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斯坦福（Michael
Stanford,英国历史学家，曾获历史与哲学双学位，长期执教于西英格兰大学（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England），担任该校资深历史讲师多年，直至1983年退休。退休之后致力于撰述史学著作，先后出版了三本书：《历史知识的本质》（The
Nature of Historical Knowledge,1986,Blackwell、《历史研究导论》（A Compan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1994,Blackwell）、《历史哲学绪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1999,Blackwell）。
导论
1989年，中欧及东欧诸国纷纷摆脱苏联的桎梏，宣布改建为自由、民主的共和国。西方世界欢腾不已，其中有一位是政治理论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他如同一般典型美国公民一样，认为自由、民主就是进步的终点，因而提出一声名远扬的结论，声称此即“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已无更多变革可以期待。据报道，许多中学生曾殷切追问，历史的终结是否也意味着代数的终结。
这则故事表明了本书将和读者探讨的若干要点，例如历史关心变革，历史进程可视为走向佳境的演进，历史活动多坐落于政治场景之中，历史既关系到往昔，也关系到现时。然而最紧要的，它彰显出“历史”一词的含混性。
在深入探讨之前，我们务必铭记作为事件的历史（history?as?event）与作为记述的历史history?as?account之间的重要区别。1989年，东德人民曾有若干行动，包括拆毁柏林墙。这些事迹（deeds）不仅见诸报端、电视，更有政论家如福山等加以讨论。随后，这些事迹必然载入史册。先有行动，继而有图像、口头或书面描述。根据我的叙述，对拆毁围墙一事，读者脑海中便留下了大致清晰的印象，但却不可能详细的了解此事的细节。
“历史”一词，既可指世间曾经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也可指通过文字或理念将发生的事件进行的基本连贯的记述，二者混淆不清也在所难免。然而二者的区别却非常明显。为了区分，若干学者采用作为事件之历史[history（e），简称历史事件]、作为记述之历史[history（n），简称历史叙述]加以区别，其中（e）代表事件（event），（n）代表叙事（narrative）。其他学者则以甲类历史[history（1），简称历史（甲
]、乙类历史[history（2），简称历史（乙）]为之区分，甲或乙表明其究竟属于一级或次级事实。本书在必要之处采用后一种区分。
吉本（Gibbon）评论说，历史“不过是人类罪行、蠢事与不幸的记录”。与许多人一样，笔者总以为一生过短，不够鉴赏所有历史学家笔下早先存活于世之男男女女。然而传颂先人者又岂止历史学家而已，大诗人华兹华斯（Wordsworth）的名诗《序曲》（The
Prelude），就是一名青年在1790年7月（巴士底狱失陷一周年）前往法国时的所见：
一人的欢愉就是千万人的欢愉时
他所显现的容颜又是何等的光辉
稍后则
漫步在幽僻乡间
只见仁爱幸福四溢
犹如芳香，犹如春天
后续诗句紧接着描绘当时的宴乐、欢舞。若能亲身前往分享他们的快乐，尤其是分享他们的希望，岂不快哉。
撇去这种特殊场景，在笔者的想象（imagination）中，始终留有17岁时阅读威尔斯（H.G.Wells）的《世界史纲》（Outline
of
History）一书时曾经获得的印象。人在读史时，常有一种倾向，好将恺撒、克伦威尔、林肯视为小说中的英雄、女英雄。但威尔斯塑造的英雄却是“人”，所有叙述完全围绕在这个饶有趣味的角色上。从此以后，笔者心中除了各种专门历史外，总有一部凌驾于其余历史之上的历史，它始自旧石器时代猎人塑造女性小雕像、在洞穴墙壁上涂画野兽，绵延至今日的你我，并且将绵延至你我的儿辈、孙辈……我们既有如此绵长系列的先世，又有如此众多的同辈，还能遥望聪慧、幸福将甚于你我的无数后裔。历史予人以一个大家族的感觉。
上述思想着实鼓舞人心，然而，一个令人震惊的事情随之而来，即我们对整个人类大家族所知何其少。关于它的历史，显然绝大部分不为我们所知。当然，若是即使我们知道得更多，却不太可能很大程度地改变我们的观念，那么所知甚微也就无关紧要了。另一方面，正像某人抛妻弃子使我们视如恶徒，然而日后，我们在对其妻儿认识较多后，或许足以了解他何以如此，也就可能以更宽恕之心看待他。因此，凡是人们相信的历史，都有修正的可能，因为关于历史，我们只能确定一点，即我们所知甚微。
