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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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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引用了大量传世文献和历代研究论著，全面展现了秦汉谏议制度的形成、发展与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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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所论“谏议”是指在古代，百官吏民针对国家事务或君主个人生活向君主发表意见及看法，或对君主过失提出意见并规谏其改正。谏议关涉言论，君主是否善于纳谏是国家治乱的晴雨表。在治世，明君对于言者所谏之过，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会惩罚言者而导致言路闭塞。在乱世，上有昏庸的君主，下有谗佞的小人，言者所谏容易触怒君主或招致群小报复，导致杀谏、惩谏的结果。
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传世文献、历代相关研究论著，论述了秦汉谏议的若干重要问题，如秦汉时的谏官、谏议的种类、求谏应谏的方式、谏议的技巧、谏议的依据、谏议与舆论的关系以及谏议的局限性等，以期全面展现秦汉谏议制度的形成、发展与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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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涂盛高，郑州大学本科，北京大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博士。现为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讲师，主要从事秦汉史、思想史、中国法制史研究。曾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重大项目《中华思想通史资料长编》秦汉史政治卷和军事卷的整理工作。博士论文《秦汉谏议研究》获评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019年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主要学术成果：
《论西汉谏大夫》，《南都学坛》2019年第1期；
《汉代诣阙讼冤研究》，《南都学坛》2019年第4期；
《谏议大夫非由光武创设考析》，《炎黄文化研究》第19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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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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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绪 论 / 001
一、选题目的和意义 / 001
二、学术史回顾 / 005
三、研究思路 / 010
第一章 秦汉谏议概论 / 013
第一节 先秦时期的谏议 / 013
一、上古时期的谏议 / 013
二、夏商西周时期的谏议 / 017
三、春秋战国时期的谏议 / 021
四、先秦谏议思想 / 028
第二节 秦代的谏议 / 033
一、谏议制度形成的时间 / 033
二、秦代谏议制度 / 035
三、秦代谏诤活动 / 038
第三节 两汉时期的谏议 / 042
一、两汉时期的谏议官制 / 042
二、两汉谏议活动概述 / 043
第二章 秦汉谏官及职责 / 047
第一节 秦汉的谏官 / 048
一、秦谏官设置考 / 048
二、两汉谏官设置考 / 048
第二节 谏（议）大夫的选任与兼官 / 058
一、谏（议）大夫的选任 / 058
二、谏大夫兼官 / 065
第三节 谏（议）大夫的职责 / 068
一、言君主得失 / 069
二、举荐人才及上变事 / 072
三、诏令所使 / 074
附 汉谏（议）大夫表 / 078
第三章 秦汉谏议的种类、程序、技巧、依据 / 104
第一节 谏议的种类 / 104
