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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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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是家喻户晓的中国传奇人物，本书围绕着这些传奇人物展开讲述，通过通俗的笔触向读者娓娓讲述了一个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和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对于国家高层人物产生的诸多历史迷案一一予以详剖细说。书中多幅珍贵图片为读者提供更多的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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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杜导正，山西定襄人。历任新华社河北分社、广东分社社长、《羊城晚报》总编辑、新华社国内部主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新闻出版署署长，现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著有《是与非——对我漫长记者生涯的反思》，主编《初探日本》、《张学良》等书。
廖盖隆，广东信宜人，著名的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学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历任新华社副总编辑、中央宣传部报刊处处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等职；著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简史》、《党史探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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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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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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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权：抗战中牺牲的中共最高将领
被保送赴苏留学
左权1905年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一个农民家庭。读中学时，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阅读进步报刊，研究社会科学，立志为改造中国而献身。1923年冬考入广州陆军讲武学校湘军讲武堂，1924年8月转入黄埔军校，1925年2月经陈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随黄埔军校参加讨伐陈炯明叛变革命的第一次东征。在围歼陈炯明王牌军洪兆麟部战斗中，他率领的连队冲锋在前，缴获甚多，受到当时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赞扬。以后又参加回师广州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的作战，负伤后仍坚持率部杀敌，获得胜利，战后受到通令嘉奖。同年10月，莫斯科中山大学在中国招收第一期学生，左权作为优秀军官被保送赴苏留学。