从另一方面来说，人对往昔并无直接认识，所知也就极为有限。凡人们自称的认识，概属间接认识。也就是说，人只能就当时可得的直接认识，例如从所谓的证据之中，推理出可信事物。犹如在森林中漫步的孩童，由于不曾听到、也不曾看见，所以无法断定眼前洞穴之中是否有熊。可是却因为发现地面留有大型爪痕一路向洞穴延伸，却不见有离开洞穴而去往他处的爪痕，所以相信洞中有熊。这种推想可能正确，然而我们也能举出若干设想，足以说明孩童的推想有误，比方说熊可能已由洞穴后面出口去往他处，可能爬上山石去往他处，因此不曾留下爪痕，或者这些爪痕根本出于他人的恶作剧。孩童认为洞中有熊，乃是就证据间接推想而得，除非大胆入洞一探究竟，而且还真的撞见熊，否则就无法确知洞中是否有熊。历史与此类似，只是我们永远无法进入这个洞穴。
若如以上所言，为何笔者又撰写本书？笔者用意乃是要显示，若能给予恰当认知，历史对所有人都十分重要。同时，我还要更进一步说明如何方能恰当认知历史。
首先，历史为何重要？因为历史与政治一样，是出自自由社会的自由人士的活动（activity）。正如永恒的警惕是自由的代价，不断留心分歧则是知识的代价。不论历史或科学，人皆没有理由期盼获得完美知识。即便如此，人仍然能够而且应该为可能获得的最佳知识不懈努力，期望能够不断改进。在封闭社会中，人心已被无知和偏见蒙蔽，政府决策一味压制疑虑和诘问，自由及历史均与绽放无缘。
历史与政治活动一样，不容固定与绝对。在开放社会中，政治由本人治理，历史由本人创造，绝不容许他人越俎代庖。此处我所说的由本人创造的“历史”又是何意？
笔者所说的历史乃是兼具历史（甲）与历史（乙）双重含意的历史。就历史（甲）来说，马克思（K.Marx）有句名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历史。”他进一步说明，人虽可以创造历史，但所依循的途径却非出自人心所愿，“而是在直接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最后以一句警句收尾：“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Marx（1973b），p.146.现在已经很明显，不论将往何处前行，人都得由当下启程。但在我们要想有所作为，并考虑如何前行乃是最佳之际，必得斟酌心中所认定的形势。这包括对往昔至今的认识。但认识往昔，绝非意味着任由往昔摆布。其实正好相反，就如普拉姆（J.I.Plumb）在《过去的死亡》（The
Death of the
Past）一书所指出的论断：我们对往昔了解越多，就越能免受它的控制。越是高明的历史学家，马克思所留下的警语就越为失真，“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乃无复“像梦魔一样”压在心头。在这个意义上，通过质疑甚至拒斥由政府、教会或传统强加我们身上的模式及政策，我们能够为自身创造较佳的历史。反之，我们应当认识到，未来的历史完全操控在我们手上。因此，我们自当齐心协力以赴，认识并分担彼此的责任。
此外，历史（乙）含意中的历史又何指？依循何种途径，方能使历史为我所用？
今日，历史研究是一项对真相进行严肃的、必要的、值得尊敬的探求。若与物理或生物研究相比，历史在严谨方面毫不逊色，然而其间毕竟有差异。在自然科学中，很大部分须仰仗数学与经验性观察。权衡相互冲突的判断和所谓的直觉猜测（inspired
guesses）在其中则仅占一小部分。历史却不然，数学与经验性观察甚少，涉及诠释、影响及意义方面的问题，以及平衡不可计数的可能性，则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历史允许更多的个人判断，允许分歧。在历史中，并无通往全部真相的通道，因此，我们必须时时保持开放心态，承认既有信念容易失误，同时敏于求知，随时准备从不愿看到的事实以及相反的意见之中，认识可能的真相。如果说研究历史有任何有价值的教诲，那就是从问题的各方面进行观察来理解问题的重要性。和科学一样，历史也是通过审慎地、毫无偏见地检验证据，并借证据作出中立的判断来进行理解。
证据向来不完整、不充分，所以历史学家众说纷纭亦不足为怪。历史学家间的分歧，主要并非针对个别证据，而是在于从全部证据导出的结论，如这样的大问题：罗马帝国因何灭亡？1948至1990年间，美、苏谁是潜在的侵略者，只是因为核威胁才隐而不发？既然专家之间都不能达成一致见解，那么毫不奇怪，非历史学家在重大问题上的分歧更大，特别是涉及宗教、种族和国家等高度情绪性议题的时候。然而，人们普遍对往昔有见解，且此见解影响着他们的政治行动和日常行为。是故，熟知往昔，不仅是权利，也是责任。许多政治见解即是历史判断，而不论其如何粗糙，如何知识不足。就某方面说，每个人都是自身的历史学家，此言果然不虚。See
Stanford（1990），pp.146-148，157-171.
