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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 揭秘诸多重大事件后的决策人物的细节
2. 颠覆对国共高层人物的认识
3. 提供北伐、抗日、内战的新视角
张发奎语录：
● 如果中山先生活着，国民党的训政一定早已结束，必须以德服人，而非以力服人。
● 自民国肇建以来，蒋先生是运用政治权谋的第一名。他希望别人对他诚实，但他自己却不诚实。
● 蒋先生养成了直接发布命令的习惯，其插手干扰引起了指挥系统的紊乱。
●
汪精卫作为行政院长，不敢对蒋先生进言。每逢出现议题，他总是看蒋先生的脸色，他本身没有主意。他一阔脸就变，变得官气十足，忘了从前的理想。
● 胡汉民确实是有许多优秀品格，他学问渊博，责任心强，人格完整，私生活也很简朴，但他不是一个伟人。
● 杜月笙这个人十分豪爽、友善、直率。他常常伸出援手，扶弱锄强，热爱公益，惜老怜贫。
● 假若我是蒋先生，我会枪毙张学良，或者干脆放了他。
●
宋子文把中华民国当做私产。白崇禧足智多谋，但非常阴险。阎锡山圆滑狡黠。孙立人恃才傲物。杜聿明心高气傲。熊式辉爱摆官架子……
● 当共产党人下基层工作时，国民党人却忙着向上攀爬。
书很精彩！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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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是张发奎晚年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者口述的自传，因涉及大量敏感人事隐秘，他要求部分章节内容须在自己身后才可发表。传中不仅缕述了张发奎与蒋介石的复杂关系及不同时期张发奎对蒋介石的看法和评论，更道出了国民党内的种种秘密，比较了他眼中国共两党及人物的品格，词锋极为犀利。他对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白崇禧、汪精卫等的批评，都直言不讳。
本书访谈者以张发奎私人日记、电报、信函、公文为线索，按年代询问张发奎在每个历史事件中的亲身感受与目击真相，且与有关军政人物的访谈记录、历史文献核对考证；译者为书中涉及的风云人物加注了简历，配印了100多幅珍贵照片、作战地图、战斗序列表等。因此，本书史料价值弥足珍贵，堪称20世纪中国历史的缩影，也是一部具体而微的北伐、抗日、国共战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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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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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发奎是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曾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担任北伐战争中被誉为“铁军”的第四军第十二师师长、军长。抗战时，率部参加了淞沪会战与武汉会战，指挥了桂柳会战及反攻广州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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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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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早年岁月（1896年至1920年5月）
