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问·从东方到中亚——19世纪的英俄“冷战”（1821—1907）》 - 傅正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香港大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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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大学问·从东方到中亚——19世纪的英俄“冷战”（1821—1907）

書城自編碼： 4017862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歷史→世界史
作者：傅正
國際書號(ISBN)： 9787559870322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4-08-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32开釘裝：精装

售價：HK$ 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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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一部讲述19世纪英俄“大博弈”的国际关系史著作。殷之光、章永乐、魏磊杰推荐；作为一部通史，以东方问题和中亚问题为主轴，将大量史实脉络清晰地串联了起来。英俄冷战，跨越近一个世纪，涉及中亚汗国、奥斯曼土耳其、波斯、阿富汗等众多国家，史实庞杂。本书以通史的写作方式，将零碎的史实串联了起来；聚焦19世纪的地缘政治，阐释其中的权力逻辑。英俄冷战，恰是19世纪最强大的海权国和陆权国之间的对抗，本书阐述了这一时期各种著名的地缘政治思想，如马汉的海权论、麦金德的地理枢纽论等，并通过梳理两国的军事、外交等行为揭示其不同时期的战略思想；为我们认识中国与世界提供了重要的横向比较历史视野。本书讲述了“大博弈”背景之下具有相似遭遇的土耳其、埃及等帝国与晚清中国，将晚清中国置于全球视角之下，探讨世界局势对晚清政局、边疆的影响，为我们认识晚清局势和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更丰富的视野；含有殷切的现实关怀，对理解当今国际关系具有借鉴意义。本书的写作始于强烈的现实关怀，目的在于以19世纪发生于中亚的英俄冷战，为理解今天的国际局势、国家关系及国家战略提供借鉴；逻辑清晰，语言生动。本书逻辑清晰、详略得当地讲述了英俄“大博弈”近

內容簡介：

从19世纪前期到20世纪初，海洋霸主英国与陆上强国俄国进行了一场长达近百年的较量，即“维多利亚时代的冷战”，也被叫作“大博弈”。本书以“大博弈”中的两个焦点——东方问题和中亚问题为脉络，梳理了英俄双方在“大博弈”中的军事与外交行为，生动描绘了这场持续近一个世纪的力量角逐，并聚焦这一时期的地缘政治，阐释其中的权力逻辑，讨论了19世纪的地缘政治思想。本书将晚清中国置于全球视角之下，为我们认识中国与世界提供了重要的横向比较历史视野，也为我们今天理解中国现代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意义，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历史视角。

關於作者：

傅正，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著有《古今之变：蜀学今文学与近代革命》等。

导论
一、东西帝国，两大“病夫”
二、“维多利亚时代的冷战”
三、理论框架与前人研究

上半场
东方问题与中亚问题的起源
（1798—1829）
东方问题和波斯问题的开端
（1798—1813）
第二节 19世纪英俄对抗的起源（1821—1829）
第二章英俄冷战的正式展开（1829—1842）
第一节英国中亚政策的出台（1829—1842）
第二节 “大博弈”中场休息与英国确立海峡政策（1839—1842）
对历史的反思

下半场
第三章两次革命之间的东方问题与中亚问题（1853—1874）
第一节克里米亚战争与英国在亚洲的麻烦（1853—1860）
第二节俄国在中亚的全面扩张
（1861—1868）
第四章英国东方政策与中亚政策的转变（1874—1880）
第一节迪斯累利的东方政策（1874—1878）
第二节英国中亚政策的演变（1863—1880）
第三节英国对清政府军事、外交的渗透（1874—1878）
第五章新的战争危机（1879—1889）
第一节征服土库曼与平狄危机（1879—1885）
第二节新外交政策与“新地理学”
（1886—1889）
第六章英国的外交转型与俄国的远东扩张（1889—1904）
第一节《地中海协定》的终结（1889—1897）
第二节俄国的远东扩张与英日同盟的建立（1897—1902）
对历史的反思