1925年冬左权到苏联，先在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9月转入莫斯科陆军大学又名苏联红军大学，也是闻名于世界的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这是一所培养高级军事指挥员的学校，进该校学习的人必须具备较高的军事素质。左权因才华出众和有在基层担任指挥官的经历，得到特殊批准而入该院学习。就在这年暑假将过，开学前夕，左权、董亦湘、陈启礼、萧劲光、李卓然、俞秀松等二十几个同学相约到在东方大学当翻译的孙冶方的宿舍，买来肉和菜，各显身手，做了中国饭，边吃边聊。正当热闹之际，擅打小报告的王长熙从窗外经过，听到屋里有江苏、浙江口音的很多人在谈话，便把此事报告了学生会主席王明，并说这些人在搞“江浙同乡会”。王明立即将此事报告了中山大学校长、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说他发现江浙同乡会有托派嫌疑，并把左权划进了“江浙同乡会”。当时苏联正在进行反托派即托洛斯基派的斗争，苏联共产党中央和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得知极为重视。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召集在莫斯科学习的学生开会，斥责所谓江浙同乡会搞地方主义。此后，苏共以老党员寇尔山诺娃为首组成调查组，中共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瞿秋白为首组成调查组，经内查外调，一致认为并无“江浙同乡会”组织一事。王明、米夫并不甘心，他们不顾事实，仍把左权视为庇护江浙同乡会的一员加以反对。1929年在莫斯科清党斗争中，虽然左权真诚地向党声明自己“在政治上思想上和托派没有任何相同的地方，在组织上没有任何关系”，但仍然受到了国际清党委员会的批评，并且给予劝告处分。1930年6月左权戴着“托派嫌疑”的帽子回国。
闽西肃反蒙受不白之冤
1930年6月，左权回国后，9月分配到闽西革命根据地工作。闽西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在南方建立较早且比较巩固的苏区，后与赣西南苏区联结成为中央苏区。闽西苏区乘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无暇对付红军之际，得到了很大发展。随着时局的好转，党内“左”倾发展起来，中共中央于1930年发出第70号通告，在对形势的估量和对党的任务、路线、策略等方面表现了明显的“左”的倾向，要求红军脱离农村根据地，在战略上与战术上向着交通要道和中心城市发展。由于李立三“左”倾路线的错误，导致闽西红军作战接连失败。就在红军与国民党政府军血战之际，闽西苏维埃根据党中央提出的加紧反对取消派和广泛地开展“肃反”工作的指示，从1930年上半年在党政军内开始了“肃反”运动。当时闽粤赣特委主要负责人邓发在“左”倾思想指导下，混淆敌我界限，不加分析地把革命队伍内的思想问题同对敌斗争的政治立场等同起来，把干部群众中出现的不良行为和思想混乱全部归咎于地主、豪绅、阶级异己分子混进我党政军组织的破坏。特别是后来，邓发在“肃反”工作中偏听偏信于肃反委员会负责人林一株的个人意见，并放任其大搞逼供信，使闽粤赣苏区的“肃反”运动愈演愈烈，许多优秀干部和群众被诬陷、遭杀害，造成了严重后果。就在这种情况下，左权被派往闽西各地进行调查，改编部队。1930年10月，闽西红军第二十军和第二十一军合编组成新十二军。中共中央命令施简到闽西任新十二军政委，左权任十二军军长兼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教育长。1931年12月宁都起义后，左权调任红五军团第十五军政委。左权在任新十二军军长期间，闽西红军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三次大规模围剿。