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精神病学（Psychiatric）研究选取一些意志薄弱者作为研究对象，一旦这种研究选择了一位伟人的话，外行人就会认为没理由那样做。“使辉煌黯然失色，将崇高拖入泥潭”（To blacken the radiant and drag the sublime into the dust），这根本不是研究目的。伟人的完美与一般人的缺陷存在一条鸿沟，这条鸿沟使两者区分开来，填平它，并不会使人感到满意。然而，研究必须发现那些可以被认识、被理解的杰出人物的每一件有价值的事，而且必须相信，无论这些杰出人物多么伟大，都同样受正常的及病理的活动规律的控制、影响。
就连与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同时代的人都将他称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在当时，他就是一个谜一样的人物，就跟我们今天的感觉一样。他是一个非常全面的天才，“我们只能推测其轮廓——却永远也不能界定其范围”（whose outlines canonly be surmised, —never defined）。绘画在他的一生中，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如今，他使我们认识到自然科学家（和工程师）与艺术家结合的伟大所在。虽然他的许多杰出的绘画作品都流传了下来，但是，他的科学发现一直没能发表和应用。在他的发展过程中，其研究的天性从未完全给他的艺术创作以自由，科学研究还经常反客为主，最终抑制了他的艺术创作。依照瓦萨利（Vasari）的说法，达·芬奇在临终时曾经自责，因为他自己在艺术创作中失职，触怒了上帝和人类。虽然瓦萨利的这个故事只是一个传言，没有多少内在的可能性，甚至在达·芬奇这位神秘大师生前就已开始编撰，但作为当时人们相信的证据，它仍具有毋庸置疑的价值。
为什么达·芬奇的个性不能得到其同时代人的理解呢？肯定不是因为他的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而且正是缘于此，他才得以把自己推荐给米兰宫廷的公爵、被称为依·摩洛（Il Moro）的卢多维克·斯弗尔兹（Lodovico Sforza）。达·芬奇把自己作为自己的一项发明——琵琶（lute）的演奏者自荐给公爵。他还给这位公爵写了一封著名的信，夸耀自己作为建筑师和军事工程师的成就。文艺复兴时期，一个人身上兼具多种才能的情况十分普遍，而达·芬奇正是其中最为才华横溢的人之一。他不属于那一类天才——大自然赋予其平庸的外表、本人也不修边幅，精神上充满痛苦的忧郁而只关心人类。正好相反，他身材高大，体态匀称；其容貌完美无缺，体魄不同寻常；其言谈举止充满魅力，口才一流，而且总是神情愉悦，和蔼可亲；他热爱周围美丽的事物，喜欢华丽的服装，注重生活中的每一分优雅。他的一篇关于绘画的专题论文表现了他对享受的强烈的感受力。论文的其中一段，把绘画与其姊妹艺术相比较，他还描写了雕塑家面临的种种不便：“他脸上沾满了大理石粉末，所以看上去像个面包师；他身上完全被大理石碎片覆盖，好像背上落满了雪花；他的房间里到处是碎石和尘土。画家的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因为他可以非常舒服地坐在自己的作品前。他穿着考究，手执精巧的画笔，蘸着令人愉悦的颜料；房间里挂满了令人愉悦的、一尘不染的画作；他可以不必处在震耳欲聋的锤声和其他吵闹声中，而是经常欣赏音乐或聆听别人为他朗读美妙的佳作，心情愉快地享受着它们。”
其实，最有可能的是，达·芬奇充满着喜悦、幸福和享乐的生活，仅仅只在其艺术家生活的初期及其后较长的一个时期。后来，摩洛的统治垮台之后，他被迫离开了其活动中心和确立其地位的城堡米兰，过着缺少保障、鲜有成就的生活，直至在法国找到最后的避难所。此时，他性情中的光彩已经黯然失色，而天性中古怪的一面暴露得愈来愈明显。此外，他的兴趣从艺术转移到了科学，而且对科学的兴趣与日俱增。这必然扩大了其与同时代人之间的鸿沟。在那些人看来，他本来可以为完成订货而勤奋作画，并且变得富有[例如，像他以前的同学佩鲁吉诺（Perugino）那样]，他却在浪费时间和所有的努力去为一些反复无常的琐事而工作。那些人甚至怀疑他在为“黑色艺术”（black art）服务。如今，我们从达·芬奇的笔记里了解到他所从事的艺术实践，所以才能更好地理解他。那个时代，人们尚未熟悉不依据任何预先的假定的研究方式，古代权威开始取代教会权威，作为一个价值绝对可以与培根（Bacon）、哥白尼（Copernicus）相媲美的先驱者，达·芬奇必然是孤独的。当他解剖马的尸体和人的尸体时，当他设计飞行器时，当他研究植物的营养及其中毒反应时，他必然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似的评论家相去甚远，好像成了遭人鄙夷的炼金术士了。只有在他的实验室里，至少在那段令人不快的时间里，进行实验研究才让他找到了一些安慰。
这种情形严重地影响了他的绘画，他很不情愿拿起画笔，并且画得愈来愈少。之前画的大部分作品到这时都未完成，他几乎对它们的最终命运漠不关心。因此，他被同时代人指责——他对他的艺术的态度，在同时代人的眼中成了一个谜。
后来，达·芬奇的某些崇拜者，试图开脱对其性格不稳定的指责。他们声称，达·芬奇为人诟病的那些“缺点”，正是伟大的艺术家们的共同特征，甚至精力充沛的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一个完全沉溺于自己的创造性劳动的人，也留下了许多未完成的作品。他们声称，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的情况相类似，两人都没有错。而且，就某些画作而言，他们极力主张达·芬奇的说法——甚至不存在未完成的问题，那些画作本来就是那个样子的。在外行人看来的杰作，对艺术作品的创造者来说，从来都不是对其本来意图的最令人满意的具体体现；他对完美有一些朦胧的看法，但又对一次次地复制相似的完美感到绝望。他们认为，最不恰当的做法，就是让艺术家对他的作品的最终命运负责。
尽管这些辩解可能是有根据的，但仍然无法解释我们面对的关于达·芬奇的全部情况。对一幅画作反复创作的艰辛苦恼不已，最后从其中脱身出来，却又对画作的未来命运漠不关心，这种情况可能会在其他许多艺术家身上再现，但毫无疑问，这种行为在达·芬奇身上已经达到了极端。索尔密（Edmondo Solmi）（1910，12）引用他的一个学生的评论：“在进行绘画的整个过程中，他看起来一直在颤抖，他从未完成过任何一幅已经开始的作品，并且他总能在那些别人眼中非凡的作品中发现缺陷，这表明他极其尊重艺术的伟大。”索尔密还说：达·芬奇最后的一些画作，如《丽达》（Leda）、《圣母玛利亚》（Madonna di Sant'' Onofrio）、《巴克斯》（Bacchus）、年轻的《施洗者圣约翰》（St. John the Baptist）等，都处于未完成的状态，“他全部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这种情况”。复制过《最后的晚餐》的罗马佐（Lomazzo），在一首十四行诗中谈及达·芬奇这种没能完成作品的臭名昭著的情形：
普拉托詹尼（Protogen），从不放下他的画笔，
却堪与天才的芬奇相比——
后者没有任何作品完成得彻底。
Protogen che il pennel di sue pitture
Non levava, agguaglio il Vinci Divo
Di cui opra nonèfinita p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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