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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本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梦的阐述为基础，采用史论结合的方式，以朴实的文风阐述了雄关漫道真如铁：百年追梦与民族自强；民族复兴：中华民族最伟大的“中国梦”
2、本书是推进创先争优活动常态化长效化的通俗性读物，也是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性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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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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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率领中央政治局常委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深情阐述了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我坚信，到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１００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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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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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雄关漫道真如铁：百年追梦与民族自强
一、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明
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的屈辱与苦难世所罕见
三、“中国梦”让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孜孜以求
四、中国共产党人把中华民族带上实现“中国梦”的人间正道
第二章
伟大复兴：中华民族最伟大的“中国梦”
一、实现国家富强
二、让中国人民幸福
三、中华民族对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第三章
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
一、在一穷二白基础上推进四个现代化
二、探索的道路并不平坦
三、改革开放掀起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革命
第四章
道路决定命运，发展才能自强
一、梦不同，圆梦的道路亦不同
二、实现“中国梦”，一定要走自己的路
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复兴之路书写光辉篇章
第五章
实干兴邦：用实干托起“中国梦”
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二、一个实市卸?す?淮蚋倭?br 三、打铁还需自身硬
四、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第六章
长风破浪会有时：有梦想就有希望，有信心才有力量
一、从新起点继续出发
二、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三、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行动纲领不懈奋斗
四、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附录
勿忘昨天无愧今天不负明天
道路决定命运发展才能自强
沿着复兴路共筑中国梦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有梦想就有希望有信心才有力量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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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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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关漫道真如铁：百年追梦与民族自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华儿女普遍的坚定的思想意识和目标追求。“中国梦”经历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遭受空前屈辱和磨难的洗礼，经历了无数志士仁人肝脑涂地和舍命抗争的无数次劝谕的启迪，经历了千万次中国向何处去的上下求索和反复追问的锤炼，最终找到了由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寻求民族解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
历史学家金冲及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中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整个二十世纪一直是中国无数志士仁人顽强追求的目标，一直是时代潮流中的突出主题。中国的革命也好，建设也好，改革也好，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这可以说是贯穿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基本线索。”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近代以来激荡在中华儿女内心深处的民族复兴的梦想渐渐明晰起来，并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渐次递进的实现阶段和表现形式。
一、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明
大约在五千年前，当这个地球上的其他地区还是一片洪荒的时候，在今天北非的尼罗河流域、西亚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南亚的印度河流域、东亚的黄河流域，已经开始孕育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人们普遍认为，如果没有这四支早期人类，生气勃勃的现代社会就很有可能不会存在。因此，现在全世界普遍认为，直接源于上述四支早期人类的四个现代国家——埃及、伊朗、印度和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全世界不但公认了中华民族创造了最为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而且这种文明也是上古世界诸多文明中一脉相承留传下来的仅存硕果。
