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预测人们对数学语言的依赖性的增长，会导致政治参与度的降低，到现在为止，科学本身已经表明阿伦特是对的。近年来的数据揭示了，与重视科学的教育相应的是受教育者的非政治化。统计数字表明，在人文科学毕业生的政治参与率和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毕业生的政治参与率之间有显著差异。例如[4]，根据美国*的数据显示，在2008年的大学毕业生中，92.8%的人文专业学生在毕业后至少投票一次，而在STEM专业的毕业生中，这个数字是83.5%。在毕业十年的学生当中，1993名人文专业毕业生中有44.1%曾给公职人员写信，而在STEM毕业生中是30.1%。作为大学毕业生，这些学生通常有相似的社会经济背景，说明他们政治参与的差异要以其他差异来解释。
当然，学生自己选择了人文或STEM专业，就意味着这些数字可能反映的只是学生的特点，而非他们所受教育的影响。不过政治科学家希拉古思(Sunshine Hillygus)在将学生原先就有的对政治的兴趣作为控制变量后，所做的研究也表现出相同模式。希拉古思发现，大学毕业生中间出现的政治参与的差异，也反映在从幼儿园到12年级的教育中。与高分的SAT语言成绩相关的是政治参与的更高概率，而与高分的SAT数学成绩相关的是参与的更低概率。再者，既然学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对于SAT数学和语言分数的影响是相同的，那么语言高分和数学高分相应的政治参与度，就清楚说明在特定的学科领域和对政治参与的预备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当然，相关性不等于因果性，指出相关性更不能证明存在因果性。但是有更复杂语言能力的人更愿意参与公共生活，而所受教育偏重科学的人公共参与的意愿下滑，无疑是阿伦特所预见到的危险消极状况的一个信号。
读者也许纳闷，鉴于阿伦特对科学思维方式、数学化和纯“计算”的抨击，是否我提供的数据本身就有讽刺意味。但这是对阿伦特的误解。科学思考是强大和极有价值的工具，她的要点不是要抛弃它们，而是将它们提供的知识整合进关于我们正在做什么、应当做什么和为何如此的更广泛深入的对话中。科学不是一个向导，而是一种支持物——拐杖、工具和加速器——人类借助科学来思考他们正在做的事情。
此时，在初版六十年后重读《人的境况》，我深深为阿伦特的先见之明所折服。在这六十年间，科学及相关的现象——技术统治，变得越发强大。技术统治，我指的是现今对于政治问题只应当由具备相关专业知识——经济学、气候科学、基因科学等等——的政策专家来决定的普遍期待。我想，我们的不平等经济和分裂的政治正是我们从多数人类生活的非政治化中收获的苦果。几乎二十年前，一个特立独行、有先见之明的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就有力地证明了全球经济的“不可能理论”，即民主、国家主权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三者是不兼容的[5]；他论证了一国不可能同时拥有这三者。可是这二十年来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一意孤行，仿佛如此悲剧性的选择不存在，仿佛增长问题纯粹是一个技术治理的问题，通过正确的税收政策和市场制度就能对付。政策制定者没有看到背后根本的政治问题，并通过教育和培养公民判断力的项目来解决这些问题，结果2008年的大萧条令他们震惊，然而仅仅十年后，他们再次震惊于席卷而来的民粹主义，后者几乎倾覆了貌似稳固的政治架构。
我们处理气候变化政治上的苦苦挣扎，就是这种科学与政治思考之间奇怪僵持的产物。这种僵持包括科学拒绝承认它的辅助角色在于支持，而不是指导政治思考，和政治思考拒绝承认科学本身的价值。我确信，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僵化或不作为不会让阿伦特吃惊。相反，政治让技术统治和技术专家们一次次地震惊不已。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受到惊吓的事实是危险和有害的，直到我们再次学着去思考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并以对我们世界的重新政治化来装备自己，才可能消除这种危害。我这样说并非希望废黜科学的力量，因为我们能够且应当庆祝科学让人类潜能得到了惊人的实现。但是我想，是时候重新联合科学与政治思考，计算机算法智能与判断力了。这是阿伦特在很多年前就召唤我们从事的工作，这个召唤，我想，只能变得更为紧迫。
说非政治化导致了分裂和不平等显然是反直觉的。但的确，《人的境况》的责任是帮助我们看清楚为何政治化是一件好事。
在《人的境况》中，阿伦特出色地阐释了三种核心人类活动的内容和含义：劳动，工作和行动。劳动是我们出于生物学必需性所从事的活动；换言之，我们劳动是为了糊口，它也包括性的生殖活动和养育孩子的活动。工作是我们出于创造性成就的需要所从事的活动，以建造——无论是物理还是文化之物——来形塑我们的世界和确立我们和他人的社会连接。劳动和工作相互重叠，因为我们的浪漫关系不仅是社会技艺的产物，当然也创造了一个我们在其中追求生物性再生产的环境。后，行动定义了我们作为政治动物一起投入的那些活动：在多元主义的多样性条件下的斗争，对我们政治组织的行动进程作出集体决定。
