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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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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雷蒙·阿隆被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称呼为“我的老师”。阿隆的这本访谈录，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当如何对社会与政治上的种种现象与问题进行介入，知识分子被誉为社会的良心，而不是利益集团的发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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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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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的旁观者》是以“口述史”的形式回顾了法国50年的政治事件和思想演变历程，是阿隆的自画像，也是法国同代知识分子的群体画像。由于对话者分属1933年代和1968年5月运动两个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经历、阅历和政治倾向不同，又都能言善辩，读起来更加生动、惟妙惟肖，或许更能反映其人其事的真实面貌。与《阿隆回忆录》形式各异，互为补充，相映成趣。这两本以不同形式发表的阿隆回忆录在法国和外国均一版再版，读者兴趣经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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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1905年3月14日－1983年10月17日）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政治学家以批判左派法国思想家萨特闻名。被法国解放报誉为“法国人的教师".80年代法国学术和政治思想的理论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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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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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前言
引言
第一部 动荡中的法兰西
第一章 30年代的一个知识青年
一、从1928年的乌尔姆街到1933年的柏林
二、人民阵线：左派喜欢拿自己的失败庆功
三、法国的衰落
第二章 黑暗的年代：1940-1945年
一、动身去伦敦
二、戴高乐与贝当
三、大屠杀
第三章 解放时期的失望
一、重建法国
二、政治病毒
三、雅尔塔，瓜分世界的传说
第二部 民主制与极权主义
第一章 大分裂：1947-1956年
一、谁打赢了冷战？
二、在法兰西人民联盟中
三、知识分子的鸦片
第二章 非殖民地化
一、阿尔及利亚悲剧
二、戴高乐与非殖民地化
三、知识分子与反对殖民主义
第三章 各民族间的和平与战争
一、关于核战争的思考
二、经济增长与意识形态对立
三、戴高乐，以色列和犹太人
第三部 自由与理性
第一章 永恒的和变化中的左派
一、1968年5月运动
二、水中捞月
第二章 帝国的冲击
一、缓和的幻想
二、美利坚帝国的衰落
三、中国与
第三世界
四、人权不能成为一种政策
五、衰落的欧洲
第三章 介入的旁观者
一、著作的同一性
二、新闻评论家与大学教授
三、政治选择
四、价值观
结语
