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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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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库斯·米森的《参与的恶梦》一书是他关于“参与艺术”批评四部曲之一，出版后获得广泛关注。他本人来自实验建筑的背景，从建筑学的角度来写作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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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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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的恶梦》一书希望超越人性本善的想法。传统的参与模式都建基于包容，它假定在一个平等社会里面，每个人的声音都有同等的重要性。通常，通过简单地提出一种结构或情境而推行由下而上的包容参与时，这些政治活动者或机构就会被冠以“善人”的称号。本书是对当今流行的所谓“参与艺术”的深刻批评，探索了艺术在今天独立立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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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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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库斯·梅森，建筑师、作家。参与四部曲发起人。目前是法兰克福St?delschule学院的批评空间实践的教授、瑞士日内瓦HEAD设计学院以及洛杉矶USC大学的客座教授。他的工作范围包括批评空间实践的探询、机构建设和空间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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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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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何为当务之急？
第一章 超越浪漫主义的空间实践
第二章 破除参与的天真幻象
第三章 宏大叙事——后毕尔巴鄂生活（幕间节目）
第四章 共识的泥潭
第五章 合作与冲突
第六章 再访民主（与查特尔?墨菲对话）
第七章 平行现实——进入体制的左派
第八章 向市场学习
第九章 危机与失败
第十章 不请自来的局外人
第十一章 未来的学院——教学体制建成中
第十二章 批评与赞扬之间的灰色地带：中东冬季学院
第十三章 没有指令
第十四章 中立的实践者
后记
大写建筑
跋
参考文献
合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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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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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超越浪漫主义的空间实践
从历史的观点看，建筑学是从事建筑物及环境设计的专业，它的工作涉及美学，而它研究的是设计及建造的原理。在传统的建筑中，重要的是计划流程、宏伟景观、商品、基础设施、环境布局。我并非试图去
判断建筑学的价值，而是希望观察建筑学大体上是如何运作的。在现在的经济状况下，建筑师被迫尽可能减少摩擦，直至他沦为一个平庸而漠然的角色，在这工作中，任何对于传统模式和惯性做法的质疑都被视
为损坏“共识机器”的不良企图。
在以前，谈到建筑实践时，建筑师都被描绘成建筑物的设计师、监督和负责人，他将提供一个极致的方案，他用个人的风格将“建筑”变成一件独一无二的作品。他就像完美的“文艺复兴式人物”
（Renaissance
man），通晓多种知识的博学之士，正是在文艺复兴时代，建筑由一种不涉及文字的实际行为（去做！），发展成一种知识框架和智力行为（去想！）。19世纪的绅士又是“文艺复兴式人物”的
