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希腊人？在研究希腊人的族群认同问题时，长达九卷本的《历史》文本是学者们经常征引的对象。希罗多德在探究希波战争原因的过程中，将叙述的范围扩展至当时希腊人所知的整个世界，而其中最能吸引读者注意力的是对异族世界惊异（.）的记载。异族人与希腊人存在显而易见的差异，据此阿尔托格（F. Hartog）等学者借用他者的概念，认为希罗多德的异族叙述实际上是在构建希腊人族群认同的反面参照，所谓希腊人就是蛮族的对立面。有观点进一步认为，整部《历史》的叙述框架就是希腊人与蛮族人的二元对立。这种他者解读模式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b，但与此同时，也受到许多学者的质疑。南克（G. Nenci）等学者认为希罗多德是一位文化相对主义者，艾萨克（B. Isaac）、费林（C. B. R. Pelling）和芒森（R. Munson）强调《历史》文本中的希腊人与异族不是截然对立的d，伯纳尔（M. Bernal）甚至主张希罗多德是在追溯希腊文明的异族起源。希腊人是蛮族的对立面，还是异族的继承者？两种不同的解释都能在《历史》中找到支持各自观点的文本依据。
希罗多德《历史》不仅刻画了希腊人与异族人的对立与差异，同时也强调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同一文本为何会存在自相矛盾的叙述？对文本的哪种解释更接近于历史事实？如果说，两种对立的解读模式都不能完全否认对方解释的合理性a，那么，当前学术争论对文本的解读是否存在理论和方法意义上的局限？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本文尝试采用新历史主义的研究视角，旨在兼顾《历史》不同立场的异族叙述，对希罗多德文本做出一致性的解释。通过对文本和历史两方面的分析，阐释希罗多德《历史》文本背后隐喻的社会性和政治性意义，进而揭示希罗多德自相矛盾叙述的成因。
一谁是希腊人？
对希罗多德《历史》的新历史主义阐释
郭涛
谁是希腊人？在研究希腊人的族群认同问题时，长达九卷本的《历史》文本是学者们经常征引的对象。希罗多德在探究希波战争原因的过程中，将叙述的范围扩展至当时希腊人所知的整个世界，而其中最能吸引读者注意力的是对异族世界惊异（.）的记载。异族人与希腊人存在显而易见的差异，据此阿尔托格（F. Hartog）等学者借用他者的概念，认为希罗多德的异族叙述实际上是在构建希腊人族群认同的反面参照，所谓希腊人就是蛮族的对立面。有观点进一步认为，整部《历史》的叙述框架就是希腊人与蛮族人的二元对立。这种他者解读模式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b，但与此同时，也受到许多学者的质疑。南克（G. Nenci）等学者认为希罗多德是一位文化相对主义者，艾萨克（B. Isaac）、费林（C. B. R. Pelling）和芒森（R. Munson）强调《历史》文本中的希腊人与异族不是截然对立的d，伯纳尔（M. Bernal）甚至主张希罗多德是在追溯希腊文明的异族起源。希腊人是蛮族的对立面，还是异族的继承者？两种不同的解释都能在《历史》中找到支持各自观点的文本依据。
希罗多德《历史》不仅刻画了希腊人与异族人的对立与差异，同时也强调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同一文本为何会存在自相矛盾的叙述？对文本的哪种解释更接近于历史事实？如果说，两种对立的解读模式都不能完全否认对方解释的合理性a，那么，当前学术争论对文本的解读是否存在理论和方法意义上的局限？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本文尝试采用新历史主义的研究视角，旨在兼顾《历史》不同立场的异族叙述，对希罗多德文本做出一致性的解释。通过对文本和历史两方面的分析，阐释希罗多德《历史》文本背后隐喻的社会性和政治性意义，进而揭示希罗多德自相矛盾叙述的成因。
一
当我们面对希罗多德《历史》的异族叙述时，应该如何去阅读这些文本？一种路径是以文本为中心的形式主义，研究的重点是文本本身，包括希罗多德的叙述方法、修辞策略、写作主题和动机等；另一种路径则是历史主义的，将文本看作一种历史现象，文本是特定历史时空的造物，历史则是解释文本必须依赖的背景。可以说，这两种研究路径各自强调了《历史》文本的不同层面，都有其合理性，但同时造成了文本与历史的对立。虽然二者之间存在某种对应关系，但文本与历史在本质上被看作是相互对立的不同领域，而新历史主义理论的主旨正是要消解这种对立。
作为一种文艺批评理论，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前后对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戏剧的研究，1989年出版的论文集《新历史主义》（The New Historicism）对其进行了理论梳理和介绍。蒙特洛斯（L. Montrose）将这一理论的要旨概括为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the historicity of texts and the textuality of history）。所谓文本的历史性，针对的是形式主义研究，主张文本并不是自足的封闭领域，而是具有一定的历史内涵；而所谓历史的文本性，针对的则是传统的历史主义研究，新历史主义拒绝承认客观的历史真实，强调文本是社会文化构建的产物，新历史主义的创立者格林布拉特（S. Greenblatt）又将这种理论称之为文化构建（Cultural Poetics）。2000年前后，多尔蒂（C. Dougherty）和库珂（L. Kurke）等学者将这种理论引介到古典学研究中，而希罗多德的《历史》因其内容包罗万象且是为人熟知的经典文本，成为新历史主义学者解读的重要对象，一个标志是2007年美国纽约大学古代研究中心举办的以新历史主义为主要研究方法的希罗多德国际研讨会现在的希罗多德：个人与政治（Herodotus Now： The Personal and the Political）。但需要承认，新历史主义对建设鲜明的理论标准并无特别兴趣，格林布拉特解释道，新历史主义是一种实践，而不是一种教义，所以不同学术传统的学者会有不同的理解，而本文选择的阐释角度是格尔茨（C. Geertz）、萨林斯（M. Sahlins）和福柯（M. Foucault）。
