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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英)肯麦克雷德
科幻作者经常被问及一个讨厌的问题(尽管远远地排在了第三位,位于你从哪儿获取的灵感?和那么,你相信你写的吗?之后),哪些科幻预测变成了现实?通常而言,这些提问者要么正替你驾车穿梭于车流之中,要么在修剪你的头发,要么举着麦克风对准了你的鼻子,要么在某个社交场合想拍你的马屁,所以,你的回答最好客气点。对于第三号常见问题的标准答案是:科幻不做预测,而是指出可能性。我承认,这些多重可能性中的一小部分变成了现实,但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不过,正如《科幻百科全书》上的一篇相关话题文章所指出的,我们的科幻读者仍然热衷于寻找那有限的几颗击中了目标的子弹,全然不顾我们这些人正躲在一旁的灌木丛中,挥着手表示这其实与我们无关。
然而,对于某些小说,如果你想深入探讨,还真得先严肃地看待预测问题。本小说就是其中之一,我对它有很强的个人偏爱。我第一次读到它,是在它1968年出版之后的两三年。小说描述的是2010年的世界。先是在内心体验了虚拟未来世界的冲击,然后又真的活到了那一天,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它足以让你觉得自己很老(活到我自己小说中设定的日子不会带给我这种感觉,可能是因为我太不擅于规划未来,从未给予小说中的日期足够的重视)。
约翰布鲁纳(19341995)的职业生涯长久且又多产,他的四部作品,因其长度、大胆和技巧而脱颖而出。《立于桑给巴尔》、《锯齿状的轨道》(1969)、《向上看的绵羊》(1972)和《电波骑士》(1975)都采用了多视角叙述,跳跃在真实的和假想的记录之间:科学杂志、电视新闻、社会流行语、口号、布道、诗歌,甚至还有药瓶上的标签。这几部小说都聚焦于某个特定的社会主题,分别是人口爆炸、军国主义、环境污染和通信监控。这些主题都直面现实,各具焦点:他笔下的世界是完整的,只是侧重点不同。
它们不是反乌托邦小说。反乌托邦通常是一种讽刺,是对社会上的某种趋势、形态或是机构进行极致的夸张。布鲁纳的黑暗四重奏里也有夸张的元素,但它不会遮蔽全局。它们更像是灾难小说,但又与传统的灾难小说不同。它们中的灾难是由社会发展而导致的自作自受,而不是某种随机发生的自然现象。书中发生的一切都其来有自。
上述观点在《立于桑给巴尔》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今天,它读起来更像是一部当代写就的平行世界小说,而不是过去的人对未来的理解。需要指出的是,书中与2010年真实世界的差异,反映的是布鲁纳在未来学研究方面付出的努力与专注他基于当时的科学水平,加上本人敏锐的观察力做出了预测不应该简单地用来对他的预测打分。
各种关系,包括种族与性别、性别与性取向、国家和公司、计划与市场、东方与西方、北半球与南半球,正朝着布鲁纳未能预见的方向演化。他预测对了全球人口数字七十亿但对于人口在各地区的分布和生活水平却错得离谱。加尔各答和德里并没有生活着超过五千万饥饿的人口,纽约也没有一千三百万富裕却压力爆表的居民。杀人狂书中的魔客产生于宽敞的郊区,而不是拥挤的市中心。在美国,带有政治动机的大规模杀伤是宗教激进主义者游击队干的。布鲁纳想象中的国家雅塔康显然影射的是在左翼人士苏佳诺领导下的印度尼西亚,但此书还未完稿时,苏佳诺就已经失去了权力,而他的民族同盟,在二十世纪和平年代最惨烈的一次流血事件中,惨遭屠杀。
尽管如此,布鲁纳的很多描绘确有先见之明:日渐碎片化和夸张的网络新闻、公众对于同性恋的接受、基因工程的技术手段、烟草和大麻相反的命运等等。就像小说所暗示的,美国输掉了在越南的战争在1968年的春节攻势之前,绝大多数人都没有猜到这个结果。书中在美国境内活动的亲苏游击队,就跟地下气象员新左派恐怖分子希望通过一年的努力所达到的状态一样(最后没能成功)。布鲁纳关于佐客音乐录影的描述,可以一字不改地用来指导现今朋克音乐或是死亡金属音乐的视频制作。衣食虽无忧、但营养不均衡,且负债沉重的新穷人就生活在我们身边。甚至连错误的预测都很有逻辑:纽约太拥挤了,因为没了私人轿车,也就没了郊区。他描绘了空荡荡的底特律,回响着愤怒的、嘈杂的音乐,故事中的原因和现实虽然有差别,但两者的终点却一样。
《立于桑给巴尔》不仅是迄今为止篇幅最长、技巧最前卫的科幻小说,它还是最早的一批真正具有全球视野的作品,给予非西方国家和非白种人角色充分的尊重(尽管有些描述存在着问题),而不是片面追求异国情调或是土著习俗(或被美国文化同化)。小说动笔于1968年的动荡之前,但读上去感觉却像是在那之后写的。它与动荡共鸣,并预测了其悠远的余震对下一个世纪的影响。