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首的党中央，不仅没有纠正李立三的“左”倾路线，反而执行了一条更“左”的路线，在肃反问题上，进一步要求在苏区内“以最大的决心”反对取消派、AB团等，从而对苏区的“肃反”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左权的不白之冤一案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1931年红军打下闽西汀州长汀后，一天在军部开会，一团政委刘梦槐无意之中在施简新十二军政委的衣袋中发现了一份由上海托陈取消派即托派邮寄的一份托派文件，他当即将文件交给了军长左权，左权粗粗看后说了个“没有什么”，即将文件装进衣袋。事后左权与项英一起去了江西。不久，施简作为托派被抓起来了，刘梦槐便把在施简衣袋发现托派文件的经过报告了苏区中央局，这就牵涉到了左权。左权奉命回到瑞金后承认刘梦槐所讲的事实，并检讨了自己因疏忽不知文件遗落何处的错误。同时向党郑重声明，自己未参加过任何小组织的活动，与托派在政治上无任何相同之点，组织上无任何关系。但当时正值苏区肃反扩大化高峰，肃反委员会滥施酷刑，被抓者受刑不过乱招乱咬，左权也蒙受了不白之冤。当时虽因左权到苏区后工作一贯不错，未将他作反革命论处，但还是撤掉了他十五军领导职务，同年秋调到瑞金工农红军学校后改红军大学任教官。1932年在邓发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出席的红军军官学校会议上，宣布给左权以留党察看的处分。从此，左权背着处分，心里埋着委屈，默默地为党工作着，连自己的妻子刘志兰也不曾告诉。
忍辱负重赤胆忠心
左权蒙受着不白之冤，决心以行动证明自己的清白。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他忠心耿耿，兢兢业业，长期担任我高级指挥机关的参谋长工作，参与了许多重要战役的规划与领导，表现了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和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
土地革命时期，他参加了反围剿作战。特别是在长征时，左权担任红军第一军团的参谋长。在辗转作战中，红一军团担任前卫，频繁的战斗给他的是超负荷的工作，从后勤保障到前线战斗，事事都要经他筹划。抢渡大渡河、突破天险腊子口、直罗镇歼灭战、山城堡战斗等一系列对全局有重大影响的战斗和行动中，都有他做出的巨大贡献。
1935年5月红军通过凉山后，准备强渡大渡河。蒋介石命令四川军阀杨森等部在大渡河堵击，并令薛岳、周浑元部衔尾猛追。5月20日，中央红军到达沪沽今四川省冕宁县境，从沪沽到大渡河有两条路：一条是大路，经越西，通过彝民区到大树堡，沿途敌人守备力量强；另一条是小路，从沪沽往冕宁，通过彝民区到达安顺场。为将敌人主力吸引在大道上，中央军委决定由左权参谋长率领红二师第五团一部和军团的侦察连，佯攻大树堡今四川省汉源县境，钳制和吸引大树堡对岸富林敌人主力，以保证红军主力经冕宁北进，从安顺场抢渡大渡河。左权率领部队从沪沽一天行军150里赶到小相岭，消灭了扼守小相岭隘口的全部守敌。攻取越西县城后，左权率领部队又一天行军140里从越西到达海棠，追歼了从越西逃跑的敌两个连，活捉了伪县长，而后部队赶到大渡河边的晒经关。左权派侦察员化装成川军，摸清大树堡敌情，然后指挥部队兵分三路直插目标，经激战歼灭守敌，占领大树堡。左权亲临大渡河边，指挥部队佯攻，命令部队集木造船，砍竹扎筏，造成红军主力要在此渡河的假象，从而吸引大树堡对岸富林敌人主力，保证了刘伯承总参谋长、聂荣臻政委率领红军主力从安顺场顺利地强渡了大渡河。
1935年9月17日，中央红军到达今甘肃迭部县的天险腊子口。聂荣臻、左权亲临腊子口前沿阵地察看地形，调查研究，帮助红二师制定作战方案。在杨成武等同志的指挥下，红二师第四团以两个连兵力攀登峭壁，从敌左侧后配合正面进攻，打垮了守敌甘肃军阀鲁大昌的部队，攻克天险腊子口，10月17日中央红军胜利到达吴起镇。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正值蒋介石对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国民党5个师分两路进犯，妄图在富县地区夹击红军。党中央、毛泽东决定集中会师陕北的各路红军，在直罗镇一带给敌人一个迎头痛击。左权参加了直罗镇战役。战前，左权和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等人一起到直罗镇观察地形。红军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将敌第一○九师诱至直罗镇后，中央红军从北向南，红十五军团由南向北，把敌人全部包围歼灭。活捉了敌师长牛元峰。为了防止小股敌人逃跑，取得最大战果，左权命令军团直属队所有人员进入阵地参战。红十五军团在追击中，又歼灭了敌第一○六师一个团。直罗镇一仗，彻底打乱了敌人进攻陕北的部署，为党中央和红军在西北建立广大的根据地，推动全面抗战举行了奠基礼。战役中，缴获敌师长牛元峰的左轮手枪，以后一直为左权长期使用现收藏于北京军事博物馆。