“中华”一词，是由“中国”与“华夏”复合而成，它的出现可以追溯到魏晋时期，南北朝后期已经开始得到普遍使用。《晋书?刘乔传》记载刘弘上表给晋惠帝，表中云：“今边陲无备豫之储，中华有杼轴之困。”《魏书?宕昌传》也有“其地东接中华，西通西域。”至晚明、清初大量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都直接称呼明清两朝为“中华帝国”。近代，随着“民族”一词的引进，又复合出“中华民族”一词，最初用以称呼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后来随着各民族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日益自觉地走向联合，中华民族成为了一个整体民族代表中国人民。辛亥革命废除了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整体中华民族基础上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定国名为“中华民国”。1949年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获得了彻底的独立和解放，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即更定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我们所说的“中华”，就是指我们统一的多民族的伟大祖国。
因此，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是指包括当代56个民族以及曾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古代各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出的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优秀成果。可以说，在19世纪以前漫长的岁月中，中国古代文明一直居于世界前列，勤劳智慧的中国古代劳动人民为全世界留下了灿烂悠久的文明遗产。
（一）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
根据地下史料的发掘和研究，在祖国大地上，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有一百七十万年前的元谋猿人的文化遗存，有五六十万年前的北京猿人文化遗存，有一万七千年前的山顶洞人文化遗存。至于遍布全国各地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也都有四五千年乃至万余年的历史，这些丰富的文化遗存都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在原始社会生活中留下来的活动遗迹。
根据古书的记载，还有许多关于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以及炎帝、黄帝、尧、舜、禹等历史传说，这些传说，也是中华民族祖先曾经经过原始社会生活的真实记录。尤其是炎帝和黄帝的事迹，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今天，无论是居住在祖国大陆和台湾的同胞，还是旅居海外的侨胞，都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
“禹传子，家天下。”从公元前21世纪夏朝建立开始，中国便进入了阶级社会。从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又证明了中国已有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按照目前史学界的一般说法，中国的奴隶社会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四个时期，约有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从战国开始，历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各个王朝，中国又度过了二千三百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1840年的鸦片战争，外国帝国主义闯入中国的大门，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至1949年，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难以尽述的艰苦而光辉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才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取得胜利，在世界东方建立起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可以说，直到现在，像我国这样一个既古老而又崭新的伟大国家，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二）中华民族具有丰富的物质文明
农耕发明是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标志，也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根基所在。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大约在距今八千年前，在黄河、长江流域周边的广大地区，已经有了较大规模的农耕活动，已培育出较好的栽培作物种子。农业的出现，使人类最终摆脱了采集、渔猎对自然界完全依赖的生活，转入以定居为依托的农耕畜牧经济，在人类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以至被一些学者称之为“绿色革命”。
中国“绿色革命”最伟大的成果，是粟、黍、稻三大谷物的栽培成功。黄河流域广大干旱地区，在多处早期新石器遗址发现了旱地作物粟的证迹。考古发现证明，华北地区是最古老的栽培粟原产地。在华北地区与粟同样古老的栽培作物还有黍，只是种植的范围稍小一些。华北地区稍晚栽培成功的谷物还有高粱和小麦。近年的考古证实，我国栽培高粱、小麦至今已有五千年的历史。在气候温暖湿润的南方地区，发现了大量史前稻作遗存，考古发现证实，中国是稻谷的原产地之一，时代最早的属长江中游湖南澧县的彭头山文化，距今已有八千年以上。在距今七千年前后，长江流域的水稻栽培已相当普遍，并且已培育成功粳、籼两个品种，而世界其他地区最早的稻作遗存发现于泰国，距今只有六千年左右。
此外，我国新石器时代还有不少其他栽培作物。如陕西临潼白家村文化的油菜，仰韶文化半坡遗址发现的芥菜、白菜，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的葫芦，浙江余杭良渚文化的瓠瓜、甜瓜、大豆等。在北方草原新石器时代文化中，也发现大量的农业工具和农作物遗存，如耧是公元前2世纪西汉时中国人发明的多管种子条播机。一人扶柄，一头牛或一匹马作动力拉动式前进，种子就均匀地陆续成直行播下，很有点像现代的机械播种机。而那时的西方，还在用手撒播种子，不仅浪费人力物力，还严重影响农作物产量。据西方专家估算，在西方人使用种子条播机之前，中国耧的效率至少是西方人手工播种的10倍，而用机播种的农作物产量至少是用手播种的产量的30倍。内蒙古西拉木伦河流域距今八千年左右的兴隆洼文化中还有石铲、石耜，红山文化的大型石犁、耜、锄、刀镰、磨盘等。这些均表明，中国是世界上农业起源的一个重要中心地区，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中国古代的手工业也是举世闻名的。传世的龙山黑陶，仰韶彩陶，商周的青铜器，汉唐的丝织品，宋元明清的瓷器等等，大都是我国的国宝。其种类之繁多，制作之精巧，不少外国友人也为之惊叹不已。中国素有“瓷国”之称，其古代瓷器的制造在全世界享有盛誉，它的历史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商朝，到唐朝时已经高度发展，到宋朝时登峰造极。日本的加藤四郎和左卫门景正二人在福建学到了一些宋代的制瓷技术，回到日本后被称为“陶祖”。而欧洲直到18世纪，才造出真正的瓷器。虽然乾隆中期以后，由于工艺上片面追求精细华丽，导致了纤巧华缛有余而深厚高雅不足，艺术水平低落，制瓷业开始走下坡路。乾隆以后，由于社会条件的变化，整个制瓷业更日趋衰落。昔日的灿烂光辉随着国势的衰微变得愈来愈暗淡，中国陶瓷业的黄金时代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而告消歇。但是它给后人留下的宝贵遗产却始终闪烁着永远不会磨灭的光芒，并为现代艺术陶瓷树立了可资借鉴和继承发扬的优秀典范。
我国还是世界上生产丝绸最早的国家，早在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河北、河南一带从事养蚕和生产丝绸。有名的“丝绸之路”，它的起点就是号称“丝国”的中国。炼铁技术也以我国为最早，这项技术曾在世界上领先了两千多年。
（三）中华民族具有丰富的精神文明
