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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史学大家许倬云重磅力作
93岁老人沧桑历经，3000年世界文明史娓娓道来；讲透世界发展历史，透视当前格局。
◆以“大历史观”俯瞰人类文明
许倬云先生以独树一帜的“大历史观”闻名于世。在本书中，他忧思于西方主导的现代文明的成败得失，深入思考其来路和当前危机，参与生成人类文明共同体的革新之路。
◆70年博学深思熔于一炉，展望未来
许倬云先生以反思、审慎的态度，直面人类社会面临的困境，提出自己关于世界未来的期许。
◆增设45幅插图 200 名词注释——普通人都能读得懂的大师巨作！
◆特别收录许倬云先生全新演讲《当今世界的情形和我们未来的方向》全文
◆名家盛赞
葛兆光、许纪霖、刘擎、许宏、许知远、施展、罗翔等一致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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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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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明正在发生着变局！许倬云从全球大历史的视角，以两条主线分别勾勒出东西方文明三千年来发展的路线图及各自的异同：两者长期以来平行发展，也存在各自发展的“峰与谷”及转折点；最终，中国形成大一统国家，欧洲走向了列国并立，直至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明清以来中国一落千丈，欧洲人则发现新大陆，开启了以工业革命为基础的现代文明。从此以后，西方世界所形成的现代文明，引领着世界文明的方向。本书从地理环境、社会制度、思想文化等方面，以两相对照的方式剖析了两者的成败因缘，并指明了中华文明复兴可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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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许倬云，江苏无锡人，1930年生于厦门。美国匹兹保大学荣休讲座教授，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62 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台湾大学、美国匹兹堡大学。2004年荣获亚洲学会特别贡献奖，2020年荣获第四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终身成就奖。
学术代表作有《西周史》《汉代农业》等，另有《万古江河》《说中国》《中国文化的精神》等大众史学著作数十种行世，海内外行销百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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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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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未来人类的前途，能否殊途同归？－ 01
第一章 中西三千年文明之异的根源－ 001
第二章 中西上古政治制度的比较－ 028
第三章 中西思想文明的分野和演变－ 053
第四章 中西文化圈的分合与扩展－ 082
第五章 中西中古时代的文化重整－ 114
第六章 中西面对文明变局的关头－ 143
第七章 中国的封闭与西方的开放－ 177
第八章 西方文明三百年间的巨变－ 214
第九章 结论－ 245
附? 录 当今世界的情形和我们未来的方向－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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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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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这本书里，我想提出讨论的乃是中国和欧洲——这两个人类史上重要的文化系统——数千年的发展及其途径的同和异。
