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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1949年以前，沈从文是作家，写了四十几本小说和散文；1949年后他转行做了文物研究专家，和坛子、罐子、绸子、缎子打交道近四十年，期间的专注和投入并不比早年从事文学创作时少，对文物的鉴赏和积淀的艺术观同样是大师级的。
本书即收录了作者“另一半”创作：鉴赏文物的心得和对艺术的感悟。包括四十几篇笔记、随笔、讲稿和学术文章，涉及器皿、织锦、服饰、书画等类，还谈了个别地方的民俗文化。从中不仅可以饱览丰富多彩的文物考古艺术，也可寻觅沈从文离开文学圈后的生命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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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沈从文（1902—1988）
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学者。湖南凤凰人，苗族。早年投身行伍，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尝试用各种体式和结构进行创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文体作家”。1949年以后，改行文物考古，在文物研究上，他坚持以实物为依据，综合材料、形制、纹样的发展与联系，走自己独特的研究道路，成为新中国文物鉴赏与文物研究的先驱者，取得了堪与自身文学成就比肩的卓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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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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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 沈从文转业之谜／汪曾祺 ...... i
学历史的地方 ...... 001
一个长会的发言稿 ...... 005
文史研究必须结合文物 ...... 009
抽象的抒情 ...... 023
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 ...... 031
从新文学转到历史文物 ...... 047
无从驯服的斑马 ...... 055
古代镜子的艺术 ...... 059
谈瓷器艺术 ...... 073
中国古代陶瓷 ...... 085
玻璃工艺的历史探讨 ...... 097
“瓟斝”和“点犀” ...... 111
“杏犀（qiáo）”质疑 ...... 125
试释“长檐车、高齿屐、斑丝隐囊、棋子方褥” ...... 127
说“熊经” ...... 137
“商山四皓”和“悠然见南山” ...... 141
谈樗蒲 ...... 143
从《不怕鬼的故事》注谈到文献与文物相结合问题 ...... 147
花边 ...... 157
谈金花笺 ...... 163
谈广绣 ...... 177
谈染缬 ...... 187
江陵楚墓出土的丝织品 ...... 201
蜀中锦 ...... 209
织金锦 ...... 219
明织金锦问题 ...... 245
《明锦》题记 ...... 265
清代花锦 ...... 273
从文物来谈谈古人的胡子问题 ...... 281
关于天王府绣花帐子的时代及其产生原因的一点意见 ...... 293
关于赖文光马褂问题的一点意见 ...... 301
古代人的穿衣打扮 ...... 305
宋元时装 ...... 319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引言 ...... 331
过节和观灯 ...... 347
湘西苗族的艺术 ...... 359
塔户剪纸花样 ...... 367
谈皮球花 ...... 375
龙凤艺术 ...... 383
鱼的艺术 ...... 399
谈写字（一） ...... 411
谈写字（二） ...... 423
读展子虔《游春图》 ...... 437
谈谈《文姬归汉图》 ...... 461
春游颐和园 ...... 469
北京是个大型建筑博物馆 ......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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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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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序
沈从文转业之谜
汪曾祺
