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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925年8月20日，从巴黎驶回美国的列车还有几个小时就要开动，
21岁的夏伊勒却收到了一封改变他一生的信。
世纪初的美国喧嚣、吵闹、贪婪、腐败，
而巴黎，则是灯红酒绿的世界梦幻之都。
这时的欧洲民主还未衰落，专制尚未兴起，正享受着战争前难得的和平。
这里有伟大的画作，精美的歌剧，绝伦的美食，诱惑的红灯区；
还有海明威，菲茨杰拉德，伊莎朵拉·邓肯，詹姆斯·乔伊斯，刘易斯，米莱五花八门的名人轶事……
和威廉·夏伊勒独一无二的故事。
当纽伦堡大游行希特勒嘶喊口号的时候，夏伊勒在现场；
当张伯伦在慕尼黑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夏伊勒在现场；
当希特勒兵不血刃地实现德奥合并的时候，夏伊勒在现场；
当希特勒下令闪击波兰，发动世界大战的时候，夏伊勒在现场。
这是一本让人痛心的第一手资料集，也是一本个人故事集，
一位年轻的美国记者渴望让自己、妻子和刚刚降世的女儿过上平静的生活，
却被卷入了欧洲的政治大潮。
结束了常年异国漂泊的生涯
不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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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夏伊勒三卷本回忆录的第一卷，另两卷是《噩梦年代：1930—1940》《旅人迟归：1945—1988》。
夏伊勒出生于世纪之交的美国中西部小镇，为了逃离那里的保守氛围，夏伊勒来到欧洲，找到了一份报社的工作。夏伊勒在伦敦报道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在巴黎报道林德伯格的跨大西洋飞行，在日内瓦报道国际联盟的会议。作为记录者，夏伊勒见证了菲茨杰拉德夫妇、海明威、格特鲁德·斯泰因、伊莎朵拉·邓肯等人的生活片段，有时自己也置身其中。对于大洋彼岸的故事——芝加哥的地下之王、“猴子审判”、风靡全美的“肖托夸集会”、哈定时代的丑闻等等，夏伊勒也娓娓道来。一幅欧美大陆世纪初生的画卷徐徐展开。
夏伊勒三卷本回忆录的第二卷，另两卷是《世纪初生：1904—1930》《旅人迟归：1945—1988》。
面对纳粹魔鬼突然出现的严峻考验，夏伊勒受命前往柏林报道。夏伊勒亲眼见证希特勒攫取权力，横扫欧洲，在与纳粹新闻审查机制的斗争中跟踪报道了把世界拖向战争的每一次重要会议，并随德军的铁骑前往比利时、法国。文字中展现了丰富的历史细节，带有强烈的个人视角和临场感，堪称《第三帝国的兴亡》的“导演评论音轨”。夏伊勒三卷本回忆录的第三卷，另两卷是《世纪初生：1904—1930》《噩梦年代：1930—1940》。
1940年，阔别祖国十五年的夏伊勒返回了美国，继续对战争的广播报道。冷战到来，麦卡锡主义席卷美国，夏伊勒因“左翼”倾向名列《赤色频道》刊物，由此丢掉了工作，与老友默罗反目，不得不靠写作和演讲勉强度日。写作生涯起起伏伏，《第三帝国的兴亡》又掀起了舆论的轩然大波，给美德关系制造了麻烦。随着时间流逝，旧友接连故去，夏伊勒最后一次来到欧洲故地重游，看到以前心仪的街道和美食，却有心无力，无限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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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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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威廉·夏伊勒（1904-1993），著名驻外记者、新闻评论员、历史学家。