一、谐隐讽谏 / 106
二、随事规谏 / 109
三、正色直谏 / 111
四、犯颜强谏 / 113
五、怀忠死谏 / 115
第二节 谏议的程序 / 118
一、求言与进言 / 118
二、应言 / 133
第三节 谏议的技巧 / 150
一、谏合于理 / 151
二、知心而谏 / 153
三、信而后谏 / 155
四、察爱憎谏 / 156
五、密成泄败 / 159
六、勿触逆鳞 / 161
第四节 谏议的依据 / 164
一、灾异说之演变及形成 / 164
二、灾异说的基本内涵 / 166
三、常见的几种灾异现象——日食、地震等 / 170
四、灾异与民意 / 175
五、灾异与外戚、宦官专权 / 177
第四章 秦汉谏议的特点 / 181
第一节 谏议成风 / 181
一、原始民主遗风的继承与发展 / 182
二、圣君屡作 / 187
三、儒学熏陶 / 191
四、秦亡的历史教训 / 194
五、良善导谏之法 / 196
第二节 谏议主体广泛 / 196
一、太后、皇后、太子、宗室、外戚进言 / 197
二、中央官员进言 / 200
三、地方官员进言 / 207
四、民间进言 / 209
第三节 谏议兼采舆论 / 212
一、事关谏议的舆论种类 / 213
二、舆论影响谏议的形式 / 219
三、舆论在谏议中的作用 / 226
四、舆论的局限性 / 229
第四节 谏议制度独立于监察制度 / 232
一、谏议与监察的字源及古义考析 / 233
二、监察制度略论 / 234
三、监察制度与谏议制度的区别 / 235
第五章 秦汉谏议的效果与后世发展 / 239
第一节 导谏之法 / 239
一、言者无罪 / 240
二、奖赏谏者 / 244
三、任用或升迁谏者 / 247
四、以谏取才 / 250
第二节 谏议的局限 / 252
一、君主专制制度的桎梏 / 253
二、君主个人的局限 / 255
三、谏言者自身的局限 / 258
四、谏议本身发展的不正常 / 261
第三节 秦汉之后谏议制度的发展轨迹 / 263
一、魏晋南北朝谏议制度的发展情况 / 263
二、隋唐五代谏议制度的发展情况 / 264
三、宋元谏议制度的发展情况 / 266
四、明清谏议制度的发展情况 / 267
结 论 / 269
参考文献 / 272
后? 记 /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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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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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本书以秦汉时期的谏议制度与谏议活动为研究对象，系统探讨秦汉谏议在秦汉政治活动和国家治理中的作用。
一、选题目的和意义
作为秦汉政治制度之一，谏议制度不仅关涉君主与臣民等诸多主体，也涉及秦汉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十分重要。
笔者查阅秦汉政治史和社会史发现，对于这样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学界的研究成果并不多，专门研究更少。即使是专门研究秦汉谏议的文章，通常也仅就秦汉谏议的某一方面问题进行阐析，无法帮助人们了解秦汉谏议的整体情况。另外，即使其他论著对秦汉谏议有所涉及，也仅仅是在研究秦汉监察制度时顺带一提，把谏议制度放在监察制度内部进行解释和分析，内容相对简要，不成体系。谏议制度与监察制度有密切联系，但仅将谏议制度作为监察制度的子制度附在监察制度下进行考察，可能不妥当。谏议制度与监察制度有本质不同，谏议是百官吏民对君主的个人规劝或者建言献策，而监察是君主对臣下或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和约束。谏议制度与监察制度在实施主体和对象、制度效力、制度途径、制度依据等方面都存在差别。谏议制度是对君主的软约束，以规劝为主；而监察制度是对百官吏民的硬约束，体现了君主专制的实质。两者应是并行的制度。
秦汉是中国古代谏议制度的形成阶段，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秦汉谏议制度既对先秦谏议制度有继承和创新，又为后世谏议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秦二世而亡，谏议制度虽初步设立，但形同虚设，且秦统治者刚愎拒谏，谏议活动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两汉国祚绵长，历时四百余年，谏议制度相对完善，谏议活动活跃，对后世影响深远。