第二章 粤军（1920年5月至10月）
第三章 在广东的军伍生涯（1920年11月至1925年6月）
第四章 军队整编：第十二师（1925年6月至1926年6月）
第五章 北伐中的“铁军”（1926年6月至1927年4月）
第六章 第二次北伐与南昌暴动（1927年4月至8月）
第七章 广州政变与广州暴动；隐退（1927年8月至1929年初）
第八章 从镇压到合作：同桂系的关系（1929年初至1931年5月）
第九章 政治与旅行（1931年5月至1936年初）
第十章 闽赣浙皖边区与苏浙边区（1936年初至1937年7月）
第十一章 淞沪会战与武汉会战（1937年7月至1938年）
第十二章 第四战区（上）（1938年冬至1939年9月）
第十三章 第四战区（下）（1939年10月至1944年春）
第十四章 四战区与越南（1940年至1944年）
第十五章 桂柳会战（1944年春至12月）
第十六章 准备反攻（1944年12月至1945年8月）
第十七章 接收广东（1945年8月中旬至1945年底）
第十八章 广州行营（1946年至1947年）
第十九章 内战失利（1947年11月至1950年）
第二十章 创建第三势力的努力以及类似的牵连（1950年至1962年）
第二十一章 在香港的日子（1949年6月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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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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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北伐中的“铁军”
军官们现在佩上手枪了，在我师，我们得益于从邓本殷部缴获的毛瑟牌手枪，然而第十师有些军官尚未能佩上手枪。
我们的士兵装备有：一支步枪，一条容纳150颗子弹的子弹带，两颗手榴弹，一条毯子，一件雨衣，一个军用水壶和一只饭盒。按规定还配备铁锹和洋镐，但并未常用，一个班只带着一两套。全部加起来，一个士兵要背40至45斤装备。
士兵获发了较好的军服，冬季获发棉衣、棉裤，还有短裤与汗衫。在执勤时，所有的军官都要穿上军服，由他们自己掏钱买。作战时无论官与兵，每人都要戴一条红白蓝领巾以资识别。军官常常穿士兵制服以防敌军辨认。所有官兵都佩戴布制徽章，印着他们的姓名与职务，军官的徽章加上不同颜色的边框——将官是红色，校官是黄色，尉官是蓝色。
无线电通讯设备仅参谋总部与第四军军部有，我师仍然没有。我们的电话比以前多，每个团部与一些营部装上了电话。其实通常在团部与营部之间不必使用电话，因为驻地通常离得很近。长距离的通讯，我们仍然依赖逐站传递信件，有时使用马匹。那时我们的马匹比以前多了，传令兵可以用军马代步。
情报工作方面也有革新，表现在组建侦察队。师部规定每个团要组建一个侦察队，战略情报则由师部作战处情报科掌握。