先后为《芝加哥论坛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服务，1947年获得当时广播电视领域的最高奖皮博迪奖。著有《柏林日记》《第三帝国的兴亡》《第三共和国的崩溃》等，其中《第三帝国的兴亡》成为了研究纳粹德国的传世之作，获得了1961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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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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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世纪初生
前言
第一篇 从大街到左岸：1925
第一章 逃离美国
第二章 巴黎的好运
第二篇 芝加哥：1904—1913
第三章 我的祖先从德国来
第四章 芝加哥的忧与喜
第五章 父亲的早逝
第三篇 在爱荷华州的成长：1913-1925
第六章 锡达拉皮兹
第七章 肖托夸的风潮
第八章 寇伊大学
第九章 初涉报业
第十章 寇伊的校友
第四篇 巴黎岁月：1925-1927
第十一章 报社诸君
第十二章 探索巴黎
第十三章 成为记者的夏天
第十四章 友人何往
第十五章 名媛芳踪
第五篇 驻外记者：1927-1930
第十六章 林德伯格的飞行
第十七章 驻外记者在伦敦
第六篇 巡游生涯：1928—1930
第十八章 列国游
第十九章 世纪之交的维也纳
第二十章 故乡的大萧条
第二卷 噩梦年代
前言
第一篇 通往柏林之路 1930-1934
第一章 从印度到维也纳（上）:喀布尔的小插曲，1930
第二章 从印度到维也纳（下）：乌尔的中途停留，1930
第三章 维也纳：结婚与失业，1931-1932
第四章 西班牙的一年，1933
第五章 重返巴黎，1934
第二篇 在德意志第三帝国的生活与工作，1934—1937
第六章 希特勒与第三帝国：第一印象，1934—1935
第七章 第三帝国的生活，1934—1937
第八章 希特勒的近臣
第三篇 决战之路，1935-1938
第九章 初露锋芒，1935-1936
第十章 闲暇生活，1935—1937
第十一章 全新领域的全新工作，1937
第十二章 回到维也纳，德奥合并，奥地利的终结，广播业的新突破，1937—1938
第十三章 慕尼黑阴谋，1938
第四篇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1939—1940
第十四章 残存数月的和平，1939
第十五章 战争！征服波兰，西线的静坐战，铁蹄下的丹麦和挪威，1939-1940
第十六章 征服西欧，1940
第十七章 海狮计划与不列颠之战，1940
尾声 第三帝国的终结——纽伦堡的审判，1945-1946
第三卷 旅人迟归
前言
第一篇 重归故土，1945
第一章 战争结束
第二章 独裁者之死
第三章 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
第四章 广播界的叛国者
第二篇 最初两年，1945-1947
第五章 旧朋新友
第六章 一炮而红
第七章 反共升温
第三篇 扫地出门，广播生涯终止，1947
第八章 旧友反目
第九章 最后的重聚
第四篇 潦倒的年代，1948-1959
第十章 闲云野鹤
第十一章 我的首部小说
第十二章 影坛处子秀
第十三章 《赤色频道》
第十四章 惨淡的写作生涯
第五篇 “第三帝国的兴亡”：人生拐点，1954-1960
第十五章 浩如烟海的档案
第十六章 艰难的出版
第十七章 舆论风暴
第六篇 时日无多，1960-1975
第十八章 一段旧日恋情
第十九章 玛莎·托德的故事
第二十章 政客离世
第二十一章 文人谢幕
第二十二章 故人驾鹤
第七篇 无望无惧：迟暮之年，1975-1988
第二十三章 分道扬镳
第二十四章 第三共和国的崩溃
第二十五章 再掀波澜
第二十六章 六十年代
第二十七章 苏联见闻
第二十八章 重返柏林
第二十九章 告别欧洲
