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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她是2001 年“第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得主;是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荒原上》(作者索南才让)、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长篇小说奖《西南边》(作者冯良)的责任编辑;是班宇《逍遥游》、双雪涛《猎人》、郭爽发表在《收获》的第一篇小说的责编……是中国著名文学期刊《收获》杂志的编辑。
作为训练有素的传统媒体人,吴越形容写作是一种隐秘的极限运动,她着迷于写作者不为人知的内在世界——写作过程和具体生活,她用切实的提问和富饶的书写带领读者进入当代文学的现场,记录下一个个被写作改变的“人生”,实现多元写作群体的文学共振。
作为文学编辑,吴越确信“世界上的一切所谓障碍都会为才华让路”,她无私地站在作者身边,敏锐地捕捉文学降临的时刻,无数次见证“这一刻成名在即,下一刻已经大红”的群星闪耀。纸背后面,蘸着隐形墨水,吴越悄然书就当代文学史的草稿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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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书是《收获》杂志编辑部副主任吴越关于文学写作领域近十年来的**访谈、座谈以及非虚构叙事的结集。全书分为五辑,前四辑收入了对17位国内外文学写作的代表性人物的一对一访谈和评论,其中有对班宇、双雪涛、索南才让等新一代文学写作者的访谈,对苏童、金宇澄等资深写作者的访谈,对科尔姆·托宾、勒克来齐奥等外国文学大师的访谈,对叶永烈、何伟等非虚构类写作者的访谈,以及关于非虚构写作的对谈及座谈;辑五为作者的两篇非虚构写作代表作。
作为训练有素的传统新闻媒体人,吴越亦是勤于思考和表述的非虚构写作者。在本书中,作者一方面自觉延续了传统媒体新闻训练的严谨与切实 ,另一方面从个人兴趣出发,尝试*能打动作者和读者的独特讲述。其中描述的人物无论名人或普通人,都有一个隐约的共同点:他们都在时代的进程与个人的成长中着力转变固有身份,在流动、行走中拥抱变化,摆脱标签,蜕变求新。记录下这些故事、这些人,也是试图为时代留下个体角度的声音与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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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吴越,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1983年生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本科、新闻学硕士;曾任《文汇报》首席记者,现为《收获》文学杂志编辑,业余从事文学评论与非虚构写作,获中国新闻奖及多次上海新闻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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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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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Ⅰ
辑一
班宇:故事给我自由 3
麦客,双雪涛 31
索南才让:游牧与蹲守 43
张悦然:雪花落地 67
陈河:殷墟归来 83
辑二
苏童五十:中国当代先锋写作样本 99
马为什么白颜色?——与金宇澄的两次访谈 111
草帽下的阮义忠 139
逝去的“帮主”——与倪匡谈金庸 151
陈村:上海资深宅男 175
叶永烈:燃点1978 191
辑三
残酷的花:韩国当代文学印象 209
写作课上的幽灵——科尔姆·托宾在上海 227
勒克莱齐奥:我把自己比作一个鼓 243
辑四
他们只认我为“何伟” 257
在这个可能是虚构的世界上,非虚构能写什么? 273
必须写下我们 285
辑五
杂技四十年 309
重返光明街 343
后记:鱼刺?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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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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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张新颖
吴越采访阮义忠,一眼看出他越来越接近他多年前“人与土地”系列里的拍摄对象。这样的敏锐,令人印象深刻,我倒是不怎么惊讶,因为认识她快二十年了,感觉这是她随身携带的特质;而且,当她准确、鲜明、坚定地把她的观察和感受描述出来,形成语言,同时又获得语言的支持,这种敏锐似乎更进了一层。
敏锐落在或抽象或实在的问题上,落在具体的人和事上,也落在细节上,甚至物件上。她注意到阮义忠戴的草帽,蔺草手工编织的草帽——他的作品中都带有这种草息;勒克莱齐奥的皮凉鞋,在北京冬天,凉鞋里穿了袜子;一根卡在喉咙里的鱼刺,原本训练有素的江南舌头因为长久的异质经验而丧失了灵动,无法应付它,乃至丧生。这样的关注力和关注点不是什么人都有的,作为对比,我举自己做个例子:几年前参加一个活动,与勒克莱齐奥在一艘长江游轮上过了好几天,还得到他一本签名的小说,可是我现在对他穿什么衣服模模糊糊,更不要说鞋子了。看吴越书里的陈村、苏童、金宇澄,还有一些我熟悉的人,时不时就会碰到新奇的地方,哎,我怎么就没有注意到呢?
