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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 打开感官，全速前进——回溯“一战”前的形形色色，回到一个沸腾的时代。
☆ 3D式地复活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往昔，了解现代世界是如何成形的。
☆ 一部涉猎广泛、颇具趣味的思想史，带你回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界。
☆ 思想和技术的碰撞，艺术与文化的绽放。关于过去、现在、未来，速度、形式、距离——横跨时空的一场盛宴。
☆ “这本书内容之丰富、涵盖范围之宽广，任何简短的总结都无法对其进行公正的描述。这本书充满了思想和见解、证据和例子，提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关键的几十年间思想生活的最全面的描述，现代世界主要就是在那时形成的。科恩对艺术和文学、绘画和建筑、哲学和心理学、物理和技术的掌握令人敬畏:他带着不可抑制的热情无比轻松地从普鲁斯特谈到毕加索，从爱因斯坦讲到斯特拉文斯基。”——《伦敦书评》
☆ “这是一本有关思想史的精彩、犀利的书，讲述了思想、技术、艺术和政治是如何粉碎了客观时间和资产阶级的空间等级。”——《国家》杂志
☆ “这本书极有价值和创造性，一定会成为研究文化与技术关系的典范。”——《美国历史评论》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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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内容简介
本书描写了188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科技和文化的巨大变化，这些变化使得理解、体验时间和空间的新模式得以产生。书中论及普鲁斯特、乔伊斯、H.G.威尔斯、弗洛伊德、康拉德、爱因斯坦和毕加索等人物，并阐述了流行文化的各种来源和传统价值观的转变。
书系内容简介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自2000年以来，已译介百余部域外学术佳作。复合光通过“棱镜”便分解成光谱，丛书以“棱镜”为名，意在通过所选篇什，折射出国外知识界的历史面貌和当代进展。丛书下设25个子系列，涉及哲学、社会学、文学理论、艺术理论、媒介研究等诸领域，囊括了众多域外著名学者的代表作、新作，如让·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海登·怀特的《叙事的虚构性》、C. 赖特·米尔斯的《白领》、迈耶·夏皮罗的《绘画中的世界观》等，旨在通过译介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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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关于作者
斯蒂芬·科恩 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著有Anatomy and Destiny：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Human Body 以及 The Culture of Love：Victorians to Moderns。
关于译者
易灵运 四川大学文学硕士，美国麻省大学（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访问学者，就职于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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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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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 插图说明
1 / 导言
9 / 1时间的本质
34 / 2过去
62 / 3现在
86 / 4未来
105 / 5速度
126 / 6空间的本质
173 / 7形式
202 / 8距离
231 / 9方向
248 / 10七月危机的暂时性
