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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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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斯托夫是重要思想家，存在主义哲学家。该书内容新颖，对传统“理性哲学”作了批判，开启了认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新路径。在学界有广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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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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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以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著作。书中论述了尼采与陀氏思想转变和“重估一切价值”的相似和相通之处：“陀思妥耶夫斯基谈论着自己信念的转变，尼采则说要重估一切价值。实质上，两种说法只是用不同的言辞说出同一个过程。”而重估价值的结果跌入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泥潭，由希望之城转入绝望之城，由日常性转入悲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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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列夫·舍斯托夫（1866-1938），俄国白银时代最卓越的思想家之一，亦被称为存在主义哲学家。著有《列夫·托尔斯泰伯爵和尼采学说中的善》（1899）、《尼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1903）、《无根基颂》（1905）、《钥匙的统治》（1915）、《在约伯的天平上》（1929）、《克尔凯郭尔与存在主义哲学》（1936）、《雅典与耶路撒冷》（1938）等重要著作。舍斯托夫提出了双重视野、悲剧哲学等重要思想，对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展开了深入的批判。
译者：田全金，山东省苍山县（今兰陵县）人，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俄罗斯文学和中俄文学关系。著有《启蒙革命战争——中俄文学交往的三个镜像》（齐鲁书社，2009年）、《言与思的越界——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较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白银时代俄国文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译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启示录——罗扎诺夫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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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夫·舍斯托夫及其悲剧哲学（译者序）
前 言 悲剧的哲学
一 信念转变与价值重估
二 人性，天才的重负
三 与“人道精神”决裂
四 苦役，悲剧，自由的渴望
五 从希望的哲学到绝望的哲学
六 是让世界毁灭，还是我不喝茶？
七 “理智和良心”与“心理学”
八 正常面具下的“无耻”
九 该怎样死才合乎道德？
十 清澈的水与先验判断
十一 残酷的天才
十二 重估理想主义
十三 “死屋”式的欺骗
十四 平凡的人与不平凡的人
十五 在善与恶的彼岸
十六 自由主义，地上的真理与地下的真理
十七 利己主义的诞生
十八 导师的诅咒：叔本华和瓦格纳
十九 背叛，伪装造成的磨难
二十 孤独的战栗和恐惧
二十一 病人有没有权力成为悲观主义者
二十二 真理要隐藏起来
二十三 看法的绝对差异，“多数人的幸福”
二十四 认识的界限，远离体系
二十五 信仰的奇迹：驴子来了，漂亮而且健壮
二十六 永恒轮回与永恒欢乐
二十七 日常性道德与悲剧道德
二十八 把我们自身的恶改称为善
二十九 最丑陋的人
回忆舍斯托夫（赫尔曼·洛甫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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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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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列夫·舍斯托夫及其悲剧哲学
摘要：舍斯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研究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转变和尼采的价值重估。舍斯托夫使用“悲剧哲学”这个“反常的词组”作为副标题，意在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的反常性，并为其反常性辩护。舍斯托夫批判了俄国乃至西方流行的美与崇高等理想主义的、日常性的观念，探讨了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根源。在舍斯托夫的语境中，悲剧哲学也就是绝望的哲学，但未对悲剧哲学的概念作出系统阐述。