1936年5月，抗日先锋军东征回到陕北后，中央军委决定以一方面军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下辖第一军团、第十五军团、第二十八军、第二十九军、第八十一师，执行西征作战的任务。以左权为代军团长兼参谋长军团长林彪去红大任校长、聂荣臻为政委的第一军团为左路军，从延川出发，经吴起镇向甘肃曲子、环县一线开进，配合右路军红十五军团阻击盘踞在三边和宁夏之敌。6月初，红二师在杨得志、萧华同志率领下攻打曲子镇。红军冲进城内后遇守敌拼死顽抗。在情况十分严重的紧急时刻，左权和聂荣臻在战场上出现了。他们亲自指挥，调整部队，改变战术，战士们高喊着“军团首长看着我们”、“不能丢脸”的口号冲向敌人。城门牢固地掌握在红军手里了。待第二梯队前进时，左权和聂荣臻才离开。这次战斗全歼马鸿逵部，活捉敌一个旅长，打响了红军西征的第一炮。
1936年11月，胡宗南指挥的第一军气势汹汹地向我驻守在甘肃环县以北的山城堡的红军发动进攻。红军在左权、聂荣臻指挥下，发挥红军近战、夜战特长，利用夜暗展开攻击，经5小时激战，歼敌1.5万余人。此战给胡宗南以沉重打击，迫使其向西撤退。山城堡战斗的胜利与左权、聂荣臻的正确指挥是分不开的。几年后，刘伯承在《纪念左权同志》一文中曾写道：“左权同志部署作战是细致周密的，山城堡战斗就是一个范例。”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卢沟桥事变，日军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亦称十八集团军，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下辖第一一五师、第一二○师、第一二九师。改编后从陕西出发，开赴华北抗日前线。
9月6日，八路军总部从陕西三原县云阳镇出发，在韩城县芝川镇东渡黄河，左权和朱总司令、任弼时主任、邓小平副主任共坐一艘木船，劈波斩浪，越过黄河天险，进入山西境内。18日总部到达稷山县。深夜，左权给叔父左铭三写了一封家书，表达了他对祖国和人民前途的深切关注，抒发了他为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的崇高抱负。他在信中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为自卫应战”，“这一战争必然要持久下去，也只有持久，才能胜利”，“没有坚持持久艰苦斗争的精神，抗日胜利是无保障的”，在战略战术上“将以游击运动战的姿态，出动于敌人的前后左右各个方面，配合友军粉碎敌人的进攻”，“我军已准备着以最大的艰苦斗争与日军周旋”。信的最后写道：“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是光明的、伟大的，愿以自己成功的事业报答你与母亲的恩爱。”
10月底，左权随八路军总部挺进抗日前线。11月8日，太原失陷后，八路军总部奉中共中央指示：“与华北人民共存亡”，“开展敌后游击战”，“创造抗日根据地”。总部从晋北南下到达太行山后，左权是最繁忙的人。总司令部作战科是八路军最高统帅部指挥机构的神经中枢。作战参谋们24小时昼夜轮流值班，而左权副参谋长则必须天天值夜班，以便迅速果断地处理一些军机大事。
八路军在晋东南地区取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也震撼了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1938年4月，日军以一○八师团为主力，并从正太、同蒲、平汉几条战线调动3万余兵力，从晋东南根据地周围交通线上的博爱、邯郸、邢台、石家庄、阳泉、榆次、太谷、沁县、长治，分九路围攻晋东南根据地，妄图在辽县、榆社、武乡、襄垣地区消灭八路军一二九师和八路军总部，摧毁太行山抗日根据地。