274 / 11立体主义之战
299 / 结论
304 / 注释
373 /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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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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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速度
1897年，德国开始推行世界政策，并开始建立一支战斗舰队以挑战英国对海洋的控制。同年，德国邮轮威廉大帝号(Kaiser Wilhelm der Grosse)因为能最快地穿越大西洋，从英国凯纳德航运公司(British Cunard Line)手中夺走了航运界的蓝丝带奖。1903年，英国政府冒着国家声誉受损的危险，资助建造了一艘航速可达25节的轮船，打破了德国的记录。凯纳德造船厂又生产了卢斯塔尼亚号，于1907年重获了蓝丝带奖，并连续22年都保持着这一记录。设计泰坦尼克号的白星公司希望在速度和豪华方面超越大多数竞争对手。正如几位航海专家在英国调查“泰坦尼克号沉没事件”的听证会上所作证的那样，迫于时间表的压力，许多船长不得不以不计后果的高速在雾与冰中航行。一位生还者评论说，公众每年都要求提高速度，拒绝走较慢的线路。芝加哥的一位主教谴责这种在陆地和海上超速行驶的“疯狂欲望”。另一位评论家则认为这是“对速度和打破纪录的狂热”。在写给伦敦《每日新闻和领袖》（Daily News and Leader）的信中，乔治·萧伯纳批评泰坦尼克号的船长故意全速驶入冰原。约瑟夫·康拉德则在《英国评论》（English Review）上写了一篇愤怒的文章，预测说当蒸汽船能够在所有天气条件下都以40节的速度在海上航行时，会出现更多不负责任的举动。
大型远洋轮船的狂妄，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对于速度的追求，成为《徒劳》（Futility， 1898)的主题，这是一部具有神秘的先见之明的小说。这是一个关于海上最大船只的故事，船只是现代的象征，它包含了“我们的文明中所有科学、职业和贸易”的知识。设计师们弄清了在碰撞的情况下如何让船只自动关闭船舱，这艘船被宣传为“事实上不会沉没”，船上的救生艇数量也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尽可能地少。船主宣称，它在任何天气条件下都能全速前进。在出发的第一晚，它将另一艘船撞成了两半，值班人坚持要报告他所知道的一切，希望结束“这种为了速度而肆意破坏生命和财产的行为”。这艘船的名字叫泰坦。
泰坦尼克号的沉没是一个最为悲剧的结果，是由广大的技术革命引起的速度所造成的，这一技术革命也影响着人们的通勤方式、到达目的地后的工作速度，以及他们如何相遇、一起做什么、舞蹈和行走甚至思考的方式。毫无疑问，人们的生活节奏大大加快了，但是对于速度的意义和价值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德国历史学家卡尔·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观察到，在19世纪最后10年，德国国内怀表的生产和进口数量出现了大幅增长(他估计德国人口为5200万，而进口手表的数量为1200万)。与此同时，人们开始特别注意短时间间隔——“5分钟的采访、1分钟的电话交谈、骑在自行车上的5秒钟交流”。手表的大量出现是这一时期在城市中心人们守时意识增强的反映和原因。在一篇关于《大都市和精神生活》(1900)的文章中，乔治·西梅尔评论了“怀表的普及”对加速现代生活以及在商业交易和人际关系中灌输守时、核算、准确的意识方面产生的影响。
自行车的速度约为步行速度的四倍，因此有人发出警告声称，如此高速的逆风行驶会导致“自行车脸”的形成。最初，自行车的设计使得它骑起来很困难，但1886年以后骑自行车变得容易了一些，那时人们将车轮制成同样的尺寸，1890年充气轮胎得到使用后，骑起来就更舒服了。在美国，西尔维斯特·巴克斯特(Sylvester Baxter)观察到，自行车“加快了年轻人的感知能力，使他们更加警觉”。一位法国评论家将骑车的刺激归因于纯粹的运动快感，这一感觉还因对环境的掌控感得到了强化。对环境的掌控感增强了人们对运动的渴望。受欢迎的法国作家保罗·亚当(Paul Adam)写道，它为“想要征服时间和空间”的一代人创造了一种“速度崇拜”。
