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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靠权力资源导致的贫富悬殊,对社会经济是破坏性的。
社会分配不公是影响社会和谐的主要原因。
穷人不仅没有分享改革的成果，还要分担改革的成本。
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注定要把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推向一个新的历史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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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展示了中国当下社会的贫困现状，分析了贫困的成因和根源，并基于现实条件，提出了解决贫困问题的方案与办法。该书大量运用数据、资料，结合作者敏锐、独特的理论体系和逻辑归纳，从“三农”专家的身份和观察视角，呈现了贫困这一全球性问题在中国的具体体现，并展示了在中国有效解决贫困问题的多种可能性。
这是一本能使人掩卷沉思、并给人以力量的书。没有艰深晦涩的经济学术语，也没有从域外照搬照抄理论的水土不服，一切都来自当下的现实关怀和鲜活的本土经验。这是一位三农专家振聋发聩的肺腑之言，一位具有士大夫气质的现代中国官员灵魂深处的忧患与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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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刘奇，中国贫困问题研究专家，经济学专栏作家，原安徽省省委、省政府副秘书长，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首席专家，北京大学国家扶贫开发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中国农业大学、国家行政学院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农村观察》、《三农问策——走出制度困局》、《中国三农“危”与“机”》等。
长期从事三农研究，多次参加中央领导同志召开的三农工作座谈会，曾应邀赴中南海参加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的六人座谈会。近年来在《人民日报》、《中国经济时报》、《中国农村经济》、《改革》、《财经》、《中国发展观察》等报刊杂志发表研究文章百余篇，在人民网理论频道、中道网、爱思想网等多家网站开设专栏，有四十多篇文章被十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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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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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中国的贫困状况与解决路径
中国经济的"发展性失衡"
新时期扶贫开发需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贫困不是穷人的错
战胜贫困的五条必由之路
GDP世界第二的时代，扶贫开发如何定位
第二部分：改革与农村
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十大困境
关于深化农村改革的几点思考
重新寻找农村改革的动力源
乡村转型与政策取向
农村基层组织与"农民精英"
第三部分：中国农民的生存与发展
让农民不当农民、让农民当好农民、让农民兼当农民
新时期中国农民的新期待：理顺关系，拓展空间
观察中国农民的十个视角
第四部分：历史与时代中的农民工
中国农民五大群体的后顾之忧
农村人才之殇
让现实给个名分 让历史留下记忆
第五部分：聚焦农村土地问题
农民变市民该不该交出土地227
农地困局
农地抵押贷款"三重门"
第六部分：乡愁
人生何处起"乡愁"255
从"被上楼"到"被规模"
当下城市文化中荒唐的"高大上"
"快文化"要把我们带向哪里
"挥金如土"意何为
结语：人类社会的共同命题：建构"反贫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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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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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富不仁就是原罪！
我国这样一个人均社会收入仍排名在世界百名之外、贫困人口数量排名世界第二的发展中国家，却跻身于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这两个“第二”的鲜明对比可称得上举世无双。这种触目惊心的行为背后，留下诸多值得深思的暗影。
一是消费观念的变态。西方富人留下的印迹，多是建筑和雕塑；是牛津、剑桥、哈佛、耶鲁等名校；是图书馆、博物馆、艺术馆、音乐厅。中国的富人留下的印迹，大多则是“二奶村”、豪华墓地和为子孙留下的银行存款。一些在欧美发达国家乏人问津的顶级豪车和奢侈品牌，却屡屡成为中国富人的抢购之物。中国富人们挥金如土、奢侈消费不为别的，只是试图借此炫耀自己的身家财富，以博得别人的敬重和仰视。