代后记：三卷本回忆录的写作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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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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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秋冬季节，另一个更伟大的文学偶像住到了右岸的星形广场附近。我没去见他，有一天夜里，他不请自来。那天快半夜，他摇摇晃晃地走进编辑部，径自坐在了编辑桌边，那儿刚巧空着。这人已经醉到了家，眼光迷离地望着我们，大声喊：“小伙子们，过来！咱们赶紧把这该死的报纸出了！”
我小声问瑟伯：“这人是谁？”
瑟伯对我大声说：“他叫斯科特·菲茨杰拉德。”
这时菲茨杰拉德充满敌意地看着我，问：“从来没听说，呃？你还太年轻，呃，所以没听说过。”他像箭牌衬衫广告上的年轻模特，长得轮廓分明，只是鼻子瘦削，向前突出的尖下巴使他的薄嘴唇陷了进去。我意外他并没有传说中那么英俊。他的头发中分，更加重了他的学生气质，让你想起那种穿着貉皮大衣来看球赛、怀里拥着傲慢的漂亮女友的傲慢大学生。
我说：“我当然听说过您。而且，我也读过您的书。我觉得您真是棒极了。”《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时刚刚出版，瑟伯把他的书借给我，我觉得这本书是新作家里写得最美的。当然，自我在大学里读了他的第一本小说《人间天堂》，就认为他很了不起，而且他比别人更能代表禁酒时代的一代反叛青年。菲茨杰拉德说：“好吧，谢谢。现在，是不是拿点破稿子来，我们把这破报纸出了？”
瑟伯说：“是，先生。”
那一晚的编辑很不顺手。菲茨杰拉德坐在那儿不走，所以当班编辑拉格纳回来时，他挤了个地方坐，悄声吩咐手下，把我们的稿子塞进他的大衣口袋，不然菲茨杰拉德会把它们一一撕掉。这位不请自来的大编审除了审稿，又添乱地大声唱起来，还让我们跟着他一起唱。
把菲茨杰拉德送回家比编报纸还要难。酒精使他变得好斗。夜班编辑口袋里揣着编辑好的稿子悄悄溜了出去，下楼去印刷厂。我们终于将菲茨杰拉德拉出座位，半拖半抬地把他弄下楼。他见楼对面有个酒吧，就直奔过去，还让我们两三个人跟着他。我们一路上进了五六个酒吧，他终于醉得不醒人事。乔拉斯说：“咱们叫个出租车，把他送回家。”虽然乔拉斯长得高大魁
梧，我、瑟伯、保罗也不瘦弱，可和今晚的其他事情一样，要完成这件事一点儿都不容易。斯科特听说回家坚决不干。可是在下一家酒吧，他完全烂醉如泥，我们推搡着把他塞进了一辆出租车，在他挣扎时我们几乎把他坐在了屁股下面。这样才把他送回了星形广场附近蒂尔西特街的家。但是一切还没有结束。这座公寓楼外有一道铁丝栅栏，楼上有个女人在
喊：“斯科特你浑蛋，你又喝醉了！”
“塞尔达，亲爱的……你……你……错了……全……错了……我……没醉，亲爱的……真的……我就像北极熊……一样……”他大声喊，尽量发音清楚。
那么，这就是有名的塞尔达了，斯科特美丽的妻子，反叛一代的皇后。她是一位活泼的、具有破坏性的伴侣，是菲茨杰拉德传奇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神话在两战之间发酵，不管日子好坏，都被越传越神。
也许只做体育报道是不够的。5月，在报道网球赛事的中途，命运之轮转动，改变我人生的是我几个星期前才知道的一位年轻的美国飞行员。5月21日晚，我报道查尔斯·林德伯格从纽约驾驶跨大西洋的飞机直达巴黎，这是激发全世界想象力的创举。这位美国飞行员成了世界英雄，显然也是实至名归。这是我报道过的最大最激动人心的事件。实际上，这也是当年欧美最大的新闻。保守的《纽约时报》三次在首版用三行的通栏大标题反复报道——这通常是宣战或停战这类报道才有的待遇，还将所有的首版以及接下来的四页都用于报道此事，尽管那天是周日，《纽约时报》和所有的晨报一样需要一早发行、提早印刷，而此事刚刚发生于纽约时间的周六下午4点半。