1898年，莫里斯·勒布朗(Maurice Leblanc)在他的小说《虚空的艾尔斯》(Voici des ailes)中对自行车运动对人类情感和社会关系的影响进行了深刻的评价。书的封面上是一位胸部裸露的女人，解开的衬衫拖在她腰间，她的头发在风中飞扬，带子在腕间飞散开来，她骑着一辆长翅膀的自行车，画面上的一切都暗示着书中两对夫妇在一次自行车之旅中经历的性、社会和空间的解放。出门第一天，帕斯卡尔就告诉他的朋友纪尧姆，没有什么比自行车嗡嗡作响更能让人想起速度的概念了。在路上，情侣们感受到一种新的运动节奏，
一种独特的穿透周围世界的感觉，因为他们的感官打开了新的领域。他们体验到了一种新的时间感，仿佛他们是在穿越梦境而不是法国的乡村。当他们相互直呼名字时，社会限制就此放松。帕斯卡尔的妻子在一个公共喷泉解开上衣扣子洗了脖子和肩膀，从此开始了服装和性的解放。第二天，两位女士都没有穿紧身胸衣。后来，她们脱掉上衣，赤裸上身骑自行车，最终，随着两对夫妇互换配偶，重新配对，他们的婚姻纽带也随之破裂。
帕斯卡尔对自行车所开启的体验维度进行了评论。蒸汽和电只能为人类服务，但自行车能以速度更快的双腿使人的身体改变。“这不是像人和马这样两种不同的东西，这也不是人和机器，这是一个更快的人。”他疾驰而过，终于向纪尧姆的妻子表达了自己的爱，并大喊“我们有翅膀”——以逃离他们过去城市生活的狭小空间框架、不合适的婚姻带来的受束缚的社交世界、紧身衣所带来的身体约束，以及性道德所带来的情感约束。
汽车在19世纪90年代占据了人们的想象，并在20世纪头几年成了主要的交通工具。1900年时，法国大约有3000辆汽车，到1913年约有10万辆。1896年至1900年，至少有十本关于“汽车驾驶”的期刊问世，它们都关注着不断打破的速度记录，到1906年，汽车的时速已超过200公里。法国小说家奥克塔夫·米尔博(Octave Mirbeau)在评论汽车的影响时，把隐喻和他的主题——现代人思想的运动结合得一样快。在汽车的冲击下，它成了一条“无尽的赛道”。“他的思想、感情和爱是一阵旋风。生活如骑兵冲锋一样疯狂地四处奔涌，如路边的树木和剪影一样次第消失。人周围的一切都在跳跃、舞蹈、奔跑，与他自己的运动不相协调。”
在英国，1878年的《公路和机车法案》要求，任何在公共道路上行驶的车辆前面必须有一个步行的人，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英里。1896年，另一项法律的提出为速度更快的“轻型机车”开辟了公共道路，也导致了1878年法案的废除，但随着交通事故数量的增加，反对意见也日渐增加。1903年，《每日电讯报》为新的限速造势，C.S.罗尔斯抗议:“看到路上任何东西的速度比马快都会让我们的遗传本能震惊，但随着感官见识的增长，我们应该认识到速度本身并不危险，无法停下来才是危险的。”但议会并不会被这样的含糊其辞愚弄，1904年，公共道路上开始实施20英里的时速限制，有的地方政府甚至还要求时速控制在10英里内。之后一年之内有1500名驾驶者被控鲁莽驾驶。伦敦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从1982年至1896年的769人增长到1907年至1911年的1692人。1914年4月，一名儿童被著名报业大亨诺斯克利夫勋爵（Lord Northcliffe）的儿子希尔德布兰德·114哈姆斯沃思（Hildebrand Harmsworth）的专车司机撞死，公众的愤怒达到了顶点。汽车旅行的烦恼和不便处相当多。汽车后面的灰尘吞没了行人和骑自行车的人，毁坏了种植生菜的农民的庄稼。由于尘土飞扬，纳税人纷纷抱怨。在1909年的《英国状况》（The Condition of England）中，C.F.G.马斯特曼（C.F.G.Masterman）抗议汽车“在乡村道路上到处扰乱、冲撞、尖叫”。
没有什么比电流的运动速度更快了，它为电动机提供动力，为各种活动加速。1879年，沃纳·西门子（Werner Siemens）在柏林开始运营第一辆电车；1885年，美国的第一辆电车开始在巴尔的摩和汉普顿之间运行。16它们漫步在市中心，就像那些在布鲁姆的都柏林标志着公共时间的规律节奏的电车一样。1890年，电气化的伦敦地铁完工，在接下来的十年里，电气化轨道四处延伸。在美国，1890年时有1261英里轨道，到1902年时，轨道长度增加到21290英里。1900年，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上，参观者对新的奥的斯自动扶梯和由法国人设计的可移动人行道印象深刻，这预示着步行交通将会更快。电话加快了商业交易，并且，证券的流动性和筹集资金的速度的增加使华尔街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金融中心。1907年，摩根大通(J. P. Morgan)通过电话向几家面临过度取款威胁的主要银行提供了2500万美元的信贷，从而避免了一场金融恐慌。1895年，在尼亚加拉瀑布建成的大型发电站将奔腾的水流转化为更快的电流，从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有人猜测，正是这股电流改变了生命的进程。