吴越说阮义忠是寻找认同与肯定的艺术家,他“为感动而拍摄、为肯定而拍摄”,他说“相机是赞叹的工具”;吴越的采访,大致也是这样吧。采访当然有各种各样的,摄影也是,肯定是一种选择,同时也就意味着拒绝,一个人有能力以肯定的态度、信念来践行,于对象是取上,于自己是上出。
阮义忠又说,一张照片并不是偶然的,那不只是一个影像,是两个陌生人突然因为生命撞在一块擦出火花而变成一张照片。采访也是。看吴越和班宇对话,感觉就是,他们这两个同代人,能说上话,能碰出问题,能触到核心;看吴越写一个理发师,看她记录理发师的口述,我能强烈地感受到,是什么触动了她来做这个采访,她用这个和她很不一样的平凡人的经历来肯定什么。
吴越的硕士论文研究美国驻华记者的非虚构写作,她通过邮件采访彼得·海斯勒,就是写《江城》《寻路中国》和《甲骨文》的何伟,他回答时说过这样的意思:一般西方观察者是一个被设置好的瞭望点——他或她是不会改变的;他或她是一个稳定的框架,不稳定的是中国的情况,或者中国人的情况——这些都是模糊的,易变化的,西方人则占据上风,观察和评论着这一切;但是,何伟自己,却在生活、观察和写作的同时,自身也在经历变化,甚至是被奇妙地改变。我复述这段话不是要讨论“东方主义”之类的问题,而是想借此来说一个好的采访者,他或她不能设定自己是稳固的,而能随时从采访中吸收养分,点滴累积,促成自身生命的丰富和成长。用吴越的话来说,就是“对一个个‘现成的人’的不信任与不满足”——包括对自己这个“现成的人”的不信任不满足,因此才可能发生改变。集中看吴越多年来写下的这些文字,仿佛可以看到一个人的不断扩充、勤勉向上,虽然采访者多是隐身在后面的。
许多年前,我还是一个年轻教师,在课堂上认识了吴越;她毕业后进《文汇报》,做了十几年记者,而我之前也曾在《文汇报》做记者,不过实在是差劲,过了四年即落荒而逃,与她的出类拔萃可成对比;这几年她是《收获》的编辑,写作非虚构,以诚恳和热力、耐心和才华,寻找焕发能量和确认自我、改变自我的方式。眼前的这本集子算是一个阶段、一个方面的小结吧,我欣喜她有这样一个小结。她从许多人那里分享过“硬面包”我们可以通过她分享他们的“硬面包”,还可以分享她的“硬面包”。
2020年9月7日
“我们这一代也许就是后的游牧人”
2020年8月,《荒原上》发表前的一次访谈
吴越:请描述你近一段时间的生活常态。
索南才让:九月初羊群从夏牧场下来了,对羊群照例进行了每年春秋两季都要做的防疫工作,修补秋牧场的网围栏。我一个人在牧场,每天早晨五点起床,喝热水,喝咖啡,然后写作。我在写一部中篇小说。八点钟吃早饭,通常我会吃点蒙古族传统早餐,或者是牛奶和蛋糕。然后去打开羊圈门,数羊、给它们饮水,赶进牧场里。十点左右我骑着摩托车背着背包去牧场。背包里装有修补网围栏用的钳子、扎丝等工具,还有水壶,一罐啤酒。还有口袋笔记本和自来水笔。干活累了我会躺一会儿,写点构思小说的片段。到下午两点过后就回家,给自己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睡一会儿。晚上十点睡觉。近半月的生活,大概如此。
吴越:咖啡和蛋糕是在城市生活养成的习惯吗?你怎么定义自己身上的纯粹性和杂糅性?
索南才让:我喝咖啡已经有十年时间了,那会儿晚上写作时用来提神,现在已经有了严重的依赖。蛋糕只在有条件时吃点。游牧生活到了今天,已经不存在真正的纯粹性了,我们这一代人也许就是后的游牧人。时代发展太快,游牧方式一直以来都在变化,我们必须跟紧了才不至于太落后。
吴越:很多人觉得你一边放牧一边写小说很奇特。我倒是好奇,你的发小、牧人朋友怎么看待你的身份。你们聊小说吗?
索南才让:在一帮不识几个字的朋友中,我居然在写小说,这对他们来说实在不可思议。因为我也只读过几年书,他们不明白我怎么会写出几十万字。当我们一起喝酒时,我会给他们讲讲我写的故事。我也会用到他们一些人的名字,或者某人的一个故事,他们通常认为言不符实,并且还没有故事本身精彩。
吴越:你把自己归为哪一类(种)作家?哪些作家或许和你精神相通?
索南才让:我觉得自己是先锋作家,我愿意在写作中去挑战,去尝试,去变化。福克纳、海明威、余华,我热爱阅读他们,能感受他们给予我的力量。但在初,还是路遥影响启发了我。
吴越:路遥和福克纳并不矛盾。你觉得呢?
索南才让:读路遥我感动于那种深沉博大的情怀,读福克纳我更迷恋于他随心所欲的叙述技巧。
吴越:现在聊聊《荒原上》。2018年你在鲁院学习,不久交给我这篇稿件。它又经历了一年多的修改和沉淀,成为现在的样子。与它展露的语言才华相比,你作为一名作者的沉着与慧性(耐性也包括在慧性里,我认为)同样令我印象深刻。你还能回忆起《荒原上》写作与修改的一些关坎吗?