落幕
英俄和解与从未终结的冷战
（1904—1907）
第一节英俄和解与分割亚洲势力范围
（1904—1907）
第二节未曾终结的冷战
简短的结论

附论：马克思、恩格斯论“东方问题”与中国革命
参考文献
后记

內容試閱：

导论
一、东西帝国，两大“病夫”

在英俄冷战行将中止的岁月里，流亡海外的康有为突然宣称，早在1898年6月“百日维新”伊始，他就给光绪帝上呈了《突厥守旧削弱记》，希望皇上能够以土耳其为鉴，自强图存，否则瓜分豆剖，势所难免。康有为说道，昔日奥斯曼帝国兵强马壮，所向披靡，几乎要灭掉整个欧洲，“当明之中叶，其苏丹索立曼（今译为“苏莱曼”）拥马队兵百万，以压全欧，玉节金幢，铁马鸣镝，鞭棰所指，指日灭欧”。西方基督教文明得能苟延残喘，纯粹是机运所致，“幸霖雨泥泞，疫病大起，仅乃得解，否则诸欧咸为吞并矣”。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曾经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庞大帝国却冥顽不化，自甘堕落。短短百年之间，攻守易位，曾经弱小之欧洲由变法而强，曾经强大之土耳其因守旧而弱。康有为接着说道：

及夫欧势内膨，兵力外挺，眈眈逐逐，惟此地兼三海三洲之神皋腴壤，始因种争教争，借扶其民，于是埃及、希腊自立，罗马尼亚、塞维（按，塞尔维亚）继之。及布加利牙（按，保加利亚）教案之起，俄人借口仗义兴师，于是可萨克（按，哥萨克）数十万兵，立马巴达坎岳（按，巴尔干山脉）之巅，以俯瞰君士但丁那部（按，君士坦丁堡）矣。

以土耳其当日之强大，尚且如此，何况大清乎？
需要指出，康有为《我史》中所说他戊戌时期进呈的书籍中，未有《突厥守旧削弱记》条目，清宫档册中亦不见相关记录，或许此《突厥守旧削弱记》世无其书，系康氏编造而来。但无论如何，他对于土耳其的评说就反映了彼时维新志士的普遍看法。
清代中国人对于土耳其的介绍初见于乾隆平定回疆之后，至道咸年间边疆史地学兴起，亦散见于学者著述。然有识之士真正开始关注土耳其，要等到甲午战争以后。例如1898年2月11日，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文章，开头就称：“西欧人恒言曰：‘东方有病夫之国二，中国与土耳其是也。’”此话一下子就拉近了中国与那遥远西亚帝国之间的距离。
土耳其之为“病夫”，其故有二：“一曰内治不修，纲纪废弛，官吏贪黩，鱼肉其民，因循成法，莫肯少更，束缚驰骤，激成民变。二曰外交不慎，妄自尊大，不守公法，屡起教案，授人口实，取怨各国，合而谋之。”这更让人感到梁氏不是在说土耳其，而是借土之名暗讽中国。按照他的说法，“西方论者，以为若在十年前，则土其必亡矣，今者欧洲诸雄，方并心注力于中国，无暇以余力及区区之土，而土遂获全焉。呜呼！与土同病者，其危可知矣”。言下之意，要不是中国分担了西方列强的注意力，土耳其早就被瓜分殆尽了。“呜呼！其与今日中国之情实何相类也！”
谭嗣同更是别出心裁，主张中国、土耳其这对远东、近东“病夫”，应该合力自保，修筑一条“东起朝鲜，贯中国、阿富汗、波斯、东土耳其，梁君士但丁峡，达西土耳其”的大铁路，将此“同在北纬三十度至四十度之间”的大大小小各个“病夫”“穿为一贯”。“诸病夫戢戢相依，托余生于铁路，不致为大力者负之而走，其病亦自向苏，而各国所获铁路之利，抑孔厚矣。”不论此等主张如何天马行空，另类出奇，中国与土耳其同为“病夫”，同病相怜，却是当时人的一般感受。
值得一提，康有为故意将“土耳其”翻译成“突厥”，实是要让大清与之建立血缘关系：“突厥出自匈奴，盖殷人淳维之后，而吾同种也。”至1908年7月，他撰写《突厥游记》时，开篇就痛骂土耳其青年党人别的不学，偏偏学习法国大革命那一套“人人平等自由”之说，正所谓“乱国之人，不学治术，徒愤激于旧弊而妄行革变，未有不危亡其国者也”。准此，不仅土耳其的国运与大清的国运紧密相连，土耳其的人种与大清的人种同出一源，就连土耳其的革命党与大清的革命党都殊无二致。
与这种立场针锋相对，在清季革命派看来，土耳其帝国境内的历次民族独立运动，才是真正值得效法的对象。章太炎在《哀焚书》中称：