我打算从这两个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发展开始，讨论古代人类对当地环境的适应以及因此而采取的不同对策。我也想讨论这两个地区的古代人类与邻近地区的其他人类有怎样的互动方式，然后，我们再从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经济发展、国家形态等方面逐项地加以比较。每一课题都包含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中国；一部分是欧洲。
既然身为中国人，我不免在叙述中国的部分会比较详细。然而，我也了解，一般读者对于欧洲的历史并不是十分熟悉，因此，我也会介绍一些一般性的知识，作为比较的依据。从这些章节的比较之中，我们会看见中国和欧洲的发展都有不同时段的高峰和低谷。这两个大地区之间，还有内亚和西亚这一大片土地。中国和欧洲之间的接触，有很长一段时期是间接的，经过这中间的亚洲内陆，有时隔绝，有时畅通。
在这种情况之下，两个大文化系统起起伏伏，终究各走各的道路。在16世纪之后，海洋航道开通，东方和西方能够直接接触了。于是，这两个大文化系统之间的互动，也就决定了此后两个文化分别开展的方向。总的来讲，16世纪以后，恰好是欧洲走完了从盛到衰、从谷底要重新开辟新途径的时候；而中国呢，则是在汉唐两次盛世以后，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在近代四五百年的接触中，中国的衰世碰到了欧洲的盛世，就不免有招架无力之感。
吊诡的是，欧洲这四五百年来，也在经历一个“成、住、坏、空”的过程，从16世纪开始的上坡，走过兴盛繁荣，进入现在正在衰退的叔世，可能就将走向衰亡。中国呢？在这个时期，蓄积了两百年的委屈和沮丧，累积了反弹的动机，可能转化为再起的强大动力。将来，情况可能就倒过来了，中国要从衰势回头的时候，欧美却从盛况转向衰退。这种推测，目前已经能看出一些迹象。中国挟其蓄势待发的“动能”，“接过”欧美留下来的制度和观念，然而问题在于，中国人接过来的是一个正在腐烂的“现代文明”，我们怎么能盼望已经衰败的种子长出优良的果实？
因此，未来人类的前途，也就在于中国和欧美两大文化系统在人类文明“驳”“复”之际，各处人类能否殊途同归。我们又如何重新开辟新机缘，使欧洲的颓势借由东方兴起的澎湃的“动能”，在全世界开辟新方向，走向全球共享的盛世？
这是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因此，这本书也会有一章——也许在“结论”吧，专门讨论这个课题：中国和欧洲两个文化系统在相逢、相撞、彼此刺激之后，能否融合、如何融合。当然，世界上不只有中国和欧洲这两个文化系统，还有其他文化系统，比如南亚的印度教、佛教系统以及在中东存在了一千多年的伊斯兰教系统。这两个系统将来如何定位，到今天还是很大的问题。非洲大陆上，当地文化经过欧洲长期殖民，也已经开始发生变化。目前，他们有没有办法从自己的传统之中，汲取一些有益的文化基因，放在全球文化的体系内，作出他们应有的贡献？凡此，都是必须推敲的问题。下面若干章节之中，我们会陆陆续续地碰触到这些问题。
所有的这些讨论，无非是作者个人努力尝试的思考，当然有许多不成熟、不完备的地方。我只是盼望抛砖引玉，引起别人的注意，让大家一起参加重要课题的检讨和思考，为自己找安身立命之所，也为世界找“贞下起元”的方向。
第一章 中、欧古代文明的发展
谈到中国和欧洲的古代文明发展，就不得不谈到今天所谓白种人和黄种人之间的差别。最近二十年来，人类学界出现“非洲人种扩散论”，认为现在世界各地的人类都是最后一拨儿从非洲往北移动的人种的后代，称为“现代人种”。这一理论最受质疑之处是：本来在这些地方居住的其他人种，究竟到哪里去了？
在古代，人类掌握的工具不可能造成灭种的灾害。假如这些在各地居住的原来人种并没有被消灭，而只是和最后一拨儿非洲北上扩散的人种混合，那么，我们只能说，所谓“现代人种”也不过是许多人种之一，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取代其他人种。
亚洲和欧洲人种，都是“现代人种”的一部分
我们不能忽视，欧洲早已有人居住，如尼安德特人。这一古代人种并没有消失，人类学家细密地研究人类基因，实际上已经在欧洲人中找到了尼安德特人的基因。尼安德特人曾和来自非洲的所谓“现代人种”同时在欧洲居住，最后，两者混合为欧洲的土著人种。
回过头来，看看东方的中国。中国考古学在古代人种的基因方面，还没有太多的新研究。从“北京人”到近来出土的“许昌人”，中国有不少古人类的发现。经过体质人类学的解析，发现这些古代人种之间有相当可见的承袭迹象。
最近，又有对两万年前的丹尼索瓦人的基因研究，他们是存在于现代亚洲大陆和海洋岛屿的民族。丹尼索瓦人的遗骸是2008年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阿尔泰山底下的一个洞穴中发现的，经过德国科学家所做的基因研究，肯定了这一种人乃是亚洲古代的人种。现在，基因研究学者已经从若干亚洲人种基因的选样之中，找到了丹尼索瓦人的基因。