笔者曾说，若能予以恰当认知，历史对任何人都很重要。在本书中，我希望展示历史何以重要，以及如何才能恰当认知历史——即呈现“历史”一词的双重含义。
历史编纂学
图书馆员可能将本书置于“历史编纂学（Historiography）”类目之下。历史编纂学就是“历史撰述（the writing
of
history）”，此处或有必要稍作说明。该词可用来指称历史撰述的三个方面中的任一方面或多个方面：描绘性、历史性及分析性。
描绘性史学（descriptive
historiography）认可历史学家通常所作的历史，并就标准方法、标准程序加以描绘。1990年，笔者所著《历史知识的本质》（The
Nature of Historical
Knowledge）一书就属于这一类。相似内容亦在下列各书中占有相当篇幅，例如克拉克（Kitson
Clark，1967）、埃尔顿Elton，1967 and 1970、马威克（Marwick，1989，chapter 5 and
6、塞尔敦（Seldon，1988）、夏弗（Shafer，1974）、托什Tosh，1984）等。若以史学研究概论而言，笔者尤其推荐马威克与托什二人的作品。
历史性史学（historical
historiography，以下简称史学史）追究自希罗多德（Herodotus）以来两千五百年间的历史撰述方式。此类通论著作中的佳作如汤普森（Thompson，1942）、巴恩斯（Barnes，1962）、富特（Fueter，1968）等。就像历史本身一样，史学史亦有分类，通常是根据分期、国家或专题而定。每一类别下都有围绕同一主题的许多著述。当然，也有以个别历史学家为题的史学史，例如《布莱克威尔历史学家辞典》（The
Blackwell Dictionary of Historians，eds.Cannon et
al.，1988、伯克P.Burke，1990、坎农（Cannon，1980）、卡尔博奈尔（Carbonell，1976）、费罗（Ferro，1984、海厄姆（Higham，1963）、霍夫斯塔德（Hofstadter，1968）、伊格尔斯（Iggers，1983）、伊格尔斯与帕克（Iggers
and
Parker，1980）、凯伊（Kaye，1984）、诺维克（Novick，1988）、帕克Parker，1990）、佩罗（Perrot，1992）、斯托亚恩维齐（Stoianovich，1976）等。在此特别推荐凯利（Kelley，1991）的历代史学家观点汇编。它不但列举了回答卡尔（E.H.Carr）脍炙人口的命题《历史是什么？》的各种相异的答案，而且显示了，现代批判性史学中的众多议题古已有之。
分析性抑或批判性史学analytical or critical
historiography则研究撰史时产生的观念问题及哲学问题。实际上，它与分析历史哲学或批判历史哲学相重叠。二者差别或许只在于前者从历史学家方向前进，后者则依循哲学家方向出发。本书属分析史学，拥有相同性质的著述还有柯林伍德（Collingwood，1961）、卡尔（E.H.Carr，1964）、巴特菲尔德Butterfield，1960）、韦纳（Veyne，1984）。而较偏向哲学方向的则有柯林伍德（Collingwood，1961，柯林伍德是史学家也是哲学家）、阿特金森（Atkinson，1978）、怀特H.White，1987）、奥拉夫森Olafson，1979），当然也少不了黑格尔（Hegel，1975
or 1956。
除了上述三类之外，还可加上史学要略或导读（survey or
guide）。这类著述意在表述历史撰述的部分领域或方法。较近的作品有1991年伯克所编（P.Burke，1991），各章中包括妇女史、微观史学（microhistory）、口述史、阅读史、影像史、身体史（history
of the
body）等。同类作品还包括芬伯格（Finberg，1965）、达尔泽尔（Dalzell，1976）、吉尔伯特与格劳巴德（Gilbert
and Graubard，1972）、拉布与洛特伯格（Rabb and
Rotberg，1982）等。此类作品当然重要而实用，只是辑取的内容远少于省略的部分。自“二战”以来，可供历史学家选取的主题大为增加，几乎无穷无尽。部分原因显然出于年鉴学派及其“整体史或全球史”观念的影响。See
Stoianovich（1976），especially
ch.4.于是各种人类活动，自天文学、母乳喂养至快艇竞赛、古筝弹奏等，莫不有自己的历史（抑或即将就有）。至于各种人类群体，如渔民、修道院长、禅宗佛教徒、犹太复国主义者（Zionist等，亦复如此。
每当新主题或新界定的族群引起人们的注意，必将有人为之撰史。这些主题乍看可能怪诞、难以界定，但只要这些史著符合严肃的历史学术规范，就没有理由说它们不可有历史。确实，有足够理由说它们应该有历史。尽管传统形式的历史撰述者不屑一顾，尽管拓荒者在过度热情之下可能会过分夸大所属意的主题的重要性，仍然应当严肃看待这些主题。因为人类生活并非发生在历史学家划定的独立的区域内：人口统计的实际情况将影响到政治史，宗教信仰可影响到经济史，地理有可能是军事胜负的关键。年鉴学派筹划的全球史，并非只着眼于无数个别历史的搜集；相反，它诉诸对经济与社会结构的认识，并期盼能将一切历史现象纳入该结构之中。See
Stoianovich（1976） and