中国人民不仅对人类的物质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对人类的精神文明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几千年来，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产生过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他们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的各个专业、各个门类，都写下了自己光辉的一页。
在哲学、政治思想方面，为大家所熟知的，首先就是春秋时代的孔子。他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比古代希腊的大思想家、教育家苏格拉底、柏拉图还要早几十年。他的思想不仅支配了中国全部封建时代的思想，而且也给了东亚乃至全世界以重大的影响，其中一些言论和思想，在今天也有其积极的意义。战国时代，百家蜂起，儒家的代表有孟子、荀子；墨子是墨家创始人；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其后又有庄子；韩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此外，还有名家公孙龙子，阴阳五行家邹衍等等。他们著书立说，互相争鸣，对后代的思想界留下了深远的影响。秦汉以后，更是人物辈出，如西汉的董仲舒（著作《春秋繁露》及《天人三策》），东汉的王充（著作《论衡》），晋朝的王弼（代表作《老子注》、《周易注》），唐朝的韩愈（有《韩昌黎集》）、柳宗元（有《柳河东集》），北宋的周敦颐（著《太极图说》及《通书》）、程颢、程颐（有《二程遗书》）、张载（有《张子全书》），南宋的朱熹（代表作《四书集注》、《朱子语类》）、陆九渊（有《象山先生全集》），明朝的王守仁（有《王文成公全书》）、李蛰（代表作《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有《船山遗书》）、黄宗羲（代表作《明夷待访录》、《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南雷文定》）、顾炎武（代表作《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亭林诗文集》）等，都是著名的思想家，虽然他们的思想大都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很多都是过时的；但其中，尤其是一些进步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的思想遗产，值得我们批判地吸收的积极因素和进步观念，还是十分丰富的。
在军事学方面，周朝的吕望（即姜太公），是我国最早出名的军事家，相传他的著作《六韬》（有人研究是战国时期的作品），是一部专门研究兵法的书。春秋战国时代的司马穰苴、孙武、吴起、孙膑，也都是杰出的军事家，司马穰苴的《司马法》、孙武的《孙子兵法》、吴起的《吴起兵法》、孙膑的《孙膑兵法》（现此书已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发现），都是我国古代军事学的重要著作，今天仍有参考价值。汉初，张良、韩信整理兵法书，共得182家，可见军事学是我国古代比较发达的一门学科，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三国时代的曹操、诸葛亮，更是大家所熟知的人物，他们不但是杰出的军事家，而且是杰出的政治家。宋朝的抗金名将岳飞、明朝的抗倭名将戚继光，既是爱国的民族英雄，又是杰出的军事家。另外，历史上有许多农民起义领袖，如李自成、张献忠，他们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也都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在历史学方面，我国的史学遗产特别丰富，各种史学著作浩如烟海，其中最著名的有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写的《史记》，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和传记文学的典范作品。班固写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同时也是传记文学的杰作。以后纪传体史书，一朝接一朝，一代接一代，从未间断地一直延续下来，形成一整套记录自黄帝至清代以前四千多年历史的“廿五史”。唐代杜佑的《通典》、宋代郑樵的《通志》、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以及后续的《通典》、《通志》、《通考》，号称“十通”，这是一套记录历代典章制度的政书体史学著作。像“廿五史”、“十通”这样成套的史学巨著，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此外，还有北宋司马光写的《资治通鉴》，是我国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一部伟大的编年体通史著作。唐代刘知几写的《史通》，则是我国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附带提一下明代的《永乐大典》和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前者共22
877卷，约3.7亿字；后者共1万卷，约1.6亿字，可以说这是两部举世罕见的巨型百科全书。
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在世界史上也占有光辉的地位，其成就是多方面的，主要有诗歌散文、词、曲、小说、书法、绘画、雕刻、音乐、舞蹈等。在诗歌方面，应首推《诗经》。《诗经》大部分是西周到春秋时期的民间诗歌，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一部诗歌总集。战国时期的伟大诗人屈原，他用楚国的方言，利用民谣形式，创造出一种新的诗歌体裁《楚辞》，《离骚》是其代表作。他的诗歌已译成许多外国文字，是我国也是全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部珍贵的文学遗产。
汉代《乐府》也是一部民间诗歌总集，它不仅哺育了当代的诗歌，并且给后代诗人以巨大影响。唐朝是我国历史上诗歌的繁荣时代，产生了许多杰出的诗人，其中最有名的是李白、杜甫、白居易。李白以豪迈奔放的热情，生动轻快的语言，写下了许多描绘祖国壮丽山河景色的诗歌，被后人称为“诗仙”。杜甫写了许多反映社会矛盾和现实生活的诗歌，后人称他的诗为“诗史”。白居易的诗也有许多揭露讽刺统治阶级的罪恶、表达人民疾苦的内容，他的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在民间流传很广。
先秦诸子差不多都是优秀的散文作家。他们的思想开阔，语言丰富，文辞多彩，庄、孟、荀、韩四家尤为突出：庄文恣肆，有丰富的想像力；孟文犀利，长于辩论；荀文深厚，说理透晰；韩文峻峭，议论风发，各有其特色。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不仅是伟大的史学著作，而且也是散文的典范。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都是著名的散文作家，他们的作品就是先秦两汉散文的继承和发展。宋朝是宋词的创作繁荣时代，最著名的词人有苏轼、陆游、辛弃疾、李清照。苏词豪迈奔放，陆词纤丽雄慨，辛词慷慨激昂，李词清新婉约，各有其独特风格，都是一代词坛的宗匠。