现在只有军级才有权招募新兵，当我计划招兵时，就向李济深呈报：我欲在某县招募多少新兵，他便行文有关的省政府，省政府乃指示该县县长协助我招兵。这样，县长们就不会像以前那样辛苦了。以前，几名团长能轮番到同一个县去征兵。这是征兵制度上的改善。雇聘挑夫的程序也照此改变，挑夫改称“运输兵”。他们与战斗兵待遇相同，组成了军队中最重要的部分。仅有的差异是：由于运输兵不用打仗，所以征募运输兵的年龄上限远远高出战斗兵，通常是25至35岁。我们的运输兵来自许多省份。
有时，某人对我的下属说，他能为我们征募一个运输连，条件是要任命他为连长。我们通常会接受这一条件，因为他与那批新兵来自同一个地方，新兵们都听他的，换一个人当连长就得不到那批新兵的信任。那时充任运输连连长是不必具备特定资历的。
运输连同正规连的编制相同，是师部直辖的。他们过夜的地方远离大部队，次日又要回去执拾他们的货物——大多是军火、医疗用品和现金。每个运输兵最多挑60斤。有需要时，我们雇用临时的挑夫。
俄国人在后勤方面援助我们到什么程度我不清楚。我所知道的是：以前当团长的必须操心所有的事，包批军需、伤兵等等；现在的团长就不再担忧了。军需总署在北伐军总司令部设立起来了，由俞飞鹏主管。军部与师部也设立了兵站，负责向后方运送伤兵，向前线运输军火、军服、粮食等等。口粮是每人每日配给22两米，如果有结余，可以出售给老百姓，将收入去购置副食品。当军部兵站不能发放食米或数量不够时，便发放现金。各部队在当地年长村民或地方当局帮助下使用现金买米。这样做很容易，因为湖南省盛产稻米。
有时候副食品如豆类、咸鱼等是直接送到部队的，军人的伙食改善了。士兵的伙食费仍然是六元钱，那就是官兵们都喜欢打仗的原因——他们能缴获大米以及其他食品，分文不付；他们的升迁也更容易。
军部的军医处办起了野战医院。师部与团部设立了救护所，由受过西方医疗训练的医生主持，佩上尉或少校衔，还配置了药剂师与男护士。救护所能提供简单的治疗，主要是止血。每个连配置了四个担架兵与两副担架，用以将伤员从前线运送到救护所。师属担架排会把重伤员抬到野战医院。有必要时，伤员会被送到后方的军医院。对于敌人的伤兵我们也救治，但会优先救治自己的伤兵。每次战斗结束后，师部副官处与军医处会从每个连抽调一个士兵组成一个殡葬队，把敌人的阵亡官兵与自己的阵亡官兵合葬在一个普通的墓穴。
师部副官处负责处理战俘工作。俘虏们由特务排看管。通常先指派他们抬担架或当运输兵，然后分派到不同的连队。有时直接分配到战斗部队。
我赞成“革命军人连坐法”。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下令所有部队作战时实施这一法规，是为了确保官兵们不敢擅自退却。
醴陵之役后的最大硬仗，是1926年8月19日的平江战斗。第十师与第十二师再度参战。第十师攻击右翼，十二师从正面主攻平江。在进攻中，我斥骂了第十师的团长蔡廷锴，因为他私自率领一个连袭击敌军的炮兵阵地。他忘了自己的团长身份，匹夫之勇是枉然的。当然，我对蔡廷锴是很了解的，我常常叫他“高佬蔡”。
平江之战比醴陵之战猛烈得多。我们再度于拂晓展开进攻，但直至黄昏并未攻占县城。平通防御司令陆沄指挥十余万人沿山地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遍设地雷与铁丝网，光是山炮就拥有十几门，据险顽抗。我奉命担任中路指挥官。8月19日拂晓开始攻击，平江的农民自动组织队伍担任向导，他们熟悉敌方主力阵地、地雷铁丝网及沿途地雷，故我部深受其益。我亲自指挥进攻童子岭，未及两小时便占领平江城东北古城岭。在此战居首功者是三十六团团长黄琪翔，该团经肉搏冲锋，首先攻入平江。入城后激烈巷战，十二时已全部解决。敌军悍将、平江通城防守司令陆沄拒绝投降，举枪自尽。我们从被俘敌军军官口中知悉，陆沄自信能消灭我军。当他的部属告诉他，他们已决定投降，他说：“好，走吧！”即拔枪自戕，以报吴（佩孚）大帅知遇之恩。他求仁得仁，我钦佩他，军人当有此杀身成仁的气概。我买了一副好棺材将他厚葬。