今夫血气心知之类，惟人能合群。群之大者，在建国家、辨种族。其条列所系，曰言语、风俗、历史。三者丧一，其萌不植。俄罗斯灭波兰而易其言语。突厥灭东罗马而变其风俗。满洲灭支那而毁其历史。自历史毁，明之遗绪、满洲之秽德，后世不闻。

“突厥灭东罗马而变其风俗”岂不等同于清军入关剃发易服？中国与土耳其的关系有了另一种说法，仿佛中国不像土耳其帝国，而像土耳其治下的巴尔干民族。由此，土耳其非但不值得相怜相结，反倒应该被一并尽力攘除。
上述说法各不相同，要皆一也，即大清与奥斯曼帝国本来各处亚洲之东西两端，风马牛不相及，此时却同处于西方帝国主义的枪炮之下。说得更确切一些，奥斯曼帝国与俄国的欧洲部分相接壤，又跟英国本土相去不远；大清与俄国的亚洲部分相接壤，又跟英属印度相去不远。奥斯曼帝国毗邻俄国的部分涉及欧洲近代史上著名的“东方问题”（the Eastern Question），而大清毗邻俄国的部分涉及英俄外交史上著名的“中亚问题”（the Central Asian Question）。大英帝国和俄罗斯帝国，这两个横跨欧亚大陆的世界性帝国，通过“东方问题”和“中亚问题”把中国与土耳其的命运拴到了一起。