元朝是戏曲文学盛行的时代，据统计，有姓名可考的元曲作家就有79人，作品五百多种，流传到今天的剧本还有136种。最有名的戏曲作家是关汉卿，他写了六十多种剧本，代表作有《窦娥冤》、《望江亭》等，这些作品揭发了封建统治的黑暗，歌颂了劳动人民的斗争精神，对后代戏曲文学有很大的影响。300年后英国的莎士比亚一生创作剧本37个，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剧作家。其实关汉卿比莎士比亚创作的剧本几乎多了一倍。因此说关汉卿是世界戏剧的巨星，也是毫不逊色的。元代著名的剧作家还有王实甫（代表作《西厢记》）、白朴（代表作《墙头马上》）、马致远（代表作《汉宫秋》）等，他们也都留下了许多现实主义作品，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有很高的成就。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盛行于明清两代的小说。明代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是我国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它形象地再现了魏、蜀、吴三国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斗争，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和经验。另外它还塑造了许多不同性格的典型人物，给人们以深刻的印象。施耐庵的《水浒传》也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它是根据民间长期流传的北宋末年宋江起义的故事创作而成的，书中暴露了封建社会的矛盾，“官逼民反”，歌颂了农民的反抗斗争。吴承恩的《西游记》是根据长期流传民间的唐僧取经故事而创作的一部神话小说，作者以浪漫主义的手法，成功地塑造了孙悟空这个神猴大闹天宫、大闹地府、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形象，表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才能和大无畏的革命斗争精神。清代曹雪芹写的《红楼梦》是产生在封建社会末期的一部深刻批判封建制度的长篇小说，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思想性、艺术性结合得比较好的伟大作品，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现在国际上专门成立了《红楼梦》研究会，“红学”已成为世界文坛上的一门显学。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一部杰出的长篇讽刺小说，对于腐朽的科举制度进行了有力的批判。蒲松龄是短篇小说之王，他的《聊斋志异》，借着鬼、狐故事，愤怒地控诉了封建制度的黑暗和统治阶级的残暴，热情歌颂了人民的反抗斗争。郭沫若有一副对联写得好：“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现此书已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在世界文坛上有很大影响。
在文学方面还应提到的是齐梁时代刘勰写的《文心雕龙》。《文心雕龙》系统地论述了各种文章体裁和创作方法，对魏晋以来的文学理论作了一次批判和总结，是我国第一部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著作，对后代文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中国古代的艺术成就也是多方面的，诸如书法、绘画、雕刻、音乐、舞蹈等，都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书法是我国独创的一门艺术，流派很多，单是字体，就有篆、隶、草、正、行多种书法。最著名的书法家是晋代的王羲之，他吸收汉魏以来各家的精华，集书法之大成，人们评论他写的字“飘若浮云，矫如惊龙”，被后人称为“书圣”。此后，唐代的欧阳询、颜真卿、褚遂良、虞世南、柳公权、张旭、怀素，宋代的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元代的赵孟、鲜于枢，明代的祝允明、文征明，清代的董其昌、何绍基、邓石如、赵子谦等，都是有代表性的书法名家。
石窟艺术是我国古代艺术家集体创作的珍品。最有名的是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和甘肃敦煌莫高窟，这些石窟艺术的作者继承秦汉以来的优良传统，又吸收外来的艺术，创造出雕塑和绘画的综合艺术，是我国也是世界上伟大艺术的宝库。
中国的音乐舞蹈，也有悠久的历史，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许多少数民族都是能歌善舞的民族。汉画像石刻、敦煌壁画中就有很多舞蹈和乐队伴奏的场面。从考古发掘中看到的各种各样成套的古乐器（如湖北随县出土的战国时期编钟64件），亦可想见当时乐舞的动人情景。孔子称韶乐尽善尽美，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可见其感人之深。汉武帝时专门设立一个音乐机构——乐府，任命大音乐家李延年主管其事。隋唐的音乐舞蹈，在传统的基础上又吸收外来的因素，加以融合发展，呈现出百花争艳的局面。隋时有九种乐曲，大部分是我国边疆各兄弟民族的乐曲，唐代又增加了高昌乐，成为十种乐曲。隋代的万宝常、唐代的李龟年都是当时著名的音乐家。唐玄宗时在长安设立教坊，这是一个专门培养音乐舞蹈人才的机构，其中有生员二千余人，附属乐工一万多户。玄宗又从中挑选三百余人，于梨园专门学习音乐舞蹈，称为“梨园子弟”，这对唐代乃至后代音乐舞蹈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宋元以后，随着戏剧的发展，音乐舞蹈和戏剧结合，成为一种新的综合表演艺术，有许多著名的戏剧表演家，同时也是著名的音乐舞蹈家。
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发明创造，在十六七世纪以前的世界，一直处于领先的地位。例如东汉时代蔡伦改进的造纸术，北宋布衣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以及无名氏发明的火药和指南针。马克思对这四大发明，曾给予高度评价，说这是“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前提”，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除此之外，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他们继承和总结了劳动人民长期生产和生活实践的经验，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成就了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和发明家。在农业科学方面，中国早在战国时代就出现了专门研究农业生产的农家学派，并有农业科学专著《后翟农书》问世（今已佚，《吕氏春秋》中还保留有《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以后，又陆续产生了西汉时代的《祀胜之书》、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元代王祯的《农书》、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这四部书号称中国四大农书，也是世界农学史上的名著。
在水利工程方面，最著名的是战国末年李冰领导兴修的综合性防洪灌溉水利工程都江堰，两千多年来都江堰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其设计技术水平之高，不仅为中外水利专家所公认，而且在今天仍有参考学习的现实意义。隋代的大运河是我国也是世界上开凿最早和最长的人工运河。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到浑郡，南到余杭，连接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全长约两千公里，在京沪杭、京汉铁路通车以前，一直是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对保持南北统一以及经济文化的交流起了极大的作用。黄河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摇篮，但也给人民带来许多灾害，历代人民为治理黄河曾经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明代潘季驯前后四次奉命治河，达27年之久，他总结了历代治河的经验，又根据自己多年的亲身实践，写成《河防一览》、《两河管见》、《两河经略》等书，这些著作不仅在中国水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今天仍有参考价值。