此战俘敌军官79人、兵1500余，缴获大炮11门、机枪5挺、步枪1000余支，马12匹、军用品无算。我军伤亡173人。
当第四军官兵英勇作战时，人民对平江大捷再次作出了贡献。独立团的特遣队是先期进入湖南的叶挺团长组织的，其成员有当地民众，他们协助我们侦察敌情。特遣队并不直接参加战斗，虽然中共党史专家胡华说农民自卫军参加了湖南的北伐战事，但我从未见过农民持枪，他们只是手执木棍。湖南农民与广东农民不同，他们没有武器。
我们轻易拿下了通城与崇阳，然后向汀泗桥挺进，吴佩孚在此部署的兵力数倍于北伐军。汀泗桥系鄂南重镇，前临巨湖，东枕高山，西、南、北三面环水，粤汉铁路自西南至东北纵贯其间。由于湖水很深，我军实在不可能夺取桥头，其北端堤坝上由敌军布满了装上倒钩的铁丝网。我想不起敌军是否在桥头部署了重兵，我想不必要部署重兵，敌军可以据险而守。
敌军的主力包括吴佩孚的“铁卫队”驻守在镇东的高地，那里有精心制作的防御工事。缪培南的三十五团部署在桥头，黄琪翔的三十六团部署在桥右，第十师在三十六团右侧，叶挺的独立团充当预备队，它和我留在十二师师部，位居第三十五团与三十六团之间。
政治部带来的农民告诉黄琪翔，徒步跋涉那条流入黄塘湖的汨罗江是可行的。黄向我报告，且建议涉水。我接受了他的建议，并向陈铭枢报告。陈信任那些农民。从湖南的战斗经历可知，农民是站在我们一边的。我们要求他们提供几十名向导。
向导们帮助我们是不简单的，他们没有武器却暴露在敌前，不顾生命危险去给我们带路。黄琪翔整个团都涉水过河了，他们把步枪顶在头上，走过了水面齐胸的汨罗江，在战斗中，他们一马当先，攻打敌军的堡垒。许多人阵亡。8月26日至27日交接时，在夜色中衔枚疾走，俟接近敌阵时，攀登鼓噪，以白刃杀入敌阵，歼敌甚众，敌不支溃窜，黄团遂占领中央最高阵地数处。27日拂晓急攻占领其炮兵阵地。我亲督三十五团与独立团于七时占领汀泗桥东北一带全部高地。“冲呀！冲呀！”的喊声刺破了夜空，终于在拂晓时攻下了要塞。该二团冲过铁桥，午前十一时占领咸宁城。是役毙敌1000余，俘军官157人、士兵2296人，缴获大炮4门、机枪9挺，步枪3000余，马14匹、军用品无算。我军伤亡90人。
第二十九团部署在黄琪翔团的右侧，它攻击敌军的左翼——并非敌军主力。从来没人说是第十师攻占了汀泗桥，人民见到陈铭枢时，他们从来不为攻克汀泗桥称赞他；然而人民常常为汀泗桥胜利向我致敬。
我们选择攻击敌军的最强点，因为一旦它被击溃，敌军的残余阵地就会陷于混乱。这是战略上的明显例子。在渡河期间，三十五团从桥头佯攻，向敌军猛烈开火。当三十六团压制住敌军的要塞火力，三十五团与独立团就跨过了桥面追击敌军。
由于夺桥有困难，但我们要求当地民众协助，我们明白正面进攻是不可能的，便希望涉水搏一搏，然而我们不晓得何处适合徒步过江。如果没有那些农民帮助，我们可能为逆流所阻，那么也许是第十师率先过河。
我们沿着铁路进攻汀泗桥时，第七、第八军从左翼压制住敌军，所以他们不能调动到汀泗桥。攻下汀泗桥的，无疑是第四军。
汀泗桥附近国民革命军攻击经过图（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提供）汀泗桥之役黄琪翔应居首功，他的三十六团伤亡惨重——至少折损三分之一，亦即几百人。在战斗中，一名营长、几名连排长阵亡。当然负伤者多于战死者。其他团队伤亡少得多，尤其是叶挺的独立团。我的师部损失了一名上尉参谋。
虽然我们的士兵勇气可嘉，但若没有当地农民相助，我们是过不了河的。汀泗桥之役树立了民众援助国民革命军的一个样板。我们到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倘若战事发生在其他省份，民众无疑会同样援助我们。
