理论和分层标准
社会平等和社会分层
社会分层的标准
中国改革前后分层标准的变化
第二章身份社会——中国改革前的社会分层
“以阶级斗争为纲”造就的各种政治身份
城乡分割造就的户籍身份
僵化的人事制度造就的干群身份和单位身份
“一大二公”造就的所有制身份
第三章决定分层因素的变动
社会分层和制度密切相关
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身份废除
所有制变化：社会分层的基础重构
市场配置资源：促进原有阶层分化和重组
人民公社解体和户籍制度松动
城市化和产业结构升级
第四章财富地位分层
改革以前的收入分配
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的变化
居民主要收入项目分配状况
对收入差距的分析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大为世界之最
东西部地区居民收入的差距扩大
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
中国的两极：新富和新贫
当今中国最穷的人
第五章权力地位分层
什么是权力
改革以来权力分层的变动
权力商品化
权力网和权力场
第六章声望地位分层
什么是声望
职业声望评价标准的变化
当前中国职业声望状况
第七章队伍最庞大的阶层——农民
改革以前的农民
农民分化的制度基础
农民的分化
农民的收入状况
决定农民收入的宏观经济分析
农民负担
农民与土地
农民的文化生活
农民生活在什么样的组织之中
农村干部
农民的民主意识在增强
农民问题的症结
第八章城乡过渡阶层——农民工
农民工群体的产生
农民工的基本状况
新生代农民工
农民工的收入和生活
割不断的乡情
农民工的贡献和回报不对称
农民工的子女教育
对农民工的管理
农民工的发展趋势
第九章改革阵痛的承受者——工人
工人阶层经历的制度变化
工人阶层的收入状况的新变化
“主人翁”地位的失落
国有企业工人承受了改革的阵痛
私有企业和外资企业里的工人
工人阶层与社会和谐
谁来代表工人的利益？
第十章历史的回归者——私有企业主
在锣鼓声中消灭 在争论声中回归
一个迅速崛起的阶层
他们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他们是怎样发财的？
私有企业主的经营
私有企业主的社会地位
私有企业主的社会关系
中国私有企业主的发展趋势
第十一章忧愤深广的阶层——知识分子
什么是知识分子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职业分布
当代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
人文知识分子的苦闷
传媒知识分子的尴尬
科技知识分子的艰辛
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
第十二章挨骂最多的阶层——官员
中国官员数量：世界之最
廉价政府何处觅？
官员收入的明与暗
官员选拔的正道与邪道
寻租与犯罪
迟到的分化
公务员，职业的官员
官员阶层的发展趋势
第十三章他们还背着历史“黑锅”——当代新买办
这个群体的状况
他们能挣多少钱？
他们是怎样进入这个群体的？
怎样看待他们的工作？
他们有什么特别之处？
第十四章社会有害群体
中国有多少罪犯？
吸毒者
卖淫者
有组织犯罪
第十五章中国当代阶层结构：一个综合体
中国当代社会阶层结构模型
中国当前阶层结构的特点
中国阶层结构的发展趋势
第十六章“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社会地位的继承和流动
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状况
社会阶层流动的障碍
社会阶层出现固化现象
第十七章阶级意识和阶级冲突
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
中国当代阶层的阶级意识
阶层冲突与社会安全
第十八章愿各阶层和谐相处
要确立新的稳定机制
救助底层，制约上层
搞好社会再分配，减弱不平等程度
制衡权力驾驭资本
《三十年河东》
银行漫谈
夹缝中的财神爷
挤兑风波和银行“信用”
从柜坊到钱庄，经营货币的商店
货币不会自己管理自己
央行“工具箱”里的三大“法宝”
借债还钱竟成了金融改革的关键
银行家的心
居民储蓄：多彩的棱镜
RTC不是魔术师
从另一个角度看非法集资
股市随笔
且看蝴蝶在跳舞
向国有企业倾斜是中国股市的病根
把鸡蛋放在哪个筐里
看安然事件，想中国股市
多在分母上做文章
谁为数万亿元买单？
