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也许是汪晖著作中考查的诸位思想家中最古怪的一位。他是严复和梁启超的新公理观的批评者。作为一位具有强烈无政府主义倾向的革命者，章太炎的个人观来源于道家和佛学思想，而不是西方古典自由主义。对于章太炎来说，个人不是如古典自由主义所认为的那样，是价值和认同的最终根源。他的个人观并非建立在财产所有、天赋人权和自我关注之基础上，他的个人观最终恰恰导向了一种无我的状态，并最终形成了所有人和事物，包括自然的无差别的平等的融合。正是基于这一观念，章太炎对严复和梁启超的国家—社会观或群的概念及其新的公理观，也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我们也许可以猜想，关于章太炎的这些精细而复杂的分析，对于汪晖来说，即意味着另类现代性视野的另一种资源。
汪晖下一步的分析转向了“科学话语共同体”在中国的兴起，这是他关于宋儒天理观和晚清思想中公理世界观转化的分析的高峰。他从作为现代西方科学话语全面影响之证明的现代大学和学科制度的建立入手，开始分析中国的知识体系如何发生全面的变化。这种变化不只局限于部分思想家中，而是知识和知识生产的全面重组。汪晖指出，作为知识生产者的现代学科、大学和大学教授是这一根本性转变的独特产物。从这里，读者可以进一步更清楚地看到他早先分析的意义和重要性。
在这里，汪晖的研究呈现了一个也许是出人意外的转变，他把注意力转向了“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建构。“科学主义”这一概念被美国中国研究界的郭颖颐（D. W. Y. Kwok）使用于他早年关于现代中国思想的颇具影响的著作（即《中国思想中的科学主义》中。汪晖将这一概念及其使用深刻地上溯至政治与经济学家哈耶克。哈耶克首先很具现实感地指出，市场经济中的个人只能得到不完全的信息，因此，指望他们有完美的理性，或者使用自然科学的假设和方法来研究经济，都是不对的。但哈耶克接着却开始建立一种假设，他提出，在民主—自由的西方市场经济中，不完美的个人，在不受任何国家的干涉下，可以通过价格机制的调节，创造一种近乎最完美的自然的经济秩序。最后，他揭示出自己的最终目的，即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进行深层的批评。但正如汪晖指出的，市场经济和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真实历史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强大的国家干预，在历史上，最早是以重商主义的形式，之后是以帝国主义的形式。他引用布罗代尔的分析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保护自由市场，而是保护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与其说是保护市场，还不如说是“反市场”的。对于汪晖来说，（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这一轨迹，在发达国家与跨国公司的联合吹捧下，在今天已采取了全球经济的形式。在这一脉络下，哈耶克那种虚构的自由经济为特定政治议程——即攻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鼓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服务的意图就显示出来了。将科学主义—实证主义与非西方的社会主义体制画上等号，转移了人们对现代西方自身一个根本特性的关注，因而为它自己所宣称的真正的科学性获得了完全的合法性，而科学性本身就是西方话语霸权的一个关键因素。毋庸讳言，这里也包含着汪晖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
这里再一次显示出，汪晖对天理、公理，甚或现代中国科学话语共同体的解读不仅是对中国思想核心和内在主题的重新阐释，而且也是他对现代西方所宣称的普适性和实证性的科学提出挑战的一种方式。它们意在为现代科学打开伦理和政治—社会的维度。汪晖提出，科学与伦理和政治的分离，可以理解为一种解放，正如将自然从上帝和教会中解放出来一样，但它也可以是压制性的，正如它在19世纪实证主义下所达到的状况一样。（沿着汪晖的思路，也许有人会反过来，坚持将科学界定为与伦理和政治不可分离，就像毛泽东时期的总体控制一样，这样，它就可能是压迫性的；另一方面，它也可以是解放性的，用以超越认识论上的实证主义，正如汪晖之所寄望于中国的现在和将来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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