汀泗桥对任何由南向北攻击的军队来说都是难以攻陷的。在1921年湘鄂军阀内讧时，（赵恒惕率领的）湘军终以天堑不能飞渡，损兵折将退回湖南。毫无疑问，汀泗桥战斗是北伐战争中决定性的一仗（吴佩孚守汀泗桥的精锐部队中，3个团长战死，39个连长死剩5个，士兵死伤过半）。设若我们拿不下汀泗桥，吴佩孚就会避免失败的命运。这场战役理应名垂青史。
由于第十二师在汀泗桥大获全胜，第十师应该轮到去攻打贺胜桥。但在一次会议上，陈可钰再次指派十二师担此重任。
可是，攻打贺胜桥容易多了，它的地形与汀泗桥大不相同。那儿也有一座铁路桥，但我们不必先拿下它。白泥湖水浅，我们不费事就过了河。此役毙敌1000余，俘敌军官159名、兵2386人，缴获大炮20门、机枪30挺，步枪2000余支。敌人在车站遗下粮食尤多，殆如山积。我军伤亡497人。
贺胜桥胜利的首功应记给三十五团团长缪培南。事实上，此时吴佩孚军队已丧失战斗意志，它不能及时撤退，因为第十师已经切断了它的退路。8月30日，三十五团解除了敌军的武装。
第七军部署在我们左边，同第四军军部保持联系，第四军第十师部署在我师的右翼，我们当然也保持联络。但是，毫无疑义，是十二师攻占了贺胜桥。
在我的心目中，贺胜桥战役从未占据重要地位。该战役被说得如此重要，主要是因为吴佩孚亲自指挥了这场战事。他想死守贺胜桥，遂用执法队砍杀后退官兵的脑袋来阻止退却。我看到一名旅长被砍下的头颅悬挂在树上，附有他职衔的标志。但这一切都是枉然，汀泗桥与贺胜桥战事注定了吴佩孚的失败命运。
由于第十师在贺胜桥之战伤亡不重，它一路追击敌军到武昌，十二师则尾随在后。第四军、第七军和刘峙统领效忠蒋先生的黄埔子弟——第一军第二师一起包围了武昌。
吴佩孚的“赵子龙”——刘玉春指挥1.6万多北洋军防守武昌，依（鲁肃）山据险（汨罗江）修筑工事。他拥有大权，湖北督军陈嘉谟却无实力。敌军从城墙的角落向我军开火。此时十二师缴获了大量精良装备，包括0.79公分口径的步枪，十几门汉阳造与沈阳造的重机关枪。可是，我们的山炮仅具有限火力，士兵处于不利境况，因为他们见不到敌军。
我们将手中陈旧的武器换上缴获的敌军武器，再将剩余装备上缴第四军军部，它们后来可能被运回后方留守处。
蒋总司令于1926年9月4日抵达南湖，召集会议决定作战计划。李宗仁被任命为所有攻城部队的总指挥，陈可钰任副总指挥。总司令部渴望尽快攻下武昌，以便能抽调部分部队到江西同孙传芳部作战。蒋总司令建议组织敢死队攀登城墙。会上人人都赞成这个计划，士气极为高昂。我认为攻城之策可行，据报此时敌军士气低落。
北伐军总司令部命令第七军、第四军和第一军第二师挑选一批士兵攻城，每个师都负责组建一个攻城营。我下令三个团长各挑选一个连，由各团长指定一名军官率领。敢死队是长官挑选的，但若非自愿，不会编入。他们必须是勇士，我指定了最勇敢善战、最足智多谋的军官欧震指挥这个攻城营，并着手准备竹梯。
虽然我们的士兵趁着夜色攀梯，但仍被敌军发觉了。城墙高峻坚固，敌军只要把云梯推倒就行，所以我们的士兵折损于敌军炮火者并不多，但从梯上坠落伤亡者却不少。我们没有重炮，因此攻城营伤亡几达三分之一。在两次攻城失利后，我们放弃了这一计划。
此时，汉阳守将刘佐龙向北伐军投诚。1926年9月6日，第八军攻下了长江北岸的汉阳，翌日攻下汉口，切断了地处长江南岸的武昌敌军之粮食供应线。他们只好紧闭城门死拼，刘玉春也拒绝投降。
当江西战况危急时，第七军被调往江西前线。它是9月11日开拔的，交第八军接防。陈可钰接替李宗仁担任武昌攻城总指挥。9月16日，第一军第二师也调往江西战场，由第四军接防。由于蒋总司令身处江西，兼任总司令部汉口行营主任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便成了蒋在湖北的代表，直接指挥第四、第八军，有职有权。
李汉魂的1926年9月23日日记说，河南的红枪会有数百名会众到武昌助战，但我从未见过任何红枪。