《半月刊评论》(The Fortnightly Review)上的一篇文章提出，电力可能会加速作物生长，提高农业产量。比利时化学家欧内斯特·索尔维（Ernest Solvay）在他位于布鲁塞尔的生理学研究所的开张演讲中详细说明了这一理论。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斯万特·阿列纽斯(Svante Arrhenius)测试了电刺激对于儿童生长的影响，这使得人们对于这一理论的热情达到了顶峰。他将一组学生安置在装着高频交流电线的教室里。六个月后“带电组”比对照组的儿童多长了20毫米。“磁感应教师”则报告说：“他们的智力发展加快了。”一些研究者试图用电力来加速生命的进程，另一些人则用它来加快死亡。1888年，纽约通过了一项用电刑取代绞刑的法律。1890年，纽约监狱当局首次使用“电椅”处决了一名谋杀犯，尽管事实证明，其死亡速度远不及期望值。第一次电刑没能杀死那个人，过了一段时间，又给他通了第二次电。整个过程持续了八分钟才结束，死者浑身是血，这些血痕是在电路接触点上留下的。地方检察官泪流满面，一位目击者晕倒了，每个人都吓坏了，《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写道，这场面“令人作呕”，“比绞刑糟糕多了”。
关于速度的技术影响了报纸的报道，也改变了新闻传播的语言。1887年2月12日，《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的记者首次使用电话报告格雷厄姆·贝尔(Graham Bell)在麻省的塞勒姆所做的演讲；1880年，伦敦《泰晤士报》在下议院安装了直拨电话，为早间版对深夜辩论的报道争取到了45分钟。罗伯特·林肯·奥布莱恩(Robert Lincoln O’Brien)在1904年发表的一篇题为《机械与英式风格》(“Machinery and English Style”)的文章中指出，随着对快速报道的需求日益增加，电报的使用越来越广泛。由于表达上的精简能产生经济效益，记者们日益倾向于用尽可能少的词来写作。电报也鼓励使用精确的词语来避免混淆，随着某些词语的使用越来越频繁，新闻业的语言也变得更加统一。句首的状语短语尤其“危险”，因为它们可能与前面的句子混淆，作者也会使用最简单的句法，标点符号要尽可能地少。“语言的微妙、复杂和细微差别正受到电线的威胁，”奥布莱恩总结道，因为对速度、清晰和简洁的需求塑造了一种新的“电报”风格。毫无疑问，海明威使用简洁的英语的部分原因在于他曾是一名外国记者，他的文章不得不适应大西洋电缆的传输。
弗雷德里克·W.泰勒（Frederick W. Taylor）于1883年开始构思的“科学管理”的应用加速了工厂里的工作。泰勒对熟练工人进行了观察，确定了形成他们工作的一系列的确切的基本操作，选择了最快的序列，用秒表对每个基本操作进行计时以建立最小的“单位时间”，并以复合时间为标准重构作业。尽管使劲抽鞭子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正如科学管理这一名称所暗示的那样，它是科学的，或至少是系统的，避免了工头情绪的无常。当工人接近最高效率时，工资就会增长，而那些低于最低效率的工人就会被解雇。泰勒的一个报告显示了这种系统加速对心理造成的困扰:“研究发现，有必要每个小时对每个女孩的成绩进行一次测量，并派一名教师去帮助她们找出问题所在，纠正她的错误，鼓励她，帮助她迎头赶上。”1895年，他开始宣传他的方法，强调工人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工作。第二年，马萨诸塞州的一位建筑工人桑福德·汤普森(Sanford Thompson)发明了一种把秒表藏在书壳里的“手表簿”，这样就可以在工人们不知情的情况下计时了。泰勒不赞成“间谍活动”，因为它破坏了他认为至关重要的工人与管理层之间对速度和效率的共同承诺，但他承认，一些工人反对被计时，对这些人来说，隐瞒可能是必要的。
泰勒的弟子弗兰克·B.吉尔布雷斯(Frank B. Gilbreth)将科学管理的方法应用于空间工作。1909年，一项关于砌砖的“运动研究”使他设计出一种可调节的用于砌砖的脚手架，这使工人的产量增加了两倍。他在人体上安装小电灯，并将连续的白线运动以照相时间曝光，通过“周期图”进行研究。这使得人们能够看到运动的轨迹，并能用立体的光线在三维空间对其进行重建。为了获得更高的精确度，他采用了一种电影摄像机来拍摄“时间周期图”，它能显示“身体不同部位所做的几种运动的路径及其确切距离、确切时间、相对时间、确切速度、相对速度和方向”。在一篇关于家务科学管理的文章中，吉尔布雷斯自豪地说，有了时间周期描记术，“我们现在首次可以以精确到千分之一分钟的程度记录个人运动的时间和路径”。他的妻子莉莲(Lillian)与他合作，想出了一个新的管理职位——“速度老板”——这个工作是向员工演示如何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但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关乎匆忙、工作、利润。吉尔布雷斯夫妇还试图减轻工人的疲劳，他们关于这个主题的书强调需要向工人提供一定数量的“幸福时光”以抵消工厂里机械的日常工作所带来的凄凉感：他们得出了一个令人兴奋的结论，那就是“你生命中的幸福由你所创造或引发的‘幸福时光’的数量组成”。