后记

两年前，我初入清华大学从事博士后的科研工作。某天晚上，偶尔与好友张子青微信聊天。子青是我在北师大读博时的班长，原本从事古希腊罗马史研究，作风正派，勤奋好学，深得本院老师的欣赏和同学的尊重。他早我一年毕业，回到家乡克拉玛依工作，后又调往新疆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
按照子青的说法，这段不长的工作经历让他对新疆的民族问题忧心忡忡。他向我提及少时的同学，其中既有基层的扶贫工作者，也有一线的公安干警。他们闲谈时总不免聊起极端宗教分子和分裂主义对新疆民生的危害，对方总向他感慨：“工作苦点累点无所谓，只要新疆始终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这辈人哪怕牺牲掉也是值得的。”
说到这里，子青反问我：“当基层工作者为了维护民族团结而流血流汗，忘我工作时，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又在干什么？”他接着问道：“今天大多数人对于新疆的印象还停留在想象当中，其实近代新疆与内地有过许多交流，我们为什么不去宣传？抗战时期新疆对于前线有过许多支援，你们近代史专业为什么不去研究？”
这一番话即令我哑口无言。我随手转发给他新一期的《抗日战争研究》目录，里面没有关于新疆、西藏、内蒙、青海的只言片语，却不惜版面刊登对于几位西南联大教授日记的细致解读；没有关于抗战时边疆人民支援内地的讨论，却不吝篇幅地申说“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贫困化”。子青默然良久，道：“几位教授的日记真的这么重要吗？高级知识分子偶尔吃不上大鱼大肉竟能惨过千千万万劳苦大众？”……无可否认，文人士大夫的日记当然不是不值得研究，但我们似乎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值得去做。
后来子青出差返京，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几位当初的好友如李光迪、郜锋、孙虎、何思源等聚到一起，开怀畅谈。子青为我们带来了他在新疆基层的直观感受，尤其是那些鲜血淋漓的现实案例，不经意间再次感慨国内知识分子喜欢套用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的时髦观点，做纸面文章。这些观点不唯不能解释实际工作，甚至还与其背道而驰。这不啻坐实了另一好友吕学良在中央民族大学读博时说的话：“民族学往往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在制造问题。”
尤令我等嗟叹的是，中国向为文化大国，历史上只要国家统一、政治稳定，就能做到思想输出，然而今之中国还停留在思想输入阶段，我们总满足于套用西方现成的框架批量生产论文，既不追问这些框架合不合于国情，更不反思它们成不成立。以至于我们花大力气去熟背西方理论术语，而忽略了本国丰富的实践、斗争经验；以至于我们总把目光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而忘掉了广大第三世界。这个局面不改，则中国的经济指标再高，都难称真正意义上的“崛起”。
这些言谈与其说是在批评学术界，倒不如说是在反省我们自己。我一直从事中国和西方近代思想史研究，如果不是时势使然，恐怕永远不会关注新疆、西藏那共近29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和2800多万人民。虽然那里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扪心自问，我对它的了解形同异邦，甚至不如异邦。
合作导师汪晖教授曾是天山学者，边疆问题自然是他关注的领域。记得我刚到清华时，汪老师就提醒我，不要总在思想史内部打转，应该多去关注政治史。我十分明白他的用意：如果不去关注思想家所直面的根本政治处境，思想史研究就容易流于吹捧文士墨客多么有风骨，毕竟真正的思想史研究不是追星活动。
师长友朋的提醒，多少都成了我尝试新方向的动力。我所在的单位既名为“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就意在打破横亘于各个学科、各个方向之间的条条框框。所内的学者如崔之元教授、沈卫荣教授、冯象教授、王中忱教授等，皆学养深厚，见闻广博。从名义上看，他们分属于行政管理、法学、文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但事实上他们的研究领域往往不可分类。这些学者平日的点点滴滴都在无形之中提醒我，纷繁复杂的人类现象不会局限于某学科某方向之内，真正的研究要对人类现象做出全局性的把握，而不是流于本学科本方向的门户之见。
此外，随着“一带一路”的开展、深化，政治地理学、地缘政治学受到了我国学者的高度重视。例如，刘小枫教授就曾专门指正过我对该领域的错误理解，极大地提升了我的相关知识储备。强世功教授更对我信任有加，让我承担“法与地理”“帝国与全球治理”等课程的部分教学工作，极大地强化了我对相关知识的理解。
值得一提，强世功老师给我布置的教学任务，促使我重新思考当代国际政治，尤其是当下中美关系。我出生于1986年，儿时开始看国际新闻，映入眼帘的就是波黑战争、台海危机、科索沃战争等，它们构成了我对国际政治最原初的印象。2001年初，小布什就任美国总统，各种“与中国打一场新冷战”的论调就在美国精英阶层之中此起彼伏。十几载匆匆而过，时值我进入清华从事博士后工作，中美“新冷战”的阴霾再次飘荡在世界上空。