要想推开武昌城门是不可能的，因为敌军在城门背后布下重兵，又垒起沙袋顶住城门。所以我们决定挖开城墙地基，埋设炸药。叶挺本是学工程的，他指挥了整个爆破进程。叶挺负责东湘门附近的作战，铁路从这里穿过。根据叶挺的建议，我们改装了两辆吴佩孚弃置的载货车厢，四周围上钢板，两侧钻了枪眼，每辆铁甲车装载数十名叶团官兵，然后夜间用一节火车头推动这两节车厢向东湘门再踅回。一批士兵跳下铁甲车挖掘炸药坑，其余人留在铁甲车厢上用机枪等火力掩护。这一行动并没成功，敌军清楚明白我们在哪儿挖掘，摧毁了我们的计划。
黄埔军校工兵营也参与爆破，叶挺负责的是挖掘工作。我看到还有矿工参与掘进。10月1日上午，敌军3000人冲出通湘门，欲阻止我军挖掘地道，并欲夺取城外仓库存粮。经一日鏖战，敌军大部被歼。
周士第的回忆录把十二师的胜利归功于叶挺。我的部属中在围攻武昌之役居首功者无疑是叶挺，他确是一员勇敢的斗士，他的部下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但叶挺在北伐的其他战役都起了主要作用吗？我回想并非如此。
攻打武昌时，有一架俄顾问驾驶的德制容克式水上飞机在武昌上空作了飞行侦察。根据台北出版的《革命文献》，两架国民革命军飞机对敌军总部与其他军事目标投掷炸弹。不过用钢丝绑住的炸弹只有25磅（约合11?34千克）重，我不信这能造成重大伤亡。事实上，我甚至从未听到任何证据显示我们用飞机轰炸了敌军。我们攻下武昌后发现，敌军总部与其他机关都保存完好。
1926年10月初陈可钰告诉我，江西战事严峻，命令十二师开往江西前线。据俄顾问铁罗尼1926年10月30日呈交给鲍罗廷的《武汉形势报告》，唐生智希望十二师离开武昌围城前线，以便独吞攻克武汉的功劳，我并不以为然。
当我部抵达武昌东郊金牛镇时，10月7日陈可钰告诉我，武昌敌军弹尽粮绝，势穷力蹙，正准备投降，令我立即返回。已投降唐生智的敌第二师师长刘佐龙派代表入城规劝敌军投降。最后，武昌守城副总司令吴俊卿派遣保定同学、团长贺锐廷求见邓演达与唐生智，传达吴俊卿同意于10月9日、10日午夜打开城门，他的部下从右边行军离开武昌，步枪一律放下；我军则从左边行军入城。
据1926年10月10日的唐生智日记称，10月10日凌晨四时，只有保安门被打开，唐生智部赶在第四军之前入了城，我记不起哪支部队首先进入武昌。我只记得第十师的部队在十二师之前进入。当我师入城时，我变得不耐烦。我看到地上堆满了沙包，敌我两军熙来攘往。我和邓演达、陈可钰爬上了竹梯。
当我在十多个卫士拱卫下巡行武昌街道时，一个守夜老人叫住我说：“这是（督军）陈嘉谟的住所。”他告诉我陈嘉谟逃走了，请我们进去。我和张弛一起进去，他当时任师部副官处处长。然后，我出去寻找陈可钰，留下张弛与几名卫兵看守这所官邸。后来，蔡廷锴团的一名连长在当地民众引导下，带了一排士兵来到陈公馆。看到我们先到达，他说了一声“倒霉”就走了。
我们在陈嘉谟官邸设立了十二师师部。一天，当我正在观看一幅兰花画时，守夜老人告诉我有一间秘密的地下室，我吩咐张弛下去察看一下。老人从地上抽起一块木板，引路走下密室，那儿隐藏着大量名画、古董、银器以及象牙制品。我将象牙制品与银器捐赠出去救济长期受难的武昌人民，并通知连长以上军官每人前来挑选一件名画或古董，作为纪念品。如今我仍保留着其中一些翡翠与画作这批名画由张发奎运至香港，其中最珍贵的《三希堂法帖》于1986年卖给香港中山图书馆。。陈嘉谟想渡江逃走时，被第八军士兵俘获。
第十二师的俘虏与战利品数量都极为可观。第八军在武昌驻军不多，武昌城内军人多数是第四军的。武昌之役，敌军官被俘700余、士兵9495人，缴获大炮18门、机枪116挺、步枪7000余支，军用品无算。
刘玉春与他的参谋长陈师许逃到文华大学，被十二师三十五团主任参谋邓龙光捕获。起初，逃避战乱到该校的外国人拒绝邓龙光进入。后来刘玉春被押送到第四军军部。他一进门，陈可钰就叫他坐下。陈可钰说，由于刘坚守武昌四十日，城内百姓遭受了难以言状的苦难，他希望刘玉春表态：若将其移送给百姓公审，他认为是否公平。刘玉春说，他认为不公平——百姓一定会处死他。但他又说，倘若形势相反，他会同样将陈可钰交付百姓公审。他要求陈可钰一枪打死他。最后，刘玉春被投入监狱。