左权与朱德、彭德怀一起详细地研究了敌情，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决定以一部兵力和游击队在内线开展游击战，发动群众，坚壁清野，袭扰疲惫日军；以勇敢善战而闻名太行山的第一二九师和第一一五师一部为主力，跳到外线，寻机歼敌，打击日军其中一路。八路军以迅猛的动作，将日军围歼在长乐村，其他各路日军纷纷逃窜。这次作战胜利地粉碎了日军的九路进攻，收复了辽县、黎城等18座县城，巩固和扩大了晋冀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并为向冀南、豫北平原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0年秋，八路军总部在5000华里长的华北战线上，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此时，朱德总司令已回延安，指挥华北抗战的重担便落在彭德怀副总司令肩上。在王家峪召开的总部预备会上，左权按照彭德怀副总司令的意图，提出了百团大战的作战方案。之后，他又亲赴一二九师驻地，与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商量。左权传达了作战方案后，说：“这是彭副总司令的设想，这次破击战的目标放在正太路上，而平汉、同蒲、白晋、平绥、北宁各线都要配合行动。除一二九师和晋察冀部队外，一二○师和豫绥热的八路军决战纵队都参加作战。”一二九师邓小平政委立即表示：“这个设想，我看行，可以这么干！”刘伯承师长也表示赞同。他们认为这个战役非常重要，只有切断日军的交通动脉，华北敌后的局面才能改观。第二天，左权又到晋察冀军区和一二○师，与聂荣臻司令员、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一起，进行了周密的研究、部署。
为了百团大战，左权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苦心策划，周密部署。完成了地形、敌情的侦察，兵力的部署，道路的选择，爆破器材的准备，以及对敌宣传品的印刷，军队和民众的动员，兵站的建立，粮食的储存等各项工作。在这些日子里，作为副参谋长的左权忙碌万分，几乎天天要工作十五六小时以上。
战斗打响了，这一夜，彭副总司令与左权副参谋长在指挥部彻夜未眠。值班参谋、机要员不断地从屋里进进出出，电报、电话不断，捷报频传：
“一二九师主力进攻阳泉、寿阳成功，破坏了铁路、桥梁、水塔、隧道，爆炸声震动正太路附近200里地面。”
“正太路东段，执行破击任务的聂荣臻所部，一举攻克娘子关天险。”
“一二○师属21个团，不仅破击正太路，阻拦了增援之敌，而且歼灭了沿线日军大部。”……
左权高兴地对彭总说：“打得好，漂亮！进展神速，看来这是一场好戏！”
这一晚，八路军出动105个团、40万人的兵力，在广大民兵、自卫队的配合下，同时向正太、同蒲、津浦、北宁、胶济、平绥、德石铁路干线之日伪军开展进攻，并沿线进行大破击，给日军一个迎头痛击。
当时百团大战的总指挥部设在武乡县砖壁，军用地图整整覆盖了左权住处奶奶庙的一面墙壁。左权每天晚上端着蜡烛面对着地图，细心安排，巧妙指挥，捕捉每一个战机，他把整个身心都沉浸在这个伟大战役中去了。
10月30日，百团大战即将结束的关家垴战斗异常激烈，日军不仅配有大炮，而且有飞机配合，阵地上硝烟弥漫，枪弹横飞。左权不畏艰险亲临前线指挥。在离关家垴二里远的一个山坳里，临时搭起草棚，作为左权的临时指挥所。左权在这间简陋的草棚里，处理华北各根据地来的电报和文件，指挥参谋人员部署整个华北战局。有时子弹就在草棚的上空呼啸而过，敌机的盲目轰炸竟能震得草棚频频摇动。
一天，左权的警卫员郭树保送信回来，刚踏进草棚，敌机投弹在指挥所旁边，郭树保机警地扑向左权，把他按倒在地。草棚子被掀掉了一个角。
秋风吹进指挥所，郭树保边卷着地图边说：“副参谋长，往后面退一退吧！”郭树保重复了三次，左权才脱下身上的衣服，边包电话机边说：“对，转移。”可是，他又说，“不是往后，而是应该往前！”说完，他先一头钻进了茫茫的雨雾中。
郭树保等同志在紧挨山崖的地方搭起了新的指挥所。一切刚刚就绪，一个参谋匆匆跑来喜冲冲报告说：“卫生部的医院转移到附近来了，刘志兰同志左权妻子在那里，副参谋长，你是不是去看一下?”他万没想到左权转过脸来，严肃地说：“你现在应该向我汇报的是战斗情况！”参谋再不敢吭声了。