沈先生忽然改了行。他的一生分成了两截。 1949 年以前，他是作家，写了四十几本小说和散文； 1949 年以后，他变成了一个文物研究专家，写了一些关于文物的书，其中重大（真是又重又大）的一本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近十年，沈先生的文学作品重新引起注意，尤其是青年当中，形成了“沈从文热”。一些读了他的小说的年轻读者觉得非常奇怪：他为什么不再写了呢？国外有些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也为之大惑不解。我是知道一点内情的，但也说不出个究竟。在他改业之初，我曾经担心他能不能在文物研究上搞出一个名堂，因为从我和他的接触（比如讲课）中，我觉得他缺乏“科学头脑”。后来发现他“另有一功”，能把抒情气质和科学条理完美地结合起来，搞出了成绩，我松了一口气，觉得“这样也好”。我就不大去想他的转业的事了。沈先生去世后，沈虎雏整理沈先生遗留下来的稿件、信件。我因为刊物约稿，想起沈先生改行的事，要找虎雏谈谈。我爱人打电话给三姐（师母张兆和），三姐说：“叫曾祺来一趟，我有话跟他说。”我去了，虎雏拿出几封信。一封是给一个叫吉六的青年作家的退稿信（一封很重要的信），一封是沈先生在 1961 年 2 月 2 日写给我的很长的信（这封信真长，是在练习本撕下来的纸上写的，钢笔小字，两面写，共 12 页，估计不下 6000 字，是在医院里写的；这封信，他从医院回家后用毛笔在竹纸上重写了一次寄给我，这是底稿；其时我正戴了“右派分子”帽子，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劳动；沈先生寄给我的原信我一直保存，“文化大革命”中遗失了），还有 1947 年我由上海寄给沈先生的两封信。看了这几封信，我对沈先生转业的前因后果，逐渐形成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
从一个方面说，沈先生的改行，是“逼上梁山”，是他多年挨骂的结果，“左”、“右”都骂他。沈先生在写给我的信上说：
“我希望有些人不要骂我，不相信，还是要骂。根本连我写什么也不看，只图个痛快。于是骂倒了。真的倒了。但是究竟是谁的损失？”
沈先生的挨骂，以前的，我不知道。我知道的，对他的大骂，大概有三次。
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约在 1942 年顷，从桂林发动，有几篇很锐利的文章，我记得有一篇是聂绀弩写的。聂绀弩我后来认识，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后来也因黄永玉之介去看过沈先生，认为那全是一场误会。聂和沈先生成了很好的朋友，彼此毫无芥蒂。
第二次是 1947 年，沈先生写了两篇杂文，引来一场围攻。那时我在上海，到巴金先生家，李健吾先生在座。李健吾先生说，劝从文不要写这样的杂论，还是写他的小说。巴金先生很以为然。我给沈先生写的两封信，说的便是这样的意思。
第三次是从香港发动的。 1948 年 3 月，香港出了一本《大众文艺丛刊》，撰稿人为党内外的理论家。其中有一篇郭沫若写的《斥反动文艺》，文中说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这对沈先生是致命的一击。可以说，是郭沫若的这篇文章，把沈从文从一个作家骂成了一个文物研究者。事隔三十年，沈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却由前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写了序。人事变幻，云水悠悠，逝者如斯，谁能逆料？这也是历史。
已经有几篇文章披露了沈先生在 1949 年前后神经混乱的事（我本来是不愿意提及这件事的），但是在这以前，沈先生对形势的估计和对自己前途的设想是非常清醒、非常理智的。他在 1948 年 12 月 7 日写给吉六君的信中说：
“大局玄黄未定……一切终得变。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个崭新时代，则无可怀疑。”
基于这样的信念，才使沈先生在北平解放前下决心留下来。留下来不走的，还有朱光潜先生、杨振声先生。朱先生和沈先生同住在中老胡同，杨先生也常来串门。对于“玄黄未定”之际的行止，他们肯定是多次商量过的。他们决定不走，但是心境是惶然的。
一天，北京大学贴出了一期壁报，大字全文抄出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不知道这是地下党的授意，还是进步学生社团自己干的。在那样的时候，贴出这样的大字报，是什么意思呢？这不是“为渊驱鱼”，把本来应该争取，可以争取的高级知识分子一齐推出去么？这究竟是谁的主意，谁的决策？
这篇壁报对沈先生的压力很大，沈先生由神经极度紧张，到患了类似迫害狂的病症（老是怀疑有人监视他，制造一些尖锐声音来刺激他），直接的原因，就是这张大字壁报。
沈先生在精神濒临崩溃的时候，脑子却又异常清楚，所说的一些话常有很大的预见性。四十年前说的话，今天看起来还是很准确。
“一切终得变”，沈先生是竭力想适应这种“变”的。他在写给吉六君的信上说：
“用笔者求其有意义，有作用，传统写作方式以及对社会态度，值得严肃认真加以检讨，有所抉择。对于过去种种，得决心放弃，从新起始来学习。这个新的起始，并不一定即能配合当前需要，唯必能把握住一个进步原则来肯定，来完成，来促进。”
但是他又估计自己很难适应：
“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或因情绪内向，缺乏适应能力，用笔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须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