Braudel（1975；1980；1981-4）.他们的特定方案或许难以实现，然而他们的观念，即原则上每一类历史均可与其他任一类历史相整合，则正确无误。不仅新的历史事实，而且新的历史洞见或认知，都能够而且应该改写既有历史。故每一世代均重写历史，其原因在此。
截至目前，笔者所说的似乎只有历史编纂学上的创新才构成新的研究主题，其实不然，只需略作浏览上述伯克一书（P.Burke，1991）的章节便知，至少有两章（口述史、影像史）关涉所运用的证据类型。For
oral history see
below，ch.6，pp.143-145.这二者并非历史领域的分支，而是不同的方法路径，与传统历史学家惯用的材料——史料文献大不相同。同样的，历史学家可用的方法几乎也是无限的。电脑已经广泛应用，至少已有一份颇具内涵的期刊——《历史与电脑》（History
and Computi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历史学家可用的辅助方法极多，如印章学（sigillography、纹章学（heraldry）、地方志（chorography）、外交学（diplomatic）、古文字学（palaeography）、钱币学（numismatics）、统计学（statistics）等等，若一一列举，必嫌冗长。若再加上可供历史学家援用的许多社会科学方法，也许清单尚未完稿，就已过时。
创新的第三个领域是历史描述。人们习惯于设想，往昔主要是通过史书得以展示，然而这一点已经越来越不正确。传统上，历史的展示（或展现）亦可借由绘画、铭刻、雕像、戏剧、庆典、仪式等。如今，又可加上电影、广告、电视、新闻摄影，以及将历史遗址或建筑商业化，然后展示于公众（通常是无知者），称之为遗迹历史（heritage
history）。直到最近（1993年），伦敦塔（Tower of
London）及其卫兵、断头台始不复为英国最吸引观光客的景点。由此产生了历史的真相、历史学家的正直、历史的认知等恼人问题。For
more on this，see ch.3，pp.44-52.See also
K.Walsh（1992）.每一种情况都得就其本身做判决。希望阅毕本书之后，读者再次面对遗迹历史以及所有这些创新时，纵然不能有所定论，至少能更明了其中的疑点和可信之处。
性别与历史
此外，另有一点，也是史学创新中最有意义的一点，需略加说明。它就是上个世纪最后三十年兴起的对女性的角色与认知的变化。此创新比上述创新影响更大，理由有以下几个。第一个理由是它考查的对象实为人类中的多数而非少数。再者，不断有更多技艺娴熟的专业女性（这项研究的主要对象）加入。的确，在妇女史出现之前很久，已有不少女性历史学家在专业上展示了相当成就。第三个理由则是这项研究在历史编纂学的许多层次，如历史事件、史料来源、历史证据、历史诠释、意识形态立场、历史呈现（包括书面、口述及影像形式），以及民意回应——大致相当于我们所界定的历史性（historicity）等——引发了许多饶有意味的问题。For
historicity see below，chapter 3，pp.41-42.For the importance of
their own history to women，see below，chapter
6，p.145.然而这个创新或许有一个缺陷。因为，它与时下争议的现今世界男、女两性功能及相互关系的认识转变相关，这固然引起世人投注很多时间、精力研读或撰写妇女史及（由前者发展而来的）两性关系史，却仍然难免落入现世中心论历史（present?centred
history）的窠臼。有许多历史学家坚信，应当只为往昔自身的原因研究往昔，并以为对现世利益的关注将不可避免的扭曲往昔。
据笔者所知，鼓吹相反见解的人士首推法国杰出历史学家米歇尔?佩罗（Michelle
Perrot），她曾说：“我们的目标并非是创造一个称为妇女史的新领域……毋宁是透过两性关系为中心的议题，以转移历史的注意方向，此即妇女史不可豁免的代价。”对该主题的介绍，亦无人能超越佩罗本人所著《撰写妇女史》（Writing
Women?s History）See Perrot（1992），p.8.See also Perrot and
Duby（1990，1992）.The subject is pursued in the journal，Gender and
History.。
笔者期望借由本书将历史研究的基本论题阐释明白。笔者确信，一旦读完本书，聪明学生必能就问题的两个方面的争论中，获得个人心得。历史促成进步，并非是通过一种流行思潮取代另一种思潮，而是通过逐步扩大和加深我们对人类境况的认识促成的。
本书使用
为求参阅便利，书中各章乃采相同格式。各章又均可自成体系，并无一定阅读顺序。然而各章之间仍有逻辑顺序，故亦可认为本书有可自首章顺次阅读至末章的整体结构。
历史文献中有许多经常运用却无适当定义的重要术语。的确，不少作者在同一术语运用上，经常有微妙差异，然而却不曾向可能感到困惑的读者预先警示。鉴于此，大凡这类术语，如证据（evidence）、事实（fact）、事件（event）、原因（cause）等等，笔者皆予以定义，并期望在本书中一以贯之，尽量与公认用法相符。
与其他作者一样，笔者也因人身代词困惑不已，例如学生、历史学家等词，到底该赋予何种性别？以“他或她（he or