在天文历法方面，我国的天文学家根据劳动人民在农业生产中的经验，早在公元前21世纪的夏朝就创造了历法，称为“夏历”。商朝的历法又有改进，在甲骨文中已有了大小月之分，大月30天，小月29天，一年为12个月，并且有了世界上最早的日食、月食记录。春秋时代，鲁国的天文学家留下许多观察恒星的记录，观测到37次日食，测定了冬至和夏至的日期。《左传》鲁文公十四年（公元前613年）秋7月“有星李于北斗”，这是世界上关于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战国时代楚人甘德、魏人石申合著的《甘石星经》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它记录了800个恒星的名字，其中121个恒星的位置已经测定；并且发现了五大行星出没的规律。西汉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我国天文学家已经发现太阳黑子，当时的记录是：“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汉书?五行志》）这是世界天文史上第一次观测日斑的记录，比欧洲人发现日斑要早一千多年。东汉时的张衡，是我国也是世界伟大的天文学家，他第一次科学地解释了月食的成因，指出：“月光生于日之所照。”（《全后汉文》张衡《灵宪》）大地遮住了太阳，便产生月食。他还根据自己多年研究天文、历法和数学的经验，制造了重要的天文仪器浑天仪。公元132年，他又发明地动仪，这是世界上最早测定地震方位的仪器，比欧洲人的同样发明早1
700年。唐代的僧一行（原名张遂），在他的倡议领导之下，测出子午线的长度，这在世界上也是第一次。元代的郭守敬算出一年有365.242
5天，和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相比，只差26秒。他编的《授时历》，和现行公历一年周期相同，但比现行公历的确立早300年。
在数学方面，我国的数学家早在春秋时代就已发明了乘法口诀——九九乘法表。西汉时代的《九章算术》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数学著作，其中有不少数学上的重要成就，在当时世界上都是先进的。如开平方和开立方的方法，就比欧洲早一千多年；联立一次方程式的解法，也比外国人早四百多年。南朝的祖冲之，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数学家，他在天文、历法和机械制造方面都有杰出的贡献。他的数学著作《缀术》在唐代被定为必读课本。他推算出圆周率是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是世界上第一次把圆周率的数值准确到小数点以后的六位数字，比欧洲早一千一百多年。为了纪念他的杰出贡献，一些外国科学家把祖冲之的圆周率称“祖率”。宋代大数学家秦九韶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写成《数书九章》一书，其中的“大衍求一术”，被世界学者称为“中国剩余定理”。这个算法，直到十八世纪才被瑞士数学家欧勒发现。
在医药学方而，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医学遗产也很丰富。早在春秋时代，著名医生医和就已提出阴、阳、风、雨、晦、明六气失和致病说，为后来中医以六气为病因的理论奠定了基础。战国时齐人扁鹊采用四诊（望、闻、问、切）的方法诊断疾病，成为中医传统的诊断方法。中国古代医学经典之一《黄帝内经》，也是战国时产生的。东汉时期内科医生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系统地阐述了中医学理论和治疗原则，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基础，被后人尊为“医圣”。外科医生华佗，擅长针灸和外科手术，他制作的麻醉药剂麻沸散，是世界上最早的麻醉方法。美国人摩顿研制成功麻醉剂是在1846年，比我国要晚1
600年。针灸是我国古代人民创造发明的一种治病方法，晋朝皇甫谧的《甲乙经》，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针灸专著。南宋时期宋慈写的《洗冤集录》，也是医学上的一项突出成就，它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统的法医书，在欧洲，直到公元1602年意大利人福特乃塔?费德里才开始编纂法医著作，比中国晚350年。日本、朝鲜等国直到19世纪末还在使用《洗冤录》（此书现已被译成英、法、荷兰、德、朝鲜、日、俄等多种外文版本，流行于全世界）。宋慈不仅是我国的法医学家，也是世界有名的法医学家。
与医学相关的药物学，在我国古代也很发达。例如《唐本草》就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编定颁布的药典，比欧洲早八百多年。唐代孙思邈写的《千金药方》和《千金翼方》，记载了八百多种药物和五千三百多个药方，继承发展了历代医学家的药物知识，被后人尊为“药王”。明代李时珍更是卓越的医药学家，他写的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共记录了一千八百多种药物，记载药方一万一千多个。此书已被译成日、拉丁、法、德、英、俄、朝鲜等文字，成为世界药物学的一部重要文献，被誉为“东方医学巨典”。
在建筑学方面，秦代的万里长城（现存长城是明代兴修的）以及现存的我国古代宫殿建筑、寺院建筑，都是举世闻名的，尤其是长城的修建，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是人类的奇迹。中国古代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建筑学家，例如战国时代的鲁班，是鲁国著名的工匠，他善于建筑房屋和桥梁，改进生产工具，传说有许多重要的发明创造都和他的名字连在一起，因此，被后世奉为工匠之祖。隋代的李春也是一位杰出的工匠，他领导设计、建造的赵州桥（原名安济桥），是世界上保存到今天的一座最古老的石拱桥，经历一千三百多年仍很坚固，这是具有高度科学水平和艺术水平的桥梁工程，在中国以及世界桥梁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北宋时李诚根据他多年从事土木建筑的实践，并总结了我国古代建筑的经验，写成《营建法式》一书，这部书是世界上第一部完整的建筑学著作。
在地理学方面，北魏的郦道元是一位卓越的地理学家，他写的《水经注》，详记河流分布、渠堰灌溉、风土物产、名胜古迹以及古今地理的变迁，是研究我国古代地理的重要著作。晋代法显的《佛国记》，是记录古代中亚、印度、南海的地理、风俗、历史的一部最早而又比较详细的地理著作。唐代的《大唐西域记》，介绍了西域许多地方和印度等一百多个国家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地理位置、山脉河流、生产情况，是我们研究这些国家古代历史的宝贵资料。明代徐宏祖通过三十多年的野外实地调查，对全国地理、水文、地质、物产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都作了详细的记录，著有《徐霞客游记》一书，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野外考察记录和优秀的地理著作。在科学技术方面，还应提到两部书，一部是北宋沈括写的《梦溪笔谈》，一部是明代宋应星写的《天工开物》，这两部书都是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是祖国珍贵的文化遗产，在我国和世界科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总之，通过以上极其简略的，也可以说是挂一漏万的叙述，已足够说明我们的国家不愧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伟大国家，我们中华民族不愧是一个对人类有重大贡献的优秀民族。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应当为此而感到无比光荣和自豪；就是一些正直的外国友人，也为我们祖国古代的高度文明表示无限的钦佩和敬仰。
20世纪初，享誉全球的英国大哲学家罗素曾经这样说：“从若干方面观察，中国是我所见的最伟大的国家，这不仅是数目上的最伟大与文化的最伟大，而且是智慧上的最伟大。”
1942年，时任美国副总统的华莱士在一次演说中说：美国建国之初，不少倡导革命并奠定后来美国民主政治的贤哲，他们的信仰直接抱取于欧洲，而间接导源于中国，中国文化实为启发西洋民主政治之一源泉，也是创造西洋民主政治之一大动力。
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和罗伯特?坦普尔仰慕中华文化，毕生致力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李约瑟指出：人类历史上的一些很基本的技术都是在中国生长起来的，中国在科学技术史上曾经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他称赞中国是“发现和发明的国度”，并以《中国——发现和发明的国度》为书名，以简明通俗的文字介绍了中国的100个“世界第一”。