不幸而言中。沈先生对自己搁笔的原因分析得再清楚不过了。不断挨骂，是客观原因；不能适应，有主观成分，也有客观因素。 1949年后搁笔的，在沈先生一代人中不止沈先生一个人，不过不像沈先生搁得那样彻底、那样明显，其原因，也不外是“思”与“信”的矛盾。三十多年来，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文艺的主要问题也是强调“信”，忽略“思”。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时期十年文学的转机，也正是由“信”回复到“思”，作家可以真正地独立思考，可以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生活，用自己的脑和心思索生活，用自己的手表现生活了。
北京一解放，我们就觉得沈先生无法再写作，也无法再在北京大学教书。教什么呢？在课堂上他能说些什么话呢？他的那一套肯定是不行的。
沈先生为自己找到一条出路，也可以说是一条退路，改行。
沈先生的改行并不是没有准备、没有条件的。据沈虎雏说，他对文物的兴趣比对文学的兴趣产生得更早一些。他 18 岁时曾在一个统领官身边做书记。这位统领官收藏了百来轴自宋至明清的旧画，几十件铜器及古瓷，还有十来箱书籍，一大批碑帖。这些东西都由沈先生登记管理。由于应用，沈先生学会了许多知识。无事可做时，就把那些古画一轴一轴地取出，挂到壁间独自欣赏，或翻开《西清古鉴》《薛氏彝器钟鼎款识》来看。“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份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做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见《从文自传·学历史的地方》）沈先生对文物的兴趣，自始至终，一直是从这一点出发的，是出于对于民族、对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深爱。他的文学创作、文物研究，都浸透了爱国主义的感情。从热爱祖国这一点上看，也可以说沈先生并没有改行。我心匪石，不可转也，爱国爱民，始终如一，只是改变了一下工作方式。
沈先生的转业并不是十分突然的，是逐渐完成的。北京解放前一年，北大成立了博物馆系，并设立了一个小小的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是在杨振声、沈从文等几位热心的教授的赞助下搞起来的，馆中的陈列品很多是沈先生从家里搬去的。历史博物馆［注 ：现为国家博物馆。］成立以后，因与馆长很熟，时常跑去帮忙。后来就离开北大，干脆调过去了。沈先生改行，心情是很矛盾的，他有时很痛苦，有时又觉得很轻松。他名心很淡，不大计较得失。沈先生到了历史博物馆，除了鉴定文物，还当讲解员。常书鸿先生带了很多敦煌壁画的摹本在午门楼上展览，他自告奋勇，每天都去，我就亲眼看见他非常热情兴奋地向观众讲解。一个青年问我：“这人是谁，他怎么懂得那么多？”从一个大学教授到当讲解员，沈先生不觉有什么“丢份”。他那样子不但是自得其乐，简直是得其所哉。只是熟人看见他在讲解，心里总不免有些凄然。
沈先生对于写作也不是一下就死了心。“跛者不忌履”，一个人写了三十年小说，总不会彻底忘情，有时是会感到手痒的。他对自己写作是很有信心的，在写给我的信上说：“拿破仑是伟人，可是我们羡慕也学不来。至于雨果、莫里哀、托尔斯泰、契诃夫等等的工作，想效法却不太难（我初来北京还不懂标点时，就想到这并不太难）。”直到 1961 年写给我的长信上还说，因为高血压，馆（历史博物馆）中已决定“全休”，他想用一年时间“写本故事”（一个长篇），写三姐家堂兄三代闹革命。他为此两次到宣化去，“已得到十万字材料，估计写出来必不会太坏……”。想重新提笔，反反复复，经过多次，终于没有实现。一是客观环境不允许，他自己心理障碍很大。他在写给我的信上说：“幻想……照我的老办法，呆头呆脑用契诃夫作个假对象，竞赛下去，也许还会写个十来个本本的……可是万一有个什么人在刊物上寻章摘句，以为这是什么‘修正主义’，如此或如彼的一说，我还是招架不住，也可说不费吹灰之力，一切努力，即等于白费。想到这一点，重新动笔的勇气，不免就消失一半。”二是，他后来一头扎进了文物，“越陷越深”，提笔之念，就淡忘了。他手里有几十个研究选题待完成，他有很大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时间精力全为文物占去，实在顾不上再想写作了。
从写小说到改治文物，而且搞出丰硕的成果，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就沈先生个人说，无所谓得失。就国家来说，失去一个作家，得到一个杰出的文物研究专家，也许是划得来的。但是从一个长远的文化史角度来看，这算不算损失？如果是损失，那么，是谁的损失？谁为为之，孰令致之？这问题还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我们应该从沈从文的转业得出应有的历史教训。
1988 年 8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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