财富流动
平均分配也是一种不公平
从熵的基尼系数说起
“胡雪岩热”的背后
当代“红顶商人”
财政漫谈
若无远虑，必有近忧
国债这块大蛋糕能吃多久
凯恩斯水土不服
何时欢送凯恩斯
中国财政：提高“两个比重”要慎行
凯恩斯依赖症
宏观经济
上游干涸，下游泛滥
跷跷板，两头翘
谁来解开生死结？
北方怕热，南方怕冷
话说“软着陆”
经济“大三角”透视
经济增长要有“限速器”
鞋帮鞋底同时破
市场，市场
市场，魂兮归来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效率最高的经济体制
平等和效率的适度选择
权力不能进入市场
发展市场经济，防止拜金主义
权力市场经济的教训
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
“权力市场经济”中的不公平交易
对外开放
围墙，围墙，围墙
用好外资，也要用好内资
立足内需也要放眼世界
全球化不是霸权全球化
用对内开放迎接对外开放
弱势群体看汇率
两队“外国人”在中国舞台上打架
经济与社会
从“全民皆师”所想到的
按劳分配，难道是皇帝的新衣？
交通启示录
提高城市的厂商控制力
小政府，强政府
私人轿车：无可奈何的选择
歌厅酒楼，一掷千金何处来？
机制泛谈
首钢，还首都以绿色！
不能以民生代替民主
阶层和谐是社会和谐的根本
大声呼唤教育公正
媒体怎样丧失公正
企业改革
依靠产品打天下
谁来解开“九连环”？
厂长应当是商人
麦当劳、饺子和汽车
“三不”启示录：用现代信用规范企业关系
国有企业的病态：过度行政干预和“内部人控制”并存
品牌不是空手道
企业管理还是管理企业？
“拿了不该拿的”和“该拿的没让拿”
沉重的脚印：中国企业家五十年
关注企业的社会资本
买不断，管还乱
鄂尔多斯羊绒集团公司民有化过程剖析
当代老板
为民有经济正名
九十年代新老板
历史的旋梯：中国民有经济的沉重轨迹
成也家族，败也家族
不当“流星”，也不要当“明星”
中国私有企业的道德偏差
改革回眸
特色，在历史合力的延长线上
篱笆、利益与体制
艾哈德童话
改革也有“鸡和蛋”的哲理
两个28年之后
集体世袭和不公平交易
谨防权力和资本成为统治中国的暴君
住房改革：永远吃不完的“最后晚餐”
不应当忘却的故事
知识经济
技术应当如何引进
工业技术进步的动力和阻力
一个“主意”值多少钱
高技术未必高效益
不能把知识都装进经济这个“篮子”
反一下知识经济的潮流
“知识”要怎样进入“经济”
让发明家暴富
“资本家”解雇“知本家”
人才，人才
怀才不遇与自用其才
学历．知识．才能．贡献
绝顶聪明和绝顶愚蠢
用人的着眼点放在哪里
腾出脑袋，用于创造
也谈“红道”“黄道”和“黑道”
“人以文名”和“文以人名”
经济学的左道旁门
奏折经济学
论证经济学
舶来经济学
地图经济学
诠释经济学
显学的危机
“经济人假设”和“经济人”现实
熵与社会
所有科学的第一定律
以最少的消费获取最大的幸福
经济指导思想的革命
愚蠢地“向地球开战”
愿社会稳定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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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第十二章挨骂最多的阶层——官员
官员，也被称为干部。改革前干部由五部分人组成：党政干部；军队干部；社会团体和群众团体干部；事业单位干部；企业单位干部。改革以后，这支队伍逐渐发生变化。但变化速度和其他阶层相比，显得缓慢得多，
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的交织，群众中常有怨言。“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骂谁的娘？骂官员的娘。再加上愈演愈烈的官场腐败，群众骂官的就更多了。因为官员是国家的管理者，承担着重大的社会责任。一个人一旦走上了领导岗位，他就成了公众人物，他就要受到广泛的批评和指摘。在社会转轨时期，社会矛盾较多，人们的意见也不一致，官员受批评指摘就会更多一些。所以说，官员阶层是当今挨骂最多的阶层。
中国官员数量：世界之最
如果有人愿意排“世界之最”的话，中国官员的数量恐怕会列入“世界之最”的。有人说，在北京西单十字路口，每一瞬间就有三四个地、师级干部、十几个县、团级干部通过。这并不言过其实。
实行改革开放以后，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中国进行了五次机构改革。每一次都有精简机构、压缩冗员的目的，但是，事与愿违，机构越改越臃肿，冗员越压越膨胀。形成了膨胀——压缩——再膨胀的螺旋式扩张。在这螺旋式扩张的链条中，后一次扩张比前一次扩张数量更大，势头更猛；后一次压缩比前一次压缩更为困难，更为无力。