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中对巴厘岛人（Baliness）斗鸡的习俗进行研究。对于格尔茨来说，文化是一个系统。斗鸡不是一个孤立的、片段性的事件，而是整个文化系统的隐喻，格尔茨称之为仪式化戏剧（ritualized drama）。在这场戏剧仪式化的表演过程中，不仅是斗鸡双方，而且整个社会群体的文化观念、意识形态都通过象征性的符号语言参与进来。格尔茨将斗鸡看作一种特殊的文本，旨在揭示其背后蕴含的历史性。作为巴厘岛人整个文化系统的聚焦物，斗鸡活动同时是整个巴厘岛人文化系统的展示。因此，必须透过文本表层进行深层描述（thick description），解释文本叙述与整个社会文化系统的内在关联。格尔茨的理论可以应用到对希罗多德《历史》的研究。正如许多学者诟病的那样，形式主义的文本分析固然能够解释很多问题，譬如：揭示《历史》文本的口述文学特征，但却忽略了文本所具备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托马斯（Rosalind Thomas）强调，在公元前5世纪希罗多德文本的展示（..）更多地不是依靠书写，而是口头表演。据记载，希罗多德曾在奥林匹亚公开表演他的作品c，而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位观众正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修昔底德。在口头表演的语境中，文本观众的意识形态参与到《历史》文本的叙述过程中，拉夫劳伯（K. A. Raaflaub）等学者指出，对希罗多德文本的阐释必须参照当时希腊观众的文化观念。因此，《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古希腊社会文化系统的展示。
在格尔茨之后，20世纪中后期的布尔迪厄（P. Bourdieu）、德塞尔托（M. de Certeau）等学者越来越强调文化不仅是一个系统，同时也是具体的实践（practice）a。在这一背景下，萨林斯对夏威夷流传的1778年库克（Cook）船长的故事进行了研究。夏威夷人对库克船长故事的表演，这一文化实践与原有的文化系统产生了碰撞和冲击，而后者也同时限定和塑造了对新故事的演绎。更为重要的是，萨林斯指出，夏威夷人并不是一个完全同质的文化整体。在对库克船长故事的表演与塑造中，包含了男人、妇女、民众和首领等不同的文化群体，库克船长因而也被赋予了不同的文化内涵。如果格尔茨的研究告诉我们文本的表演是社会文化系统的展示，那么，萨林斯则提醒我们这里的社会文化并不是同质的，而是充满了矛盾和冲突。从库克船长的故事反思希罗多德《历史》文本，诚然，历史学的相关研究指出，在公元前480年的希波战争爆发之后，希腊人的族群认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来自东方波斯的外部威胁推动希腊人将异族建构成蛮族化的他者。但是，正如萨林斯对夏威夷文化的分析那样，新的文化实践与原有文化系统之间必定会发生多角度的冲突和调适，希波战争之后希腊社会的异族观念也必定发生过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而这恰恰是阿尔托格代表的他者解释模式所忽视的。尤其是在《历史》前四卷中，希罗多德在文本表层大谈蛮族人与希腊人是如何的不同，但同时也穿插了许多亲蛮的叙述。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希罗多德《历史》文本的矛盾性呢？对于这一问题，福柯的回答是：权力。
于新历史主义理论来说，福柯的重要性在于揭示历史的文本性。很大程度上，福柯选取的研究对象是语言与整个社会的文化、机制之间的关系，并据此考察那些我们想当然认为是客观的知识形成的真正原因。福柯认为，任何事实都是政治，语言与知识不可避免地被权力塑造，因而不可能表达完全的客观事实。所谓历史的统一性、连续性本质上是一种阐释，话语表面上的一致只不过是权力造成的假象，对此，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来自古典学的经典例证：雅典是民主政治的滥觞，但流传下来的关于政制的古典文本几乎都是反民主的。因此，福柯将断裂（discontinuity）和差异（difference）作为解构历史的楔子。在福柯理论的启发下，新历史主义研究者往往选取文本内部处于权力边缘的叙述，包括：奇闻轶事、插话、自相矛盾的叙述，以及其他在形式主义研究看来与文本结构、叙述主题关系不大的边角料，这些叙述因为权力对文本的构建而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断裂和差异。同时，互文性（intertexuality）也是新历史主义的兴趣点之一，通过文本间的对比寻找权力构建文本的线索。当阿尔托格等学者将希罗多德《历史》文本的叙述框架看作是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二元对立时，没有认识到这些叙述与希罗多德文本中亲蛮立场的矛盾性，而这恰恰是新历史主义研究的着手点，希罗多德在叙述异族时自相矛盾的立场正是社会权力构建文本留下的痕迹，只有对社会权力进行完整地揭示才能实现对文本更为全面的阐释。
质言之，在新历史主义的研究视角下，仪式化口头表演的希罗多德《历史》文本是公元前5世纪希腊社会文化系统的展示，文本隐喻的文化系统不是同质的，贯穿着不同意识形态的竞争与调适，而这种矛盾性的根本动因源自政治权力的构建。文本叙述与城邦政治是密不可分的，在对希腊人族群认同的解释中，阿尔托格等学者意识到《历史》文本可能存在的政治性，但是未能继续对文本与当时古希腊历史的复杂关系做出深入解释。
（后文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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