索南才让:《荒原上》是我修改次数多的一部作品,但在这种反复的修改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这对于我来说更重要。我记得当这部作品第十一次修改的时候,我几乎改不动了,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刻意不去想它,不去碰它,我知道了问题所在,但我不知道怎么解决。那种感觉很痛苦,因为你总会在不经意间想到它,它不会放过你。
吴越:你意识到的问题是什么?后怎么通过了修改的瓶颈?
索南才让:的问题在于结局。我写不好,怎么着都差了点意思。你也提出过这方面的问题,但我试过好几次,都失败了。很受打击。后来我过一个垭口时想到一些往事,想起我和朋友一起喝醉酒唱着歌赶着牛群也翻过这个垭口,于是就有了现在的这个结局。其实并没有多少联系,但当时就是突然有了这么个想法。
吴越:《荒原上》的爱情主线和叙事视角是“我”卡尔诺,但我觉得金嘎似乎更接近于你本人:从空中获得了魔幻般的才赋,一个新的人格从自我意识中诞生。这篇小说的修改和诞生也见证了这一类似的过程。我看到作为小说家的“金嘎”追赶上了自己的才能。它证明了在任何题材里,只要有了“人”的视角,文学就在世界的中心。
索南才让:金嘎的原型是我的一个朋友,除了名字外,其他相去甚远。但金嘎这个人物的塑造我却是挺满意的。小说写作一旦脱离了人物便不是小说了,哪怕动物小说不是也得拟人化书写吗?
吴越:我指的人的视角是作家真正在关注人自身的行为和感受。我问下一个问题吧。但这个问题其实和上一个是有关系的。我向万玛才旦老师约稿的时候,还没有说出你的名字,但他一听到我说青海有一个小说作者,就很自然也很有把握地说,是索南才让吧?他还不认识你,但很早就在青海的文学刊物上看到了你的小说,留意到了你。这让我意识到:无论在草原的帐篷里写作,还是在城市的咖啡馆里写作,写作者其实都同时居于世界的中心。所以,对于你而言,你目前为止总去处理的是什么问题?或者说,什么事情会纠缠你让你不得不去写下来?
索南才让:要处理的问题太多了,小说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这其实是重要的。但往细里说是结构的问题、叙述的问题、思想深度的问题,另外还有生活和写作之间的冲突问题,这些每一次写作的时候,我都要面对,都要找到准确的角度,做到一个平衡,都要小心翼翼地去处理。但每一次都好像是在全新地面对新的问题,所以我在写新作品时其实都是一次新的开始,因为我不能复制上一次写作的经验。上一次的写作经验,对于新的作品,有时候会形成阻碍。如果说有什么事情让我纠结于写作的话,那我想就是写出令自己满意的作品,每一个作品在构思或者在开始写的时候,我都是自信满满的,有的时候很激动,觉得自己可以写出一个好作品,但现实和梦想往往是差距巨大的,我写出来的东西和我想象的作品相距太遥远,有时候令我特别沮丧,也会丧失信心,没有了接着写下去的动力,但每一次我都会重新在写作中找到自信。而且我觉得写作现在已经成了我的一种本能了,是没有办法分割的。我想表达什么?我想传递什么?这些在写作之初,我是不考虑的,因为我觉得在你写作的时候,在你写作之前,考虑这些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写作中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了,稍微一个小小的念头,一个想法就有可能改变写作的初衷,会改变整体思想,当作品脱离了掌控的时候,是听之任之地写下去呢,还是果断地制止?我从来不会要求自己在既定的条条框框之内写作。
吴越:是不是到了你午睡的时候了?我们聊天这几个小时没发生什么事吧,今天天气如何?索南才让:今天早上有东风,有点冷,我今天一直在牧场上和你聊天,一边修补网围栏。还在听书,石黑一雄的《无可慰藉》。这会儿变成西风了,羊群就在我右侧的山包上,我的对面是一个家族敖包。
吴越:我问了你九个问题,第十个问题留给你,你有什么想问我(我们)吗?
索南才让:有一个。你们编辑看那么多作者的稿子,有时候会不会感到很绝望,会不会替作者着急,着急得抓耳挠腮,着急到想自己动手来写?
吴越:编辑干编辑的活,编辑如果想替作者写那就不是合格的编辑。我所理解编辑干的活,是站在作者身边帮他看到他的前后左右,有时候是以一定的经验来判断作品中令人激动的一部分,类似在晴空下捕捉蝴蝶翅膀的一颤;有时候是提醒他子弹从后面来;有时候是推动他从潜意识,甚至是从作品中已隐现的局部来更好地完成整体。当然这种“更好”只是一厢情愿,所以往往仅供参考。出色的小说作者其实既混沌又清醒,你只需要只言片语就能让他摸到下一关的门锁。对我这个资浅编辑来说,每每看到一个完成了的、钻石般又坚固又漂亮的作品,来自内心的快乐难以言喻。只要每过一些时间能有这么一个快乐的瞬间,就足以抵挡失望,足以让我怀着期待打开下一个陌生的文档。这个回答你觉得还行吗?
索南才让:答得好。混沌又清醒,的确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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