she，s／he”来表示，抑或以“他们（将they置于一单数名词之后）”来表示，还是在书中不胜其烦附上说明此处的“他”是代表“他或她”？几番考量之后，笔者仍然排斥上述设计，历史学家显然有时为男性，有时为女性，笔者使用“他”抑或“她”时，并无性别区分含意。期望不致有人会计较书中用词，笔者实无偏好。无论笔者如何做，势必冒犯一些人，故在此处先行致歉，请求宽恕。
最后提一个请求：若你阅读时感到厌烦，请暂时略过，但是不要放弃。
第1章作为统一体的历史
何谓“历史”？答案之一就是“时间之下的人类生活经验”。众所周知，生活充满起伏，因此“变迁（change）”便成为历史的一个基本概念。人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此刻（即我们所谓的“现在”）发生的事。倘若我们留心的是每一片刻间的一次经历，那么我们就是生活在一连串的现在之中。当然，我们也能留心曾经发生但如今已不复存在的经验，这可以归类为“往昔”。再者，人还能设想过去不曾、现在没有，但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或经验。这些事物属于臆测（hypothetical，透过各种方式想象而得），但我们能清楚地将它与虚构（fiction）区别开来。编造故事和听取他人编造的故事，便是人类想象能力的常见的杰作。乍看之下，它与揣测未来的能力相似，其实早自孩童时期，我们就知其间差别。描绘一个虚妄世界，与描绘事物在未来的可能状态，相当不同。人们的确知道
“未来”究竟何指。
生活有很大一部分无法预知。设想一件事可能发生或不发生容易，列举可以确定永不发生之事，纵然理论上可行，实质上却困难重重。生活若能预测，人生就不致充满起伏。正因其中包含许多偶发事故、无法预见的事故，故“经验”成为历史的一个关键概念。
最后，读者或许注意到笔者将历史界定为生活经验总和（the experience），而非零散的个人经验（the
experiences）。原因并非出于人人皆有相同经验（纵然我的许多痛苦或欢愉与你的相似），而是在于最终我们全体分享一种共同的生活经验。多恩（John
Donne）曾说：“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整体的一部分。”人非独居，而是生活在具有共同经验的社群之中。不分男女、不分地域，即使遥远如霍屯督人（Hottentot）、巴塔哥尼亚人（Patagonian），亦不例外。更重要的是，这种共享经验父子相承，代代相传。这种经验的整体就是我们所称的“历史”，故历史乃是一个统一体。
有关历史本质（nature）、类型（types）及方法的问题如下：
1.何谓“历史”？
2.历史是否完全与“往昔”相关？
3.历史是否与现世相关？
4.人何以需要历史？
5.我们是否不可能获得历史？
6.是否存在不同种类的历史？
7.是否存在多种历史，抑或只有一种历史？
8.如果历史只有一种，那么它又是何种统一体？
9.历史是否就是进步（progress）的故事？
本章主题为“作为统一体的历史”，分为四节：
1.经验——历史关怀
2.时间（time）与变迁（change）——历史精髓
3.累积（cumulation）——历史总和
4.历程——历史进程
1.1经验——历史关怀
共同经验
一天，有个朋友问我，格林（J.R.Green）的《英国人民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如何？笔者回答说：“颇值得一读，然而必须提醒的是，它可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她反问说：“那有什么关系，历史就是历史，不是吗？”显然，她把历史事件和历史叙述弄混了。往昔不可能变化，就此而言，她实无误。但格林的著作并非历史事件，而是历史叙述。历史叙述当然一直在变。
我们已审慎分析“历史”的两个含意，现在我想论述二者为何经常混淆。1991年春，波罗的海诸国——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等，宣称脱离苏联而独立。这年夏天，伊拉克政府兼并科威特。这些争端中的双方，皆将理由建立在他们关于往昔的某种信念上。这些信念就是历史（乙）的一部分，即人们曾经相信、传述或撰写的往昔中的一部分。同样清楚的是，这些冲突源自历史（乙），复又在1991年制造了历史；这就是历史事件，是这一年历史（甲）的一部分。如今，这些历史事件已成为往日的历史，却又作为历史（乙）继续流传在记忆、新闻、政治，以及相关的书籍论文中。人们撰写或相信的往昔（历史叙述）可以促成历史事件的变革，而这反过来又成为新历史叙述的一部分，前引事例不过是这种转化的众多方式之一。因此，人类共同经验的各个部分，以及所谓的历史（甲）和历史（乙），都应该被视为整部历史的成分。
社群与想象
历史整体性也深植于人们的想象（imagination）中。人必成长在一个具体的社群中（如村落、城市、国家、民族等），它们往往构成各种历史的主题。这类作品反映了某一地域的政府、社会、经济生活的连续性。但社会的一些元素，如语言、贸易、艺术等，却不受社会的限制，经常跨越地域界限。因此，在城市史、国别史之外，我们也有巴洛克音乐史、香料贸易史、政治理论史等。旅行家与征服者、商人与传教士、学者与艺术家等已经将人类合为一体。即使我们足不出户，也能超越时空界限在想象中追随他们。我们不仅可以阅读游记，也可以设想生活在希罗多德时代的古希腊，抑或生活在10世纪日本的《源氏物语》时代，生活在茹安维尔（Joinville）、傅华萨（Froissart）的中世纪骑士时代。