二是回报社会意识淡薄。有关调查显示，全国注册的工商企业超过1500万家，而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3万家，即99%的企业没有过捐赠记录。2012年，美国人在他们的自由支配收入所占比例已接近历史低位的情况下，慈善捐款仍增长3.5%至3160亿美元，人均善款1029美元，占当年人均GDP的2.14%。而在我国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全国慈善和公益事业的捐款仅817亿人民币，较2011年相比竟下降3.31%，人均善款只有近60元。更为令人寒心的是，中国每年捐赠大约75%来自国外，15%来自中国的富人，10%来自平民百姓。中国富人对待慈善事业的悭吝，极大地削弱了“人人慈善”的热情，挫伤了民众承担社会责任的积极性。更为可悲的是两位裸捐后的“巴比娃娃”中国之行，并没有唤醒土豪们的社会责任意识。
三是税收制度存在缺失。自2001年起，中国每年都发布纳税百强排行榜，而每当人们将纳税百强排行榜与另一个著名的排行榜——福布斯排行榜来比较分析，总能看到两者不成比例的巨大反差。目前，我国占总人口20%的富人纳税只占总额的百分之十几，中产阶级纳税占百分之十几，而低收入人群纳税却占总额的60%多，竟然出现了穷的交税多，富的交税少的怪现象。有的资料显示，甚至中国富人还有数万亿元的灰色收入没交税。政府税收不公，贫富差距继续增大，社会不和谐因素不断增多。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没有开征的遗产税，又滋生一批“富二代”自由疯长起来，让不通过自我奋斗就成为有产者不再是一件可耻的事，从根本上动摇了国人的财富观和价值取向。
四是教育方式过于溺爱。中国的富豪们大多创业于改革开放之初，时间精力大都花费在事业的打拼中，对子女的教育可谓是有心无力。再加上认为自己陪伴子女的时间不多等心理亏欠因素，有的富豪就采取用物质财富去弥补的方式，无节制地满足子女的物质欲望。而这些蜜罐里长大的子女们，由于从小生活在物质极大丰富的环境中，极易沾染恶劣生活习气，极易丧失理想追求动力，精神世界极度空虚，为求得心理满足的各种出格炫富行为随之产生，给社会广大青少年心智成长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五是精神世界的空白。古人有“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追求，这是先祖们意欲抵达的人生最高境界。不知什么时候，这种精神世界被换成了开名车、住豪宅、喝好酒、穿名牌的内容。有人认为这是“追赶型经济体”在特定阶段的常态，问题在于这种常态用于“原始型落后”的追赶尚可理解，而中国属于“文明型落后”的追赶，出现这种所谓常态实在令人不可思议，这决不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民族应有的气质。
应采取适当的方式告诉富人，尽管你的钱来路正当，有了钱就可以为所欲为，但有些“为”是对人类的犯罪。你拥有十几甚至几十辆名车是有原罪的；你拥有上千甚至几千平方米的豪宅是有原罪的；你拥有几百双鞋子、几百条裙子是有原罪的；你拥有数千亩、上万亩土地而不产生效益也是有原罪的。人类维持生命的物质只有阳光、空气、水和最基本的衣食住行需求，其他全是奢侈品。我们期待中国的富豪们成长成熟觉悟觉醒起来，把追求企业利润与担当社会责任都置于重要位置，将“达则兼济天下”的传统美德转换成实实在在的行动，让“挥金如土”的现象渐渐远去。
失控的“发展”是对穷人的掠夺！
“快”就像脱缰的野马，任意狂奔。只要对自己有直接好处的就大干快上，没有直接好处的就拖着不干；该快的不快。相反，不该快的，快得惊人。近几年出现的疯狂“三圈”就是明显的例子。一是“圈地”，改革开放以来已有3亿亩土地被圈占。2010年全国出让土地收入就达2.7万亿，而农民仅得到少得可怜的补偿，只要脚下的土地，不管地上的农民；二是“圈钱”，利用股票市场为企业圈钱，股民数万亿的资本不翼而飞。中国股市在大跃进式的扩容，2009年国庆以后，几乎以每周4只的速度在发行新股。截止2011年一季度，已发行2400只左右。美国股市扩容到800只时整整用了100年的时间，平均每年仅8只。香港股市扩容到800只也用了33年，平均每年24只。三是“圈人”，两亿多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我们引以为豪的人口红利基本全被城市、被工业掠走，只要农民进城干活，不给农民市民权利。我们实际上在饱餐城乡二元制度的红利，饱餐不平等权利的红利。
让农民用土地换城市户口，是天下怪事！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工业化是在汲取农业剩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有资料显示，改革开放以前，全国工业原值的90%以上是通过汲取农业剩余积累起来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三年饥荒，农村人口出现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但是不生产一粒粮食的城市却没有出现这种状况，主要原因就是农民牺牲自身的需求把粮食提供给城里人吃。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解决城市吃饭就业问题，两千多万知青和一千多万企业职工下放农村分享农民本来就不宽裕的土地产出物，大大缓解了城市压力。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民工浪潮以廉价成本成就了“中国制造”的世界品牌，改写了世界经济版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是牺牲了几代农民的利益逐步成长起来的。
从世界范围看，工业化和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农民变为市民也是社会进步的必然阶段。但对于城市福利，在世界其他国家还没有农民进城不能参与分享的先例。现在广大农民进城享受市民待遇，既是公民权利的回归，也是对过去多年城乡割裂造成的偏差的纠正，更是在牺牲几代农民利益后应当获取的历史补偿。因此，没有任何理由要求农民进城落户要以交出土地这一最基本、最核心的财产权作为前提和代价。与之对应的是，我们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城市居民必须拿出自己的房屋或其他家庭财产来作为在城市居住、工作和生活的前提条件。推进城市化就是如何把农民“化”入城市的过程。在这个“化”的过程中，决不能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中央提出城乡统筹的本意，是以工补农、以城带乡，让本来只存在于城市的各种福利覆盖到农村，而不是让农民以自己的土地换取福利。如果再让农民为过去几十年体制造成的不平等付出代价，那就是让受害人自己为自己的损失埋单，岂不是天下怪事！
