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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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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全面借鉴当代叙事学理论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实际，采用“横断”“纵贯”的方式来布局结构研究体系。“横断”即根据叙事学理论将中国古代叙事诗的要素区分为意旨、视角与结构、人物、诗体四个方面，即全书四章的研究主旨；“纵贯”即按照历史顺序，依次考察中国古代叙事诗在上述四方面从先秦直到近代的发展历程。本书是国内第一部研究中国古代叙事诗艺术的专著，实现了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与中国古代文学文献的有机融合，为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建构出创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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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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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相占，1966年生，河南新野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7年度），现任山东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中华美学学会常务理事与生态美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生态语言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国际英文期刊Contemporary Aesthetics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已出版专著《生生美学论集——从文艺美学到生态美学》《生态美学引论》《西方生态美学史》《当代西方环境美学通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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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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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第一章 意 旨
一 言古以剀今
二 感于哀乐缘事而发
三 歌诗合为事而作
四 诗史——史外传心之史
五 中国诗学的两大传统及其融合
第二章 视角与结构
一 全知视角以人物为中心的结构
二 全知视角以事件为中心的结构
三 有限视角发生转换的叙事模式
四 有限视角的其他情况
第三章 人 物
一 “抒情主人公”辨疑
二 人物类型探索
第四章 诗 体
一“诗体”要义
二 陈述叙事和意象叙事
三 叙事意象发微
四 用典的叙事意义
五 少陵体·长庆体·梅村体
参考书目
再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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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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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节选）
“叙事”一词在中国古代又作“序事”，而“序”又与“绪”同音假借。因此，所谓叙事无非就是给事件安排顺序，理清头绪。
在中国古代，与叙事关系最密切的是史学。《说文解字》释“事”为“职也，从史”;释“史”则为“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古文字中“事”“使”“史”“吏”本为一字，后来才分化开来。可见，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事”“史”原为一体。正因为如此，宋代真德秀在《文章正宗纲目》中提出“叙事起于史官”，清代章学诚于《上朱大司马论文》中也说“叙事实出史学”。在中国古代地位尊崇的史学对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根源即在于此。概而言之，古代史学对叙事诗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对叙事技巧的影响，一些评论叙事技巧高超的术语经常与史学有关，如“诗史”“史笔森严”“龙门笔法”“司马子长体”，等等;二是对叙事观念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实录”和“春秋大义”上。“实录”强调“事核”，亦即按照事件原貌著录，不虚美，不隐恶;“大义”则强调叙事中暗寓褒贬，以发挥史书彰善瘅恶之功能。“实”与“义”的矛盾统一集中体现了古代叙事主体的心灵用意。本书第一章“意旨”涉及大量古代史学的有关内容，根源即在于古代史学对叙事观念的重大影响。
文学是以语言为媒介的艺术样式。因此，我们可以将中国古代的叙事观与语言观结合起来，来对古代叙事诗作出大致的界定。
《易经》中《〈家人〉第三十七》的《象辞》提出“君子以言有物”，《〈艮〉第五十二》的“六五”又说“言有序”。可以说，“言有物”与“言有序”是语言运用的基本要求。“言有物”指语言必须指涉一定的对象，同时，语言必须构成一定的顺序关系，如果无序则语言不过是杂乱堆砌的字词。语言之“序”的根源又在于心灵对对象的感知，语言之序无非是心灵之序的外化。可见，语言活动必然涉及“对象”“心灵”“语言”这三项要素。如果我们将“对象”限定为事件，那么以事件为对象的语言活动就是叙事，叙事所依之“序”取决于叙事者的主观用意，也就是他的心灵，或许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才将“叙事”又称为“序事”。从中国古代的叙事观念和语言观念出发，我们可以认为，“叙事诗”就是在一定用意的支配下，用押韵的语言将事件安排得具有一定顺序、头绪的文学作品。这一界说既是本书选取材料的根据，又是全书结构安排的内在依据:著作的结构应该与研究对象的结构相一致。
由以上的论析可以看出，所谓“叙事”，就是主体在一定的“义”的主导下对事件的组织和安排，“义”正是作品的价值取向或曰意旨。由此，我们将首先在第一章考察中国古代叙事诗的诗歌思想的历史流变。我们将看到，中国古代叙事诗的意旨始终与“史”相联，集中地体现在“诗史”这一观念上。一定的价值取向决定一定的视角——观察世界、叙述事件的角度，一定的视角又影响一定的结构——事件的展开方式，故第二章“视角与结构”考察了中国古代叙事诗的视角与结构类型。人物是事件的承担者与造就者，是事件中不可或缺的因素，故有第三章“人物”之设置，主要从功能层面考察中国古代叙事诗中的人物类型。一般叙事文学都有意旨、视角、结构、人物诸要素，叙事诗之所以不同于小说等一般叙事性文学，关键在其文体样式——诗体，于是本书设置了第四章“诗体”，考察中国古代叙事诗体现在诗歌这一文本样式上的叙事特点及其历史发展，并重点发掘有别于其他叙事文学的“意象叙事”技巧和用典的叙事意义。
以上是本书的理论框架，这一框架可用“横、断、纵、贯”四字来概括。我们可以这样来类比：将一根树干从中间锯断后，横断面上便会显露出清晰的年轮；同时，年轮又会纵贯树干的本末二端。我们对叙事诗诸要素的提取如同横断树干，意旨、视角、结构、人物与诗体便如同一个个年轮，每一个要素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有其自身的变化，正如同每一个年轮纵贯整个树干一样纵贯于整个中国古代。这样，我们便将古代叙事诗的艺术要素置于突出地位，同时将诸要素各自的变化历史寓于其中，从而完成了“寓历史于艺术”的框架设想。这一框架的得失如何，主要取决于它能否将中国古代叙事诗的艺术研究推进一步。本书是否做到了这一点，要等待读者读完全书后再来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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