想象因而使历史成为可能。然而它也给历史学家提出了难题。人类乃生活在物质世界的物质动物，然而人类生活中最重要、最有趣的部分，却又是非物质性的：人的观念、情绪、理性。不幸的是，遗留下来的关乎往昔的证据，几乎全都是物质的。我们要了解古人的思想，只能依靠他们的著述，小部分则依靠他们的艺术与手工制品。这些纵然不充分、不可靠，却几乎是历史学家了解我们最想知道的古人思想的唯一指南。
我们不应忘记，一个社会可能在物质条件上贫乏，却在文化上富裕。欧洲人在与澳大利亚土著第一次接触时，常因误判认为这批裸身游荡、全副家当一手挑起的土著，在文化上必定十分贫乏。事实却不然，土著的宗教、语言、艺术等，均显示出他们拥有高级的思想体系。你能否想象相反的形势——一个物质充沛的社会，却在深奥思想方面荒凉贫瘠？
历史是可能的吗？
我们所从事的，是不是一个不可行而且注定失败的事业？我们先看看一些论点。
首先，重建往昔是否荒谬？在物质上，我们只能进行小规模的重建，比如某一时代的一个村落或一个城堡。然而，若将它所处的大环境排除，岂非使它失真？倘若让现代人身着古装，居住在模拟情景之中，我们能否改变这些人的心智？他们既不具祖先的身躯，亦不具祖先的心智。此外，卫生方面又如何？中世纪村落中猖獗的细菌与病毒，足使现代卫生部门惊骇，它将迅速制止任何重建行为。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阅读史书时将重建工作局限在精神方面。这种工作立足于证据。但是，正如我们将在后面看到的，证据可能被扭曲、捏造、误解，甚至根本欠缺。如果无法获得相关认识，我们以幻想代替无知，又是否明智？
即使证据与诠释均可靠，我们又能否期望深入去世已久的人们的心智之中？1099年7月15日，基督教大军进入耶路撒冷，将所有穆斯林和犹太人，不分男女老幼，屠戮一空，然后穿过齐膝深的血水、尸体，“在圣墓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re）向神谢恩”。Runciman（1965），vol.I，p.287.在他们心目中，神代表何意？
若上述困难不够，还可再添上一个，如刻意篡改历史证据。我们能否完全相信，苏美尔众王或埃及法老刻在泥板或石碑上的自诩之词（古埃及人确实用铁锤及凿子改动记录，尤其在埃赫那吞的宗教改革及随后的复辟时期）？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中的“真理部（Ministry
of
Truth）”，不过是当时独裁者专门制造谎言的反映。如今民主政府即使已拒斥这种手法，却又采用了其他方式。许多从事调查的新闻记者与律师，见证了中世纪时期的古老罪行——压制真相及散播谎言（suppressio
veri and suggestio falsi），仍然大行于现代政府。
最后，还有来自建构主义（constructionism）的激烈谴责，指斥历史学家并未发现往昔，而只是在为往昔编造故事。稍后章节将予以讨论。See
Runciman（1965）, vol. Ⅰ，ch.5，pp.129-130.
我们如何面对历史？
不论可能与否，历史确实令人着迷。我们在记忆中首次接触了历史，如卡莱尔（Carlyle）说的那样：“记忆完全是按照年鉴。”其次则是在家庭生活中接触历史。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注意到祖父辈的影响，他说：“每一个新心智的形成过程当中，都有倒退的步调。人们将最可塑的心态加入最无变更可能的心态之中，却忽视了主导变迁的那一代。”Bloch（1954），p.40.几乎所有的儿童都注意到，他们祖父辈熟悉的是另一个世界。一旦入学，他们的这种与日俱增的往昔的观念，即化为历史观念。在学校中良师的协助下，儿童遂能将其对老人、旧书、往事的经验与相类主题编成的课本联系在一起。For
more on history in education，see chapter 3，pp.49-50.
然而，有时往昔也遭排斥。通常年轻人以为旧习俗和旧道德观念令人生厌。或许他们乐于记忆的是那些试图打破过去，获得不同程度胜利的历史伟大时刻，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等。
然而，过去并非永远如人心所见。历史足以显示，若干传统（不论是好是坏）可能最近才出现，而非传之久远。1836年，狄更斯曾描述匹克威克先生偕朋友在丁格利?戴尔庄园庆祝圣诞节的情况，当时英格兰尚不知圣诞树为何物。事实上，许多传统是出于一时创造。See
Hobsbawm and Ranger（1984）.
不论如何接触历史，我们应当尊敬前人的尊严，万不可落入粗鄙错觉，以为古人在世，只是为我们铺路。汤普森（E.P.Thompson）曾宣称自己的目的乃是要将工业革命初期的贫困人们“自其后裔予以的无比卑微中”解救出来。兰克（Ranke）则更加沉重地坚称：“每一时代都直接与上帝沟通，它的价值根本不在于能够留给后人多少东西，而是在于它的存在，它的自身。”See‘On
the Epochs of Modern History’，in Ranke（1973），p.53.
