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意识与国族认同：杜赞奇读本》 - 张颂仁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香港大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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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历史意识与国族认同：杜赞奇读本

書城自編碼： 2059573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歷史→歷史普及讀物
作者：张颂仁
國際書號(ISBN)： 9787208107144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3-02-01
版次： 1 印次： 1
頁數/字數： 296/
書度/開本： 32开釘裝：平装

售價：HK$ 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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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再访天竺自明中土
在想像世界版图的“西方”时，尚有一个离感官更远而脚程更近的“西天”。
中国须要深切思考印度、亲近印度是为了自明。
★印裔美籍历史学家、汉学家杜赞奇，自选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文章结集再版。杜赞奇曾为美国历史教科书《东亚史》编写者，因对中国的极大兴趣和研究成果而赢得世界声誉；
★最新收录“族群，国家与可持续发展：有关泰戈尔的当代性关联”一文，重新思考泰戈尔近百年的思想、目标和策略，以今人眼光探究泰戈尔关于民族问题、亚洲或所谓“东方”及世界问题的概念化论述；

內容簡介：

文化、权力、民族国家，是贯穿杜赞奇学术研究的关键词，他始终在探索这样的问题：现代国家如何构造新的文化？如何从历史的极权话语里找回被压抑者的声音，以及民间团体如何“抵抗”来自上面的“攻击”。
《历史意识与国族认同：杜赞奇读本》收录了五篇杜赞奇的代表性文章。其中，“复划符号：关帝的神话”一文，通过研究关帝神话的衰落和破灭过程、由清朝到共产主义革命的中国历史转型，揭示了在帝国政体中，神话与仪式作为一种交流手段的重要性；“中国与印度的现代性批评者”一文，通过将中国与印度的历史作对比，杜赞奇考察了另一种话语，在以现代性为导向的、西方的、启蒙主义的文明史语境之外，“小写”的文化及文明。尤其在“历史意识与国族认同”一文中，杜赞奇重点考察了中国如何从一个儒家、帝制社会转变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以及与其他非西方社会相对比，中华帝国拥有哪些能促成其转变的特点。

關於作者：

杜赞奇，历史学家、汉学家，早年就学于印度，后去美国求学，拜汉学家孔飞力为师，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莱佛士人文教授，并任人文和社会学研究主任，同时也是芝加哥大学历史学荣休教授。
代表作《文化、权利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前者先后获得1989年度的“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以及1990年度的“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被奉为社会历史学的必读经典。

复划符号：关帝的神话
中国与印度的现代性批评者
评汪晖的《反思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历史意识与国族认同
族群，国家与可持续发展：有关泰戈尔的当代性关联
Superscribing Symbols:
The Myth of Guandi, Chinese God of War
Critics of Modernity in India and China
Commentary on Wang Hui''s "Rethinking Rise of Modern Chinese
Thought"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and National Identity
Community, N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The Contemporary Relevance of
Tagore

內容試閱：

历史意识与国族认同

大多数中国人都为他们悠久而连续的文明深感自豪。有些人还宣称其历史有五千年之久。但事实上，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国革命者对于这造就了奴隶与封建思想的数千年文明却抱有矛盾甚至否定的态度。现代历史意识在中国的变迁，准确地反映了当权者与知识分子在寻求建立新中国和中华民族身份认同的过程中，为之争论不休的到底是怎样一种国家和社会。换言之，如果我们希望了解中国领袖与中国人民是如何看待他们的社会及其他们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那就必须去了解中国人不断变化的历史观。

过去一百年间，那些努力想要理解中国现状的学者和政治家们都专注于一个核心的历史问题，即中国从一个儒家、帝制社会到一个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转变过程。与其他非西方社会相比，中华帝国拥有一些能促成其转变的特点。当然，也会有一些特点阻碍其转变。促使其转变的特征包括：统一的官僚制国家，拥有社会责任感、政治化的士绅阶层，一个相对开放、较少世袭职位的社会，以及一个高度发展的前工业化经济和大批企业家人才。

另一方面，也存在许多障碍。例如，从19世纪下半叶起，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和剥削导致政府被大大削弱。此外，官僚及贵族精英代表了位于社会顶层的少数，他们无力——且常常反对——对资源和人力进行有效的调配，而此种调配对一个竞争性的资本主义世界甚为重要。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之父孙中山时常抱怨，人民就像“一盘散沙”，无法为民族的共同目标而凝聚起来。20世纪初的政治家，例如梁启超，就注意到，如果没有一种积极向上、进步主义的历史观，中国社会无法把它自己当作一个有前途的国家来看待。

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历史书写，于18世纪末的欧洲与民族国家同时诞生，并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非西方世界出现。这种类型的历史书写，常常先播下“民族国家”这个概念的种子，然后逐渐灌输对民族国家之爱和对民族敌人之恨，并创造出在新世界里为国家服务的公民。在这种新的历史观中，民族国家——本国的人民与文化，而非王朝与贵族——才是历史的集体能动力或主体。由于当时大多数历史书写的目的在于重新发掘一个共同的，或有可能被统一起来的、可以实现他们的现代使命的“人民”的概念，因而，国家本身的线性嬗变过程就具有一种推进作用。而当时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世界观无疑又进一步催化了这种作用。根据当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如果一个国家不能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殖民地亦是如此），这个国家就注定将永远被殖民，就注定要灭亡。