本书研究的秦汉谏议主要包括谏议制度和谏议活动两个方面。谏议活动是谏议制度产生的前提，有谏议活动不一定产生谏议制度，但谏议制度下一定有谏议活动进行。谏议制度是规范谏议活动的制度，包括谏官的设置、职掌、选任、谏议赏罚制度，以及谏议活动的保障和运作制度等。
谏议活动起源于原始民主时期，传说黄帝立“明台”为谏议活动之始。夏建立国家后，原始民主制被君主制替代，谏议逐步具有约束君主权力的作用。夏商西周春秋之时，因绝对君权尚未确立，统治主要靠宗法血缘关系维系，贵族对君主有很大的制约，若君主违反社会公认的准则，贵族可以指责君主或者追究君主的责任，甚至可以在一定情况下废昏立明。通过谏议活动来约束君主，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社稷重而君轻。战国时虽具备形成谏议制度的若干因素，但因本书所论谏议只是针对中央最高统治者而谏，而战国时中央政府名存实亡，所以事关战国时期谏议制度的论述甚少。秦汉时期大一统王朝开始形成，实行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在此情况下，皇权是至高无上的，“皇权是秦汉社会最高统治权力的象征。皇帝有权肯定一切，也有权否定一切。皇帝通过特殊的公文、玺印制度来行使权力。皇帝不仅决定着高级官吏的任免、行政中枢的运作，而且还要对整个官僚队伍实施监控”。在这种制度下，皇权影响巨大，远超过了先秦时期，几乎达到“一言以兴邦，一言以丧邦”的程度，需要官僚制度对其进行制约。谏议制度即为官僚制度反制皇权的手段之一，“官僚通过制度化的权力设置来约束皇权。秦汉各级官僚都有上谏之权……中央官僚因贴近皇帝，谏争更多。秦汉宫廷有各种大夫，掌议论。武帝太初年间又设置谏大夫（后为谏议大夫），专掌谏议，在汉代议政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作为官僚制的组成部分，谏议制度的功能是匡正得失或建言献策。谏议制度是统治阶级内部实行的民主，目的是更有效地对被统治阶级进行专制统治，归根到底是为君权服务。
秦汉谏议制度是伴随秦汉官僚制度发展而发展的，从宏观角度来讲，谏议制度研究是官僚制度研究的组成部分，其产生与秦汉官僚制的产生密切相关，形成时间也基本一致。在方法上，对秦汉谏议制度的研究既要以官僚制度的研究理论为指导，也要关注谏议制度本身，既要以官僚制度为基础，也要结合秦汉政治与社会的实际，在充分考虑这些因素的基础上探讨谏议制度与谏议活动的关联、互动、作用、影响等。
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传世文献、历代相关研究论著研究秦汉谏议制度，以期全面展现秦汉谏议制度的形成、发展与演变，对于全面了解秦汉谏议制度及活动有重要意义，对于了解秦汉监察制度、秦汉官僚制度乃至秦汉政治与社会也有一定的价值。
何为“谏议”？许慎《说文解字》：“谏，证也。”桂馥《说文解字义证》云：“谏，犹正也，以道正人行也。”《白虎通》记曰：“谏者，间也，更也，是非相间，革更其行也。”从字面意思来讲，谏是对他人之过失进行规劝，以求其改正过失，也叫“谏诤”。《广雅》曰：“议，谋也。”《说文》曰：“议，语也，一曰谋也。”刘彦和曰：“周爰咨谋，是谓为议，议之言宜，审事宜也。”可见议是指向他人进言献策。本书将谏议的对象限定为君主，为秦汉时最高统治者，包括皇帝或称制太后。谏议的主体一般是百官吏民，极少情况下为非称制太后、皇后、太子。本书“言”与“谏”词意一样，既可单列，亦可并称。另外，本书中出现的“进言者”“谏者”“谏言者”“言者”“谏议者”“进谏言者”“谏诤者”，意思皆一样，之所以有不同的表达，其意在于防止单一名词给人单调及重复之感。谏议中所涉之事一方面为君主过失，这种过失包括君主在处理国家事务时或者个人生活中的过失；另一方面是单纯针对国家事务或者君主个人生活发表意见或看法，不涉及君主过失，纯属为向君主建言献策。综上，本书之“谏议”是指古代百官吏民对君主在国家治理及个人生活中的过失提出意见并规谏其改正，或针对国家事务或者君主个人生活向君主发表意见及看法。
二、学术史回顾
秦汉传世文献关于谏议的记载零星散乱。从制度角度论，《汉书·百官公卿表》第一次对秦至前汉时期的职官进行了系统而简要的介绍。此后不断有先贤对秦汉时期的职官制度进行总结性研究，例如《续汉书·百官志》以及卫宏《汉旧仪》、王隆《汉官解诂》、应劭《汉官仪》、蔡质《汉官典职仪式选用》、清末孙楷所辑《秦会要》一书设《职官》两卷，等等。另外，历代典制、会要，也往往会以经史注疏等形式对有关谏议制度的传统史料进行梳理、辨析。
传世文献有大量关于谏诤活动的记载。记载先秦谏议活动的文献有《尚书》《周礼》《国语》《左传》《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吕氏春秋》等，记载秦汉谏议活动的文献有《史记》《汉书》《后汉书》《汉纪》《后汉纪》《东观汉记》等。