拥有如此悠久灿烂文明和丰富文化遗产的中国人，没有任何理由妄自菲薄，也没有任何理由否定我国的传统文化。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随着近代工业革命脚步的加快，中国很快落伍了。故步自封的封建统治者仍然沉浸在往日的辉煌所造就的梦想之中，等待着“万国来仪”。不料，等来的却是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等来的却是亡国灭顶之灾。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因此饱受欺凌，山河破碎、民生凋敝，这一百多年被侵略被凌辱的历史又进一步地拉大了中西方的差距。
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的屈辱与苦难世所罕见
中国的近代史，是指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以来，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百多年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中国遭受了西方列强野蛮而残酷的侵略和殖民，中华民族遭受的屈辱与苦难世所罕见，因此，中国的近代史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屈辱史和苦难史。
（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的屈辱与苦难世所罕见
1840年6月，英国悍然发动了蓄谋已久的鸦片战争，古老中国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社会性质、阶级关系产生了剧烈的变化。鸦片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从此，中国逐步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的爆发并非偶然，它是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全球进行对外扩张、开拓殖民疆土和海外市场的必然结果。18世纪中叶，在西方各国的对华贸易中英国占居首位。但是，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英国对中国的贸易都处于入超的不利地位，这与英国资产阶级意图利用商品贸易打开中国市场的意愿相违背。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们绞尽脑汁，最终找到了鸦片贸易这个突破口，英国政府通过东印度公司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最终实现了其占领中国市场目的。罪恶的鸦片贸易，不仅造成中国白银大量外流，而且严重摧残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给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为了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受命为钦差大臣的林则徐在广州领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沉重地打击了英国殖民侵略的嚣张气焰。
由于中国的禁烟运动，在英国资本家和鸦片贩子的要求下，英国政府决定对中国开战。1840年6月，英国派出一支由48艘舰船和四千多人组成的庞大远征舰队，从印度出发开往中国，发动了无耻的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以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中国的大门，由此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撕开。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派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与英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接着，1843年10月，又签订了中英《虎门条约》。美国、法国等西方列强也趁火打劫，逼迫清政府相继于1844年7月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10月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鸦片战争后，列强相继染指中国。他们凭借其雄厚的实力，通过军事上发动战争、政治上加紧控制、经济上大肆掠夺、文化上逐步渗透等各种手段，使中国逐渐坠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1. 军事侵略
列强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手段多种多样。它们凭借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通过进行武力威胁、发动侵略战争、武装干涉中国内政、直接出兵镇压中国革命等方式对中国进行侵略。列强的军事侵略是一个逐步升级的过程，从骚扰、蚕食中国沿海、边疆，到割占中国大片领土，直至企图瓜分中国。
发动侵华战争是列强侵略中国所采取的主要方式。早在鸦片战争前，它们就对中国的沿海、边疆进行了多次海盗式的骚扰和武力侵犯。从鸦片战争开始，列强对中国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侵略战争。在近代，从1840-1919年的80年间，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发动的大规模的武装侵华战争就有五次，即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强国，都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清政府在历次战争中均遭惨败。
每次侵华战争，无辜的中国人民都要遭受血腥的屠杀。大量的无辜平民在战争中被直接杀害或死于颠沛流离。甲午战争中，日军于1894年11月占领旅顺后，进行了持续4天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死难者约2万人。1900年8月，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侵略者铁蹄所至，满眼尽是断壁残垣，尸横遍野，仅在庄王府一处，就烧死和杀死义和团团员与平民一千七百多人，而伤亡人员总数已不可统计。同年，沙俄还在中国东北制造了“海兰泡惨案”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等一系列惨案。沙俄军警烧光中国人居住的村庄，枪杀居民，有的被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死伤数千人。
