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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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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经典文本阐释为中心，以作家与现象研究为补充，以小见大地建构起关于1949年以来汉语小说的知识谱系和学思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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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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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将手稿、版本、语言、作家论、原典、文本细读等若干关键词，作为一种观照视角、介入方式、研究方法，构成把握中国当代小说发展历程及其得失的方法论体系；坚持文献史料与论点的彼此互证、问题发现与阐释的同场生成等原则从事小说研究，并由此展开对中国当代小说重要思潮、现象、作家作品的价值重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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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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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珂，山东沂南人，文学博士，南京大学博士后。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传记文学》编辑、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导师，北京作家协会会员。兼任中国小说学会理事、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理事、临沂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现代中文学刊》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著有《韩东论》、《中国新文学版本研究》，主编《现代作家研究》（共八卷）。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一般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面上资助课题、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各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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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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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语言论
讲 中国当代小说中的方言问题／003
第二讲 新时期小说元语言论／028
第三讲 新生代小说语言的发生、演进与意义／041
第四讲 图像化、古典化、身体化
——关于新生代小说家语言实践的三种趋向／055
第五讲 中国当代小说引语类型与实践／069
第六讲 新生代小说长句建构的内生逻辑及美学特质／080
第二编 修辞论
第七讲 新生代小说家的元叙述实践／091
第八讲 讲述、展示、综合：新生代小说家的语式实践／103
第九讲 作为小说微观修辞的拼贴／118
第十讲 作为微观修辞的戏仿／130
第三编 小说家论
第十一讲 偏执、耽奇、模式化：阎连科小说论／145
第十二讲 小说艺术家与小说艺术化：韩东论／159
第十三讲 省察人间问苍茫：夏立君论／169
第十四讲 “文学深圳”的建构者：吴君论／189
第十五讲 反类型的青春写作：双雪涛论／203
第十六讲 为“西北藏边”作志：江洋才让论／213
第四编 原典重读
第十七讲 何谓“原典”，怎样“精读”
——中国当代文学原典精读实践情况考察与思考／227
第十八讲 乌兰巴干《草原烽火》的茅盾眉批本及面世价值／241
第十九讲 经典重读：《红日》与《青春之歌》（茅盾眉批本）／265
第二十讲 毕汝谐手抄本《九级浪》发掘与研究／275
第二十一讲 六长篇合论／289
第二十二讲 滕贞甫的《战国红》的小说格调及其示范意义／322
第二十三讲 参与经典化：1990年以来短篇小说精选精读／332
第二十四讲 参与经典化：1990年以来中篇小说精选精读／361
第二十五讲 鲁味小说、传奇体与民间志
——关于尚启元长篇小说的文体实践／375
第五编 现象论
第二十六讲 中共党员在小说名著中的创生、形塑与流变／383
第二十七讲 “红色经典”文本修改中的非作者因素／392
第二十八讲 问题与方法：关于“新南方写作”的若干思考／404
附录
“作品是文学研究核心的要素”
——张元珂访谈／412
主要参考著作／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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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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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语言论