附录 雷蒙·阿隆著作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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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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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动荡中的法兰西
第一章 30年代的一个知识青年
一、从1928年的乌尔姆街到1933年的柏林
多米尼克·沃尔顿（以下简称：沃）：1924年至1928年，您在高等师范学校。您的朋友是让-保罗·萨特和保罗·尼赞（Paul
Nizan）。你们在学校接受的是什么教育？
雷蒙·阿隆（以下简称：阿）：双重的。首先是受到同学和优秀知识圈子的教育，我认为，这种教育是出类拔萃的。接着，我学哲学，至少像大家讲的，学“有关哲学的”的东西。当时，两位教授对我有一定影响。一位是阿兰（Alain），他不是高师的教授，而是亨利第四中学的一位名士派教授。我不时到亨利第四中学找他，陪伴他走路回家，他家住雷恩街。另一位是布伦施维希克（Brunschvicg）。他们两位年龄差不多，互相也相当尊敬。阿兰对“索邦一伙”和哲学教授有点恼火，这些人在战争时期曾经主张，为了胜利，血战到底。阿兰参加打仗，同时又反战，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你们提到的萨特和尼赞，确实大名鼎鼎。但我在师范学校还有其他许多同学,如拉加什（Lagache）、康居朗（Canguilhem）、马胡（Marrou）！这个圈子太优秀了，我后来经历过的其他任何圈子都比不上，可以说，我对高师有点恋恋不舍。我始终认为，这里的男青年比20至25岁年龄段的其他男青年更聪明、更开放。萨特，20岁，对“重要人物”就反感。但他，也许还有我，我们都在人生旅途的半途中变成了重要人物！
让-路易·米西卡（以下简称：米）：高师有哪些重要的知识分子流派？
阿：有“塔拉派”，意思是“上教堂做弥撒”，即天主教信徒。人数最多的是左派，社会主义者。我嘛，曾经是朦胧的社会主义者。我们身上最强烈的情绪可能是反战吧，也就是和平主义。我是个激情的和平主义者，用造反的方式反对战争本身，也反对孩提时代目睹的那种战争方式。我9岁的时候，战争爆发，13岁时战争结束。过后，我对自己讲，今后，任何时候我都不会容忍这种战争，或者说，任何时候我也不会同情民族的苦难。当时我有个感觉，儿童的自私自利是可怕的。我既然是爱国者，我就要竭尽全力反对战争。战争期间，我10岁、11岁，我想当军官，小小的军官！我写了几篇歌颂小军官伟大精神的作文。几年以后，当我开始思考的时候，当我进入哲学班的时候，一下子就乱套了，全都变了。经过3个月的考虑，我决定一辈子搞哲学！怎么说呢？同其他所有课程相比，我被哲学班改变了面目。你问其他课程指的是什么？文学，拉丁语，希腊语，算术或数学！我多少也有点兴趣，但说心里话，我更喜欢的是骑脚踏车和打网球……
沃：您是一个网球高手？
阿：对，但我要强调，如果说我是个好学生，到那时为止，主要是出于自命不凡，我看，是出于一个相当可鄙的动机，想争第一名。但是，上过哲学课，我就不想当第一名了，我想当个哲学家；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在高师，当然我继续攻读哲学，但不够努力。接着，我用了整整一年时间攻读康德，是为了毕业证书。研究了布伦施维希克，他给人指出了伟大哲学的含义，也让你失去深入研究这些哲学的勇气。
沃：您认为，您所接受的教育为您学会认识世界做了准备吗？
阿：为不能认识世界做了准备。在“哲学”的名义下讲授了什么呢？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和其他学术大家。几乎没有讲马克思，除非作为社会学家提到几句。没有人讲后康德学派，或只是点到为止。也没有讲黑格尔。讲了认识论，研讨过数学或物理学，但没有政治哲学课。我在巴黎大学或高师时，从来没听说过托克维尔的名字！
米：马克斯·韦伯呢？
阿：当然没有。马克斯·韦伯是以后的事了，这才算得上名副其实的教育。我在高师4年当中所受的教育，是把我培养成一个中学哲学老师，仅此而已。1928年，就像大家说的那样，我堂而皇之地通过了哲学教师资格考试，因为我得了第一名。萨特这一年却名落孙山。我立即感到会产生某种内心危机。有几年，我无所事事，白白丢失了宝贵时光。我几乎绝望了。我有点恼火，通过阅读哲学大师的巨著培养学生，并非毫无意义。但我对世界、对社会现实和现代科学知道的确实太少了。学什么？为什么学哲学？什么也不为？或者再做一篇关于康德的论文？于是，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临阵脱逃了。我离开法国，离开了这个圈子，我找到了新天地。