每次侵华战争，都是对中国领土的强行侵占。据不完全统计，1840-1949年，列强迫使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多达一千一百多个，其中，清政府就签订了五百多个。凭借这些不平等条约，列强侵吞了大片中国领土，强占中国租界，强租中国港湾，并且在中国划分其各自的势力范围。1842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1860年，通过签订《北京条约》，清政府将香港岛对岸九龙半岛南端和昂船洲割让给英国。1849年，葡萄牙武力强占澳门半岛，并于1887年胁迫清政府订立《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允许葡萄牙“永居管理澳门”。1895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日本割去台湾全岛及所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在中国近代历史上，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领土最多的列强国家是沙皇俄国，沙俄于1858年胁迫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瑷珲条约》，割去黑龙江以北60万平方公里领土。1860年，通过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割去中国西北7万平方公里领土。1881年，通过《改订伊犁条约》和5个勘界议定书，割去中国西北7万平方公里领土。俄国共侵占中国领土一百五十一万多平方公里。在侵占领土的基础上，列强国家开始发展各自的势力范围。1898年，德国强租胶州湾，把山东视为其势力范围。沙俄强租旅顺口、大连湾及其附近海面，把长城以北作为它的势力范围。英国强租山东威海卫和香港岛对岸的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及附近的岛屿，以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1899年，法国强租广州湾及其附近水面，把广东、广西、云南作为它的势力范围，日本则声明福建为其势力范围。1845-1911年，列强还运用武力或欺诈手段，在通商口岸设立由外国直接控制和统治的租界，先后在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福州、重庆等16个城市设立了三十多个租界，使之成为外国侵略中国的据点，成为名副其实的国中之国。在列强的压迫和蹂躏下，中国丧失了独立的领土主权。
每次侵华战争，都是对中国财富强盗式的勒索和掠夺。据统计，近百年来，外国侵略者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掠去战争赔款和其他款项达白银1
000亿两。其中《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8个不平等条约就勒索赔款19.53亿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1901年收入的16倍。而日本仅通过《马关条约》勒索的赔款2.3亿两白银，就相当于当时日本国家财政四年半的收入。这一笔笔巨额赔款，一方面榨取了中国人民的膏血，加剧了中国的苦难；另一方面又成为列强进一步剥削和掠夺中国的资本，形成中国日益贫困的恶性循环。不仅如此，列强公开抢劫中国的财富，肆意破坏中国的文物和古迹所造成的损失更是难以估算。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后，洗劫并焚毁了中国皇家园林建筑艺术的精华——圆明园。这座经营了一百多年、汇集中国人民智慧和血汗、综合中西建筑风格、聚集古今艺术精品而成的宫殿和园林，被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后变成一片废墟。参与焚掠的英国殖民主义者戈登承认，他们以最野蛮的方式摧毁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法国大文学家雨果愤怒地写道：“两个强盗走进圆明园，一个抢了东西，一个放了火。……这个胜利者把口袋装满，那个把箱筐装满，他们手拉手，笑嘻嘻地回到欧洲。……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在我们眼中，中国人是野蛮人，可是你看文明人对野蛮人干了些什么。在历史面前，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期间（1937-1945年），中国有九百三十余座城市被占领，直接经济损失达62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超过5
000亿美元。国家主权丧失，社会财富遭洗劫，使中国人民失去了最起码的生存条件。
2. 政治控制
列强对中国人民的政治控制是多方面的。《天津条约》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允许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列强通过驻华公使、领事等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践踏中国主权。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俄、美等国在北京建立了公使馆。当时西方列强的公使，是以战胜者的姿态进入北京的，他们不是普通的外交官，而是清政府的“太上皇”。美国公使田贝曾得意洋洋地说，他们经常教训清政府的大臣，什么事要做，什么事一定不许做。这就是说，外国公使可以在北京直接向中国政府发号施令。他们不仅在中国竭力培植买办官僚，刺探军政情报，而且时常以“劝告”、“建议”等方式干涉中国的内政与外交。此外，列强还通过享有领事裁判权、海关管理权以及对外交涉等特权，操纵中国的内政与外交，更是达到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列强控制中国海关。1861年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在上海成立，后于1865年迁至北京。其最高行政长官成为总税务司，掌握着行政、用人大权，高级职员全部由外国人充任。近代海关的历史上，一共有五个人担任过总税务司一职，其中任期最长的是第二任英国人赫德，他的任期长达45年之久。这些海关总税务司在其任职期间俨然成为清政府的最高顾问，而各通商口岸的海关税务司则成了各地方政府的高级顾问。由于关税占清政府收入的比重逐渐增长，海关总税务司的地位也变得日益重要，对清政府的政治影响也日益增强。赫德曾向清政府提出《局外旁观论》，教训中国政府必须遵守不平等条约。他还帮助英国迫使李鸿章签订了《烟台条约》。中法战争期间，他指使他的亲信充当中国政府的专使，到巴黎与法国签订和约。在《辛丑条约》的谈判中，这个人也起过重要的作用。
列强取得在中国领土驻兵特权。1901年《辛丑条约》规定，外国军队有权在北京使馆区和北京到大沽、山海关一线包括天津、唐山等12处留兵驻守。这就使清政府完全置于外国侵略者的武装监督和武力威胁之下。外国军队长期驻扎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中国的国防和军事力量，中国军队从装备到士兵训练，从军事计划到部队指挥，都得秉承外国侵略者的旨意。
列强还在中国培植侵华代理人进行间接统治。从通商都市到穷乡僻壤，列强罗织了买办和商业高利贷剥削网，以便于剥削中国人民。西方列强和日本在中国扶植和收买代理人的活动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开始的，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统治整个中国。当时的中国虽然已经千疮百孔，但是它毕竟还不是西方列强和日本的殖民地，而且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斗争更使得这些列强对统治中国有所顾忌，因此它们就不能完全按照统治殖民地的方式来统治中国。所以这些列强国家就开始在中国政府中扶植、收买自己的代理人。他们甚至企图把中国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变成他们在中国的最高代理人。慈禧太后作为一个封建帝国的统治者肯定不会心甘情愿的去充当一个傀儡的角色。但是在八国联军的猛烈打击下，慈禧太后已经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了，她甚至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说明在《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列强已经把清政府变成了“洋人的朝廷”了。辛亥革命以后，西方列强和日本又支持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建立北洋军阀政府。他们之所以支持袁世凯，其实就是想把袁世凯变成他们新的代理人。在袁世凯死后，他们又在北洋军阀的各个派系之中培养他们自己的代理人，比如日本扶持的皖系军阀段祺瑞、奉系军阀张作霖，英、美支持的直系军阀冯国璋等等。