阿伦特向我们展示了这三种人类“作为”——劳动、工作和行动——如何缩小了我们之间的空间；如何让我们有机会一起建造世界，把我们的多元或差异变成创造性的参与；如何使我们自己对他人成为可见的和可知的，而不是做个困在冰冷荒芜房间里的、戒备森严的陌生人。第三种“作为”，是属于政治领域的行动，而阿伦特常常被解释成似乎一门心思要把行动从其他人类活动中解救出来。但实际上，她对政治之事和政治化的拯救要比那复杂得多。劳动和工作也是被科学分析摧毁和缩减的范畴——无论是经济学家的分析还是工程师或计算机科学家的分析。正如我们现在担心自动化不会给我们留下任何意义感一样，阿伦特的同时代人也担心劳动和工作的消失。
在阿伦特的作品中，只有靠着更广大地解救所有这三种根本的、互相关联的人类作为，政治才得到解救。阿伦特的方案不是把劳动、工作和行动三者分离开来，而是对它们加以区分，显明它们的相互作用，和更重要的，每个活动和其他活动的勾连。在这样做的时候，阿伦特颠覆了数世纪以来思想家坚持的，把劳动、工作和行动划归到不同人群的智识传统。反之，阿伦特坚持这三个领域和每个人息息相关；政治事业正是要定义这三种活动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如何相互发明的语词。政治的更新要求每一个民主公民或公民行动者的能力更新，去诊断人类经验的状况——就劳动和工作的机会而言，对他们来说什么是可能的；去追求能对那些状况作出回应的政治工作。
生活改变的速度远比科学要快，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工厂关闭，有人发现自己失去工作，有人被萧条击垮。有人死亡，有人入狱。社会科学家耗时多年去预测、收集数据，检验，证明或否证，重复实验，无休无止。当我们面对严峻的社会问题时——像大规模监禁，全球化或气候变化引起的经济崩溃，我们需要加快我们获致理解的步伐。我们必须使用每种可用的思想工具去思考我们正在做什么。我，作为一个有知觉的，能认识、学习、处理信息和有情感的存在，甚至在经济学研究给出终答案之前就能作一个判断，同样地，你也能。于是我们就能讨论我们不同的判断，就我们应当如何作决定展开辩论。这就是思考我们正在做什么的意思。
当然，无论我们能走到哪一步，我们都想借助严格科学或社会科学研究来得出或证实我们的判断。但是关键是要记得，科学总是落后于现实，这个事实限制了它，而且它也不能告诉我们应当如何做。我们必须为科学补充其他工具来理解当前活生生的现实。阿伦特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做科学所不能做的。她还力图交还我们一些思想工具和那些工具所构建的：劳动、工作和行动。就交出这些礼物和塑造政治思想而言，《人的境况》提供了我们时代特别需要的一种治疗方法。
注释：[1] 见Patchen Markell， “Hannah Arendt and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Human Condition”(book in progress)， and Markell， “Arendts Work： On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Human Condition，” College Literature 38， No 1(Winter 2011) pp.15—44。
[2]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of the National Academies， The Growth of Incarce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Exploring Causes and Consequences(Washington， DC： 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14)， p.8 and p.333.
[3] Ibid.， p.7.
[4] 这一段和下一段的数据，请参见Danielle Allen， Education and Equality(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6)， pp.43—46。
[5] 引文引自罗德里克的博客“世界经济不可逃避的三角”(Dani Rodriks weblog， June 27， 2007， http：//rodrik.typepad.com/dani_weblog/2007/06/theinescapable.html)，文章是对他的著作《全球化悖论》[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New York： Norton， 2012)]中的论证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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