讲 中国当代小说中的方言问题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逐渐全面推广开的“普通话”，以及从“十七年”到“文革”时期的“毛文体”、20世纪80年代的翻译腔、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世俗潮，不仅决定着或深刻影响着小说家文学观、语言观的生成、演变，也从外到内一次次根本性地改变着中国当代小说语言的质地、样态、风格。告别工农兵话语、样板戏之后，当代小说语言有六大景观尤其引人瞩目：汪曾祺的古典化、先锋小说家的欧化、寻根小说家的俗野化、新写实小说家的写实化、新生代小说家的肉身化、网络小说家的媒介化。如果说乡土语言、社会革命语言、文化心理分析语言，是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上的三大主导形态，那么，以这“六化”为中心和标志，分别上下拓展、纵横勾连，即形成了中国当代小说语言史的基本样貌。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社会经济层面上的改革开放全面、加速推进，文化、文学领域也迎来为中国历史所少见的自由时代，这一切表征于小说创作中，首先就是对小说语言的大解放、大融合。然而，普通话是一种被规范、删减、加工过的由官方指定的通用语，它精致、准确、逻辑性强，但作为小说语言，也有诸多力有不逮之处，比如，若表现“人的神理”（胡适），展现“地域的神味”（刘半农），凸显“语气的神韵”（张爱玲），它不能，也无法替代方言。打破普通话写作大一统局面，或弥补这种语言表现力的缺陷，再次让方言进入小说，并以此为契机推进小说语言的再革命，就成了90年代后小说家所必然要努力追寻的实践向度。方言进入小说，从理念到实践，都给中国当代小说观念、文体带来全新可能。
一 方言理念与实践：从边缘到中心
方言是每个人的母语。方言是一种自带性格、自生意蕴、自有美感的地方语言，因而在文学语言中有普通话所无法替代的美学特质、表现功能。方言进入现代小说语言系统，自然备受瞩目。因运用方言并在小说史上产生重大影响者，可列出一串长长的名单：鲁迅对绍兴方言词汇的采纳，赵树理对晋东南方言语汇的加工，周立波对湖南方言和东北方言的改造，柳青和路遥对陕北方言的大量运用，沙汀和李劼人对川北方言的原生态化移植，李锐、莫言、张炜和阎连科对各自生活区域内的方言土语的采纳，韩少功在《爸爸爸》和《马桥词典》中对方言世界的复活……然而，在百年新文学史上，方言更多时候是作为一种他者身份被谨慎纳入现代语言中来的。从外部诱因来看，启蒙与革命、民族与国家、阶级与政党，作为一种统一性的有形或无形的支配力量，往往决定着方言是复活还是沉寂的命运。这决定了方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所处地位的尴尬和无奈。
在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上，方言进入小说并不是自然、自主的，而总是被动的、受压制的。它与政治意识形态的深度关联，特别是与民族、国家宏大叙事的互动，都使得小说家在对待方言时的心态是复杂而暧昧的。那种无可化约的亲和力和被迫舍弃的无奈感，常常在其意识深处并行并存。中国现代小说语言的生成、发展与主流意识形态有着天然的关联，发展到“十七年”时期，更是形成了另一种暧昧、纠缠和离舍。
一方面，老舍、茅盾、周立波、赵树理等从民国步入“新中国”的小说家大都认识到方言的独特魅力和在小说创作中的不可或缺性。茅盾说：“我们可以用方言，问题是在怎样用……大凡人物的对话用了方言，可以使人物的面貌更为生动，做到‘如闻其声’。”周立波说：“我以为我们在创作中应该继续地大量地采用各地的方言，继续地大量地使用地方性的土话。要是不采用在人民的口头上天天反复使用的、生动活泼的、适宜于表现实际生活的地方性的土话，我们的创作就不会精彩，而统一的民族语也将不过是空谈，更不会有什么‘发展’。”他这种观点和老舍在40年代的看法如出一辙：“我要恢复我的北平话。它怎么说，我便怎么写。怕别人不懂吗？加注解呀。无论怎么说，地方语言运用得好，总比勉强地用四不像的、毫无精力的、普通官话强得多。”这可说明，关于方言作为一种文学语言的优长，以及与小说所结成的互荣关系，在大部分新文学名家看来，已是无须再作论证的命题。在从“现代”向“当代”转型之际，以周立波、赵树理为代表的乡土小说家，基于地方生活和文学语言特质所得出的观点，就为进入“新中国”的小说家们能否用、怎样用方言土语指明了方向。但是，方言进入小说，从来不是单纯的文学问题。主张禁用或慎用方言者也似乎理由充分、确凿：“‘方言文学’这个口号不是引导着我们向前看，而是引导着我们向后看的东西；不是引导着我们走向统一，而是引导着我们走向分裂的东西。”“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是不应该使用方言土语来创作的，而应该使用民族共同语来创作。”他们的理由大体可概括为：一、民族共同语需要作家建设并服从，方言不可喧宾夺主。二、方言自身有诸多弊端。比如使用面窄、不好懂、妨碍共同语建设等等。其实，根本的原因还是条。
另一方面，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通话。作为民族通用语的普通话逐渐成为一种高高在上的隐含等级秩序的“官话”。在此背景下，包括茅盾、老舍、赵树理在内的众多新文学名家不得不转向，至少方言土语已被置于慎用、少用或者不用之列。在此后几十年间，这种秩序愈发坚固，难以撼动。为何出现这种局面？因为普通话规范的制定及其在全国的推广，首先对小说名家提出要求——不但在创作中慎用或不用，而且已出版著作若涉及方言或口语中过于粗鄙化的语词，需按照普通话规范予以删改。所谓“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自然首先要求诸如周立波、老舍、叶圣陶这类新文学名家起模范带头作用。虽然推广普通话并不意味着要取缔或消灭方言，但限制或约束方言运用，以打破人与人之间在交流上的隔阂，继而辅助于现代民族国家大一统进程，则是一以贯之的举措。
新时期小说主潮是以欧美为师、以译著为本逐渐生发而来的，表现在小说语言和语法上，“欧陆风”造就的翻译腔及其话语权，又对小说家的方言探索与实践造成另一种无形的精神压制。李锐说：“我们现在所接受的这个书面语，它已经成为一种等级化的语言，普通话已经成为这个国度里等的语言，而各省的方言都是低等的。而在书面语里头，欧化的翻译腔被认为是新的、潮的、先锋的。一个中国作家，如果用任何一种方言来写小说，那么，所有的人都会说你土得掉渣。”在新时期文学现场，从作为一种语言资源的方言，到作为一种文学样式的“泛方言小说”，除在“寻根小说”中一度得到有效展开外，在其他小说主潮中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在“翻译腔”与普通话的双重压制下，方言更是不被看好。即使在阿城、李杭育、郑万隆等作家的寻根小说中，方言和方言世界一度被置于主体位置，但被委以重任的方言依然不过是一种借此追溯精神之源、寻觅文化之根的工具。方言及方言世界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状态，它们能摆脱一切桎梏独自显示自身存在吗？如今看来，20世纪80年代寻根小说中的方言及其世界，依然被置入沉重的现代理念中，并在简单的落后与先进、文明与愚昧的对比中，升华为反思、审视、重铸民族文化精神的一种主观想象和实践。方言在寻根小说中的出场、表现，本身就是现代性烛照、比衬的结果。它的出场短暂而匆忙，仿佛夜空中的彗星一闪而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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