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出原创性旅行文学的第一个门坎，应该是一条具有独特想象力的旅行路线。
因为真正的空白之地（Empty Quarer）或未测之地（Uncharted Land）早已随古典探险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从前，探险家们来到又一个全新之地，大言不惭地宣称：我们正进入一个从未被血肉之躯注视过的新地域。（We were now getting into areas never viewed by mortal eyes）这种伟大的句型现在只能搬上火星去用，吾生也晚的小辈旅行者，再也没有资格使用这样不合时宜的修辞。那么，现在的旅行者从那里可以去寻求一种真正的新经验，供我们内思反省，进而产生文学呢？
地域不新，途径却是新的；道路不新，理由却是新的。这是新一代旅行者仍可以源源不绝找到新经验，更不断创作出耐人寻味的旅行作品的原因。美国作家保罗索鲁就是其中一位想象力最奇诡的旅行作家，他的其他几本旅行文学作品，都包含了某一个匪夷所思的旅行路线，譬如在《老巴搭哥尼亚快车》（1979）里，作家索鲁从波士顿的自家门口出发，搭乘平日上班族通勤的火车，一路接驳换乘，景色更替变化，一站换过另一站，他竟这样一路穿越整个北美洲，再穿过中美洲，垂直而下数千公里，一直走到阿根廷境内的巴塔哥尼亚高原，直到铁路戛然而止，那几乎是道路的尽头，无人的所在，作家才说：路途已尽，我可以回家了。想想看，这是何等独特、何等不凡的旅行路线。
十五年后出版的《赫拉克勒斯之柱》（1995）一书里，保罗．索鲁再接再厉，想象那不可想象的路线，这一次，他看上欧洲文明起源的地中海海岸，如同约翰生博士曾经说的：我们所有的宗教、几乎所有的律法、几乎所有的艺术，以及几乎一切使我们脱离野蛮的东西，都来自地中海海岸。（All our religion, almost all our law, almost all our arts, almost all that sets us above savages, has come to us from the shores of the Mediterranean）冲着这句名言，索鲁因而决定沿着海岸把地中海绕一圈。
地中海不算大，只有将近两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约等于七十个台湾的大小，比新疆则略大三分之一；但它沿岸的民族与文化却既多元又多彩，上方是欧洲，下方是非洲，东边则是亚洲，而西边露出一个极狭的开口：也就是欧非两洲遥遥相望的直布罗陀海峡。穿过它，你就进入了更浩瀚的大西洋，往北可至英伦三岛或北欧，往南可绕过好望角，找到往印度与香料群岛的另一条航道；而继续再往西航行呢，再往西你就和哥伦布一样准备要发现新大陆了。只是古代欧洲人并无意穿过直布罗陀海峡，他们相信出了海峡，不过是一片空漠汪洋，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一直要等到大发现时代，欧洲人才走出海峡，看见全新的世界。
直布罗陀海峡最窄的两端，一边是位于西班牙半岛却归英国管辖的直布罗陀（Gibraltar），另一边则是位于摩洛哥的休达（Ceuta），两个地方正是希腊神话中赫拉克勒斯第十件苦劳（捕捉格里奥尼斯的红牛）时所立的两根石柱，这也是本书书名《赫拉克勒斯之柱》的由来。作者并不想直接从海峡此岸到达彼岸，他绕了个大远路，从直布罗陀出发，沿地中海岸向东，经过西班牙的东海岸，然后是法国的蔚蓝海岸，你紧接着就遇见意大利，往南你还得看看西西里，然后过意大利的鞋跟来到南欧，包括四分五裂的前南斯拉夫和文明摇篮的希腊各岛，再向东，你先遇见的会是既欧洲且亚洲的土耳其，然后你就来到所谓的东方（The Levant），包括叙利亚、黎巴嫩、和以色列，再转了个弯，别管苏伊士运河的诱惑，你就来到埃及，这时方向已经转回向西，你现在正沿着北非的海岸，将经过利比亚、
突尼西亚、和阿尔及利亚，最后来到摩洛哥，回到直布罗陀海峡对面的另一根赫拉克勒斯之柱，这样，你已经环绕了地中海一周，周长约三千六百公里，不同的国家民族，不同的历史地理，不同的语言饮食。这就是作家保罗索鲁从此柱到彼柱的环地中海之旅的路线计划。
旅行文学的第二个门坎是文学，但这几乎没有方法，也没有规则，只有文学家自己的体验和创造。保罗．索鲁出了名的是一个尖刻犬儒的旅行作者，他对路上所见所闻的锋利言词有时也让某些忠厚的读者无法忍受，他自己也知道他的游记并不是受到所有人的欢迎，所以他开宗明义就调侃自己说：刚刚读到这里就喃喃自语：他又来了。的读者们，您可以放弃了。
但文学有百种面貌，索鲁的风格是那种穿透世俗虚伪的锐利，毫不留情，也绝不随俗。他让你看见的不是表皮，而是进入皮下组织的显微镜；而如果你愿意冒着自己的自尊也受一点点伤害的风险，读到的确实是极其敏锐的观察以及冷面笑匠式的幽默。索鲁的旅行一向别出心裁，却深入人群，他流连在游客不到的偏城小镇，绕行到难得邂逅的僻路，与当地人谈天辩论，记录荒谬却真实的人生面向。他不是美丽景点的描述者，更不是奇风异俗的采撷者，他书中记录的多半是人物，以及与人的对话；但奇怪的，似乎这种平凡的事物在他的笔下，却产生比虚构想象更惊人的戏剧性。
我曾说索鲁是反省旅行本身的旅行者，因而他的旅行有时显得有点反旅行；而他的旅行文学也常常反旅行文学，刻意与习见的旅行文学背反。索鲁似乎是一位深怕落入俗套陷阱的作者，尤其害怕俗套的结局。所有的旅行文学都隐藏一场治疗或救赎，旅行者出发是一个人，回来是另一个人（通常是变得更有智慧或更悲天悯人）；但索鲁绝不掉入这个陷阱，他让地中海之旅变成一个循环无解的仪式，他在结语时说，中国、秘鲁之旅治愈我的中国病、秘鲁病，但地中海之旅并没有治好我的地中海病，他似乎没有因此完成一个通过仪式，旅程完成，经验却未完。
他说：我知道我将像重回博物馆一样重回地中海，去看或去想。地中海之旅，彷佛是灵魂故乡的追寻，是祖先崇拜的加强。《赫拉克勒斯之柱》一书止于他去拜访住在摩洛哥的美国前辈作家保罗鲍尔斯，鲍尔斯也像索鲁一样是位追寻者，他的小说《遮蔽的天空》（1949）正是一个世代以前流浪追寻的代表之作，保罗索鲁，看似与其他事物断裂隔绝，这场拜访行动却是传统的接续。是呀，不要错看言词尖锐的人，他们只是需要保护他们脆弱柔软的内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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