沃：从1970年您在法兰西学院授课的开篇中，我们发现了您谈到受教育的一句话：“国家社会主义的崛起，政治实质的被揭示，使我产生了一种对大学教育的逆反心理。”
阿：我觉得，那些先当学生后当老师一辈子待在一所大学里的人身上缺少点什么。大学世界太温和了。大学里不足以让人看到人类生存的丑恶和艰巨。这样说，我并不是要指责别人读康德的书，我本人也硬着头皮读了一年。一位哲学大师的著作很难读下来，因为这几年学习的内容更加丰富了。服完军役，我动身去德国，我的叛逆更广泛了。我反叛此前的战争，反对“庞加莱主义”
，反对我认为已经完全失去宽宏大度的法国外交政策。我梦寐以求的是法国与德国和解。
沃：您为什么选择去德国而不是去英国或美国？
阿：有个传统问题。他们要深造，哲学家就去德国。比如，迪尔凯姆（Durkheim）比我早两代，去了德国，并从那里带回一本关于德国社会科学的小册子。我的老板布格勒（Bouglé）是这样做的，我也这样做。我写了一本叫作《当代德国社会学》的小书。萨特也到德国去了，不过偶然机会，比较晚，是我介绍他去的。
米：您对德国的初步印象怎么样？
阿：第一个直觉不如说是一种印象，一种感觉，我只能用汤因比 的一句话来表达：“History is again on the
move”，意思是说，历史又重新启动了。1930年春天，我一到德国，让我感到吃惊、感到刺目、感到震撼的是德国人的民族主义暴力。而3个月以后，国家社会党人就取得了首次胜利，107名纳粹党议员当选。从这个时候开始，1930—1933年，我生活在与高师时期完全不同的心理状态中。问题已经不是前几次战争如何猖狂，日思夜想的是如何避免新的战争。
与德国一接触，我就有个感觉，这个民族不甘心忍受昔日失败的命运，那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叛逆精神，经济危机又使之强化。突然，我在过去信奉的和平主义与面临的政治抉择之间犹豫不决了：应该干点什么呢？我在德国时写的所有文章都是等而下之的。说等而下之，因为首先我还不懂得怎样观察政治现实，其次我也不懂得从根本上区分愿望与可能。我没有能力不动声色或不带情感地分析形势，而我的情感一部分来自我受到的教育—我把它叫作“学院派理想主义”，另一部分来自对政治残酷性的认识。然而，面对希特勒，我的老师，阿兰或布伦施维希克，他们在干什么，我都不敢讲出来，但他们无足轻重。或至少，当我在观察世界，当我在公共游行中听到希特勒讲演时，他们待在与我不同的世界里。
米：但是，您对纳粹现象的觉悟，并未阻止您继续攻读德国哲学呀？
阿：哦，不是这样！你们知道，我们，我们这一代人确实反对和蔑视因1914—1918年抗德战争而谴责德国文化的那些知识分子。我们对部分上一代人最不满的是他们谎话连篇。按照这种谎言，大家就不能再聆听瓦格纳的音乐了，因为他是德国人，或者，我们今天可以说因为他曾经排斥犹太人。一边是德国文化，另一边是德国政治，在我看来，界限泾渭分明。尽管发生了1939—1945年的战争，尽管出现了国家社会主义，我永远不会因为政治冲突而任意谴责一个民族和一种文化。
米：但，毕竟您身边的德国知识分子曾经被国家社会主义所吸引呀？
阿：不，并非如此。我遇到的教授中，很少。大学生中，确实如此，但也要实话实说：我在科隆大学当助手时，我与许多大学生有联系，我们的关系非常好。他们从来没有流露出任何反犹太主义，对我也好，对我经常去做客的莱奥·施皮策（Leo
Spitzer）教授也好，他也是犹太人。不要以为1931年的德国大学都被国家社会主义绝对控制了。有些大学，肯定被控制了。不应用后来的情况过分扭曲当时的德国。1931年我亲历的德国不是1942年或1943年的德国！
沃：您如何目睹了纳粹主义在1931年的德国崛起，关于政治或更多地关于哲学，您同学生谈了些什么？
阿：两件事：头一件，这几次选举，我同你们讲过了；第二件，罕见的民族主义情绪控制了与我打交道的这些聪明而友善的青年人。我们来自法国，来自多少属于左派的圈子，民族主义在那里似乎已经不时髦了。突然，我们碰到了一些教授、大学生和其他人，德国的权益要求对他们来说是生命攸关的。这些权益要求既是民族的，也是个人的。那么，我在科隆大学当教师或助教时看到了什么呢？有些小伙子，有些姑娘，当然很爱我，我向他们解释莫里亚克（Mauriac）、克洛岱尔（Claudel），是的，我终于成功地与他们交流了我对莫里亚克的某部小说（如《爱的荒漠》），或克洛岱尔的某个剧本（如《给圣母马利亚报信》）的看法。我们相聚时，用法语交谈，生活在这个既是他们的也是我的文化圈里，把政治丢到脑后。但是，可能是因为我有思考政治、阅读报刊或观察事态的癖好，我还是觉察到1930年、1931年以来国家社会主义的崛起。不久，大家就看得一清二楚了！