尽管那时候飞行器和汽车都有了八年的发展历程，到1927年，似乎还是没有哪架飞机能够从纽约直达巴黎。雷内·方克机长是法国伟大的战争王牌（曾在一战中击落75架德国飞机），在那年之前，1926年9月21日曾试验过驾驶埃格·西科斯基①设计的大型三引擎飞机，但是他那负重的飞行器在长岛罗斯福机场起飞时坠落，导致四名机务人员中的两人身亡。而这一灾难事故并没有击退方克和其他人，他们在1927年早春决心再试上一试。3月初，我们收到纽约发来的快报，称这看着像是四方竞赛：指挥官理查德·E·伯德的美国福克号三引擎飞机；少校诺尔·戴维斯的美国退伍军团号三引擎复翼飞机；雷内·方克新的“西科斯基号”；还有查尔斯·莱文的一架“莱特·贝兰卡”——他是个怪异的商人，跟他的两个飞行员克拉伦斯·钱伯林和伯特·阿科斯塔长期不和。报告还简要介绍了一匹潜在的“黑马”，此人名不见经传，是“圣路易斯的一名邮政飞行员，名叫查尔斯·奥古斯都·林德伯格”，在圣地亚哥一家鲜为人知的小型赖安航空公司，与众不同的是他计划单独飞行。
航空学专家和媒体都不看好这匹黑马。他们认定独自一人是无法飞过大西洋的。从体能上说，人是不能持续36至40小时保持清醒或足够警觉、时刻注意操纵飞机和导航设备的。其他所有飞机都有两到四名机务人员。多数教授都认为林德伯格的独自飞行计划太莽撞了，甚至是“疯了”。常给冒险事业下赌注的伦敦劳埃德公司都拒绝给他下注。在他的竞争者驾驶更大、更牢固、引擎更强的飞机在试验的最后一刻都不幸机毁人亡的情况下，他的前途就更加渺茫了。
可以说，除了丘吉尔，当然可能也包括罗斯福总统和布莱恩，希特勒是我见过最强的公共演说家。至于希特勒的法西斯盟友墨索里尼，在演讲方面的能力根本不能和他相提并论。我曾经听过好几次墨索里尼的演讲，他的声音听起来极为刺耳，而且内容单调乏味，甚至还有故意假装的尖叫声。当然还有甘地，我在印度时也听过不少他的演讲，当他对着一小群人演说的时候，他的表现也是极富感染力的，而且特别能够打动人。不过甘地本人并不是演说家，他也压根儿不想做演说家。他的演说能够吸引10万农民前来聆听，靠的却不是他的口才，而是他的政治号召力。甘地发表公开演讲的时候从不故意提高自己低沉的嗓音，也不会做一点点手势。人们常常说，当希特勒掌权的时候，几乎没有德国人不被希特勒所蛊惑的。然而二战之后，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却说这位纳粹独裁者的德语说得很糟糕。我自己的德语远没到完美的水平，所以我无法对希特勒的德语水平做出真实的评价，但是我倾向于同意上面的观点，希特勒的德语水平一般。不过经过再三的思索，我仍然不能完全确定这个结论。希特勒出生于奥地利的德语区，又学了一些巴伐利亚的方言，这两个地区的德语口音和句法都很特别，所以这可能导致一些德国北部的人认为希特勒的德语很差劲。不过德国历史学家和档
案学家马科斯·德玛鲁斯的观点却让我印象深刻。从1932年开始，直到纳粹政权倒台，马科斯听过希特勒的现场演讲要比我多得多，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希特勒的德语说得非常好。
很快我们就到了哥德斯堡，这是莱茵河畔最美丽的小镇之一。张伯伦和希特勒将在这里继续安排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全欧洲都在翘首等待最后的会谈公告。一周前他们的贝希特斯加登会谈算是这场绥靖大戏的第一幕，现在第二幕也即将上演。我和一家德国杂志的编辑一起坐在希特勒下榻的德森酒店的天台上吃早餐。这个编辑是个奥地利人，我知道他其实很讨厌希特勒。我们边吃早饭边鸟瞰莱茵河的景色，突然希特勒出现了，他径自走过我们，直接走向河畔去检查他的专属游艇。朋友用手肘轻轻撞了我一下。
“看他走路的样子！”
其实我已经注意到了，他每走几小步，他的右肩都会神经性地耸动一下，同时左腿抖动。当他走回来再次经过我们，我更仔细地观察了他。一样的神经痉挛，眼角有难看的黑斑。我心里暗想：“这个人已经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了！”此时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情，之前我在柏林的时候，一些纳粹党内的老党员总是在谈论一个词——“啃地毯的人（Teppichfresser）”。当时我还不明白，后来有人悄悄告诉我，这个词是用来描述希特勒的。据说元首患上了严重的焦虑症，而且其症状极为奇异——近一周以来，希特勒每天都会例行狂躁地咒骂捷克斯洛伐克人和贝奈斯总统，然后会直接扑向地上，用嘴撕咬地毯。我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但自从莱茵河的天台那天之后，我就有些相信了。