3. 经济掠夺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只允许外国商人在广州一地贸易，而且必须经过官方指定的公行即“十三行”进行。1842年《南京条约》规定，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5个港口城市为通商口岸。1858年《天津条约》又规定，开放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后定为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等10个口岸。1860年《北京条约》又规定增加开放天津为通商口岸。陆路方面，清政府还向俄国开放伊犁、喀什噶尔等商埠。在这些通商口岸里，外国人依仗不平等条约享有种种特权，控制当地的工商、金融事业，甚至设立租界，实行殖民统治。这些通商口岸大多成了列强在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基地。
关税自主权是国家重要的经济主权。《南京条约》却规定，英国商人进出口货物的税率，要由中英两国“秉公议定则例”，这就开了所谓协定关税的恶例，使中国丧失了海关自主权。1843年制定的协定税则，竟把进口税率压低到“值百抽五”，即5％左右。1858年的《天津条约》还规定，外国商船可以自由在各通商口岸转口，而不需要重新课税。洋货只需在海关交纳2.5％的子口税，就可以在中国内地通行无阻，不必像中国商品那样“逢关抽税，过卡抽厘”了。外国廉价商品依仗特权和低税，在中国市场上大量倾销，排挤中国工业品和手工业产品，并获取高额利润。从19世纪50年代起，外国人逐步控制了中国海关的行政权。中国海关不仅不能起抵制外国商品倾销、保护民族经济的作用，反而成为外国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一个重要工具。
外国资产阶级凭借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种种特权，把中国变成了它们倾销商品的市场和取得廉价原料的基地。这些都是在中国丧失了独立主权因而处于与外国不平等地位情况下进行的。中国的对外贸易，从1865年开始出现入超。在这以后，除1872年至1876年这5年曾一度小量出超外，一直是入超，而且逆差数额越来越大。列强在中国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以《马关条约》为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马关条约》签订以前，列强以商品输出和不等价交换的殖民贸易进行经济掠夺，又利用协定关税权、海关管理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免除子口税、在中国沿海和内河的航运权等一系列经济特权，来高价销售商品、廉价掠夺原料，掠走了中国600亿两白银。在商品输出的同时，还伴随着走私贩毒、掠夺华工的卑鄙勾当。仅1800-1927年，就从贩卖鸦片中掠去中国284亿银元的财富。同时期，以“猪仔贸易”和契约华工贩卖华人达1
000万人以上。《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列强又大力在中国开设银行，修筑铁路，开采矿山，投资设厂，以资本输出掠夺中国。到1900年，外资投资工厂933家，1901年到1911年外资在华10万元以上的新增企业就有90家。到1911年，外国在中国直接和间接地控制铁路达九千多公里，占中国铁路里程的93.1％。开采矿山34处，中国十几个省区的主要矿山都被霸占。到1913年，外国在华开设银行21个，有101个分支机构，控制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业。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比起来，列强更直接地利用中国的廉价原料和廉价劳动力，攫取了高额利润。列宁分析说，资本输出的剥削程度是“从一头牛身上刮下两张皮来”。近百年中，列强通过暴力的非暴力的，非法的与“合法”的手段，从中国掠去的白银总数达1
000亿两。在列强的侵略下，一个独立自主、领土完整的中国被弄得主权丧尽，山河破碎；一个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的中国被弄得国弱民穷，经济落后，民不聊生，这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一幅血迹斑斑的图画。
总之，列强的入侵，使中国在经济上也丧失了独立性，中国被纳入世界经济体系，成了西方大国的经济附庸。除了沿海、沿江少数城市的经济得到畸形繁荣以外，中国广大地区特别是农村的经济都濒临破产。外国列强和中国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治，导致了近代中国经济的落后和人民的贫困。
4. 文化渗透
列强在对中国实行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掠夺的同时，还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其目的是宣扬殖民主义奴化思想，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摧毁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列强的文化渗透活动，有许多是披着宗教外衣、在传教的名义下进行的。一部分西方传教士积极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活动。比如，1832年德国基督教传教士郭士立曾受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以传教为掩护，在中国沿海进行过长达几个月的间谍侦察活动，还参与了中英《南京条约》的起草和谈判。19世纪60年代后，外国传教士大批来到中国，并进入内地、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他们中的一些人，采用欺骗讹诈、强迫捐献、压价购买、强占垦地等手段霸占土地，建造教堂，剥削佃户，出租房产。有的还包揽诉讼，包庇教徒中的不法分子，或者强迫中国教民抛弃中国传统礼俗，甚至公开干涉中国内政。这些传教士从事的不法活动，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义愤和反抗。19世纪60～90年代，各地群众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并不是偶然的。
外国教会中的某些势力还利用宣传宗教和西学的名义，为列强侵略制造舆论。它们在中国办报纸、杂志，翻译、出版各种书刊。较早的外文期刊是《中国丛报》（1832-1851年）和《北华捷报》（1850-1864年，后改名《字林西报》）。这些报刊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外国侵略者对中国的态度和要求。基督教在中国设立的最大的出版机构是广学会。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主持广学会的指导思想是“争取中国士大夫中有势力的集团，开启皇帝和政治家们的思想”，也就是说，要影响中国的政治方向。广学会发行的刊物《万国公报》，在介绍西方史地、政治、文化的同时，也宣扬殖民主义奴化思想。如该刊主编、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发表《印度隶英十二益说》，竟然鼓吹英国统治印度有12条好处，主张把英国的殖民统治搬到中国来，即“本昔之治印者，一一移而治华”。
列强为了制造侵略有理的舆论，还大肆宣扬“种族优劣论”。他们攻击诬蔑中华民族是愚昧落后的“劣等民族”，应该接受“优等民族”白种人的开导和奴役。19世纪末，欧美列强还炮制了所谓的“黄祸论”，即中国威胁论。1895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甚至亲自构思了一幅《黄祸图》，让画家克纳克福斯画成油画送给俄国沙皇。西方还出现了一批关于“黄祸论”的文章和专著。有的“黄祸论”鼓吹者竟说，“一旦千百万中国人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时，将给西方文明带来灾难和毁灭”。他们宣扬中国等黄色人种对西方白色人种构成威胁，企图以此论证西方列强侵略、压迫中国有理。但是，与他们的主观愿望相反，列强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刺激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促使他们投入反对列强侵略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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