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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战后日本的思想基石之一
了解战后日本思想的“起源”绕不开的著作
对和平宪法精神的坚定捍卫
对“文化国家”理念的卓越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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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文化与国家》是南原繁出任东京大学校长期间所做各类演说、报告的结集，这些演说、报告或针对大学师生，或面对国会议员，影响广泛而深远。其主要思想包括：，和平的“文化国家”建设中，民主政治的确立为重要，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人之革命”建立新的国民精神，以实现尊重人之自由的人性理念的确立，此乃日本民族通过反思侵略战争而获得新生的出路；第二，战后和平宪法放弃战争与追求永久和平的崇高理念，不仅应该是战败后日本民族的坚定誓言，也应该是世界各国人民追求的人类目标，而对占领后期美国改变对日民主化、非军事化政策和日本之重启军备，作者深表忧虑，称其为战后民主革命向反动保守的倒退。
一般认为，书中以上思想主张，包括把握世界的方法论、人性观念和“文化国家”的理念等，已成为战后日本的精神基石，对了解战后日本思想的“起源”及其文化观念的发展十分重要。作者所坚持的理念，不仅反映了被占领时期日本进步知识分子的普遍愿望，而且深刻影响了战后进步思想的发展方向与日本大学文科教育的人文主义传统，因而，本书所收的内容有着无可置疑的文献价值和学术意义。
书中各文表达清晰晓畅，利于各类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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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南原繁（1889—1974），日本著名政治哲学家，长期担任东京大学法学部政治学教授，以研究欧洲精神史著称，代表作有《国家与宗教》（1942）、《现代的政治与思想》（1957）、《费希特政治哲学》（1959）等。一生笃信基督教，坚持和平正义的文化立场。“二战”前曾批判欧洲法西斯主义，认可文化社会主义，从思想上抵制日本天皇制国家主义的盛行。1945—1951年出任战后届东京大学校长，身处帝国灭亡和民族复兴的大时代，为反省侵略战争、重振民族精神，提出建设“新日本文化国家”的主张，积极推动战后体制的重建，直接参与新宪法的制定与讨论，并批判排除苏、中等国的《旧金山和约》，主张实现“全面讲和”。作为东京大学教授乃至校长，其言行影响了战后整整一代日本知识分子（丸山真男、福田欢一是其弟子中的佼佼者），其“新日本文化之创造”的理念成为日本战后思想的原点之一。
高华鑫，男，1990年生，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现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主要研究领域为中日文学关系、东亚思想史、文艺批评与大众文化。研究成果见于《外国文学评论》《文艺理论与批评》《读书》等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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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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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选书版序言
序
Ⅰ 振兴祖国之人
前言
新日本文化的创造
悼阵亡学生
大学的理念
天长节
真理与个性
振兴祖国之人
新宪法颁布
Ⅱ 人之革命
前言
民族的再生
科学与育人
大学的自由与使命
人之革命与第二次产业革命
宪法修正 其一
宪法修正 其二
退位的问题
教育与国家
精神革命
人格与社会
学校的复兴与新文化的创造
教育的理念
Ⅲ 真理之斗争
前言
职业的伦理
大学与学问
人的使命
和平的拥护者
祖国与大学
大学的重建
“同一个大学”
校园的复兴
大学的主张与反省
学生与政治运动
学生新闻
人文科学的问题
新大学制度的问题
美浓部达吉先生
三土忠造先生
Ⅳ 和平之宣言
前言
世界破裂的危机与日本的使命
人性的确立与哥白尼式转向
学问与政治
和平还是战争：日本重建的精神混乱
新大学的理念
大学中人想要什么
美国研究
医学教育的问题
再迎美国教育使节团
日本式的事物
民族独立与大学的任务
睿智与和平
悼念原田庆吉教授
Ⅴ 大学之自由
前言
重建祖国没有捷径
真理是后的胜利者
日本的独立
欢迎美国工业教育使节团
全国大学教授联合会的纲领
发展与紧张的时期
穗积重远博士
末弘严太郎博士
译后记 读南原繁《文化与国家》（高华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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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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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本书所收文章，完成于从大战终结束的1945年的年末，到《旧金山和约》签订的1951年年底为止的六年间，大抵是笔者担任东京大学校长期间，在东大以及当时的国会所做的演讲和演说。其中“振兴祖国之人”“人之革命”“真理之斗争”“和平之宣言”“大学之自由”各辑，当时均曾以单行本刊行，现汇编为一书。不过此次编纂也新增了一二篇文章，尤其是收入了宪法审议时特别委员会的议事录，作为提供给将来的某种资料。
