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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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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张充和、唐德刚、夏志清、王鼎钧等十二位海外名家倾吐旅美心史，评点过往风云。他们大多成长于战乱频仍的民国岁月，旅美生涯或短或长，家国之情或隐或显，但无一不是远离中国乡土而承继中国文化的衣钵，内心涌动着深沉的中国文化情怀。
☆
作者亲赴北美访问，以生动畅达之笔记录受访者人生历程、音容笑貌与创作生涯，见证1949年后中国知识分子海外奋斗历程，展现出一幅幅交织着人生与历史的多彩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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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上个世纪的中国，历经一波波战火的蹂躏与政治的动荡，许多华人被迫远渡重洋，在异乡找寻避风港。尤其美国东岸，不仅是政治中心与财经重镇，更是常春藤名校云集的人文荟萃之所，一向吸引许多华人菁英在此处落脚。他们之中不乏举国闻名的学者、权倾一时的政客，以及名门世家的子弟和初出茅庐的学子。因缘际会下，他们打破阶级的藩篱，谱出一段段患难中的情谊，也共同在他乡为自己留下历史的告白，在异国的土壤播撒故国文化的种子，在海外耕耘出一片成果丰硕的文化园地。
本书作者特别远赴美东，走访十二位海外名家，倘佯于哈佛等名校优美的景致中，在平易近人的笑谈中，倾听他们畅谈人生与创作生涯，并藉由他们的亲身经历，评点过往的风云人物、雅事趣谈，细数一页页风卷残云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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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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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1976年生于广东澄海。传媒人，多年从事知识人的访谈和研究。作品有《访问历史》、《知识人》、《知人论世》、《访问时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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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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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余英时：知人论世
张 灏：探索时代
唐德刚：历史三峡
夏志清：重评小说
张充和：古色今香
孙康宜：文学虔诚
赵如兰：剑桥新语
林同奇：哈佛潜学
董鼎山：纽约梦寻
王鼎钧：通达文章
巫宁坤：受难心史
刘再复：悟证人间
后记
简体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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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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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
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著有《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朱熹的历史世界》、《重寻胡适历程》、《未尽的才情》、《会友集》、《中国文化史通释》、《情怀中国》等。
张灏
1936年生，原籍安徽省滁县。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学美国，先后获哈佛大学硕士、博士学位。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时代的探索》等。
唐德刚（1920—2009）安徽合肥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博士。长期致力于历史研究与教学工作，并对口述历史的发展有很大贡献。著有《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等，另有包括历史、政论、小说、诗歌、杂文等多部作品。
夏志清
1921年生于上海浦东，原籍江苏吴县。上海沪江大学英文系毕业。1952年获耶鲁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1962年应聘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副教授，1969年升任为正教授，1991年荣休后为该校中国文学名誉教授。2006年当选为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古典小说》、《夏志清论中国文学》、《文学的前途》、《人的文学》、《新文学的传统》、《谈文艺
忆师友》等。
张充和
1913年生于上海，祖籍安徽合肥。1934年入读北京大学中文系。1930年代起，活跃于文坛，发表诗歌、散文、小说。抗战爆发后，在重庆从事古典音乐和昆曲曲谱研究，师从书法家沈尹默。胜利后，在北京大学教昆曲及书法。1948年嫁给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Hans
H. Frankel，1949年赴美定居。张充和在耶鲁大学讲授中国书法二十多年，1985年退休。
孙康宜
1944年生于北京，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文学博士，曾任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现为耶鲁大学首任 Malcolm G. Chace
’56 东亚语言文学讲座教授。与哈佛大学的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共同主编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剑桥中国文学史》）。中文著作有《我看美国精神》、《走出白色恐怖》、《文学经典的挑战》、《游学集》、《文学的声音》、《耶鲁·性别与文化》、《古典与现代的女性阐释》、《耶鲁潜学集》、《亲历耶鲁》等。
赵如兰
1922生于美国剑桥镇，赵元任和杨步伟之女。音乐学家，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1944年获哈佛女校Radcliffe西方音乐史学士，1946年获西方中古音乐史硕士，1960年获东方语文与中国音乐博士。哈佛大学东方语言文化系与音乐系教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访问教授、台湾清华大学文学研究所及中央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等。
林同奇