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过去，可是直到今天我还能记得1938年的9月我承受的紧张与压力。9月6日，希特勒在纽伦堡组织了盛大的纳粹党年度游行，其间紧张的气氛让人觉得欧洲即将再一次走向命运的转折点。到了9月12日，这种气氛更加峻急，据说希特勒已经计划于当天宣布进攻捷克斯洛伐克，以解决苏台德问题。
9月10日，我回到布拉格，当地还是一片平静，但是却能感觉到忧虑。9月5日，几乎陷入绝望的贝奈斯总统决定做最后一搏，他召见了苏台德人的谈判代表，让他们把自己的要求全部写下来，不管是什么，他都通通接受。
1941年的时候，鲁道夫·赫斯搭乘飞机前往伦敦，希望劝降英国政府，被英国人一直扣留到战争结束，现在盟军法庭把他也从伦敦带回了德国接受审判。据说赫斯被抓回来以后，一直在纽伦堡的监狱里装疯。我想对于一个狂热纳粹分子来说，装疯应该不是难事，我一直觉得他精神有问题。他曾经的办公地点也在威廉大街，现在也不复存在。大街的远端是纳粹宣传部大楼，现在只剩下几堵被战火熏黑的残壁，满地都是断裂的房梁和碎砖石。我和霍华德在宣传部废墟转悠了好久，我们讨厌纳粹宣传部和戈培尔——我们在这里停了多少谎言啊！
我匆匆来到街对面的帝国总理府——希特勒生活、工作的地方，最终也死在了这里。现在它也不剩什么了。房梁和光秃秃的墙壁成片地倒塌，堆积如山。一个形容枯槁的苏联红军守卫在总理府防空地下室外面，我从那里了解到，纳粹的宣传——“英勇牺牲……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在与布尔什维克战斗”根本就是在撒谎。
希特勒是在总理府的地下室里自杀的，临死前一天他终于和他的长期情人艾娃结婚了。然而婚礼刚刚结束24个小时，艾娃就在希特勒的命令下服毒。然后，他举起左轮手枪吞枪自尽。当时苏联红军已经逼近总理府，近得已经是苏联火炮的平射距离。希特勒自杀身亡的具体时间是1945年4月30日，星期一，下午3：30。这一天距离他56岁的生日刚刚过去10天，距离他成为德意志总理12年零3个月差一天。他曾经差点毁灭了苏联，现在为了避免自己成为苏联的俘虏，只好自行了断。
在阿道夫·希特勒执政期间的最后一年左右，尤其是最后几个月里，德国军队在俄国境内以及西线遭遇了数次惨败，对他本人和他的政权形成了威胁，随后他蜕变成了一个狂暴的、常常精神失控的人。长期指挥战争形成的紧张，战场失利带来的冲击，很少走出众多地堡式的地下指挥中心，缺少新鲜空气，缺乏锻炼，生活方式不健康，越来越频繁地乱发脾气而不加控制，最后还有，在庸医西奥多·莫雷尔指导下，每天服用各种有毒药物，希特勒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已经变得一团糟。军内一小批持不同政见者的领军人物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上校在希特勒位于东普鲁士的地下指挥部里安放炸弹，差点把他炸死，导致他负了伤。那次爆炸不仅伤及他一只胳膊，还把他两只耳朵的鼓膜击穿了，导致他常常突然产生晕眩。
东部和西部两条战线日益吃紧时，希特勒的暴脾气越来越歇斯底里。总参谋部最后一批高官的前任之一是海因茨·古德里安将军，他成了希特勒多次宣泄的特殊对象。俄国人将几个德国整编师遏阻在波罗的海一带，1945年2月13日，古德里安坚决主张将这几个整编师经由海路撤回国内，元首转过身子，直视着他。
希特勒紧握双拳，抬起双臂，由于恼怒，他两颊通通红，他浑身不停地抖动着。他站在我面前，由于暴怒和完全丧失了自制力，他彻底变了个人。每次爆发完，他总会沿着地毯边缘来回踱步，然后他会紧贴着我猛然站住，重新爆发一轮指责。他不停地尖叫，他的眼珠似
乎要从眼眶里跳出来，他的两个太阳穴青筋暴胀。
有一次，为躲避希特勒挥出的拳头，古德里安的副官揪住他的制服，把他拉到了一边。
