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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知名文化记者李怀宇访问历史文集
本书真实、细致记录了
陈之藩、杨宪益、吴冠中、王元化、王世襄、
王钟翰、周辅成、汤一介、黄永年、范用
等二十位文化巨擘的思想境界和处世之道
回望他们的传奇人生
感受他们的晚年心境
重温那个时代中国知识人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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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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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二十位访谈对象，多经历中西文化碰撞的时代，他们既受传统文化之熏染，又受欧风美雨之影响，在历史、文学、艺术、书法、美食等不同领域深有建树。本书通过对陈子藩、杨宪益、吴冠中、王元化、王世襄、王钟翰、周辅成、汤一介、黄永年、辛丰年、李育中、范用等近20位文化巨擘的专访，重寻他们的传奇人生和晚年心境，让读者真切感受到他们的思想境界和处世之道，以及他们对历史的追忆和对未来的思考，也是重温那个时代中国知识人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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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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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广东澄海人，多年从事知识人的访谈和研究。作品有《访问历史：三十位中国知识人的笑声泪影》、《家国万里：访问旅美十二学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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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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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之藩：思想散步 001
杨宪益：诗酒风流 022
吴冠中：我负丹青 040
王元化：反思历史 057
王世襄：玩出学问 074
王钟翰：烟酒熏陶 089
周辅成：燃灯者言 105
汤一介：返本开新 118
赵俪生：一生负气 140
黄永年：填空补白 158
辛丰年：如是我闻 175
李育中：博雅妙人 189
曾敏之：风云纪事 203
罗忼烈：潜心词曲 217
柳存仁：寻史探源 233
范 用：相约书店 248
车 辐：美食留香 259
廖冰兄：童心侠骨 270
黄苗子郁风：情系师友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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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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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之藩：思想散步
一、一生总在写信
2008年6月9日午夜，我在无锡的旅馆中准备入睡，突然接到余英时先生打来的越洋电话，方知陈之藩先生在几天前中风入院。此后的日子，我再也无缘和陈先生畅谈，只能不时通过金耀基先生和陈方正先生间接了解陈先生的情况。2012年2月25日，陈之藩先生在香港逝世，我打电话告知余英时先生，余先生说： “陈先生解脱了。”
我在初中时，无意间读到一篇《钓胜于鱼》的文章，即刻记住“陈之藩”的名字，从此格外留意这位作家的文字。2000年，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陈之藩的散文集《剑河倒影》，这是我次比较系统地读到陈之藩的文章，后来写了一篇《秋水文章不染尘》的书评，刊发在《南方周末》上。