因此,资料的来源以及精确的创作时间,对于理解此书中的未来至关重要。据杰德史密斯在翔实且权威的《约翰布鲁纳研究》(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2012年)中所述,在花了夏末一个月的时间游览了美国各处之后,布鲁纳于1966年的秋冬之际开始创作《立于桑给巴尔》。此时他的创作概念已产生了三年,并在三年之中花了两年时间随意地研究。从一些杂志上,比如《新社会》和《新科学家》,摘录一些文章,涉及一系列主题,从人口增长与都市暴力之间可能的联系,到遗传在疾病中扮演的角色等等。他于1967年2月寄出了手稿。
布鲁纳是《新科学家》杂志勤勉的读者(和许多科幻小说作者一样),多年来给杂志社写了多封信件。最后一封写于1993年4月,是一篇和科幻有关、基调阴郁的文章。感谢谷歌的高级书籍搜索,现在很容易就能浏览1957年到1989年的《新科学家》。即便走马观花地看一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到中期出版的期刊,也能发现布鲁纳的观点都基于那时被广泛接受且为专家认可的事实与论据,例如通过研究动物相关的行为来理解人类的行为、二十世纪末期世界将无法容纳不断增长的人口、不发达国家中贫穷和饥饿的问题将持续存在、在快速发展的经济中应用计算机辅助规划变得不可或缺,等等。
以1964年1月16日的那一期为例。英国皇家学会会员阿布达斯萨拉姆教授写道:我希望能活着对我说过的话表示歉意,但是我很肯定,从现在起再过二十年,不发达国家仍将如同今天一般饥饿、仍处于不发达的地位,仍将无可救药地穷困。令这位著名的巴基斯坦裔物理学家高兴的是,他的确活到了见证他残酷预言失效的那一天(而且他本人辛劳的研究、投入、启蒙和公开演讲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萨拉姆的观点代表了杂志上的普遍言论。伟大的植物基因学家诺曼布劳格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只被提及一次,而他在那些年领导的绿色革命连一次都未被提及,尽管该革命在世界各地极大地提升了粮食产量(而且我还想加一句,在那之后这本杂志也没能悔悟)。
同样地,博登苏波罗威茨,纽约一家公司的咨询师,在《网络规划与经济发展》(1963年6月27日)一文中,大胆地勾勒了一个前景,即将计算机辅助管理广泛地应用于不发达国家。他假想了尼日利亚联邦政府于1962年-1968年的政府规划中如何应用计算机辅助,读上去就像小说里的人工智能原型在帮助布鲁纳臆想出的西非国家贝尼尼亚。
因此,布鲁纳的世界稳固地构建于当时多个领域最流行的科学思想之上。他小说的读者要么已经接受、要么至少知晓这些观点。在《立于桑给巴尔》出版的同期,另有几本畅销书也试图通过生物学来解释人类的行为。人口增长的灰暗前景已被《新科学家》读者之外更广泛的人群所接受,这方面的代表著作有罗伯特阿德勒的《固有领地》(1966)、德斯蒙德莫利斯的《裸猿》(1967)和《人类动物园》(1969),以及保罗恩里奇和安恩里奇的《人口爆炸》(1968)。它们的平装本很快出现在大多数书店(具体到《裸猿》这本书,它还出现在无数的报刊亭里,很多仍在上学的男孩为此掏钱,或许是被书的封面迷惑了)。那时候的读者我记得很清楚觉得本小说中最抓人眼球的角色当属古怪的社会学家查德穆里根,他宣扬的基于生物学的社会批判相当有说服力,引发了广泛的共鸣。
与此同时,那时的科幻读者已习惯于(不管是否乐于)各种写作技巧和叙事内容上的突变。新浪潮引领着传统科幻脱离了平庸的叙述技巧和保守的社会陈规。对英国读者来说,最突出的莫过于麦克尔穆考克编辑的《新世界》。然而,许多新浪潮中产生的技巧革新只是简单地应用了早已在主流文学中采纳的技巧和叙述形式,如意识流等等。为寻找能勾画整个社会的技巧,布鲁纳在十年前的约翰多斯帕索斯的现代主义作品中找到了灵感,并根据马歇尔麦克卢汉的传播理论对其进行了改进。
在提示了他将运用何种技巧、达到何种目的之后[背景环境(0)伊尼斯模式],布鲁纳一下子把我们扔进了深水区。先是几小节杂乱的新闻播报,接着是篇幅很长的一章,里面用一段段简短的文字介绍了书中的主要角色和背景。我们刚开始会不知所措,但很快就学会了徜徉其中。一个早期的章节背景环境(4)国家,列出了布鲁纳的2010年的世界,分成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不管它与现实世界有多大不同,该分类方法是我们熟知的,而且有些细节仍能引人暗笑:公众喜好决定的政府、革命政府、跛脚政府便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小说的章节分为四个上下文相互关联的部分:背景环境提供了深入的背景信息;世间百态提供了各种表象事件的发展和新闻报道;人物追踪记录了非主要角色的命运;还有现场记录抓住故事的主线,两个故事相互展开,最后纠结在一起。
布鲁纳的2010年,就像我一直强调的那样,不是我们生活的世界。但通过这面扭曲的镜子,我们可以看到自己。我们面临的问题可能并不是人口爆炸造成的,但是,因为我们选择忽视、选择冷漠、选择分裂,加上不平等的陷阱、过时的仇恨,我们真的可能会成千上万地挤在桑给巴尔四周齐膝深的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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