表12-1 近30年来党政机关人数的变化情况：（单位：万人）[1]
年代
1966
1979
1981
1982
1983
1984
1987
1988
1989
1996
2000
人数
199.5
292.12
330.19
321.95
327.27
371.4
508.97
525.58
543.5
1037.6
1061.6
从表12-1列出的党政系统干部人数变化的趋势来看，其膨胀呈加速之势：1966年到1979年13年间增长46.4%，平均每年增长2.98%；1979年到1989，10年间增长86.1%，平均每年增长6.41%；1989年到2000年11年间增长了95.3%，平均每年增长7.60%。据国家统计局数字，2008年年底，党政机关工作人员1249.7万人（其中，中国共产党机关56.4万人，国家机构1193.3万人）。另外还有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9.3万人，群众团体23万人。
每次改革后，政府机构和人员能够很快回弹，主要是行政机关内部人控制的问题，机构设置与职能变更，行政人员有很大的权力，行政机关自己就可以确定，而不需要立法机关的约束，没有外部的约束力量。
1998年那次国家机构改革是力度最大的一次，当时宣称，中央各部委办直属局的公务员从1997年的3.4万人减少到1.7万人，国务院编制人员减少了47.5%。2003年年底，中国公务员总数为653.6万人。实际上，1998年那次改革，把中央部门的一些工作机构由行政编制改为事业编制，如各部委的信息中心、研究中心等，本来是为领导决策服务的机构，多年来一直是行政编制，从1993年以后逐渐划为事业编制。所以，在国家党政机关里，除了653.6万公务员以外，还有400多万从事党政工作的事业编制的工作人员，他们照样吃“皇粮”，是“准公务员”。1998年那次说是精简了多少人，但从财政上看，行政开支并没有随人员的减少而减少，反而比原来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除了与党政机关的工作相关的事业单位以外，中国还有大量的事业单位，职工人数2871万人[2]。
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共4000万人，这些人需要财政供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按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的标准计算，我国“吃皇粮”的人数达7000万人，18个老百姓供养一个官员。
上述数字还不是中国干部人数的全部。财政分灶吃饭以后，地方有了经济自主权，他们就用自有资金开支干部，称为“自定编制”或“自费干部”，这些干部不在上述统计数字之内。在统计数字之外还有“借调干部”。他们是从企业借到机关工作的，由企业开工资、在机关从事干部的工作。2005年9月，我到甘肃通渭县采访得知，这个县的义岗镇，总共有人口2100人，除了有镇干部82人，另有临时工勤人员7人和治安联防队员3名，这10人不在编制之内，但还需要镇财政掏钱开工资。现在这个镇的工作人员相当于人民公社时期的3.5倍。
值得注意的是，在干部队伍的扩张中，领导干部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一般干部的增长速度。1996年我到湖南省采访得知，94万人的安化县有地市级干部3人，县、团级干部100多人，科、局级干部1500多人，一般干部500多人。当地一位政协委员在我主持的座谈会上说：“干部队伍像一盘军棋，除了挖地雷的几个工兵外，全是当官的。”有些单位领导人过多，常为排位子、分物资、坐车子、住房子闹矛盾。一把手为排列副职的先后顺序大伤脑筋，只好列名单时把老张排在前，开会时让老李坐在前，作报告时让老王讲在前。
上述领导干部的数字还不包括“相当于×级干部”和“享受×级干部待遇”的人数。如果包括这些人，则两倍于现职领导干部的人数。
官员太多的直接原因是机构的裂变。机构多了，官员自然就多了。而机构裂变的原因之一又是官员太多，“因神设庙”的情况是比较普遍的。官员太多和机构裂变互为因果。
多年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机关中，要求提高机构的级别成了不可阻挡的潮流。股级升为科级，科级升为副处级，处级升为副厅级……机构一升格，该机构的领导干部的工资、级别以及各种待遇也随之水涨船高。由于要求机构升格的势头很猛、编制管理部门处于“众人推门一人顶”的被动地位。1998年那次机构改革中，一批原来是副部级的机构升格为正部级。各省也将这类机构由副厅级升为正厅级。
