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三论》收录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高友工教授和康奈尔大学梅祖麟教授合作的三篇论文：Tu Fu’s “Autumn
Meditations”: An Exercise in Linguistic Criticis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28, 1968；Syntax, Diction, and Imagery in
T’ang Poetry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31,
1971；Meaning, Metaphor, and Allusion in T’ang Poetry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38, 1978
。最初的中文译本名为《唐诗的魅力》，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转眼之间，二十五年已经过去了。
本书的翻译出版，缘自笔者当初负笈南开大学时，师从叶嘉莹先生的那段难忘际会。是叶先生的耳提面命，使当初那个蒙沌初开的后生小子有幸接触到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理论；又是叶先生的穿针引线，和高友工、梅祖麟二先生的慨然应允，使得译者少年轻狂的冒昧唐突成就了一段回味久长的学术梦想。这次出版社打算重新出版高友工、梅祖麟先生著作时，据说又是承蒙高、梅先生错爱，充分肯定了译者当年青涩的译文，并再次提供版权使用。出版方又经叶先生的介绍，颇费周折地联系到译者，促成了本书时隔四分之一世纪之后的重新面世。一本学术著作，居然牵扯出太平洋两岸三位学术前辈和一个晚辈后学的如此因缘，说来不禁让人感慨系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激情洋溢的时期，学术思想也十分活跃。随着国门的开启和禁锢的破除，各种各样的西方学术思潮涌入国内，令人应接不暇，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批评理论就是其中的重要一支。这一理论学派与雅各布森（R．Jakobson）、索绪尔（F．Saussure）、列维-施特劳斯（Lévi-Strauss）这些著名西方学者的名字紧密联系，他们主张把文学批评的焦点锁定在文本的语言形式上，认为作品的形式因素（语言结构、修辞、音律等）不仅是表达内容的工具，其本身也在参与内容的构成。于是，对作品各项形式因素的分析就成为至关重要的研究任务。
在服膺了多年的社会学批评之后，这种过去常被指斥为“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不仅让人耳目一新，而且别有一番滋味。由于汉语是单音节的语言结构，词汇的丰富和词义的复杂，语序对意义的构成具有重要影响。这对于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批评来说，是难得的解剖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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