我们如何解说历史？
过去面貌多样，并因多样而有趣。纵然大多数古人的生活比我们今天的生活平凡单调，仍不免偶有好莱坞电影式的戏剧性与精彩点缀其间（事实上，古人的生活也经常被拍成好莱坞电影）。因此，对某些人来说，历史永远有一种浪漫的吸引力。对另一些人来说，探索历史则变成智力挑战——犹如国际象棋或数学。历史学家必备的技艺是多元的，视研究方向而定，所研究方向若为维也纳会议（Congress
of Vienna），当于外交有所学，若为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则于贸易有所学，若为意大利风格主义（Mannerism）画风，则于艺术有所学，若为早期的卫理公会（Methodism），则于宗教情操有所学，等等。因此，历史学家不仅必须掌握文献和其他证据，还必须从具体上洞察个人，从总体上洞察人性。仅是将这些技艺予以综合运用，本身就具有吸引力。
由于人类非由克隆人或机器人组成，因此人们因循自己的国家、宗教、种族、性别或意识形态的特征回顾历史，也就不足为怪。人们看待生活，各有不同，此乃事实。人们能看出其他人的观点，也应该是事实。关于这方面，历史对我们大有帮助。并且，历史著述是针对如此兴趣广泛的人，以各种不同风格撰写而成，任一方向的著述都避免了该方向的专业术语，而用一般读者能理解的词句，这正是我们的幸运之处。上述两种意义的历史，与所有人都相关。
1.2时间与变迁——历史精髓
恐惧变迁
不像人类，大多数动物如同永远生活在现在之中。这是因为人能知往昔与未来，人会留心变迁。要做到这样，人们必须觉察，现在的一部分事物与以往相同，一部分则与之不同。若无更新（novelty），则仅存延续；若无延续，即仅存更新。兼有二者，乃有变迁，也有了历史。人类事务变化多端的更新与延续结合而成的万花筒，正是这门学问的迷人之处。
如果不曾有变迁，历史学家将无事可做。往日有一些人的确不希望变迁，以为变迁只带来懊悔，以为只会造成社会动乱。比如1549年英格兰西南地区，克兰麦（Cranmer）所撰写的英语祈祷书初次推行之际，反对者声称：“我们宁愿如以前一般用拉丁语做弥撒……而无意接受新式仪式，它看起来就像圣诞节的游戏。”See
Fletcher（1968），p.135.康沃尔人以不会英语为由，要求用拉丁语做弥撒。这种说法完全不顾另一个事实，即他们会的拉丁语更少。关键在于熟稔。受过教育的人亦然，喜欢回顾所谓昔日的黄金时代，亦即《圣经》与古典著述所记述的时代。直到17世纪，人们才开始认为近代文明不逊于上古时期，并且开始放眼于进步的未来，不再回顾落后的往昔。See
Bury（1924），ch.IV.
恐惧变迁深植人心，可溯自史前时代。许多早期人类从时序循环有则，而战争、饥馑等不寻常事件实非常态等信念中，寻获心理上的安全感。一位近代学者描述早期人类对历史的恐惧时说：“远古人类……为护卫自己，无所不用其极，反对历史带来的更新与不可逆转的事情。”Eliade（1989），p.48.
更令人吃惊的则是往日也有少数人憧憬未来。最著称的当数《旧约》中的先知（及其追随者）。他们期盼“神的日子”与救世主的到来。基督教的建立，更是将这种期盼从现世转到来生。然而整个中世纪及其后，又有少数的异端，则是期盼千禧年（Millennium）——一个人类可以即时完全善良、完全幸福的时代，并持此说度日。See
Cohn（1952），p.xiii.For contrasting views of time，see
Cohn（1993）.更为人所熟知的马克思学说，与上述学说相似，可说是千禧年思想（millenarism）的近代世俗化版本。整体而言，历史经验似乎证明，为一个预允的未来而活，比为消逝的往日懊悔更不明智。
编年与承续
延续与变迁相反。人类对时间的度量反映了延续的实况。人若视世间每一分钟都是新鲜的（如同大部分动物一般），世上就无可度量之物，亦无可记录之事。最早有长期记录的人类，可能是古代埃及人。从大约公元前3000年起，埃及人就以法老在位期和王朝来计算岁月。此后，各种编年史遂纷纷出笼，大约可区分为三类。第一类，即埃及人所记，基于统治者及王朝编成。第二类，如罗马人采用的，以一重大事件（对于罗马人则是罗马城的建立）为基准来计算时日。第三类，则是玛雅人（Mayan）和暹罗人（Siamese）使用的，依据周期纪年，二者分别为260年和60年。至于今日常见为基督徒、穆斯林、犹太教徒所采用的纪年体，则属第二类。将各种纪年体系进行对比是牵强的，然而它们的背后却有共同想法，即借过去来界定现在。（至于相反的行动——由现时界定过去，则是历史学家的职责。）
历史的韵律
在法国史学界的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For their stress on time，see
Stoianovich（1976）.的著述中，延续性被赋予特殊的意义。这个学派的代表作则是布罗代尔（Braudel）所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Ⅱ），该书法文版于1949年问世。无论在此书还是稍后的著述中，布罗代尔莫不贬低事件的重要性，并提倡长时段（la longue
durée）。他认为叙史则因循三种步调进行，分别为：地理时间（geographical time）、社会时间（social
time）及个体时间（individual
time）。人类关切方向的移转甚缓（指处于地理时间中——亦即是结构实体的缓慢展开），对人类而言，变迁难以察觉，故当时人们采用周期观点来看历史，自然不足为奇。若改以稍短的时间段，以世纪和数十年为单位来衡量，则是经济、政治及文化体系，布氏称之为局势（conjonctures）或趋势（trends）。直至巨著最后部分，布氏始考量事件，认为是“历史洪流不断地强劲将其回拉的表层乱流、浪花顶峰”。Braudel（1975），pp.20-23.对布氏而言，唯有长期性韵律才是历史中的凝塑力量。我们可以这样想：正如同乘小船航行，对于波浪的拍打、浪水的浸濡、船只的摇晃与颠簸，生活在陆地上的人必然十分警觉，而水手则视若无睹，他关切的则是具有潜在危险且力量强大的潮汐与海流，这些反而是生活在陆地上的人根本不曾注意的。因此，确实需要以长时段来观察历史。
历史事件并非只是一串，而是多串，甚至在同一地点也是如此；而历史现象有短周期、中等周期和长周期之分，彼此交织重叠，犹如巴赫的赋格曲（fugue）的和音。上述乃真知灼见。旧式叙事仅把一串事件局限于一段时限。布罗代尔则正确指出，历史并非按照一种步调运行，而是在同一时间中按照不可胜数的步调前行。For
further discussion of Braudel，see ch.3，pp.52-55.