机构重叠，职能相似，同类的工作分几个部门管，有名有利的工作都说是属自己的管辖范围，费力不讨好的工作都推给别的部门。有些县里，管农业的有农经委、农业局、农业区划办、农村能源办、多种经营办、棉花办、烟叶办多家职能交叉的机构。县农业局内设机构又和其他部门内设机构重叠。例如，农业局有多种经营股，县政府又设有多种经营办公室，这些职能相同的部门经常扯皮，因部门间的矛盾常在工作中“使绊子”“设卡子”，我干不了，也不让你干好。基层单位面对多家意见不一致的“婆婆”左右为难，叫苦不迭。
为了解决职能相似、级别相同的部门之间的扯皮问题，又不得不在这些部门之上再设一个协调机构，进一步使官员增多。
机构多、官员多，为基层增加了很多麻烦。办一件事跑几十个部门、盖几十个图章成了常规。再加上机构之间的扯皮、推诿，很多事情难以办成。高一级的首长为了办成一件事，不得不摆脱常规工作程序，亲自“拍板定案”。既然有首长“亲自拍板”这条路子，基层单位就千方百计地找关系、走后门，直接请首长“批示”。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事情越难办就越找关系；越找关系工作程序就越混乱，事情就越难办。
既然直接找首长成了办成事情的有效途径，那么，和首长有特殊关系的人就可以派上特殊的用场了。于是，一些跟班、司机、秘书、子弟、情人被推上了领导位置。官员多了，是否比过去清闲了？不见得。官员一多，他们相互之间“制造”了很多工作。在一件事由一个部门干的时候，就不必下文件、开会。现在一件事情由若干个单位干，相互之间的文件就多了起来，会议也就多了。据某市不完全统计，仅1997年1月至6月，召开的有市级领导参加的会议达400多次，出席会议的领导干部达1000多人次。20个部委和临时机构印发的内刊、简报、信息资料总计超过100种，最多的部门达6种。某省抽样调查表明，省地县领导干部，每年有三分之一时间“泡”在会海里，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每天收到的文件资料不下10万字。一个单位的副职越多，这个单位的职能就越分散，每一个副职都不能做主。于是，上级开会要决定事情就得指名第一把手参加。但是，第一把手没有“分身法”，他只好多设副职，代他去开会。参加会议的人做不了主，回来后还要开会传达、研究，再向上级打报告。
每一种机构都应当是为了完成一种社会职能而设立的，它的人员应当为这一社会职能而工作。但是，人员太多，就需要一批人为机构本身自我服务，这批人并不是为社会职能而工作的。据估计，各机关自我服务的人员占三分之一以上。90年代以来，有些事业单位还要自己赚钱养自己，一些单位有三部分人：一是执行这个单位所承担的社会职能的人；二是后勤保障人员；三是经营人员，靠他们赚钱养活前两部分人。由于赚钱最重要，经营人员的队伍很庞大，真正承担社会职能的人不到三分之一。
机构重叠、文牍如山，基层情况经过层层筛选、加工以后，传到上层后大部分失真或过时。于是一些有事业心的领导人就深入基层、直接调查研究，检查工作。但是，省里干部下去，地市干部陪同，到了县里，县级干部也跟着陪同，到了乡镇，上头来的人已经阵容很庞大了。一个干部下去，像滚雪球一样，陪同的人越来越多，他被陪同的人包围起来了，哪里能接触群众？上面的部门多，今天来这个，明天来那个，都得陪同，都得汇报，都得盛情接待，闹得基层叫苦不迭。
廉价政府何处觅？
100多年以前，马克思在热情地讴歌巴黎公社时，兴奋地称赞公社真正地建立了“廉价政府”，减轻了人民的负担。现在，由于机构的裂变和冗员过多，政府越来越“昂贵”了。
财政供养人员过多，公务消费支出过大，购买和维修汽车、买手机等等的支出越来越庞大，国家行政管理费连年大幅度增加，维持行政运转的成本越来越高。
表12-2 国家行政管理费支出情况（单位：亿元）[3]
年代
1976~
19801981~
19851986~
19901991~
19952000
2003
2004
2005
2008
1.行政管理费用支出
280.06
587.41
1520.66
3355.09
1787.58
3437.7
4064.1
4811.8
14096.4
2.国家财政总支出
5282.44
7483.18
2865.67
24387.46
15886.50
24649.9
28360.8
33708.1
62592.66
12（％）
5.30
7.85
11.82
13.75
11.25
13.95
14.33
14.27
22.52
3.国家财政总收入
5089.61
7402.75