针对美国保守派的狂妄叫嚣，国内许多学者都在论证中美关系不可能复制美苏冷战的历史。他们的理由是美苏冷战的经济基础是“马歇尔计划”和“莫洛托夫计划”，中美之间非但不存在类似的经济隔离，而且经济往来十分密切。诚然，中美之间不存在像美苏冷战时期那样两大经济体系对立的状况；诚然，中美两国不可能复制美苏冷战的模式。但我们不要忘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和俄罗斯东斯拉夫民族间的冷战不只有20世纪后半叶的美苏冷战，还有19世纪的英俄冷战。英俄之间同样没有“马歇尔计划”或“莫洛托夫计划”，两者在19世纪的经济往来同样日趋频繁，但这还是丝毫不妨碍两者打一场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冷战。
1984年，乔治·凯南在格林内尔学院（Grinnell College）发表了两次演讲，抱怨当初美国政界、军界曲解了他的“遏制战略”。按照凯南的说法，美国政客总喜欢把苏联打造成“邪恶之源”，对苏联采取全球遏制、全方位遏制，但凡苏联反对的，美国都要支持。但凯南心目中的“遏制”是“均势遏制”，不是简单地将苏联归入跟自己完全对立的阵营，不是一味地将跟苏联有染的政权都排斥出去，而是既拉又打，时拉时打，一边合作一边对抗，这边合作那边对抗。
显然，凯南对于“遏制”的理解来自19世纪的英俄冷战。英俄双方都把对方视为最大的假想敌，却不妨碍它们随时联手对付法国或者德国的可能，不妨碍英国在自己的盟友日本击败俄国后，又去拉俄国人一把。倘若中美爆发冷战，会不会是这样的模式？对我们而言，19世纪的英俄冷战会不会比20世纪的美苏冷战更有现实意义？
一则新疆，一则中美，成为本研究的现实关怀。在研究中我逐渐认识到，马汉也好麦金德也罢，“海权论”也好“枢纽论”也罢，都根植于近代帝国主义武力扩张的基本现实。美国不完成西进运动，就不会有马汉的学说；英国不在中亚与俄国划分势力范围，就没有麦金德什么事。这些理论家之所以值得我们重视，不是因为他们的观点值得我们效法，而是因为他们毫不隐晦地道出了帝国主义的本质。今天的中国需要认识他们，但不应去学习他们，因为这些既学不来，也无须学。
上述因素叠加，促使我抛开曾经的积淀，去另起炉灶撰写博士后出站报告。这份出站报告既是一本国际关系史的著作，也是一本中国边疆史的著作。也许这么说更合适：中国近代边疆史最能直白地展现出西方殖民主义者和亚洲封建主义者的底色。我相信，我们但凡认真了解英俄之间是怎么斗争的，近代中国边疆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都绝不会再认为西方帝国主义具有“契约精神”或体现“文明仁慈”，也绝不会同情封建宗教势力，认为体现“人类多元价值”或代表“历史另一种可能”。
更重要的是，这份出站报告是一部通史，时间跨度长达两个甲子，地域范围横跨欧亚大陆。为此我曾心理斗争了好久，犹豫选择这个论题是否真的合适。毕竟在今天的学术评价体制下，最好的办法是把出站报告或学位论文编成一本论文集，以方便拆开发表核心期刊。用出站报告去修一部通史，费时费力且不讨巧。
念及于此，我总能想起蒙文通先生的一番话：“浩浩长江，波涛万里，须能把握住它的几个大转折处，就能把长江说个大概；读史也须能把握历史的变化处，才能把历史发展说个大概。”又说：“做学问要敢抓、能抓大问题、中心问题，不要去搞那些枝枝节节无关大体的东西，谨防误入洄水沱。”彼时没有核心期刊，没有量化考核，但蒙先生已经在担忧“那些枝枝节节无关大体的东西”会打着“史学就是史料学”的旗号蒙蔽学者双眼。时至今日，抓几篇地契就说地主阶级多么仁慈，找几例善行就说殖民统治多么现代，这类一叶障目、以偏概全的做法已经通过破碎化的研究甚嚣尘上了。梁启超“邻猫生子”之讥犹然在耳，吾辈能不三复斯言？
这份出站报告没有发掘新史料，没有考证出新史实，甚至没有对历史事件做出什么独到的解释，它只是想把我们已经知道的许多零碎的事情拼成一个整体。工作诚然粗鄙浅陋，但对我而言，好歹是一次新的尝试。
除去上述师友，这里还要感谢杨涛、汪沛、李培艳、袁先欣、李梦妍等本所同仁及谢俊、石岸书、本杰明、何青翰、马逸凡等清华同窗，尤其是孔元和张艳秋。没有孔元促我一起承担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清帝国与英帝国治理模式比较研究”的委托课题，我很难下定决心写作本出站报告；没有艳秋为我们揽下许许多多日常工作，我也无法集中精力安心写作。
特别感谢章永乐老师及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师弟师妹如常伟、吴双、叶开儒、曹文姣、张圣泽、刘典、任希鹏等，他们在法学院读书会上的真知灼见对我启发良多。感谢王锐和盛差偲时常为我提供有益的历史材料和理论思路。感谢唐杰、萧武、陈颀、殷之光、方旭、王烈琦等重庆大学经略研究院的同志。感谢冯庆、罗雅琳、吕明烜等先进辑刊的朋友。
感谢社科院外文所的梁展老师和外交学院的杨晖老师。感谢房小捷、高思达、郑睿、梁山、杨静婷、周琪凯、唐宇、闫晟哲、程鹏宇、王利利、李思闽、王琳琳、王云燕、张黎歆等好友。这两三年来给我帮助的师友为数不知凡几，虽然此处无法一一例举，但感激之情殊无二致。
最后，本研究从构思到写作全部由我本人独立完成，所有责任应由我个人承担。