本书一以贯之的焦点，是在我国遭遇史无前例的战败与崩溃时，我们如何振兴祖国，创造新日本文化的问题。
1945年（昭和二十年）8月15日！对于怀着真正的断肠之痛迎来那个日子的我国国民——其中包括当时年纪尚幼，不能理解事件真相的如今的学生诸君——甚至对于我们的后代子孙来说，这都是永远不能忘记的我国历坏的一天、灾难的一天。但是，今天回头看去，那同时也是我们民族的新生之日，是向着广阔的未来出发的一天。对于有这样一种觉悟和先见之明的人，那实际上也是从长期的压迫和苦恼中解放出来，在生还的悲痛中迎来新的希望和慰藉的一天。
但是，民族的再生与祖国的复兴绝非易事。特别是在战争刚结束以及其后的一段时间里，新宪法尚未制定，盟军司令部的方针也不明朗，我们面临极度的物质匮乏和日常生活的困苦，更严重的是国民精神上的荒废、混乱中的彷徨，如今回想起来也仍然令人觉得可怜。但即便在这样的状况中，国民各阶层的有心者想必也自然而然地领悟了我们民族复兴的道路是什么，新日本的路标是什么。笔者当时微不足道的发言，之所以获得学生、教育者以至社会各方面许多人的共感，也正是在机缘巧合之下，以笔者个人的表现与方法，为同胞心中本已有之的想法提供了证言。
人的自由与尊严，笔者所谓“人性理想”的确立，以此为基础的民主政治和和平文化国家的建设，这正是从废墟上站起来的全体国民一致翘首以待的新日本的理想与路标。以日本国宪法为首，政治、教育、社会、经济各方面制度的广泛改革，无一不是从这种志向出发的。这实在是我国有史以来所未见的革新，保证了日本近代革命的成功。不仅如此，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整个世界也面临巨大的变革，核能的发现宣告了人类新时代的开始。在这样的时刻，日本新宪法宣告放弃战争与保持永久和平，这既是发起战争而战败的我们民族的悲壮誓愿，也是世界各国人民有朝一日终将抵达的人类的目标。
我国的教育者和学生自不必说，以国会和政府为先导，中央、地方的全体公民在战后的困难条件下，是怀着怎样的希望和热情，为了实现这一新的理想与主张而努力至今啊。纵使其间多多少少有过犹不及和冲突摩擦，但这一理想本身丝毫不曾动摇，如果这样的觉悟和努力延续十年、二十年——在一代代人中间持续下去，积累起来，那么在这种不再动摇的基础之上，新日本的建设就是可以期待的吧。那将不仅是日本国民的幸福，对全世界全人类而言或许也是值得祝福之事。
然而，在战后的第六年，以《旧金山和约》前后为界，任谁都能看出日本的道路开始了急剧的转向。也就是说，这一时期日本的再武装被提上日程，这足以让一切状况为之一变。这虽说是伴随国际形势变化因美国的战略转换所致，但对于此前发誓要建设和平的文化国家、一意为之奋斗的我国国民，不可能不造成精神上的深刻动摇与混乱。
其中尤其严重的是，在本已禁止一切军备的新宪法之下，国家公然拥有了接近二十万人的陆海空军，这意味着什么呢？如今反观战后的十二年，其中后六年仿佛是以再军备为顶点，我国教育、劳动、经济、社会等各领域从此前的各种改革向后倒退，总体上一路走向保守反动的过程。
另一方面，日本的产业逐渐复兴，近更是赶上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浪潮，正在讴歌“神武以来”前所未有的景气，就连知识人中间也出现了主张告别“战后”意识的人。但这种现象背后的另一面是，中间阶层以下的国民大众的生活仍然不曾摆脱压力与不安，我国经济自立的根本问题仍未得到解决。特别是，在大战后欧亚各国面临意识形态挑战之际，在我国，至少从建设福利国家的角度讲，现在的社会经济体制也不能原封不动地保留下去。更何况日本的重建并不仅仅是政治、经济、社会的改革，它在根底上以国民精神、文化革新为前提。离开这一点，我国的自由和民主化不可能实现。这实际上应该是跨越世代与世纪的事业。
战争还是和平——这是与我国的再军备相关的，关系到世界历史动向和人类的未来的问题。无论是目前还是将来，纵使国际局势有进退起伏，一个明白的事实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时代即将告终，除了各民族的自由独立与和平共存，人类没有别的未来。这也从根本上要求人类精神的觉醒和近代文化与人的革新。从这一点来说，一方面，以英国为先导，自由主义各国即使形式各有差异，但经济和产业的“社会化”已是必然趋势；而另一方面，以苏联为首的各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思想方面的探索也是势所必至。
这是历史的动向，是人类将来的归趋。在此意义上，我国经过战败时宝贵的民族试炼与苦难，向内外做出的宣告人的自由、民主主义与和平文化国家理想的誓言，不存在任何错误。推进历史潮流的民族才会兴盛，与其对抗者必将灭亡。
去年，通过日苏外交关系的恢复，全面讲和的道路终于被打开。今天的日本，必须推动分裂的人类走向融合并实现世界永久和平，以这样的民族决心与努力为世界做出贡献。毋宁说，这是人类历先在核弹之下付出宝贵牺牲的我国国民，应当率先履行的义务与使命。
我们必须扭转过去六年来的方向，让日本走上正确的道路，重新返回我们民族在新宪法中标举的新的主义与主张，不犹豫，不怀疑，为新文化的创造和新日本的建设而努力。
我再重复一遍。日本的重建不是十年二十年就能完成的，它必然是跨越几代人、跨越世纪的，由国民共同肩负的不屈不挠的事业。尤其是对于青年学生和我们这些从事文化与教育事业的人来说，这不仅是政治社会问题，更是关于人和文化的理念的思考方式，对于人的精神和真理之追求的根本态度的问题。
如果本书所述的思想，不单是在那混乱困难的时期与诸多同伴所共有的往日的影像，而且在将来也能作为一种不变的思想和精神上的指针，服务于新日本文化和国家建设，那将是生在这个时代的笔者的莫大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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