消灭贫穷不等于消灭农民！
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财产权，但一个尴尬的现实是许多城市在发展中都提出“经营城市”的思路，而所谓经营城市，实质上就是低价征收农民的土地再以地生财，最终是农民失去了永远的财产权，打碎了子孙后代吃饭的饭碗。当然，现行法律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政府可以将农民土地予以征收。但什么叫公共利益？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能够说得清楚公共利益的全部范畴。有些地方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征地，只不过是新的历史时期侵犯农民利益的新幌子。商品房盖好了，政府和房地产商赚到了丰厚的利润；而农民被征了土地，便失去一切生活的依托，巨大的开发增值收益则与之无缘。退一步说，即便是为了公共利益，就可以理所应当地牺牲农民的利益吗？法律的基本精神是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如果只允许打着空泛的为公共利益的旗号无限扩张“征地权”，剥夺农民土地，也不让农民分享开发增值的巨大收益，还不允许农民因进城而保留承包地这一最基本的生存保障，那么法律就没有起到最起码的维护公平和正义的作用！
搞基础建设不能浪费社会财富！
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动力机制失范最容易导致一些部门根据自身利益盲目快上项目。比如未来两三年内，中国的高速铁路将达1.6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一，总长度超过世界各国加起来的总和。京津铁路是中国第一条时速300公里以上的城际铁路，自2008年8月1日开通以来的一年多时间，亏损额已达近十亿元。目前，中国有40多个城市在建或筹建地铁，平均每公里的投资高达4-8亿元。2015年北京地铁将达561公里，有望成为全球地铁线路最长的城市。远超1863年开通世界上第一条地铁的伦敦。
更令人费解的是上海到杭州已开通了约需78分钟的动车组，约需48分钟的高铁，可还酝酿再修一条约需38分钟的磁悬浮，虽然时间只缩短10分钟，但投资却达数百亿元，且运营后巨亏已成定局。上海投资120亿建成的浦东31公里磁悬浮示范线，每年亏损都达数亿元。根据中国民航局2009年3月发布的统计公报，中国境内航空通航机场共有158个，许多中小机场利用率低，甚至出现“无机可飞”的闲置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各地仍以大跃进的方式斥巨资改扩建和新建机场，到2010年底，中国机场总数已达近200个。
政绩工程： “换届效应”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不可小觑
政绩工程刺激“快”。“出名要趁早，当官要趁小”，一些带着这种观念的人，为了赶上当官的“早集”，恨不得上台第二天就拿出政绩，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任期是有限的，但想上的欲望是无限的，为了把有限的任期变为无限向上的资本，都想在有限的任期内干出一番看得见摸得着的大事来。为适应这样的潜规则，一些地方政府变成了“生产突击队”，千方百计在短时间内生产出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比如，有的地方为了以最快速度提高城市档次，吸引领导眼球，来不及考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整几个“地标建筑”忽悠一下。近年一些地方流行的“山寨建筑”，从天安门到中国馆，从水立方到鸟巢，从美国白宫到悉尼歌剧院，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有的地方甚至进行超大手笔的“造城运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只用五年时间，耗资50多亿，打造了一座占地32平方公里的康巴什豪华新城。这座设计人口为100万的新城现在主要居民只有二万多公务员。美国《时代》周刊2010年4月5日刊文称，康巴什设计初衷是要成为鄂尔多斯对外炫耀的市中心，但如今却成了中国房地产泡沫的最佳展示品。该城因无人居住被民间称为“鬼城”。更为可怕的是，在政绩工程的刺激下，一些地方不惜一切代价赶工期，求速度，导致朱镕基所说的“王八蛋工程”屡见不鲜，不仅一般的道路、桥梁、楼房，就是防洪的河堤、海堤，甚至军事建筑，飞机场、火车站也一样弱不禁风。楼脆脆、桥断断、堤塌塌等时有发生。
多年经验表明，历次政府换届都会推进GDP快速增高。改革开放30年已出现五次经济过热，而政府换届的1987、1992、2002都出现GDP达到波峰的现象，1997年未出现波峰是由于亚洲金融风暴所致。换届后新一届班子上任，立即会出现投资高峰，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换届后的三个年份（1993、1998、2003年）均为“投资高峰年”。1989-1993年间，换届前四年投资平均增速为15.9%，换届后1993年猛增为61.8%；1999-2003年间，前四年平均投资增长11.3%，而2003年高达26.7%。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到政绩工程的影子。“换届效应”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已引起国内外经济学界的普遍关注。有工程，才有政绩，有政绩，才能升迁。快出政绩，才能快速升迁，你要从长计议，为子孙谋，没谁看得见，或被视为无能，很可能被淘汰出局，这就是造政绩者的心理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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