2003年，我次到香港拜访陈之藩先生。当我到达香港中文大学火车站时，陈先生早就从山上到山下来接我，使我感念不已。多年后，我收到陈先生寄来的文章《儒者的气象》，才有所悟：“大概是1959年，我在美国，Bertram是IBM的大人物，而约克镇（York Town）研究所正在动工中。我到IBM面谈时，是在辛辛（Sing Sing）那小镇。从火车上下来，还提个大箱子，来接我的正是Bertram本人。他不但到车站来接，而且把我的大箱子抢过去为我提着。我那时还想，美国原来也是礼义之邦啊，使我相当吃惊。”
我们一见如故，聊了一个下午，意犹未尽，共进晚餐时还谈兴甚浓。临别时，陈先生说，他在中文大学并不忙，希望我到香港就找他聊天。以后我每到香港，必打电话给陈先生，他总说： “你赶紧来，我喜欢听你聊天。”每次，我们都聊大半天，陈先生必请我吃晚餐。有一次，他说有一家上海菜馆极好，竟带我从中文大学坐火车到尖沙咀大快朵颐。
陈先生喜欢听我讲到各地采访人物的趣事，我则爱问他一些前辈的逸闻。我听得多的是胡适和爱因斯坦的故事，不禁对普林斯顿心向往之。陈先生多次提起在普林斯顿的余英时先生，对余先生的旧诗赞赏不已。他1991年在《香港观感》中说：“香港还有不少会作律诗的人。比如余英时教授罢？就是香港出身的人；以他的年纪，居然会作律诗。”
陈先生不作诗，却喜欢念诗和译诗。他并不认同胡适关于白话诗的主张，而对中国诗歌的传统倍加珍惜。他爱举的例子是易实甫的诗：“青天无一云，青山无一尘，天上月，山中人。此时闻钟声。此时闻松声。此时闻涧声。此时闻虫声。”他认为像这类诗句，若无“五四”出现，而能由传统自然发展开来，正是未可限量。他对今人作的律诗也常脱口而出。
陈先生喜欢讲笑话。“我叫王浩，来贵校演讲，还有半小时时间，看到你这办公室外的姓名，准是中国人，所以进来聊聊。”有一次，王浩到陈之藩所在的大学，敲门自我介绍，“你爱说中国话吧？看不看金庸的武侠？”陈之藩说：“金庸我看过一些，不太喜欢。”王浩说：“我们在海外，如无金庸的剑侠，岂不闷死了。”两人争了半天，王浩突然说：“唉呀！我两点有个演讲，现在什么时候？唉呀！过了四十分钟了。”
偏偏我爱看金庸的小说。以文学而言，金庸的小说集和陈之藩的散文集我收得全，都不只看过一遍。陈之藩是剑桥大学博士，对金庸到剑桥读博士，自有看法。后来陈先生果然写了一篇文章谈博士，就是那篇纪念邢慕寰教授的《儒者的气象》。2008年12月，我与金庸谈了两个下午，个问题就是关于剑桥读博士之事，金庸的回答是：“我到剑桥，目的不是拿学位。我喜欢跟有学问的教授讨论问题。”
在我看来，金庸有没有博士学位，一点也不影响我爱看他的小说。如同胡适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是不是真的，也一点不影响我佩服他的思想。陈之藩给我的一封信里说：“唐德刚用他自己所受的罪想胡适当年的情况；余英时是用他念书的经过，推想胡适的当年，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很有意思的。”
有一次，我走进陈先生的办公室，他正在看一本夏志清的散文集，那种专注的神情让我难忘。夏志清以《中国现代小说史》名世，也不大看金庸的小说，他和唐德刚都喜欢看《红楼梦》， 却因此而争了起来。“唐德刚认为《红楼梦》里头所有女孩的脚是大脚还是小脚，大脚就是旗人，小脚就是汉人。”陈之藩说： “《红楼梦》我也看过，我确实没想过。他说人一睡觉不就得露脚吗？怎么曹雪芹就没说过脚呢？唐德刚骂夏志清：我看《红楼梦》都是在重庆防空洞里面看的，你夏教授在哪看的《红楼梦》？你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皮沙发上看的，我看了多少年了， 你才看了几年。这话损人了，俩人摆资格，无聊骂起来了。”
我和陈先生见面总是聊不完的天。有一次，我突然接到他的一封长信，从此，我们开始通信。2007年深秋我访美归来，随手写过一封十几页的信给陈先生，谈的是访问趣事，其中余英时、唐德刚、夏志清是以前我们常聊到的人物。2008年5月5日，陈先生写的信开头说：“今天是五月五日，因为昨天为五四。我今天收到你四月廿四日的信。走了十一天，从广州到香港！我复你的那封信，也差不多走了十天以上罢。这跟电邮如何比呢？可是又一想，根本无事，闲聊天。又着什么急！同时，也维持邮局不遭淘汰！美国邮局快以只卖纸箱为生了，也就是只传无字的包裹！无信可邮！”
陈之藩一生，给我的印象是总在写信。有时写给朋友，有时写给读者，有时写给自己。余光中的《尺素寸心》中说：“陈之藩年轻时，和胡适、沈从文等现代作家书信往还，名家手迹收藏甚富，梁（实秋）先生戏称他为man of letters，到了今天，该轮他自己的书信被人收藏了吧。”我有幸珍藏几封陈先生的信，每次重读，总在春风里。
二、悲观而又爱国
1947年，陈之藩在天津北洋大学电机系读书，有一天在广播里听到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眼前文化的动向》的演讲，觉得与他的意见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遂给他写了一信。胡适很快回信，彼此的通信由此开始，陈之藩回忆：“他的诚恳与和蔼，从每封信我都可以感觉到。所以我很爱给他写信，总是有话可谈。”