4月15日，希特勒的情妇艾娃·布劳恩从巴伐利亚来到柏林，跟希特勒住在了一起。在德国，很少有人知道艾娃的存在，了解她跟阿道夫·希特勒关系密切的人则更少，而她作为希特勒的情妇已有12年之久。为复原阿道夫·希特勒以及第三帝国在最后时日里的真实情况，我到处搜集资料。直到1945年11月，我才了解到艾娃的存在，这让我惊诧不已。我在柏林工作了那么多年，而我从未听说他们的事。纳粹党徒跟我谈到过许多所谓希特勒跟其他女人有染的事——可从来没人提到艾娃·布劳恩！根据我掌握的情况，希特勒唯一一次真爱对象是他年轻的外甥女吉莉·拉包尔。希特勒成为总理两年前，在慕尼黑期间，他把吉莉逼得自杀了。我现在知道，希特勒极有可能从未爱过艾娃·布劳恩，多数时候，他不让伊娃待在身边，也很少让伊娃前往柏林，他喜欢的无非是有她在身边作伴而已。
“在整个德国范围内，”元首的司机埃里克·坎普卡后来说：“艾娃是最不幸的女人。她一辈子多数时候都在等待希特勒。”
回国定居大约一年左右，我跟我们时代最非凡的女性之一见了面。当年我在纽约长住时，文学评论家范·威克·布鲁克斯是我的邻居，有一次，他邀请我和海伦·凯勒共进晚餐。当初远赴印度的我曾经迫切地想见甘地，除他以外，我这辈子唯一迫切想见的人就是海伦·凯勒。像其他人一样，我熟悉她的故事，可我从未真正相信过，她的故事竟然都是真的。我完全无法相信，由于严重疾病，19个月大即丧失视觉和听觉，随后变成哑巴的孩子，怎么可能通过教育学会了读书、写作、交谈！远不止如此，她最终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成了拉德克里夫学院的优等毕业生，成了文学和历史学大家，还成了精通多种外语的大师！这样的成就简直让人无法想象。当然，海伦·凯勒的成功不仅因为她有天分，也因为她遇到了天分极高的老师和伴侣，首先是安妮·苏利文，尔后是约翰·梅西夫人，后者在海伦只有7岁大时接手了她的教育，并且一直陪伴她，直到梅西夫人1936年过世——当年海伦·凯勒已经56岁。接替梅西夫人的是另一位非凡的女性，波莉·汤姆森小姐。
1947年初，我们在纽约东区一家饭馆见面那一晚，波莉·汤姆森小姐始终伴随在海伦·凯勒身边。我突然意识到，海伦·凯勒是个举止优雅的美人，我意识到这一点之前，我们早已沉浸在忘我的交谈中了。不幸的是，我一直未能找到关于那一晚的日记。回忆那一晚，我只能一部分凭借记忆，一部分借助海伦·凯勒事后写给我的一封动人的信。被她的人格魅力和敏捷的思维所吸引，我事后才回忆起我们是如何交流的。如今我记得，当时我无法完全理解她的话。她说话用的是假嗓（毫无疑问，她听不见自己的声音），导致她说出的话含混不清。因而汤姆森小姐总是要重复她说过的话。有时候，在我说话时，汤姆森小姐会在凯勒的一只手上变换着手法进行敲击。由于凯勒是个感情丰富和渴望交流的人，我们的交谈常常变得热烈，每到这种时候，凯勒会把她的手指贴到我的嘴唇上，通过读唇理解我说的话。
凯勒自称，我在柏林播音期间（以及爱德华·默罗在伦敦播音期间），她是我的“热情听众”，这让我颇感意外。她还说，她特别想知道，在纳粹德国那些漫长的岁月，我究竟是如何度过的。当然，实际上她无法听到我们的播音，波莉·汤姆森利用她们称之为“手语字母”的敲击方式向她进行转播——即，在她的一只手上敲击出我们所说的字。
我渐渐意识到，凯勒的双手不仅十指修长，而且敏感，那双手是她与外界交流的关键所在。与其说她通过读唇与人交流，莫如说她通过十指敲击的手语密码接收信息和传达信息。有一次，她说：“从我2岁至今，除了睡觉，我的双手从来不休息。它们意味着我身外的世界——它们是我的两眼、双耳，它们是传达我的想法和美好愿望的渠道。”
还在晚餐现场时，我就惊讶于凯勒怎么那么快就明白了大家交谈的内容，而且，她表达想法也快得出奇。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交流得非常顺畅，多数时候，我完全意识不到她和汤姆森小姐一直在以快如闪电的速度敲击着对方的手。汤姆森小姐转达她的说法时，不仅会借助对方在她手上的敲击，还要借助对方的发音，唯有她能听懂凯勒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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