我到监狱探望刘玉春，他要求我告诉陈可钰，最好枪毙他。否则，他顶多等待三个月，然后自尽。我安慰他。你知道，军人之间是存在怜悯之情的。我感觉他毕竟还是有骨气的，他只是坚持效忠于吴佩孚而已。我送给他一些有关三民主义的书籍。
我录用陈师许在师部任参谋。他是浙江人，武昌军官预校的前期校友，我知道他是能干的。在另一方面，使刘玉春感到我对他抱有善意，乃属意陈师许鼎力助我。这是俘虏军官被吸收到取胜一方的罕见例子。
在释放战俘前我们派钱给士官与士兵们。我们集中了武昌之役的俘虏，从中挑选了一批人编入战斗部队，或担任运输兵、担架兵，剩下的便斥资遣散。我们希望他们回乡为我军作正面宣传。这是我经历的第一次给俘虏发钱。
武昌人民称第四军为“铁军”。为了表彰我军的功绩，当地粤侨绅商特铸一铁盾，赉送第四军旌其功勋，并题词曰：
烈士之血主义之花四军伟绩威震遐迩
能守纪律能毋怠夸能爱百姓能救国家
摧锋陷阵如铁之坚革命负担如铁在肩
功用若铁人民倚焉愿寿如铁垂亿万年
这就是“铁军”得名之由来。
此时陈铭枢被委为武昌卫戍司令，第四、第八军分道扬镳：第四军留驻武昌，第八军离开武昌，移驻汉口与汉阳。
占领武昌后，“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等口号涌现了。我师政治部在街上贴出了上述内容的标语，废除不平等条约与收回租界的愿望广泛传播开了。当时民众的爱国热情甚难以文字语言来描绘。
在武昌上学时，我常常到汉口英租界去，在江边的公园门口我见到一块告示：“华人与狗不准入内”。这给我留下一个很坏的印象，我发誓：有朝一日我掌权后，一定要收回租界。
现在武昌收复了，我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我告诉陈友仁、邓演达和铁罗尼，我们应该利用民气，不顾一切阻碍，收回租界，不必再透过外交手续。我相信，英国与其他列强不会再奉行炮舰政策了。对方原则上同意，但反对鲁莽的行动。列强以为我会遵循外交程序。我认为，他们把我看得太简单了。
1926年10月17日，第四军再次奉命开往江西，我遵令指挥四个团：第十师副师长蒋光鼐麾下的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团以及十二师的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团。陈铭枢留守第四军武昌总部。
第十、第十二师各留下一个团在武昌。从蒋先生10月17日致李济深的电报知，蒋先生没有命令第四军全部出援。我们必须留下一部分兵力拱卫武昌，我们不想放弃武昌。陈可钰、陈铭枢与我三人作出这一决定，身为武昌卫戍司令的陈铭枢需要军队。邓演达当然同意。作为北伐军总司令的武汉行营主任，他也需要军队。加伦与蒋总司令接受了我们的建议。
我决定把叶挺团留下，因为叶团在围攻武昌期间付出很大牺牲，需要时间去整补。根据不成文的规矩，牺牲惨重的部队会得到足够时间去休整。我们离开武昌时，陈铭枢对我说：“这是我们的本钱，请好好保护它。”我说：“你不必担忧。”他指的是我带到江西去的四个团。
按计划要在11月2日发动江西攻势。我们的任务是切断南昌至九江的铁路，我隶属李宗仁指挥。我命令黄琪翔攻击德安，我自己率两个团进攻马回岭，另一个团充当预备队。贺耀祖指挥的独立第二师也归我节制，奉命在左翼攻击马回岭与九江之间的敌军。贺耀祖原先是湘军赵恒惕部下的师长，同年率部加入国民革命军。
我们向湖南新兵解释什么是步枪与子弹后，就让他们上阵地作战。他们穿上军服拿起步枪十分高兴。当然，他们被掺和在老兵之中，让后者施教。那些日子士气之高昂实在难以描述。