作者谨识
2020年5月26日，于清华园

本书由我的博士后出站报告《从东方问题到中亚问题：英俄冷战与晚清中国的边疆改革（1790—1911）》删节而来。
我撰写这部出站报告的初衷是为考察近代中国与世界勾勒一个新的框架，尝试在西方帝国主义争霸中重新理解晚清史。出站报告是由两条主线交织而成的：一、英俄两大帝国从巴尔干半岛到中亚的长期冷战；二、清政府在英俄冷战的压力下进行的边疆改革。很显然，英俄之间的冷战造成了中国近代深重的边疆危机，也促使中国逐步完成了从传统王朝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变革。如何宏观地把握这一过程，对于我们树立正确的史观而言尤为重要。
我是研究思想史出身，国际关系史和边疆史本非我所擅长，之所以下定决心冒此风险，在博士后期间转向一个全新的课题，无疑是受现实关怀的感召。大至西方国家借口新疆问题蛮横干涉我国内政，小至“新清史”等欧美流行学术范式挤占、破坏我国传统史学叙事，所有这一切都促使我放下以往的研究，转而关心这一更有现实意义的领域。
跨界操刀的代价是很大的，以至于我在求职过程中常被质疑没有明确的研究方向。也许这也注定了该出站报告命途多舛。
首先，报告写作进入最关键时期时，正赶上新冠疫情肆虐华夏，这导致我没有办法前往中国国家图书馆查阅许多重要的外文资料。
其次，由于时间跨度很大，整篇报告共有四十几万字，但清华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的格式要求完全是按照工科标准设计的，完全不适合这样的篇幅。为了满足格式要求，我在最终提交时，不得不删掉所有的世界史部分，本书仅保留晚清边疆史的内容。
再次，及本次整理出版，本书仅保留世界史的内容。也就是说，一篇博士后出站报告，提交学校图书馆的是其中一半，而出版问世的是另一半。
总之，这份出站报告从写作，到提交，再到出版，无不充斥着各种遗憾，只能留待以后再行弥补了。但我仍然是幸运的，一则得到了诸位老师的耐心指导，再则得到了许多友人的真诚鼓励。除去参加答辩的沈卫荣教授、汪晖教授、崔之元教授，尤其要感谢的是社科院哲学所的张志强研究员。他们不嫌这份出站报告粗鄙，耐心地指出了其中的不足，并就我未来的研究方向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建议。
感谢华东师范大学王锐教授，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刘隆进兄，没有他们的帮助，本书不可能问世。
需要指出，本书的附论《马克思、恩格斯论“东方问题”与中国革命》曾发表于《区域》第8辑（汪晖、王中忱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因该文构成了我思考东方问题和中亚问题的起点，故将其收录在册。除此之外，所有文字均为首次刊出。其中产生的一切责任，完全由本人独自承担。

作者补记
2021年8月12日，于社科院科研楼

节选自傅正《从东方到中亚——19世纪的英俄“冷战”（1821—1907）》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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