米：那么，国家社会主义的暴力、酷刑和迫害，您见过吗？
阿：哦，但很久以后了，我在那里是1931年。几位法国作家来大学做演讲，有杜阿梅尔（Duhamel）、尚松（Chamson）。还有马尔罗（Malraux），我在那里第一次碰到他。
沃：您在德国一直待到什么时候？
阿：1933年8月，但在科隆做助教只有一年半。1931—1933年，我在柏林。德国危机在那里更是触目惊心。可以看到许多许多失业者。我们处于政治生活的中心。我当然听到过戈培尔的演讲，这是一个演说家，德语讲得很漂亮。我也听过希特勒的演讲，他的德语太可怕了，我马上联想到一些可怕和恐怖的景象。可以看到有人穿赭色制服，不过主要是希特勒上台以后的事了。三个星期以后，穿赭色制服的德国人以惊人的方式急速增加。即使在我经常去的洪堡大学之家，不少学生我已经结识了两年，他们并不是希特勒分子，也穿上了这种制服。就这样崛起了。1933年以前，在选举期间可以看到这种现象。经常如此。在我住的法国研究院之家可以收听到选举结果，我们十分沮丧。这些选举数字不断变幻，在我们眼里变成了希特勒一步一步登上总理宝座的影像。但对于大多数柏林人，希特勒怎么上的台，并不是很清楚。当他出现在总理府的凉台上，人们才真正看到他上台了。而我，一开始，还是个从抽象的哲学角度看问题的旁观者。眼前发生的一切，我看得懂，但还没有真正看出真相。但我相信，对于希特勒个人，我却有幸或者说不幸地立即看出了他的邪恶。开始大家并不是很清楚。
沃：您感到了这是在走向野蛮？
阿：是走向战争。我想到了，希特勒强迫德国人服劳役之后，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战争。德国人要否定上次大战的结果，我觉得，可能德国有一派人要委派他完成这一使命。如果说，这是一种悲剧性的嘲讽，因为扶他上台的那些人也许对他1938年得手感到满意之后就不再打这场可憎的战争了……
沃：反犹主义，您在1930年就看到了？
阿：是的，希特勒分子的反犹主义很强烈。可以肯定，这对我认清国家社会主义起了一定作用。我刚到德国时，我是犹太人，这我知道，但也可以说，我的感觉不深。我的犹太人意识—就像时下有些人说的—非常淡漠。我从来没有或几乎没有信奉过犹太教。我只记得，有一天，11岁或12岁的时候，开学后的一个早晨，在豪克中学，有人领着学生去教堂，我跟着他们去了。而在德国，令人吃惊的不仅是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还有反犹太主义。如果说问题就在这里，有点言过其实了。但至少，除了其他政党也赞同的民族主义之外，国家社会主义的独特之处就是极端反犹主义。以至从这一年，即1930年开始，我首先被看作是犹太人。1934年在高师做一次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的演讲时，我平生第一次强调我是犹太人，作为犹太人，我可能被人怀疑不够客观。
沃：因为是犹太人，您认为会影响您保持客观吗？
阿：不，当然不会。但是，从希特勒一上台，所有法国犹太人都开始被怀疑。他们被怀疑为反德、反希特勒，不是从法国人的角度，而是从犹太人的角度。在很大程度上，针对“反战分子”的宣传就是来自这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因为你是法国犹太人，不仅仅是法国人，还是犹太人，对待国家社会主义的情绪就会更加激烈。但我要补充一点，我内心深处的犹太情结其实很弱，我对国家社会主义和德国危险的反应主要是作为法国人的感触，因为我有能力作出判断。然而，恰恰是这种法国人的反应使我无能为力。在朋友圈子以外，我很难和盘托出我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看法，而又不被人怀疑是出于犹太人的过激。
沃：这种过激使您成为出头鸟？
阿：不，因为这是一个怀疑的时代。1940年以后，谈到戴高乐将军的记者招待会时我使了这个用语—怀疑的时代，我在1933—1939年亲眼目睹了这个时代。
米：这违背常理嘛！因为你是犹太人，所以你没有任何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的说话权利？