关家垴战斗进展十分顺利。在彭副总司令和左权副参谋长的指挥下，八路军集中三八五旅、三八六旅、新十旅，以及决死一纵队、总部特务团等部，全歼日军片山旅团冈崎大队800余人。百团大战至此胜利结束。
百团大战是一次空前规模的带战略性的进攻战役，它的胜利给全国军民以极大鼓舞，毛泽东同志也曾给予嘉奖，称赞“百团大战实在振奋人心”。
要求洗涤不白之冤
1941年和1942年，是德、日、意法西斯十分猖獗的时期，也是我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极其尖锐而又极为艰苦的时期。日军为准备和配合太平洋战争，确保其战略后方和交通要道的安全，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力图将其在中国的占领区，变为稳定的后方基地。为此，特别对华北地区集中较大兵力进行反复的清剿扫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从而更增加了我在敌后作战的艰苦性和残酷性。此时的左权做好了时刻为国捐躯的准备。他在给妻子刘志兰的信中曾这样说：“我虽如此爱太北左权之女，但如情况有变，你可大胆地按情处理太北问题，不必顾及我一切，以不再多给你受累，不再多妨碍你的学习及妨碍必要时之行动为原则。”
那时，对于忍辱负重、时刻准备献身的左权最为了解的，当属既是领导又是战友的彭德怀了。抗战以来彭德怀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左权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在晋东南八路军总部工作期间，同住在一个巷子里。彭德怀住在东边，左权住在中间，每天晚饭后，彭德怀总要和左权一起研究工作。多年的并肩战斗、艰难与共中，彭德怀对这位寡言深思、机敏沉静、文武兼备的战友和助手十分敬重，凡重大军事问题均与左权共同研究决策。同时，一向仗义执言的彭德怀又对左权的托派嫌疑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澄清，而深感不安。为洗涤左权的不白之冤，他背着左权于1941年11月25日和1942年1月23日两次写信给毛泽东、张闻天。信称：“几年来对于左权同志的处分，虽在事实上早已撤销了，但在党的党规上从未做出明确结论……根据我对左权同志的了解，不论在中央苏区及长征时期，以及在抗战时期，对党的路线是忠实的，对于工作是积极的负责任的，近年来在政治上已有较高的进步。过去的问题应该清理一下，建议中央撤销他的处分，使其安心。”
左权对于蒙受不白之冤一事，当然更是一块心病。在他看来，为了祖国的解放，自己生命可以抛弃，家庭幸福可以置之度外，人世间许多东西都可以不顾，然而一个共产党员的清白和声誉是至为重要的。为袒露心迹，他于1941年12月给中央写信说：“……忍受党对我的处罚决定，在工作中斗争中去表白自己，迄今已将十年了，不白之冤仍未洗去，我实无时不处于极端的痛苦过程中。回溯我1925年2月在广州入党，那年冬即赴莫斯科，1930年6月回国，同年9月入苏区，直到现在将近17年了，在这过程中我未离党一步，一贯受党的教育与培养，在党内生活，做党内工作……其中没有犯过有损于党的过失，也没有在任何斗争情况下动摇过，也没有在艰难困苦面前低过头，我没有苟安，也没有消极，我一切为党工作，为党的路线斗争，虽由于我之能力低微，无所建树，在工作中还有不少的弱点，但自问对党是真实的，对工作是负责的积极的……我亦曾多次想向党要求解决这一不白之冤，但总以真金不怕火炼，党有工作给我做，在斗争中工作中去表白这一不白之冤，自有水落石出之一日安慰自己。”“现在我觉得不应再忍受下去了，故向党提出要求，请将我的问题作结论，洗涤这一不白之冤……希中央讨论答复。”
党中央对此是重视的，在收到彭德怀的信和左权的申诉后，即由中央书记处陈云同志负责，开始向有关人员着手做调查了解，刘伯承等同志还写了证明材料。但是……
战死在抗日最前线
1942年4月，日军调集了第一军之三十六师团、四十一师团、六十九师团及独立第九旅团共3万多人，向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所在地进行大扫荡。参战的日军有师团的步兵联队，山炮兵大队，还有空军第二十九独立飞行队，并从三十六师团中特别抽调两个联队组成“特别挺进杀人队”。