在一封给胡适的信中，陈之藩写道：“当罗曼罗兰读了托翁的信后，而决定了他毕生的路程；而甘地读过了托翁的信因而发扬了旷古未有的道德力量。我这样的比拟是太不自量的，这只是说明您的教训对我影响的剧烈。”在陈之藩给胡适的信中，充满了对时局的关注，许多见解现在看来真是先知先觉。后来，陈之藩将1947年前后给胡适的十三封信集成《大学时代给胡适的信》一书。
1959年4月29日，胡适对胡颂平说：“陈之藩用英文写的《氢气弹的历史》一本书，是去年11月里送来的，我一直没有空看， 这回总算看完了。陈之藩在这本书上写了几句话，说起这本书就不肯放手的，太精彩了，太紧张了。他是一个学工程的，但他的文字写得很美。他本来是南开大学工学院（按：应为北洋大学） 的学生，他的父亲是在傅作义那边做个小事情的。三十六年我在北大当校长时，曾要他到北平来看我一次，那时就认识的。在那个时候，一般青年都是思想‘左’倾，……他说，俄国革命以前的托尔斯泰、朵尔托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柴霍夫（契诃夫）等人的小说，他都看过，先是看看中文的译本；后来英文程度高了，再看英文译本。后来他又看看俄国革命以后的作家小说，觉得战后的远不如战前的，完全变成两个世界了。他于是认识俄国……我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他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颂平编著，新星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7至18页）
1947年夏天，陈之藩应胡适之约，到北平东厂胡同一号拜访。两人只聊了一会，北京大学训导长贺麟来了，要跟胡适商量学生闹学潮的事，陈之藩就告辞了，和胡适实际上没说多少话。对次和胡适见面，陈之藩回忆：“我见过的教授多了，胡适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大派。”
1948年6月13日，陈之藩在雷海宗所编的《周论》上发表长文《世纪的苦闷与自我的彷徨——青年眼中的世界与自己》，见地独到，为胡适的朋友圈所击赏。陈之藩说：“现在让我写也写不出来。就因为那篇文章，他们都吓坏了。他们是胡适、金岳霖、冯友兰、沈从文。他们彼此讲，问胡先生这人是谁？胡先生说：他常给我写信啊。”
在胡适的朋友圈中，陈之藩也给金岳霖、沈从文写过信。他在北洋大学电机系读到一半时，对国家前途感到悲观，想改读哲学救国，就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这事在陈家掀起了轩然大波。为了改专业的决定，陈之藩到清华大学跟金岳霖见过一面。
金岳霖问：“你为什么要入哲学系呢？”
陈之藩说：“我悲观而又爱国。”
“什么叫悲观呢？”
“我不知道。”
“悲观就是你认为有一套价值观念以后，比如你觉得金子很值钱，你当然设法要保存，把金子拿到家里来，拿到兜里来，但是保存之无法，金子被人抢走了，乃感悲观。”
一席谈之后，陈之藩打消了转学的念头，昏沉地回到北洋大学。后来陈之藩写了《哲学与困惑——六十年代忆及金岳霖》一文。
金岳霖写信的方式也给陈之藩留下深刻的印象。“写信有好多种，中国式是从右到左竖着写，也有跟外国一样，横着写，现在大陆也横着写。金岳霖是从左到右竖着写，他怕他手粘墨。”陈之藩笑着回忆，“金岳霖跟梁思成住在一块。梁思成是林徽因的丈夫，他们的儿子梁从诫在美国说得精彩的一句话是：前清政府真是腐败，出了我爷爷梁启超，中华民国真是不行，出了我爸爸梁思成，我现在从伟大的祖国来，出了我！大家就一起鼓掌。就是这句话，我们听得舒服。”说这话时，陈之藩禁不住又鼓起掌来。
大概是在东厂胡同看了胡适的第二天，陈之藩到中老胡同看沈从文。两人谈兴正浓时，沈从文的太太张兆和出来了，拿着一堆小孩衣服。他们的小孩小龙小虎，跑来跑去。沈从文就作了介绍。当时陈之藩的学校两千人，只有三四个女同学，没见过漂亮女人。张兆和的漂亮完全在陈之藩想象之外，她说：“沈先生对陈先生的文章很欣赏。”陈之藩傻傻地，连一句敷衍的话也不会说。“沈从文真是好，看到我觉得他太太很美，所以他就给我下台阶，他就把话题引到另外的题目上去，我就镇静下来了，一会儿就好了。”
1948年，陈之藩在北洋大学毕业，由学校派到台湾南部高雄的台湾碱业公司工作。那时找工作很难，陈之藩在北平也找不到事，当他坐船到台湾以后接到沈从文的信：“天津《益世报》里有份工作，也就是写些文化，跟电机完全不相干。”后来，沈从文写信说：“你千万不要回来，华北到处是血与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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