亚洲大陆上的古代人种成分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将来找到的结果可能和欧洲现代人一样——亚洲古代人种基因也保留在今天的亚洲人身上。这种解释的方向是人类的多样性。来自非洲的“现代人种”，往北方的欧亚大陆扩散；居住在各地的人群，各有其演化过程，又有不断迁移过程中的分分合合以及因此而生的基因扩散。也就是说，欧洲、亚洲各地的人类，确实会有相当的同异。总之，我想可能的情况是，亚洲和欧洲的人种是有一些不同，但都是“现代人种”的一部分。
欧亚文化的不同，根源于旧石器时代
回到古代文化本身的特色来看，亚洲和欧洲，都从旧石器时代的采集和渔猎生活，一步步发展到新石器时代的定居农业。仔细比较这两个地区的发展形态，我们也能看到其间相当不同的发展途径。两者的差异，决定了后来文化发展的不同形态。那些影响发展方向的因素，可能到今天还存在于两个地区。不同的人群，身处不同的自然环境，会各自发展相应的行为模式和社会结构。我们也许可以借用生物基因的观念，称这些特质为“文化基因”。
以中国而论，在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过程里，有所谓的中石器时代，亦即以渔猎、采集为生的阶段。中国的考古资料中，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区隔，整个过渡是和缓的。新石器文化是距今七八千年，甚至一万年左右的时候出现的。那时，亚洲东部的中国，北面发展了小米种植的农业文化；南面，也就是长江以南，发展了稻米种植的农业文化。在这个基础上，很快各地都发展出了发达的新石器文化。
在新石器文化的前一个阶段里，也许我们可以说，距今九千年到七千年的时候，出现了几个发展得非常复杂的新石器文化，如仰韶文化。今天我们也许不必用“中原仰韶”来涵盖其他地区，我们要注意的事实乃是在新石器文化前期最鼎盛的时代，中国这个地区至少有五种高度发展的文化形式出现。
在中原一带，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期间，已经出现了相当大型的村落，每个村落人口为数不少，并且小米农业相当发达，象征着人类文化面貌的陶器也有了非常精美的彩绘。村落之中，也有相当多的防卫设施出现。当然，地区性文化会呈现出个别独特的面貌。村落之中，已经有富贵与贫贱的差别——表现于墓葬，实际上已经是相当复杂的社会。中原新石器文明的前半段，虽然复杂，但没有特别引人注目之处，彩绘的陶片相当精美，烧制技术也不错，然而并未达到令人惊叹的程度。
沿海一带的情形可就不一样了。最北方辽河地区的红山文化，有非常大的聚落，聚落与聚落之间阶层关系复杂。红山文化的玉器，在今天的玉石市场上还可以当作精品看待。红山时期的女神庙和领袖墓葬都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山东的大汶口文化，特色是以高温烧制的黑陶，黑、亮、薄、精美。在大型墓葬之中，与黑陶共同存在的其他器物中，也有非常精美的骨制品。大汶口文化还出现了文字，我们今天固然还不能解读这种文字，但它是文字这一点不容置疑。大汶口聚落的范围非常庞大，一个大的村落所占的面积和墓葬的规模都表现出这个聚落人口众多，可能不下千数。村落内部阶级分化，贫穷与富贵之间的差别明显。
再往南走，在浙江宁波、绍兴地区，出现了良渚文化。良渚文化与其前身河姆渡文化有相当紧密的关系，并延续了数千年。良渚文化的特色是出现了“玉琮王”，其切割之细、雕刻之精美，令人惊叹。还有很多人工堆积的土山，显然是一些礼仪建筑—也许是祭祀上天的祭坛，领袖们的墓葬就在这些土山下。良渚文化扩散的范围极为广大，从今天的浙江到苏北，这些土山处处可见。
往中部走，今天的湖南、湖北在当时是广大的湖沼地区，内陆湖广袤如海，这一地区的古代人类发展了种植稻米的农耕文化。其最盛的时期，就是所谓的石家河文化，不仅有许多复杂的村落出现，而且有广阔的遗址，中心城市周围有十来个次要的卫星城市，城市遗址的面积竟有数百万平方米。
这些大规模的新石器文化，达到了一定的文化高度和复杂程度，共存于亚洲大陆的中国。它们共同的特征是都超过了渔猎取食的阶段，而进入农耕社会，村落分布相当密集。就考古而言，最发达的地区在陕西到河南一带，包括黄河以北的山西部分地区，在这广大的范围内，现已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址和后期的龙山文化遗址为数过千———这个分布密度是相当可观的。那时，中国的古代人类，都已经发展出了有相当高度的农业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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