12280.60
22442.10
13395.23
21715.3
26355.9
31628.0
61330.35
注：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包括：行政管理支出，党派团体补助支出，外交支出、公安安全支出，法院支出和公检办案费用补助。不包括国防支出。2008年国家统计局公布“一般公共服务支出”9795.92亿元，外交支出240.72亿元，公共安全支出4059.76亿元，以上几项共计14096.4亿元。没有公布法院支出和公检办案费用。
1993年以前，财政收入中包括债务收入。从2000年起，财政支出中包括国内外债务利息支出，如果在15886.50亿中扣除累计内外债的利息，则行政管理费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在12.5%左右。
从表12-2可以看出，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逐年增加，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也逐年增加。有专家指出，中国各类管理机关自身开支占年度财政支出至少要在30%以上[4]。
上述数字不是行政管理费的全部，仅靠这部分行政管理费是远远不够的。各级政权还得搞各种名目的“创收”。什么叫“创收”？就是利用行政权力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这“三乱”已经成为一大社会公害。国家曾三令五申，采取种种措施治理“三乱”，但越治越严重。2003年以后，国家实行了“费改税”，提高税收，取消收费。其实，“三乱”是官员太多的必然结果，治标不治本自然收不到效果。
人员增多以后，不仅仅是行政经费的增加。办公用房、汽车增加的速度也是惊人的。办公楼建设不是出自行政管理费，汽车也有一部分不是出自行政管理费。北方某大城市文革前党政机关只有一栋楼房，现在市委、市政府、人大常委、政协都分别盖起了很有气派的大楼。现在办公用房的面积比20年前增加了十多倍，但还嫌不够用，不少处室花高价在外边租房办公。
前财政部长刘仲藜曾说过，令他头疼的事情有三件：人、车、会。官太多，会太多。车，主要是轿车。中央国家机关主管公务小汽车的部门明文规定：正部级和常务副部级配专车，其余副部级干部一律实行保证用车。所谓保证用车就是不设专车，只要用车，机关公共车队必须派车。实际上，北京的局级干部、地方的科级干部都有专车。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就有一个统计数字：当时有350万辆公务用车，每年耗费3000亿人民币，这些公车消耗远远高于国家财政对国防、科研、农业、公共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投入，也足以再建三个三峡工程。所以，1996年就提出了公车改革的问题。1998年国家就正式推动公车改革。但是，公车改革喊了10多年，试验了近10多年，没有丝毫进展，到新世纪，公车继续大量增加，2005年我国公车轿车保有量超过了500万辆，每年为此消耗超5000亿元。这些钱足以解决医疗、教育、低收入保障方面的问题。为什么公车改革推动不了？主要是触动了乘车官员的利益。公车改不动是因为“公权”没有改革。
据公路运输企业财务分析显示，轿车每万公里的运输成本为8215.40元，而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轿车的运输成本为50361元，相当于运输企业的6.13倍。而运输效率，5辆公车才相当于一辆出租轿车[5]。为什么公车成本这么高？这是因为，公车私用已成为普遍现象。公务轿车只有13用于公务，13被官员家庭私用，13被司机私用。钓鱼打猎，假日郊游，接夫人送孩子、购物访友、应酬私情，都是用公车。公车变成了个人财产，司机变成了官员的家庭服务员。司机是最了解某些官员不法活动的人，虽然是家庭服务员，但不能得罪他，给官员开车得到的好处是不少的。只要不影响自己用车，司机以车谋私，官员是不管的。特别是那些有劣迹的官员，有把柄抓在司机手里，给他开了几年车以后，不得不给司机安排一个满意的肥缺。最新调查表明，官员的司机是中国当代重要的犯罪群体之一，贪官的非法活动常常有他的司机参与[6]。
官员收入的明与暗
官员的工资是有明文规定的。不同的级别有不同的工资。每个级别有一个最低工资，随着任职年限增长而逐步提高，但有一个最高限。
官员的工资有多高？我手边正好有一张跨世纪时期中央直属事业单位不同等级官员工资表，现提供读者参考。见表12-3：
表12-3 职员职务等级工资标准表[7]