单独研究秦汉谏议的专著目前尚未见到，相对系统地研究秦汉谏议的是晁中辰主编的《中国谏议制度史》（中华书局2015 年版），此书是目前研究谏议制度最全面的专著，论述了从先秦时期到清末谏议制度的发展、变迁。其中有一章专门论述秦汉时期的谏议制度。此章指出，秦汉为谏议制度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文官系统中出现了专职的谏官，如汉代的中常侍、给事中等。而且臣子进谏和君主纳谏也出现了新的形式，如奏对、召对、朝议、密奏、驳议等。汉代还涌现了许多谏议名篇，如晁错《论贵粟疏》、董仲舒《天人三策》等。同时，谏议思想在这一时期也有明显的发展和完善。此书主要记载古代的谏议事迹和谏议人物，探讨制度和思想的篇幅实际上非常有限。另外，此书主要论述先秦到清末的谏议制度，属于通论性质之书，有关汉代谏议的诸多问题探讨深度不够，部分问题尚未涉及。
其他研究秦汉谏议各个方面问题的专著主要有：
卜宪群《秦汉官僚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是一部关于秦汉官僚制度研究的著作，此书对周、秦、汉官僚制的演变，两汉之际建制的考证，皇权与官僚制的关系，官僚类型的演变，官僚制度运作的基本形式等进行了深入的论述。由于谏议制度是秦汉官僚制度的组成部分，所以该书为本书在论述谏议制度的产生、渊源、运作、制度的变迁与考证等方面提供了参考、借鉴。
赵映诚《谏官与谏官制度》（香港新世纪出版社 1993 年版）是第一部系统论述谏官与谏官制度的专著，作者从传统文献出发，引用大量史料，阐述谏官制度的历史渊源，论述谏官设立及谏官制度的历史发展，并着重介绍历史上著名的谏官。但有关秦汉谏官之论述散见于各章，并未集中论述，且研究范畴仅限于谏官与谏官制度，对秦汉谏议的诸多其他问题并未涉及。
另外，柏恕斌等人编著的《谏议经典》（泰山出版社 2004年版）、王振州所著的《中国历代进谏与纳谏故事》（春秋出版社 1988 年版），主要是从文学的角度介绍了历史上著名的进谏人物及进谏故事。
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 2007 年版）是一部有关秦汉官制的名著，此书对有关官名的解读以及对官吏任用和选举的阐述，对研究秦汉谏官相关问题很有帮助。
吕宗力《汉代的谣言》（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论述了汉代的流言、讹言、妖言、谣言、谶言等，介绍了汉代的舆论，可用作研究汉代舆论与谏议关系的参考。
有关秦汉谏议研究的论文有：
袁礼华《汉谏诤略论》（《江西社会科学》1994 年第 8 期）对谏诤的范围、作用，君主素质对进谏、纳谏的影响以及谏诤的局限性加以探讨，为本书通论部分提供了参考。
孔繁敏《论中国古代谏诤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 年第 5 期）主要论述古代谏诤在不同时期的实际情况及经验教训，论述了臣僚的谏诤活动及君主对谏诤的不同态度，进而分析了谏诤的性质与作用，可以作为本书研究谏议渊源、演变及局限性的参考。
江兴国《试论中国封建王朝的谏诤制度及对君权的制约机制》（《政法论坛》1996 年第 3 期）指出封建社会的自我监督机制有两个部分，一是以监督从中央到地方，从亲王贵族、宰执大臣到基层官吏为己任的御史制度；二是以劝谏皇帝为己任的谏诤制度。这篇文章为本书研究谏议与监察的区别提供了参考。
王谨《中国上古谏政制度》（《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4 期）论述了我国上古时期的谏政制度包括人君受谏、臣下进谏、谏政机构、谏政职官、谏政技巧及一些相关的进谏惯例，为本书研究谏议渊源与演变提供了参考。
田兆阳《论言谏制度是君主专制的监控和纠错机制》（《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0 年第 5 期），首先梳理了从氏族社会时期到清雍正时期言谏制度的历史沿革；接着论述了言谏之难以及言谏制度发挥作用受到若干因素，如君主、谏官、制度等的影响，为本书研究谏议的历史沿革以及谏议的局限性提供了参考。
张茂泽《中国古代谏诤观》（《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3 期），指出古代谏诤观的思想基础有“太和”观念、天人之学、“和而不同”的修养论、朴素的辩证思维、“仁政”思想等，古代谏诤难行的根本原因在于君主专制的桎梏。这些研究结论为本书研究谏议思想及谏议的局限性提供了借鉴。
何沐、孙佳乐《两汉时期的谏诤思想》（《黑龙江史志》2010 年第 5 期）指出言谏思想为言谏制度的重要内容，是言谏行为的理论依据。两汉盛行以灾异说、圣者贤人说、前代兴亡说来匡正君失，为本书研究谏议思想提供了借鉴。
李怡《关于中国古代谏诤制度的几点思考》（《洛阳师专学报》2000 年第 1 期）认为谏诤制度和监察制度都属于国家监督机制，两者都服务于皇权，但职能不同，谏诤制度独立于监察制度之外，为本书研究谏诤制度与监察制度的区别与关联提供了借鉴。