列夫·舍斯托夫（1866-1938）是白银时代俄国哲学家，著有《列夫·托尔斯泰伯爵和尼采学说中的善》（1899）、《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1903）、《无根基颂》（1905）、《钥匙的统治》（1915）、《在约伯的天平上》（1929）、《克尔凯郭尔与存在主义哲学》（1936）《雅典与耶路撒冷》（1938）等重要著作。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一书中，舍斯托夫论述了陀氏思想转变与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相似和相通之处。表面上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背叛了空想社会主义、“重估”自己年轻时的信仰，并不像尼采那样激烈地要求摧毁一切传统信仰，实质上也不自觉地、“顺便”重估了当时的主流价值观，批判了“一切美好而崇高的东西”。而重估价值的结果就是跌入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泥潭，由希望之城转入绝望之城，由日常性转入悲剧性。舍斯托夫从多个角度研究了悲剧性（反常）与日常性（正常）的关系，但未对“悲剧哲学”的内涵和特点作出清晰的系统论述，只是在前言中提出了“悲剧哲学”是否可能的问题。不过，既然悲剧哲学是非理性主义的，我们也不必要求其论述得多么清晰系统。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舍斯托夫对我们整个的文化而言是个预告，不能那么轻易地用最崇高的、但却日常性的‘理念’来理解他。必须用他给我们讲述的悲剧的经验来体验他。” 下面笔者不揣浅陋，谨就个人理解对舍斯托夫的“悲剧哲学”略作介绍。
一、从“反常”到价值重估
何谓反常？舍斯托夫未给明确定义。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中，舍斯托夫以《当代英雄》为例，从艺术家和批评家对待理念的不同态度入手阐述了正常与反常（病态）的区别，并为反常作了辩护：
“毕巧林是病症，而如何医治它，知道的只有上帝”。……无论毕巧林们多么难以琢磨，作者也不会将他们送给中庸和规范作牺牲品。批评家恰恰想医治。他相信或应该相信现代的理念：相信人类未来的幸福、大地上的和平、一元论，用普加乔夫的话来说，为了保护吃死尸的乌鸦，必须消灭吃活肉的鹰。鹰和鹰的生活，这是一种“反常现象”……
这段话阐述了反常现象与日常现象的根本对立，以及日常性的霸道。在舍斯托夫看来，“正常”就意味着平庸，“反常”才有可能跟创造性、天才等等沾边。莱蒙托夫式的艺术家们不想受制于理念的统治，因而不想医治病人。他们不知“正常”为何物，也就不想知道“反常”为何物，因而不愿为“正常”牺牲独特性、个别性。既然上帝允许毕巧林式的病人存在，艺术家们何必越俎代庖！而现代批评家——正常的人却想当上帝，医治病人，正说明他们是理念的奴隶。
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代的正常理念是什么呢？答曰：人道主义。
舍斯托夫认为，陀氏所背叛的人道主义并不新奇，不过是陀氏登上文坛时的流行思想，而在绝大多数人看来，流行思想也就是正常的思想、正确的思想。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人道主义”并非我们一般所谓的仁慈、仁爱、救死扶伤之类，而是取其本义，即文艺复兴以来盛行的以人为中心的思想体系。人道主义就意味着人相信人的理性，相信人能凭借自己的理性建设美好的生活，而不需要借助于神的力量。舍斯托夫强调这些思想是从法国传播而来，除了指出其本义外就是强调它拥有启蒙、理性主义、实证主义、形形色色的空想社会主义等丰富内涵。
舍斯托夫认为，人道主义胜利了，人脱离了神的统治，却转身拜倒在理念的脚下。这是什么理念？舍斯托夫说：这些思想是从法国传播过来的，但是，“与人的社会权利的宣言一起带给我们的，作为它的补充（当时是这样想的）和必要的假设，还有世界秩序的自然明晰性的理念”。
换言之，与人道主义这个“哲学真理”同时带来的，还有世界秩序的自然明晰性这个“哲学谎言”，还有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傲慢。因为，自然明晰性的理念宣布大自然的规律乃至社会规律不可抗拒、不可变更，实际上也就是宣告人在自然规律面前无所作为：
谁也没有感觉到，与人的社会权利的宣言（人道精神）同时，还给我们带来了人在自然面前无权的宣言。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比任何人更少怀疑这一点。
陀思妥耶夫斯基接受了“人道主义真理”，也接受了“世界秩序自然明晰性的谎言”，不论与别林斯基绝交，还是被判死刑、服苦役，陀氏都坚持信仰毫不动摇。但是为什么后来又背叛了人道主义呢？陀氏在1873年《作家日记》中解释说：
不是流放的岁月，不是苦难摧毁了我们。相反，没有什么东西摧毁我们，而我们的信念由于意识到必须完成的职责而支撑着我们的精神。
由此可见，陀氏自以为人道主义信念的支持，使他具备了抵御苦难的伟大力量。但舍斯托夫认为，实际上支撑陀氏的不只是“深刻真诚的信念”，更重要的是对“新生活的期待”，“这使他的心免于生锈，这也是他能把随身携带的纯真的‘人道精神’再原封不动地带出苦役营的原因”， 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像任何人一样不想要悲剧，并尽力逃避它”。
在苦役期间，“希望曾不止一次地抛弃过他，而且是长久抛弃。在这样的时刻，当他感到自己确实将永远、将终生与最卑微的人为伍的时候，在他身上诞生了一些新的、可怕的因素，这些因素命中注定在后来发展为完全不同的哲学，即真正的苦役哲学、绝望哲学，发展成为地下人的哲学”。