变奏。就空间实践来说，把建筑理解成各种实践──在建房子及纯理论这两个极端之间丰富多元的实践──的混合，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即第一次将建筑之元概念从建造的欲望中解放出来。即是说，最终是否
建成什么已不再重要，纯粹思想的产物也可以是建筑学的成果。
在当代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内，博学之士无疑是很不被重用的。现在，人们要马上看到成果。今天的建筑师缺乏多种学科的知识，也没有全面而周密的视野（甚至也不能质疑既有的功能形式和行事方式），他们
面前是一个愈来愈注重经济效益的体系。客户总是要求更原创的设计、更高的效率、更精良的细节、更丰厚的利润，而建筑师还必须面对过时的法规、糟糕的工人和微薄的报酬。今天的建筑师举步维艰，一方面
要确保建筑计划稳妥顺利，一方面又想加入更多创意。正因如此，开发商渐渐变成了“新建筑师”。这是一个危机：开发商往往能更便宜、更快地完成一项建筑工程，他们找建筑师，只需要他们提供一个设计样
式便足够了，于是很多当代建筑师的工作便仅仅限于画设计图样。一种前所未有的法规掌管着建筑物的生成和外观，建筑师成了一只头戴大红毡帽，听见音乐便跳舞的傻猴子。建筑师——甚至不再是必需的了—
—已沦为那个在烘焙好的蛋糕上摆些草莓装饰的角色。
为了突破这些关于建筑的普遍观念，或许我们应把建筑学视作一种超越传统学科领域的知识力量，一种跟空间现实和其形成有关的实践。我们似乎极需要超越传统定义，重新评价空间成品，以空间中的积极
参与建成一种“知识的建筑”。对空间状况的理解、创造及变革为认清更广泛的政治现实提供了前提。当今的空间实践不仅利用关于城市社会的多变性的实验研究，而且会应用种种实体和非实体结构，以改变及
调节空间的设定。或许造成的变化很不起眼，但这些实践的确有一种无可否定的优点：一种能产生具体影响的、行动的乐观主义。
当然，这些实践不仅仅是乐观主义［相对于盛行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美国都市及空间理论中的、那种以悲观主义和单向评估为主导的杂乱无章的知识生产模式，如沙朗·佐京（Sharon
Zukin）、麦克
·戴维斯（Mike Davis）、或者迈克尔·索尔金（Michael
Sorkin）等人的论著］，也呈现出日常居住环境的复杂性。这些实践增强了我们对微观政治斗争的洞察力。要想看清空间形成的过程，就必须克服现
有的话语缺失，把实践转换成一种观察方式，关注空间建构的瞬间性，以及由日常现象和习性构成的城市文化。近年出现的空间地图学，其好处在于不必事先假设最坏的情况，但也不是说要丢弃批判性观点，而
第一章 超越浪漫主义的空间实践
从历史的观点看，建筑学是从事建筑物及环境设计的专业，它的工作涉及美学，而它研究的是设计及建造的原理。在传统的建筑中，重要的是计划流程、宏伟景观、商品、基础设施、环境布局。我并非试图去判断建筑学的价值，而是希望观察建筑学大体上是如何运作的。在现在的经济状况下，建筑师被迫尽可能减少摩擦，直至他沦为一个平庸而漠然的角色，在这工作中，任何对于传统模式和惯性做法的质疑都被视为损坏“共识机器”的不良企图。
在以前，谈到建筑实践时，建筑师都被描绘成建筑物的设计师、监督和负责人，他将提供一个极致的方案，他用个人的风格将“建筑”变成一件独一无二的作品。他就像完美的“文艺复兴式人物”（Renaissance
man），通晓多种知识的博学之士，正是在文艺复兴时代，建筑由一种不涉及文字的实际行为（去做！），发展成一种知识框架和智力行为（去想！）。19世纪的绅士又是“文艺复兴式人物”的变奏。就空间实践来说，把建筑理解成各种实践──在建房子及纯理论这两个极端之间丰富多元的实践──的混合，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即第一次将建筑之元概念从建造的欲望中解放出来。即是说，最终是否建成什么已不再重要，纯粹思想的产物也可以是建筑学的成果。
在当代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内，博学之士无疑是很不被重用的。现在，人们要马上看到成果。今天的建筑师缺乏多种学科的知识，也没有全面而周密的视野（甚至也不能质疑既有的功能形式和行事方式），他们面前是一个愈来愈注重经济效益的体系。客户总是要求更原创的设计、更高的效率、更精良的细节、更丰厚的利润，而建筑师还必须面对过时的法规、糟糕的工人和微薄的报酬。今天的建筑师举步维艰，一方面要确保建筑计划稳妥顺利，一方面又想加入更多创意。正因如此，开发商渐渐变成了“新建筑师”。这是一个危机：开发商往往能更便宜、更快地完成一项建筑工程，他们找建筑师，只需要他们提供一个设计样式便足够了，于是很多当代建筑师的工作便仅仅限于画设计图样。一种前所未有的法规掌管着建筑物的生成和外观，建筑师成了一只头戴大红毡帽，听见音乐便跳舞的傻猴子。建筑师——甚至不再是必需的了——已沦为那个在烘焙好的蛋糕上摆些草莓装饰的角色。