出版后记
写出一部发人深思、令人回味的历史著作，对历史学家来说，绝非易事。放眼望去，很多历史著作读起来都枯燥无味，味同嚼蜡，晦涩朦胧，难以理解。史学理论又是历史学科中最难的分支之一，因此，写出一部结构严谨、文笔上乘、条理清晰的可读性史学理论著作更是难上加难。英国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迈克尔?斯坦福克服了上述困难，用令人愉快、浅显易懂、妙趣横生、富有哲理性的语言写出了一部史学理论的经典教材——《历史研究导论》。
斯坦福先生同时拥有历史学与哲学双学位，并且在历史学和哲学方面都有建树。他长期执教于西英格兰大学，担任该校资深历史讲师多年，直到1983年退休。他毕生致力于历史学和哲学两个学科的研究和著述，同时还不时发表历史学和哲学方面的论文和书评，退休之后仍然笔耕不辍。《历史研究导论》便是他退休后撰写的历史著作之一。本书是斯坦福先生总结数十年的研究成果和教学经验，献给广大治史之人、青年学者和普通读者的大礼。问世以来，本书一直颇受欢迎，多次再版，这在史学界实属罕见。
《历史研究导论》通过历史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论及人们在严谨地历史研究中遇到的所有问题来指引人们。读史之人，阅读此书，可在此后的治史和求学生涯中少走很多弯路。致力于其他社会科学之人，也能在阅读此书后获得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进而在此后的研究和求学中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从这方面来说，本书本身已经超越了历史著述的性质。由于所受教育的缘故，作者浑然天成般地将历史和哲学巧妙地结合起来，论述了历史哲学的研究现状，并指出了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各自面临的困境和难题，及其改进方法。促使历史和哲学互相了解，并使两者都能从对方有所学习，也是斯坦福先生撰述本书目的之一。
本书不仅仅对研究社会科学的人，而且对受过各等教育的人来说，都是非常有用的。读完此书，人们就可以自如地处理他们面对的所有素材了。斯坦福融会贯通地研究了历史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性质、意义、重要性和利用情况。他在论述不同的人对同一个信息的不同诠释方式时表现出来的清晰条理和聪明才智，使任何想要从中获取灵感和信息的人受益颇多，年轻人的推断和分析能力也能因此得到很大的提高。这本书发人深思，更重要的是，它让人们兴趣盎然地进行思考。
本书区分了作为行动的历史和作为论述的历史，并用生动形象和通俗易懂的语言阐明了理解和行动之间重要的相互作用。作者的论述囊括了历史的性质，行动和意义的难题，人们的历史观，作为论述、叙述和知识的历史，证据、因果关系和事件的利用情况，史学理论，以及当代的众多史学理论观点和史学思想流派等内容。
历史是由人创造的，很多历史学家在撰写历史著作时忽略了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在本书中，斯坦福不仅详细论述了人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把人的想象在历史中扮演的作用作为一个重要的主题来论述。他认为，人们的想象在历史变迁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历史学家的想象则能洞悉变迁的幕后动力。在此，斯坦福先生向读者展示了他作为历史学家的技艺。
本书以“作为行动的历史”，“作为观念的历史”，“作为论述的历史”，“作为事件的历史”等等，作为各章的主题。这是所有专职的和业余的历史学家、历史老师、及想要理解和诠释自己生平的普通人必须拥有的技艺。斯坦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帮助读者从哲学方面和历史方面解读历史，从而揭开这个技艺的神秘面纱。他用真实生活中的历史性例子来阐述他所论述的具体问题、概念和观点等，这充分展示了他的史学技艺。
斯坦福先生的写作风格也使本书增色不少。他以生动有趣的写作风格撰述，用精彩的语言表达枯燥的史学理论，大大增加了本书的可读性。把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描述为华尔兹的舞步，更是作者写作风格的经典呈现。如果所有的历史著作都是用斯坦福先生这样的写作风格撰述而成，历史著作读起来也就不那么枯燥乏味了。显然，不是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拥有这样的修养和技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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