尼采与青年时代的导师叔本华和瓦格纳的决裂，过程和结果都与陀氏有着惊人的相似。舍斯托夫说：《人性的，太人性的》（1878-1880）是尼采生平“第一次允许自己以其个人的眼光看世界和人们”，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因为背叛过去的信念而被所有的朋友抛弃、咒骂；而此前的《作为教育者的叔本华》和《瓦格纳在拜罗伊特》却是在作者已不再信仰导师的学说时写的歌颂导师的文章。舍斯托夫说：
为什么需要这样装假呢？尼采解释道，在跟自己的导师们诀别之时，他想为了过去而表达对他们的感激和谢忱。我认为，读者会以为这样的表达感激的方式是不值得称赞的：应该擅于为了真理牺牲自己的朋友和导师。……假如尼采确实地知道离开他们后该往哪儿走，那么他与自己青年时代的领袖们告别时大概不会这样拘礼。我们看到，感激和谢忱没有妨碍他后来写下尖锐地批评瓦格纳的论文，也没妨碍他称叔本华为“老骗子”。
尼采的经验提醒我们：陀思妥耶夫斯基背叛信仰之后还要藕断丝连，在表达新的信念时还要遮遮掩掩，也是因为他在跟导师决裂时，还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等到这些叛逆者大声地、公开地诅咒自己的导师和从前的信念时，他们已经知道路在何方了。
陀氏和尼采背叛信仰的艰难曲折的历程，暴露了日常性的强大力量以及“反常性”本身因此遭受的扭曲。关键是，不仅霸道的日常性要消灭“反常现象”，而且被归入“反常”的事物本身也往往自以为有罪而惶恐不安。舍斯托夫说：
全部可怕之处在于，绝对没有一个活人能够长久地承受一种思想——另一种世界观的可能性。每当他想到现代的真理，他本人就会感到自己脱离了唯一正确的道路而直接走向了反常，虽然现代的真理终究不过是自己时代的真理，而我们的“信念”可能就像我们的最远古的祖先的信仰一样错误。
换言之，人们往往误把一个时代的真理当成永恒的真理，而真理是相对的，今日之真理与昨日之谬误没有实质上的区别。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伟大的思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也饱受“反常性”这个可怕的幽灵的压迫之苦。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之流都是不得已走进反常性这个悲剧领域的。 这个悲剧领域不仅“没有志愿者”，而且像但丁看到的那样，这里也是进去之后就不能出来的黑暗地狱，是无人愿意进入的绝望之城。“到过这儿的人，就开始别样地思考、别样地感受、别样地希望。所有人们感到宝贵和亲切的一切，对他而言变成了不需要的和异己的”。 可是谁愿意放着康庄大道不走反而去做另类呢？舍斯托夫说：
也许，为现状感到恐惧和渴望回归宁静往昔的痛苦意识还会不止一次在他（陀氏）身上苏醒。但“往日不可追”。船已烧毁，退路已断，必须前进，走向未知的、永远可怕的未来。于是他向前走，几乎不打听等待他的是什么。
舍斯托夫描绘的，很像一个死囚走向刑场的景象。退路已断，不得已鼓勇前进。但这个勇敢而又战战兢兢地走进绝望之城的、孤独的求索者，却命中注定被视为疯狂。“人们求助于自己的理想主义和久经考验的认识理论”，让这些久经考验的救命稻草再一次拯救自己。那么，诸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之类到过或陷入绝望之城的人，能对人们说出些什么呢？
舍斯托夫认为，他们什么也没有“教导”我们，相反，他们还要向读者求救、向读者求教、向读者求证。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说话，并非为了在人们中间传播自己的信念并照亮接近的人们。他们自己也在寻找光明，他们不相信自己感到的光明就是真正的光明，而非骗人的鬼火，或者（更糟）他们紊乱想象力的幻觉。他们把读者作为见证人召唤过来，想从读者那里获取以自己的方式思考和希望的权力，即生存的权力。
鉴于日常性理念的强大力量，那些进入了绝望之城、背叛了日常性的人，因为害怕孤独、害怕失去根基，不得不“问道于盲”。那么，背叛者如何言说或如何解释自己的背叛呢？他们敢于破坏人际关系的规则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吗？
舍斯托夫指出，“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才能的成熟和增长，他[陀氏]越来越大胆和诚恳地谈论着自己。但直到生命的终点，他都一直用小说中虚构的主人公的名字遮遮掩掩”，还要加上各种各样的“注释和说明”以掩饰真情。
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什么要作假？实际上，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背叛信仰，而在于背叛了怎样的信仰，在于背叛得是否彻底。若是浪子回头或迷途的羔羊回归主的怀抱，从阴暗之城回归阳光明媚的“普世价值观”，也许开头有些痛苦，最后由于自以为找到了牢固的根基，心里一定会欢乐平和的。这样的背叛，不但不用遮遮掩掩，而且可以大书特书。舍斯托夫说：
然而注释对他而言不只是空洞的形式。他本人恐怖地想到，他如此鲜明地描绘的“地下室”，不是某种完全异己的东西，而是他本身的、自己的东西。他本人害怕展现在他面前的恐怖事实，于是集中心灵的全部力量，用随便什么东西、用最早降临的理想掩盖它们。
假作真时真亦假！这可真是精彩的心理分析。按照舍斯托夫的见解，陀氏心灵深处隐藏着“地下人”，若公之于众，自己也感到害怕，于是加入“注释”，于是造出梅诗金、阿廖沙跟地下人、拉斯柯尔尼科夫之流对抗，于是在《作家日记》中进行狂热宣传以掩盖真理。也就是说，尼采背叛得比较大胆、彻底，因而敢于大声疾呼重估一切价值，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始终“犹抱琵琶半遮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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