5月23日傍晚，根据情报得知，日军阴谋合击八路军总部。左权将此情况向彭副总司令做了报告，并于当晚在麻田镇天主堂的总部会议室召开紧急作战会议。
左权在讲话中，介绍了敌情，谈了作战部署，交待了任务后特别提醒大家说：“从局部看，我们是处在日军的包围之中，然而从全局看，日军已陷入我军和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接着，他又指出：“这次华北日军是在下赌注，把老本拿上来了。日本侵略者妄想把我们消灭在太行山上。为了吸引日军，配合我们外线主力的行动，我们必须坚决顶住，粉碎日军的合围。目前情况十分严重。我们的处境是相当艰苦的。北方局、总部、党校和整个后方机关都在我们周围，保护几千人生命安全的责任，都落在我们的肩上。我们一定要掩护他们安全转移，跳出合围。”说到这里，他转过身来，向警卫连长唐万成说：“你们连里百分之八十都是共产党员，百分之九十是经过长征锻炼的老红军，相信你们会完成艰巨任务的。回去告诉同志们，一定要顶住！即使太行山压下来也不能动摇！”
“是！”唐万成响亮地回答。
左权接着命令道：“天明后，连队立即进入阵地，总部各直属队机关做好转移准备。指挥机关黄昏出发，夜间通过敌人增兵较少的偏城东边的那个据点，到河北、山西交界的山沟里去。大家现在分头行动！”
5月24日，一切都按左权的部署在行动。左权更是忙个不停，向下面了解情况，向上面汇报，还要随时掌握日军的动向。当他得知日军同时由各线全面开始进攻，日军飞机向我驻地反复侦察时，断然决定提前行动，并命令一位参谋即速带一个警卫战士跑步出发，到特务团送一份作战命令。他交待那位参谋说：“电话至今还没有与特务团欧致富团长联系上，现在形势紧迫，不能等待，一面要电台继续联络，一面将书面命令送出，双管齐下，十万火急！假使到团部驻地找不到他们，你们可以向南艾铺方向找总部归队。”
24日傍晚，左权陆续指挥总部各直属队离开。部队在左权指挥下井然有序地撤离。在警卫员的催促下，他最后一个离开驻地。这时，天已昏暗，耳边不断传来远处的枪炮声。由于后勤部门带物资太多，动作迟缓，影响了整个计划。当夜，上千匹驮着物品的骡马，在一条大路上前进，你推我挤，天明时才到十字岭附近，一夜只走了20多里路。
上午10点左右，彭德怀和左权下达命令说：由于情况不明，白天后方机关转移有危险，部队在山上坚持，待黄昏后分路转移。中午时分，几架日军飞机在头顶低飞盘旋后，未曾投弹，急急忙忙掉头飞走了。左权意识到情况严重，他想两千多人马，挤在十字岭下，敌机若施以轰炸，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左权立即将各路负责人找来，说明这种严重形势，决定分路突围，后勤部人马较多，单独一路，往东北羊角、黄泽关先行突围。其余少数机关干部和转移部队留在十字岭周围待命。半个小时后，数架日机飞来，向地面轮番轰炸、扫射。掩护部队也与地面日军接火。枪炮声一阵紧似一阵。在这紧张复杂的情况下，左权十分沉着、镇静，在一块坡田旁矮树林中，与彭德怀、罗瑞卿紧急碰头，决定分路突围。彭德怀命令道：“总部和北方局由左权率领向西北方向突围，从和顺、辽县间通过公路转到外线；野战军政治部由罗瑞卿率领向东南方向突围到武安的太行六分区，由野政警卫连掩护。作战参谋分随两路，各携一部电台联络，由警卫连掩护，各自为战，必要时，机关人员化整为零，冲出去以后再集中。”彭德怀转向左权：“你带一部电台突转，这里由我指挥。”这时左权却说：“这里由我指挥，彭总你立即突围。”彭副总司令坚持要左权先走，左权说：“彭总，不要争了！你是副总司令，八路军指挥机关不能没有首脑，你先冲出去，总部跳到圈外就主动了。”
彭副总司令考虑良久，最后无可奈何地说：“只能……可左权同志千万保重，我等着你们归来！”
彭德怀、罗瑞卿在十字岭下与左权握手告别后，左权命令战士将身边的几门山炮埋掉，说等司令部翻过山后，部队分散活动。随手从口袋里掏出本子，飞速写下了“总部在转移中，誓死保卫安全——左权”的条子，交警卫员以最快速度送到警卫连连长唐万成手里。
这时敌人的火力更猛了。估计日军发现了我方正掩护大部队转移的企图，以数倍于我的兵力，拼死冲来。左权知道，更大、更恶、更艰苦的战斗还在后面。
正在小山坡上指挥战斗的唐万成连长急见左权的警卫员满脸血污地上来就有几分吃惊，看了左权亲笔写的纸条便嗔怪地说：“14号左副参谋长的代号在哪?你怎么不把他拖下去？”没等警卫员回答，唐万成连长便命令三排长代他指挥，转身朝警卫员来的方向跑去。见了左权便喊：“14号快转移，这里很危险！”