1923年生于北京。1941年入重庆中央大学化工系，两年后转入重庆北碚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即留校任教。1949年起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任教，前后达35年之久。1984年赴美，随即在哈佛大学的费正清研究中心、东亚系和哈佛燕京学社任研究员至今,
定居美国多年。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与美国学术思想。译著有保罗·柯文Paul
Cohen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著有《人文寻求录》。
董鼎山
1922年生于宁波，1945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英文系。1947年赴美，先后在密苏里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曾任职纽约市立大学，1989年退休。国际笔会纽约华文作家笔会会长。著有《美国梦的另一面》、《纽约客书林漫步》、《西洋镜背后》、《天下真小》、《纽约客闲话》、《最后的罗曼史》、《西窗漫记》等。
王鼎钧
1925年生，山东临沂兰陵人。1949年到台湾，1978年应新泽西州西东大学之聘赴美，任职双语教程中心，编写美国双语教育所用中文教材。退休后定居纽约。著有“人生三书”（《开放的人生》、《人生试金石》、《我们现代人》）、“作文三书”（《作文七巧》、《作文十九问》、《文学种籽》），《左心房漩涡》、《海水天涯中国人》、《一方阳光》、回忆录《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等。
巫宁坤
1920年生于扬州，1939年至1941年就读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1949年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随后就读芝加哥大学英文系博士研究生。1951年回国任教燕京大学西语系，后历任南开大学等校教职。现定居美国，著有英文诗文小集Always
Remembering、 Chimes of Solitude、《一滴泪》、《孤琴》，译有《了不起的盖茨比》等书。
刘再复
1941年生于福建。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院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先后在芝加哥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卑诗大学、科罗拉多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台湾“中央大学”、东海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和访问学者。著有《性格组合论》、《鲁迅美学思想论稿》、《读沧海》、《人论二十五种》、《放逐诸神》、《传统与中国人》、《红楼四书》、《告别革命》、《罪与文学》、《现代文学诸子论》、《高行健论》、《李泽厚美学概论》、《双典批判》、《飘流手记》十卷等。
个人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战胜了革命理想
1950年元月初，余英时到香港探望父亲和继母。余协中原来在沈阳办中正大学时，曾决定请钱穆去教书，钱先生当时答应了，后来没有去成。余英时到了香港以后，余协中说：“钱穆先生现在这儿办新亚书院，我送你去念书吧。”当时新亚书院就是一个普通楼房的两层。余英时去考试时，钱穆亲自出来主持，只叫余英时用中英文各写一篇读书的经历和志愿之类的文字。交卷以后，钱穆当场看了余英时的中文试卷，接着又看英文试卷，马上决定录取。
钱穆那时候心情不好，教书也没有好多心思，常常要去台湾找经费。学生的学费都交不起，后来余英时的成绩比较好，算是免费的。老师们非常艰苦，就靠自己写稿。有一年暑假，香港奇热，钱穆又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间空教室的地上养病。余英时去看他：“有什么事要我帮您做吗？”钱穆说：“我想读王阳明的文集。”余英时便去商务印书馆买了一部来。余英时回来的时候，钱穆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余英时犹豫不定，还是决定回北京。他说：“我也不喜欢香港的殖民地生活，虽然我已经在新亚书院念了一学期，还是觉得在燕京大学好，因为在香港我不知将来干什么。”这一年夏天，余英时坐上开往大陆的火车，过了香港不久，车到东莞石龙，停了三四个小时，他的内心经历了一场搏斗：“我是跟我父母呢，还是回北京？后来考虑到父亲年纪大了，弟弟还小，也没有人照顾。我想中国人多得很，多我一个少我一个不相干。我在思想交战之下，最后决定还是回香港，主要还不是政治考虑，是个人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战胜了革命理想。”火车到了广州，形势紧了，香港人也多了，不能随便回去，余英时就找到一个所谓“黄牛”，私下给了大概一百港币，顺利回到了香港，不复北上。
从此，余英时决心在新亚书院读书。1951年冬天，钱穆去了台北。1952年4月发生了在联合国中国同志会演讲而礼堂倒塌的事件，使钱穆头破血流，昏迷了两三天，几乎死去，有一段时间在台北养伤。等到1952年６月，余英时毕业的时候，钱穆还在养伤，到秋天才回来。毕业以后，余英时反倒跟钱穆谈得多一点。“我跟钱先生谈的都是怎么研究中国思想史、中国学术史。他是学与思并重，是学者也是思想家。”
有时候，余英时的父母请钱穆到海滨去喝茶，常常谈一天。钱穆《师友杂忆》的那些故事，余英时从那时候就听起了，也劝他写下来。“他的记忆力非常了不得，晚年眼睛瞎了，就靠回忆，这些东西大体上去查证，都很准确，次序井然。有一次讲胡适在北大为了蒙文通的事情，跟他谈到中午，胡适要解聘蒙文通，钱先生不赞成。后来我在胡适日记里一查，确实如此。有些抗战时的事情，我查了吴宓日记，也是相当准确。他有些话很有意思：人的记忆才是他的真生命。真生命才能记得，如果忘了，就不是在生命里很重要的。”
1953年，钱穆得到亚洲基金会的资助，在九龙太子道租了一层楼创办研究所，这是新亚研究所的前身。当时只有几个研究生，余英时也在其中。进入新亚书院以后，余英时就决定将来研究中国史。他也念有关西方的东西，当时就感觉到不能光看中国的东西，要有比较世界性的眼光，对西方的历史思想，后来包括政治思想方面像民主自由的思想都要考虑。“不过我最早很注重社会史，甚至经济史，我不信经济基础决定一切，想自己另作研究，早期的作品反映了这一点。我一方面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另一方面始终没有放弃对西方文化与历史的求知欲望，依旧希望以西方为对照，以认识中国文化传统的特性所在。”
钱穆创办新亚书院为故国文化延续了一脉香火。在钱穆逝世后，余英时将纪念钱穆的文章结集成《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一书。以余英时的专著而言，标举历史人物大名者还有多本：《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朱熹的历史世界》、《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重寻胡适历程》。这些著作的重心实则投注在这些人物所处的时代。余英时在谈新亚书院精神的文章中引《新亚学规》：“中国宋代的书院教育是人物中心的，现代的大学教育是课程中心的。我们书院精神是以各门课程来完成人物中心的，是以人物中心来传授各门课程的。”或许可以由此看出余英时治学中的一些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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