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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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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大建设”丛书》（11册）是重庆出版集团与复旦大学强强联合，倾力打造的重点出版项目，是全面、立体、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十八大精神的具体体现。该丛书由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吴晓明等担任主编，由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的专家撰写，分别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具体作出论述。丛书是党的创新理论的通俗化读物，紧扣党的十八大精神，视野广泛，深入浅出，用大众化的朴实文风、深入浅出的理论语言，科学解读“中国梦”。 “大学者写小书，大道理通俗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大建设丛书》的显著特点和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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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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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一书从生态学视角观察人类文明形态的进化史，在阐述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各种认知、思考和探索的同时，对十八大报告中有关生态文明建设论述作出深入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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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陈家宽，理学博士，生态学家；复旦大学校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校学术委员会理学部副组长，校发展规划委员会副主任。主要从事生物多样性科学、保护生物学和湿地生态学等领域研究。
李 琴，南昌大学教师，兼生命科学研究院党支部书记，复旦大学在读博士生；主要从事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科学管理、生态经济等方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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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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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第一章 为何要从生态观视角来解释人类文明史？
一、“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重新受到学界重视
二、与自然观密切相关的两门自然科学—生态科学和环境科学
三、要从生态学视角来解释人类文明形态的进化史
第二章 人类的唯一家园—地球
一、人类起源前地球演变的两个阶段
二、地球的五大圈及其意义
三、我们需要一部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历史著作
第三章 地球地质环境变迁下的人类起源和原始文明社会
——人的适应和自然的选择
一、人类非洲起源和早期进化的考古证据
二、中国在人类起源与进化研究中的地位
三、早期人类的进化阶段和特征
四、人类起源和原始文明时代的地球环境变迁
五、东非大裂谷和长江上游流域环境变迁的相似性
六、自然力驱动下的人类起源和适应性进化
七、原始文明是人类文明史的开端
第四章 生态要素配置下的农耕文明发端和农耕文明社会
——人的顺从和自然的恩赐
一、农耕文明与渔猎和游牧文明的本质区别
二、农耕文明发端与繁荣的生态要素
三、两河流域农耕文明
四、尼罗河流域农耕文明
五、印度河流域农耕文明
六、中华农耕文明
七、中华农耕文明与其他农耕文明异同及其地理因素
八、农耕文明的重要意义与局限性
第五章 “碳”能源驱动下的工业革命和工业文明社会
——人的索取和自然的报复
一、英国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与历史进程
二、工业革命在欧洲大陆和北美的扩展
三、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两个阶段和三次工业革命
四、工业文明社会与农耕文明社会在生产特征上的区别
五、工业文明发展带来的正面效应
六、工业文明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
七、工业革命以来人与自然冲突的历史回顾
八、对人与自然严重冲突的初步思考
第六章 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各种认知、思考和探索
一、人与自然的概念及含义界定
二、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演变
三、古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
四、近代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
五、现代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新探索
第七章 对十八大报告中有关生态文明建设论述的解读
一、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背景
二、生态文明的理念
三、生态文明建设的突出地位
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国策、方针、发展方式和目标
五、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四大任务
第八章 四个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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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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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为何要从生态观视角来解释人类文明史？
人类文明史是一部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宏大历史画卷。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和探索。近来，在特殊的经济社会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重新受到重视，究其原因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意识到人与自然必将产生严重冲突，就开始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层面的思考；当代人类正面临着能否处理好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严峻挑战，我们非常需要哲学武器。就我们认识而言，认为生态科学和环境科学是我们科学理解和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两门主要自然科学。
毫无疑问，我们可以从多种角度来解读人类文明发展史。尽管我们能从已经出版的历史著作中，看到或多或少涉及到人与自然关系的内容，但是我们缺乏一部基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著作与教科书。此类的著作与教科书对我们如此重要，因为它们将帮助我们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去理解各种人类文明社会的形态与演变，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接受生态文明是人类未来发展的唯一选择的观念，才能理解建设美丽中国的科学内涵，才能自觉为中华民族迈进生态文明时代作出每个人的贡献。
我们坚信，人类文明发展史是一部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宏大历史画卷！
如果我们认真阅读任何一个民族的思想史和文化史，都会发现在人类的早期就有许多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真思考，而这种思考从来没有停止过。我国历史学家钱穆在1990年生前最后的一篇口授文章《论天人合一》中表达了这种历史观。他认为，“天人合一”的观点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类的最大贡献。古埃及、古印度和古希腊等文明古国在早期的文化典籍中也有许多类似的认识。但是，用科学逻辑来讨论“人类社会与自然相互关系”的当首推马克思和恩格斯，学界把他们关于“人类社会与自然相互关系”的理论表述称为“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
“生物与其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表述就是生态学。人只是一种特殊的生物，它有社会属性，也有自然属性。因此，人类社会发展要受到自然发展和社会发展双重规律的支配。
用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现代生态科学来解读即将到来的生态文明时代，是中国学界为建设美丽中国和中国跨入生态文明时代应承担的义不容辞又十分紧迫的任务。
一、“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重新受到学界重视
到目前为止，已有的科学证据表明在宇宙的星球中只有地球上才有生命和人类的存在。与地球起源和演化历史的时间尺度来看，人类起源和人类文明演化的历史是非常短暂的，我们熟知的文字记载的历史更是如此短暂！然而，浩如烟海的历史著作，包括极为著名的历史著作无非都是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战争史和科技史等，无一例外的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历史，即使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g Morgan）的《古代社会》和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的《历史研究》等巨著也难以摆脱这种历史观的局限。尽管在任何一种早期文明形态与其发展的历史中，都有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种种认识，但是从来没有成为历史学家研究的严肃命题！
事实上，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的各种重要著作中，特别是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出现了很多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但是，这些重要论述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更谈不上将其看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通常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包括三部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随着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轰然坍塌，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后分裂出15个国家，由于马克思主义常常被误解为“革命者的理论武器”而越来越被大多数人所抛弃。
有趣的是从20世纪60年代起，随着环境问题的凸显，在西方，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发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大量关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重要论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下半叶，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认识到：人类历史和自然界历史无疑是处在一种辩证的相互作用关系之中的。他们的理论把全部社会发展史归结为劳动发展史，但是认识劳动史必须联系自然史，劳动史和自然史是相辅相成的。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导致的社会动荡问题的重要理论家，尽管他们没能也不可能准确地预见工业文明时代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会造成极为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但是，他们已经意识到了人类与自然之间必然发生的矛盾冲突，并提出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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