左权反问道：“你说哪里不危险?别管我，快去指挥你的部队。”接着边用望远镜瞭望，边以命令似的口吻说，“唐万成你看见没有?那边山上还有老乡，快派人去牵制一下！”
在唐万成返回警卫连阵地，派人把山头上的老乡掩护下来，正组织指挥还击敌人时，枪声竟渐渐稀疏了。按照以往反扫荡的经验，也许敌人该暂时往回撤了，唐万成感到肩头的万斤重担可以卸肩了，整整两夜没得休息的困倦的眼睛竟立即迷糊起来。
这时日军第三十六师团组成的“特别挺进杀人队”穿着便衣从十字岭后背偷偷抄了上来。
当左权发现一群装扮成八路军和老乡的队伍，鬼鬼祟祟地往十字岭边横插过来，企图断绝警卫连的后路时，他飞跑着往警卫连驻守的山头奔去。看到迎面迷糊的唐万成，大声吼道：“唐万成，敌人上来了！”
唐万成蹿了起来，只见满脸尘土、右手握着左轮手枪的左权命令说：“快，抢占前面的山头。”
唐万成以百倍的勇气，带领部队冲了上去，终于先敌一步抢占了山头！
这时，十字岭背后也响起了激烈的枪声。炮弹呼啸着从头上飞过。一会儿，敌机也来助战了。原来，日军停止进攻是个阴谋，企图以此麻痹我们，造成我们认为日军撤退的错觉。此刻日军正分兵两路，悄悄摸过来了——一支从左偷袭，一支从警卫连后背抄过来。但是正当那支从左偷袭的日军超过山垭口时，左权令埋伏在那里的政治部警卫连向偷袭日军发动猛攻，经激战将其全歼。左权组织部队继续突围。日军的炮口对准十字岭东山坡上的突围人群，日军飞机在突围人群头顶上盘旋，向十字岭投弹，天上、地下火网连成一片。左权站在一块高地上从容地指挥着。
太阳偏西时，总部机关终于跳出了日军的合围圈。就在左权高喊“同志们快冲啊，冲出出口就是胜利”的时候，一发炮弹在左权身边爆炸了，他机警地回过头来，向大家高喊一声“快卧倒！”第二发炮弹又打了过来，一块罪恶的弹片击中了左权的头部，他仰面倒下了……
左权把最后一滴血为中华民族、为无产阶级流尽了，时年37岁。他是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最高将领。
噩耗传来，彭德怀作为左权生死之交的挚友，开始听了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继而怀疑消息的准确性，直到左权的左轮手枪作为烈士遗物交到他手，他默然了。他不忍接受这严酷的事实：他为左权鸣不平的第二封信发出后刚满四个月，左权等不及党中央为其做出结论，便带着遗憾战死在抗日前线。在这以后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彭德怀每天晚饭后总是孤独地一个人来回散步，熟知他的人知道：他的心在哭泣！
左权殉国的消息传到延安，朱德总司令、叶剑英参谋长及在延安的各将领，手持电报为之动情。延安各界同致哀悼。
朱总司令挥泪即席作挽诗一首，以志哀思：
名将以身殉国家，
愿拼热血卫吾华。
太行浩气传千古，
留得清漳吐血花。
为永久纪念在清漳河畔殉国的左权副参谋长，山西省辽县改名为左权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一年后，即1950年10月21日，位于河北省邯郸市的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用青石建造了左权墓，高大的墓碑正面是周恩来手书“左权将军之墓”，背面是周恩来在1942年6月写的《左权同志精神不死》悼文的节录。左权墓东西两面的石碑，分别刻有朱德的挽诗和贺龙的悼词。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秀将领、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党员、中国人民的好儿子——左权将军，安息在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国土上，他那生前的不白之冤，早已以自己的所作所为洗涤干净；他生前渴望的组织结论，早已写在延安为他举行的追悼会上，刻在他的墓碑上，铭记在人民的心中。
历史的尘埃不会埋没一个真正的人！
（高玉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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