不用多说，中华文明拥有复杂而丰富的历史写作传统。例如，由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伟大历史学家司马迁所记录下来的历史就拥有一个相当现代的关于时间的概念。他呼吁要为新一代设立新的体制。但毫无疑问，这种线性的时间观在历史写作中并非主流。在帝国晚期（约10001911年）编著的大部分史书都力图回到古代的理想圣贤君主时期，充满着“厚古薄今”的情怀。此外，王朝的编年史家们也趋向于把事件记录成一种循环宇宙论模式的表现，人在其中与超自然力量紧密相连。因此，自然灾害，如水灾，或推翻某个王朝的起义，都被理解为上天对君主与官僚的不满，他们道德败坏，以至于上天收回了其政权的合法性。

因此，进化论或进步主义的时间观认为人总是可以改变未来，而中华帝国的历史学却并不这么认为；换言之，未来的发展是被称为“历史”的实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莱茵哈德·科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把“历史时间”的现代理解总结为“过往经验”和“未来期待”之间的断裂，人们开始期待一个不同的未来，而非期望过上祖先曾经经历过的生活。过去与未来被线性地连接起来，但后者与前者却并不相同。尽管在普通人的历史观中，这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对于全球的历史学家和其他思考民族问题的人而言，要与过去保持一致或与过去紧密相连，同时又前行并开创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未来，乃是一大难题。

在19世纪末的中国，儒士和心忧天下的其他人均认为，日本及西方帝国主义者将瓜分满清帝国（由满洲人于1644年建立），作为一个文化与政治实体的中国将不复存在，这时他们便开始放眼世界，不仅寻求新的军事技术，同时也寻找能够让中国在现代世界生存下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随着他们为解决方案而争辩，他们也开始吸收时间与历史的新概念，作为对新世界的最基本构想。线性、进步、人类的历史观成为理解他们自己的社会、过去及未来的前提条件。
梁启超与《新史学》

到了20世纪早期，中国历史开始从中世纪的、专制的宰制中解放出来，以启蒙模式来书写。历史学家梁启超——他有可能是第一位以进步的历史观书写中国历史的人——明确指出，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一部线性发展的历史，它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他于1902年撰写的世界史《新史学》不仅仅是一本描述欧洲征服世界的书，而且是从给世界带来启蒙的欧洲角度进行撰写的。如果说他以前的老师康有为把进步的观念带入了儒家史学中，那么，梁启超的叙述则代表了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全盘否定，因为传统的历史书写方法无法给中国的民族国家历程赋予意义。

20世纪初，这种欧洲模式经由日本传来中国。当时，明治时期（18691912）的历史学家已在撰写一种将日本民族和文化合为一体的新历史。他们使用如历史分期和考古学等技术来建立日本历史的起源与持续性。为了回应欧洲以“文明教化使命”为理由对各国进行征服的历史叙述，日本历史学家力图在民族历史的基础上发展出一部东亚文明史，这部历史将记下东亚地区时代精神的进步轨迹。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这段东亚文明历史（日本人称之为“东洋史”）被一部分历史学家利用，以此赋予日本作为进步的古代文明领导者占领中国及亚洲其他地区的合法性。

在中国，梁启超的《新史学》想要利用上世、中世和近世的分期方法写一部兼具解放性和连续性的历史。他批评把历史按照朝代划分从而忽略了国民传统的中国史学。在梁启超的分期方法中，中国的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公元前221年），“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中世则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1796年）。在这段时期里，中国“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的民族与亚洲其他地区的各民族进行交往，并发展出它的一套中央集权。尽管中亚各个种族的势力常常超过汉人，但汉族在精神上掌控着其他民族。到了中世的后期，亚洲民族（我相信他指汉族和中国在中亚的其他邻居）统一起来形成了一个伟大的种族，对抗外族。在近世史中，中国为“世界之中国”。此时，中国民族联合全亚洲民族共同摆脱专制统治，并与其他西方国家竞争。的确，梁启超的历史观与民族国家的关联甚为紧密，为了解释线性历史的分期，他曾把历史分期比喻为民族国家以条约划定各自管辖范围。

在此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孕育了真正的中国——一个“是为中国之中国”——的古代时期。上古是一个创造了民族及文化的时期，纯粹且原初。中世则是一个衰落的时期——内部积弊、外来蛮族以及专制制度都在削弱民族的纯洁性。尝试进行精神革新的努力只获得了暂时的成功。近世则是一个革新的时期——且常常是通过斗争取得的。近世还是一个充满着变化的时期，向进步的方向变化。近世可能由复兴揭开序幕，也可以没有复兴而进入近世。当然，民族复兴的理念让近世拯救失落的历史的过程更具戏剧性。在一个现代民族迈向新纪元的进程中，总会遇到重新建构与过去历史的联系的问题，不论这个过去意味着中世纪遗风、儒教、蛮族统治或迷信。因此，整个机制的运作将恢复文化的连续性以及民族的连续性，即使这个机制允许历史学家否定这些可以被用来塑造未来的东西。

从此之后展开的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的工作都是基于梁启超提供的基本框架。但这个框架有相当多的争议。争议中的不同立场常常是由参与者不同的政治观点所造成的。其中一个至今仍然持续的争议是关于中华民族的组成结构。汉族是中国的主要民族，占据了人口的90%。中国是汉族的国家吗？中国人是否包括许多我们今天称为“少数民族”的人：例如满族、蒙古族和回族，以及其他在帝国周边地区的更小的族群？尽管这些“少数民族”的数量很少，他们在历史上占据的区域却占了三分之二个满清帝国。他们以及他们所占有的区域是否应被排除在新的中华民国之外？汉人可否被视作是这个由帝国转变成的民族国家中占主导地位的、更优越的族群？换言之，什么人将构成这个民族国家，及其构成人群之间的相互关系——即身份认同——将会是一个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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