科学管理、迈布里奇和马雷的运动研究、早期电影艺术、立体主义、未来主义都像镜子屋里的影像一样相互反映了文化光谱的各个方面。当立体主义分解并重新创建瓶子和吉他时，吉尔布雷斯分解并重新构建了工作流程。他利用周期图制作了工人运动的钢丝模型，类似于马雷借助时间照片，用钢丝和石膏制作的飞行中的鸟的模型。吉尔布雷斯在分析运动时对于连续照片的利用源自迈布里奇对一匹奔跑的骏马所拍摄的系列照片。后来，迈布里奇用这种技巧捕捉到了一位弯腰拎篮子的女士的优雅姿态，吉尔布雷斯用它来提高工人捡砖的速度。电影是技术联系;迈布里奇和马雷在寻找方法以制作电影;吉尔布雷斯使用电影摄影机以制作生产操作活动记录仪（Chronocyclegraphs）；影像构图的术语——“蒙太奇”在法语里是指用零件组装产品：大约在1912年，立体派艺术家开始试验“立体派电影”;未来主义艺术家们从中受到激励，因为这为动态视觉艺术提供了新的可能性。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认为“四处都洋溢着运动与速度的概念”，并承认他的《下楼梯的祼女》（Nude Descending a Staircase）一画的灵感来自时空摄影和电影。电影再现了现代社会的机械化、不稳定和匆忙。
这种新媒体的名字本身就表明了它的效果——移动图像(电影)。旋转投影仪使得屏幕上的图像可以运动。1896年，卢米埃（Lumière）的一位摄影师M.A.普罗米奥（M.A.Promio）偶然想到可以从威尼斯大运河上行驶的船上拍摄。有了创意剪辑后，行动可以像格里菲斯的紧急救助一样快，也能以一种更为悠闲的节奏在相隔甚远的两地之间切换。故事可以像帧与帧之间的间隔一样迅速地变换背景，而且由于早期电影的画面是以每秒16帧的速度拍摄，以每秒24帧的速度放映，演员们似乎也会匆忙地穿过闪烁的屏幕。电影放映机过分夸大了动作的快速性，以至于一些演员为了让最终结果的节奏正常，表演时的动作比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还要慢。一位评论家解释说依靠快节奏吸引观众的剧场情景剧日渐式微，其原因是电影摄影机加入了竞争，它能够强化动作并将其以更快的速度呈现，而这些在舞台上都是做不到的。“这种快速带来了呼吸急促和兴奋感，情景剧做不到这些。”一些电影制造商故意加速运动以制造特效:花骨朵几秒之内就变成了花，毛毛虫破茧成蝶的过程从几周压缩为几分钟。1911年，电影新闻报道得以大大加速，彼时一辆配有暗房的特快列车可以冲洗并运送当日下午4时威尔斯亲王授权仪式的影像，同日晚上10点，这段影像得以在伦敦公映。
这些“冲刺”让观众眼花缭乱。欧文·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总结说，欣赏电影的基础不是主题，“而是对事物似乎在移动这一事实的纯粹喜悦”。早期的观众能被任一简单的运动主题吸引:尼亚加拉瀑布、马跳过栅栏、工人从工厂里出来、火车进站。一些没有经验的观众会躲在座位里以避开（屏幕里）一辆驶来的火车。1899年，活动照相机被写成了小说，弗兰克·诺里斯(Frank Norris)笔下的麦克提格对银幕上一辆驶近的缆车“惊叹不已”。
法国立体派画家费尔南德·莱热(Fernand Léger)指出电影和一般技术对艺术家和观众的审美敏感性产生了影响。在1913年，他注意到，生活“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支离破碎、变化更快”，人们寻求一种动态的艺术来描述它。电影和彩色摄影使得对于具有代表性和流行主题的描绘失去了必要。“那些偶尔出现在博物馆里的工人阶级，那些曾在M.德太尔(M.Detaille)的骑兵面前，或者M.J.P.劳伦斯(M.J.P. Laurens)的历史场景面前发呆的工人们，现在再也不见踪影，他们都去了电影院。”移动方式的发展已经影响了人们的观察方式和他们所喜爱的艺术:“现代人获得的感观印象是18世纪艺术家的100倍。”从一辆开动的火车车门或汽车挡风玻璃向外看的景象是支离破碎的，尽管在高速行驶时景象会变得连续，就像电影制作从一系列静止镜头中创造出的连续性一样。莱热对这些新的动态做出了回应，他的绘画将机器般的元素融入人物研究和风景中——人们几乎可以在他的画中听到机器的叮当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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