单位：元月
职员等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一级职员
968
1043
1118
1193
1285
1377
1469
1561
1653
1745
二级职员
711
767
823
879
950
1021
1092
1163
1234
1305
1376
三级职员
496
538
580
622
673
724
775
826
877
928
979
1030
1081
四级职员
392
419
446
473
500
535
570
605
640
675
710
745
780
815
850
五级职员
351
370
389
408
427
452
477
502
527
552
577
602
627
652
六级职员
322
337
352
367
382
401
420
439
458
477
496
515
534
553
表中这个工资标准已经过时。进入21世纪以后，干部的工资大幅度提高。2004年北京市的月薪标准是“三五八一”，即科级3000元，处级5000元，局级8000元，省部级10000元。其他不少省也仿照北京的标准。除了工资高而且十分稳定以外，领导干部在很多方面有一般人得不到的好处，如住房、用车、医疗、公务消费等。这些好处一般人用钱也是很难买到的。
不同级别的官员住房标准不同。领导干部比一般干部住得宽敞、舒适得多。表12-4是2000年内部掌握的标准：
表12-4 不同级别官员的住房标准：（单位：平方米）
级别
一般干部
科级
副处级
正处级
副局级
正局级
副部级
正部级
住房标准
60~70
70~80
80~90
90~100
105~120
120~140
190~220
220~250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北京很多单位没有达到这个表中的标准。1998年以后，因要停止福利性分房，各部门加紧“最后的晚餐”，中央及中央直属单位的干部一般都达到了这个标准的上限。省、地、市远远超过了这个标准。有些地级市、县级市为市长们建起了一幢幢的小楼，被群众称为“官街”。改革以前，房子是公有的，按行政级别配给，级别越高，面积越大。轮到工人，只有破旧的小平房。那时也要收房租，但租金很低，连维修费也远远不够。房租低，是因为国家财政给了补贴。住房者以少交房租的方式得到了这一份补贴。例如，住100平方米的家庭本应付1000元房租，实际只付50元，这就等于得到了950元的收入。行政级别越高的人，得到的房租补贴收入越多。普通工人这方面的收入就很少了。改革前，分房是一种很重要的福利，所以称为“福利性分房”。
1998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号文件）规定，1998年7月30日停止福利性分房，全面实行住宅商品化。各地将公有住宅一次性地卖给住户。卖给住户的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格。1998年北京市中心区大约6000多元1平米，卖给住户的价格是1450元，每平米差价4550元。如果住120平米，差价就是54.6万元，比他一辈子的工资收入还要多。在北京以外的城镇，卖房的价格更低，差价更大。1998年7月1日以后，老百姓的住房的确是商品化了，父母把终生的积蓄给子女买房；父母没有能力的，年轻人身负银行巨债，成了“房奴”。买房成了老百姓最沉重的负担。而官员呢？“计划经济的最后晚餐”永远吃不完！
2008年到2009年就在我家附近步行所及的地方，如北京西客站南、广安门外一带，一片又一片的新住宅区拔地而起。有中直机关的，有国务院机关的，这些高档新住宅市场价每平米两万元，而按“经济适用房”的价格（4000多元）卖给公务员。一名局级干部买一套180平米的房子（本来局级干部的住房标准是120~140平米，现在也放宽了），可以得到近100万元的差价！“经济适用房”是卖给低收入家庭的，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没想到，党政官员都取得了买经济适用房的资格。这一情况我写了文章发表后[8]，引起了很强烈的反映。其实，我所看到的，只是很小的一个局部。
在交通方面，北京有些单位的局级干部还有专车。到地方，用专车的干部就更多了。