黄宛峰《汉代考核地方官吏的重要环节》（《南都学坛》1988 年第 3 期）指出两汉统治者尤其重视民众对地方官吏的毁誉，“举谣言”与“行风俗”的实施，体现了汉代统治者对民意及吏治的重视，为本书研究谏议与舆论的关系提供了借鉴。
赵启迪《春秋战国时期的谏诤制度》（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年），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谏诤制度是后代谏诤制度的基础和雏形。此文从谏诤制度的定义及历史渊源、谏诤者、谏诤对象、谏诤制度的特点、谏诤制度的性质及对后世的影响五个方面，对春秋战国时期的谏诤制度进行论述。本书写作对其借鉴甚多。
王媛媛《西汉谏议制度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 年），以西汉谏议制度为研究对象，分析影响西汉谏议制度的文化因素，探讨西汉谏议制度的生成机制和活动法则，最后对西汉谏议制度的得失进行历史反思，分析其局限性。其研究思路和方法为本书写作提供了借鉴。
有关秦汉谏议研究方面的博士论文目前尚未见到。
以上大体为秦汉谏议研究所涉史料和论著，可能有少部分遗漏，但大体不出此框架范围。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存在如下问题：谏议制度与监察制度不分，把谏议制度放在监察制度中进行考析；对谏议制度的思想渊源阐发不够，对先秦诸子百家的谏议思想研究不多；对有关谏议制度的理论依据展开甚少；对于谏议的程序问题、保障问题、运作问题很少有深入研究；对谏议何以成风、谏议的局限性论述不多……本书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
三、研究思路
谏议的对象为君主，传世文献中有大量的君臣对话，可以作为研究谏议的素材。本书拟以传世文献为基础，结合历代研究论著，分五章对秦汉谏议进行探讨，以期全面展现秦汉谏议的形成、发展与演变。
第一章为秦汉谏议概论。此章主要考察秦汉谏议的渊源，包括上古、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谏议活动以及谏议思想，粗略论述秦汉时期的谏议制度和谏议活动。
第二章论述秦汉谏官及职掌。谏官制度是秦汉谏议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谏官在整个谏议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研究谏官的范围、选举、职掌、兼官、演变可以清楚地了解秦汉谏官制度。本章还论述了前汉谏大夫至后汉谏议大夫的转变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为帮助读者更加清楚地了解秦汉专职谏官即谏（议）大夫，本章特地附列两汉谏（议）大夫表。
第三章论述秦汉谏议的种类、程序、技巧、依据。研究事物的分类对于认识事物有重要意义，对“谏”进行分类有助于更加清楚地了解谏议。谏议活动一般有三个程序，先是统治者求言，再是谏议者进言，最后是统治者应言。谏议者为了让君主能够纳谏，往往会采用一定的技巧。皇权制约官僚集团，官僚集团亦反制皇权，重要手段之一即借助神权来制约皇权，灾异说作为神权思想的主要学说，为官僚集团制约皇权提供了重要依据。
第四章论述秦汉谏议的特点。秦汉谏议成风，上至太后、皇后、太子，中至宗室、外戚、中央和地方官吏，下至乡官甚至百姓，皆可进言。谏议总脱离不了时代的语境，与当时的国家和社会情况息息相关，秦汉谏议制度也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发挥作用的。百官吏民进言时往往要采择当时的舆论，君主施政亦要关注舆论的影响。本章最后论及谏议制度与监察制度，二者在实施主体和针对对象、制度效力、制度途径、制度的依据等方面都有差异，二者是并行的制度。
第五章论述秦汉谏议的效果与后世发展。汉代统治者为了保障谏议者能够畅所欲言，制定了相关的引导规则。封建君主专制下的谏议是有局限性的，因君主专制的桎梏、君主个人的局限、谏议者自身的局限及谏议本身的发展不正常，导致其作用有限。从秦汉到明清，谏议制度的发展总体上渐趋倒退，到清代时，谏议制度基本被废弃。
本书所选论题研究的难点在于相关的传世文献虽多，但零星分散，难以整理。因研究的重点是百官吏民对君主的谏议，多从君主过失出发，而史书多有为尊者讳之意味，故能够作为直接证据的资料并不充分，需要依据大量文献进行一定的推理，进而展现秦汉谏议的真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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