为了突破这些关于建筑的普遍观念，或许我们应把建筑学视作一种超越传统学科领域的知识力量，一种跟空间现实和其形成有关的实践。我们似乎极需要超越传统定义，重新评价空间成品，以空间中的积极参与建成一种“知识的建筑”。对空间状况的理解、创造及变革为认清更广泛的政治现实提供了前提。当今的空间实践不仅利用关于城市社会的多变性的实验研究，而且会应用种种实体和非实体结构，以改变及调节空间的设定。或许造成的变化很不起眼，但这些实践的确有一种无可否定的优点：一种能产生具体影响的、行动的乐观主义。
当然，这些实践不仅仅是乐观主义［相对于盛行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美国都市及空间理论中的、那种以悲观主义和单向评估为主导的杂乱无章的知识生产模式，如沙朗·佐京（Sharon
Zukin）、麦克·戴维斯（Mike Davis）、或者迈克尔·索尔金（Michael
Sorkin）等人的论著］，也呈现出日常居住环境的复杂性。这些实践增强了我们对微观政治斗争的洞察力。要想看清空间形成的过程，就必须克服现有的话语缺失，把实践转换成一种观察方式，关注空间建构的瞬间性，以及由日常现象和习性构成的城市文化。近年出现的空间地图学，其好处在于不必事先假设最坏的情况，但也不是说要丢弃批判性观点，而是去体会物质世界的复杂性，并把这种复杂性视作介入的契机。
在建筑学和城市理论中，“参与”通常解作进入或使用，大概即是赋予人们以空间使用权。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我们看到建筑师和城市规划者愈来愈喜欢参与性项目和让公众参与规划，其中很多项目和论述的核心概念，都是设立一种系统让使用者可以参与空间的规划及构成。
纵观20世纪的建筑史，我们看到以参与的角度反思传统建筑实践的多种尝试。然而，大多数的尝试都仅限于提出一种抵抗，都是旁敲侧击。除了超现实主义者的随意性和情景主义者的意识形态集会之外，还有一些人提出过不同的抵抗方式。例如，在60年代，建筑师小组TEAM
10倡议以诸如迁移率、日常生活模式及城市人口递增率等概念作为城市规划的基础，这样，社会改革（以前是由领导阶层下达指令以某种建筑去构成的）便得以自下而上地根据社会内部发展而进行，并以建筑和规划管理。在这种情况下，设计师的工作应该是硬件的管理员：扩大、降低、调控各种系统内的流量和强度。
法国人尤纳·弗瑞德曼（Yona
Friedman）的作品基于不可预测性的原则。他调查诸如住房短缺和市区重建等尖锐问题，并公开其调查结果。他提议建造一些巨型建筑物，在里面，居民能建造自己的住所，他又制作了一些简单的漫画手册，引导人们设计自己的居住环境。英国建筑师塞德里克·普赖斯也提倡建筑中的“可把握的未知性”。他横向地思考建筑，又提出在城市公共艺术中强调时间性，这些都令他的作品在另类当代实践中有历久弥新的影响。普赖斯与社会学家兼经济学家卢修斯·巴尔克哈特（Lucius
Burckhardt）的工作有相似之处——卢修斯对规划方法论和城市参与的另类模式特别感兴趣，他尤其注重为城市规划过程中的所有角色提供新的学习。因此，在80年代的IKAS会议上，他们的方法被平行研究。该会议有来自四十个国家的二百多名与会者，会议的特点是讨论建筑的社会任务，而非后现代话语中的建筑形式和结构。会议的议题包括民主化、使用者参与、工程的可持续性以及建筑物的长远使用等。会议上研究的模型都是以参与为先决条件，认定共识及社会参与是实践的原动力。
近年，参与一词在建筑和规划的领域被滥用，类似的现象先前在艺术领域也发生了，比如尼古拉斯?伯瑞奥德（Nicolas
Bourriaud）在90年代提出“关系美学”（relational
aesthetics）这一术语，认为评价一件艺术品的价值应该基于“作品在社会背景下如何与人互动，而非局限于独立及私密的符号空间。”有别于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主流创作，这种具有关系层面的创作较少关注物件、更多关注作品的现场甚或演性，因此，作品非常依靠观众的互动及参与。克莱尔·比绍普（Claire
Bishop）的近作《参与》（Participation）便探讨了观众如何由观察者的角色走向制造者的角色，并因此产生了一种新的人际关系。
对参与一词越来越多的应用，在某些情况中，能看到一个意识形态的框架如何被演变成实践。杰里米·提尔（Jeremy
Till）认为：“‘参与’这个字眼近来像当代政治中的‘可持续性’一样成为被滥用的口号了。”而这两个口号在“可持续发展社区”（sustainable
communities）的概念中相遇了，因为理论上，“可持续发展社区”都是根据民主参与的原则而建立的。问题是，由于过度使用，“参与”、“社区”和“可持续性”这些词都失去意义了。这些字眼只有表面的意思，但只要对之稍加思索，便会发现其中对于什么是关键问题没有丝毫反思。“所谓参与经常只是安抚的权宜之策，而不是真正的改革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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