医疗方面，局以上的官员享受保健，不仅医药费全报销，还有水平较高的医生和好的医疗条件，看病不用像老百姓那样一次又一次地排队。医疗改革后，老百姓中有49%的人有病不去医院；29%的人应该住院却不住院，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几乎得不到任何医疗保障。而高级干部的医疗条件却在不断提高。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指出：国家投入的卫生费用只为20%的人提供卫生服务，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的80%仅为850万党政干部享受，其中，50万人又享受了这些80%中的50%。也就是说，50万人享受了国家整个医疗费的40%。
此外，中国官员的“职务消费”很高。所谓“职务消费”除了公务用车等以外，主要是指他因公出差、出国或到下面检查工作时的各种待遇。如乘公务舱、住五星级宾馆、吃豪华宴席、公费旅游等。
中国官员的工资也不是他们收入的全部，甚至不是主要部分。他们抽的烟一般是“中华”“红塔山”“三五”，他们的工资连抽烟也不够。为公司开业剪彩，为商店题写匾牌，都有数量不小的酬金。逢年过节、婚丧嫁娶，生病住院，都会有人送礼。下面求他办事还会给“活动费”。中国官员的灰色收入是谁也说不清的。发生在哈尔滨的一宗案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灰色收入”。
1995年12月，原哈尔滨市常务副市长朱胜文被揭露，从他家中搜出钱物共计人民币200多万元。在审查他的时候，他写了一篇《关于我的灰色收入》，声称所有的贵重物品和钱财都是开业典礼、过年过节、各种庆典给的礼金和活动费，他认为这些虽然不是工资之类的正常收入，但也不是违法的，应算灰色收入。朱胜文住过几次医院，其间，很多人看他，有送花篮的，有送水果的，绝大多数是送钱，计有30多万元，朱胜文在被揭发出来以前被认为是一名好干部，被判刑后跳楼自杀还有不少人同情。2001年，安徽省一位新到任的县委书记，因脚扭伤住院几天就收到下面送给他的几十万元现金。他不敢收，也不能退，只好交给县财政。在有些地方，逢年过节，下级要给上级送红包（现在都用卡）。科长给局长送，局长拿出一部分给县委书记送，金字塔的底下层层向上送，在金字塔上面的人，就收到一笔不小的数目。除了下级官员送以外，私营企业主还得送。
在群众心目中，官员是高收入阶层。官员的利益是明显的，在利益差别的推动下，工农群众想挤进干部队伍，一般干部想挤进官员队伍，低级官员又千方百计地向高层次进军。2005年的另一项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7000多名应届大学毕业生中，选择政府机关的占37.6%，排名第一。2005年11月26日，2006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开考。据人事部统计，全国有36.5万人参加这次考试，人数比上一年增加了47%。这次共有10282个岗位，平均每个岗位有35个人竞争，个别岗位竞争者超过2000人。2009年，公务员招考确认参加笔试的人数为104万人，每一岗位平均报考人数为85人，比例最高的岗位是4080比1[9]。
由于官员收入不透明，使得一些贪官在“灰色”中得到保护，一些清廉的官员也蒙受舆论的压力。所以，实行《财产申报法》已成为各方面的呼声。所有的公职人员必须对其拥有的财产的状况，包括财产的数量、来源、增减等情况向国家监督机关定期作出书面报告。人们称这个法律为“阳光法”，这个法律已在酝酿之中。在这个法律出台之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曾在1988年做出惩治贪污贿赂的补充规定，设立了一个新罪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1995年4月30日，国家颁布实施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但是，在登记时，由干部们自己任意填报，所报的收入数仅是他们真正收入的一部分，这种收入申报徒有形式。
改革开放以后废除了干部终身制。但是，级别高的领导干部，职务不终身，待遇却是终身的。国家副部级以上的干部退休了，还继续拥有退休前的汽车、司机，直到逝世。上行下效，到地县级，退下来的主要领导人，继续享受原来的待遇。本书作者2009年到北方某大省一个地级市开会，得知市委“四大班子”（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的一把手退休后还有办公室、汽车。他们年纪大了很少出去，司机闲得无聊，老领导过马路理发也急忙出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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