阿：不，不是这样。我没有说我无权说话，但，是这样……我有一位老朋友叫亨利·莫伊塞特（Henri
Moysset）。他是蒲鲁东著作的出版家。这是一位杰出的人物，我很喜欢他。他当过海洋部部长的办公厅主任，是雷格斯（Leygues）当部长的时候，他为两次大战之间的海军改组作出了贡献。他与海军将领们过从密切。最后，1943年，也可能是1944年，他自己也成了贝当元帅麾下的一位部长。他不是反犹的，完全不是。有一天，1938年吧，提到战争时，他对我说：“而您哪，我可怜的朋友，您会变成什么人呢？”又一天，我对他谈起对法国外交政策的看法，他对我说：“我亲爱的朋友，要当心：您是什么人，说话别那么大声！”
沃：您说，他绝对不是反犹的？
阿：不是，但他懂得，如果我说出什么事实，我立刻会被怀疑，被怀疑成言过其实，不是因为我对事实的分析，也不是因为法国式爱国主义，而是因为我对希特勒分子反犹主义的怨恨。此后，有人多次说：“您为什么不置一词？”首先，1934年在一篇文章中我写过，1938年或1939年，又写过一篇，但我没有发表的园地。当时，我不是新闻记者，我的时间主要用在阅读和写书上了。即使我有机会写，也难于下笔。
沃：因为这个怀疑的时代？
阿：是的。我要补充一个事实，社会党领袖，后来成为总理的莱昂·布鲁姆，也是犹太人，他推波助澜，使排犹情绪在“好战分子”与“和平主义者”之间的论战更加激烈。
沃：这个怀疑的时代，您认为，一直延续到大战爆发？
阿：不是。大概在1931—1933年之间吧，全体法国人，不管是不是犹太人，都担忧希特勒上台。但是，希特勒上台后，法国人担心的是战争，理所当然！从这个时刻开始，一场智慧斗争和政治斗争展开了：如何避免战争？提出在一定时刻进行抵抗的主张，自然被人怀疑要把法国拖入战争！
在这个时期，1935—1939年，有三个重要时刻决定了历史进程，第一个是1936年3月，德国军队进入西部的莱茵地区，这是不战而制止希特勒的最后机会。由于众人的错误，失去了机会，我说得很清楚，大家都有错，因为1936年3月，即使1938年的抵抗战士，也不支持对进入莱茵地区的德国军进行军事反击。此时此刻，莱昂·布鲁姆在《人民报》写了一篇精彩的文章。他提到，法国根据条约规定，有权使用军事力量反击德国。但是，笔锋一转，他又说没有人会想到使用军事力量，这是人类道德的一种进步，社会党为能够促成这一进步而感到骄傲。这一道德进步意味着法国结盟体系的终结和战争注定不可避免……
米：而第二个时刻呢？
阿：当然是1939年，对波兰提供担保的时刻。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外交决策。人们不敢为莱茵地区，也不敢为捷克斯洛伐克去冒战争风险。但当时决定，英国参战之后再去为波兰冒战争风险，已经为时过晚，无计可施了。要保证这个国家的安全，就意味着接受几周以后被夷为平地，随后，再为粉碎德国而打一场大战。我们可以不正大光明地履行我们的担保。但此时，英国的政策和心理发生了变化。我们与英国结盟了。我们必须参战，参加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一场并不情愿的战争……
沃：我们回过头来谈谈上学时代。1925—1930年，法国的青年思想大师是谁？
阿：我不相信这个时代有什么所谓的“思想大师”。我认为，巴雷斯（Barrès）在某个时期可以算一个。萨特，毫无疑问，在1920年期间也是一个。但，让我回想一下1924—1928年，当时我还在高师，有了，还有阿兰和他们的小圈子。他们有一个崇拜得五体投地的大人物，他们称他为“大人物”。他确实是个杰出人物，既是哲学家，又是和平主义者和斗士。这种结合可能不够理性，但令人印象深刻。反之，文学界肯定更光彩照人。普鲁斯特（Proust）不在了，但他那泰山压顶的身影仍在笼罩着我们；还有瓦莱里（Valéry）及其他人，但在我看来，没有一个人称得上思想大师。在哲学家中，有个布伦施维希克。从历史上讲，可算是百里挑一的新康德派。在其他方面，也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因为他研究了数学思想的发展和物理学的发展。他显示出某种思想苦旅精神。他认为，哲学思想是对科学的思索，应以科学思想为楷模，要求非常严谨。他不停地研究大哲学家，带领我们进入哲学大师殿堂，而把自己明确地排除在这个殿堂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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