1926年11月3日，黄琪翔攻占德安后，我叫他把德安移交给李宗仁的第七军，然后同我一起进攻马回岭。11月4日，在遭受重创后，我们攻下了马回岭。
当敌军向德安发动猛烈反攻时，第七军陷于艰危境地。我立刻派出劲旅解救第七军。贺耀祖的独二师没打多少仗，当我们攻下马回岭、迫使敌军向九江退却，并从那里渡江到北岸时，贺耀祖攻下了九江。
我们的两架飞机与容克式水上飞机在九江之役根本踪影全无。
那时，据李汉魂日记，我对“某部”表达了不满，“某部”指谁？正是李宗仁。当我们帮他击退了反攻德安的敌军后，他竟命令我们渡过长江追击敌军。那时我们已遭受重创，所以感到很不高兴，感到李宗仁分派这一任务对我们很不公平。
据李汉魂回忆录说，由于第七师打算占据九江，故我对李宗仁很不满意。其实我们没有任何抢占地盘的打算，仅仅是想帮李宗仁打败孙传芳后顺利返回武昌。如果我们去追击敌军，天晓得我们还要持续不断打多久的仗呀？我们的抱负是在武汉。
在盛怒之下，我下令第四军的四个团集中在九江由蒋光鼐指挥，只身回到武汉，既不顾及军令也不考虑后果。
我并非出于一己的私念而采此鲁莽行动，这是我手下四个团一致的愤懑情绪。我只是附从他们的观点。特别是四个团长：黄琪翔、缪培南、蔡廷锴和蒋光鼐。当我离开马回岭时，我其实是服从他们的意见。
我回到武汉后，将这一切告诉陈铭枢，他说我做得对，毕竟他也有两个团陷在江西。于是，邓演达命令第四军回师武汉，贺耀祖部留在九江直接划归李宗仁统辖。
见我勃然大怒，李宗仁才醒悟到，他命令我们追击敌军是谬误的。我怎么知道？他给了我一封电报提及此事。
蒋总司令很关心第四军，希望第四军留在武汉。俄顾问也同情我，并赞同我的行动，这是邓演达告诉我的。俄国人要我赶快回到武汉，更令我吃惊的是，得悉我将被任命为第四军代军长。
我同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的苏俄顾问铁罗尼关系非常友好。作为邓演达的挚友，他常常访问第四军军部，我也常回访他。
俄顾问对第四军十分支持，因为第四军纪律严明、坚强有力、勇敢善战。此外，我们善待中共党员。俄国人从未见到这么好的部队。尤其是加伦，对我印象颇好。我常去看望他，他待第四军不薄。
攻占武昌以后，第四军的地位提到高于其他军，同第一军平起平坐。国民政府当局对四军特别好，因为俄顾问对我们印象良好，也因为蒋总司令对李济深态度友善。人们都认为，第四军确实是一支能征惯战的部队。
我是第四军四个师长中最有胆量的，我年轻时那些日子，确实是敢作敢为。
第四军在武昌并没有接受苏俄军援，除了前面已说过的两挺重机枪，我们再也没有从苏俄手中得到任何援助。也没有得到汉阳兵工厂制造的武器。
唐生智表面上对第四军友善，但他野心勃勃，不希望第四军驻在武昌，但由于俄顾问器重我们，他无法摆脱第四军。俄顾问也知道他的野心。事实上，唐生智的实力也并未强大到足以摆脱第四军的地步。
唐生智与陈铭枢的关系原本很好。陈铭枢是第八军政治部主任刘文岛的挚友。唐与陈在政治上都很活跃，也都很有野心。但他俩的关系在这个时期开始恶化。
我没有卷入政治。除了打仗、打仗、打仗，我别的什么也不听。你可以说张发奎是个“坏蛋”，但这正是我的立身之道。我的想法很简单。我的朋友们难道没有告诉我政坛上发生了什么事？什么朋友！我从不住在城里，我常和我的部队在一起。我所见到的人都是军人，他们只关心打胜仗。
自我早年加入国民党后，我一直相信唯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邓铿与朱执信笃信三民主义，我相信，作为一个军人，我的职责就是为国家效力以及实行三民主义。我拒绝追随任何不信仰三民主义的人。那很简单。有人会说，由于军人从小就陶冶了服从命令的习惯，那么如果我追随了坏人，我就会走上歧途。事实上，我追随过邓铿、朱执信、梁鸿楷、胡汉民以及汪精卫，他们都在国民党历史上留下长久与显赫的记录。当然，如果他们不是国民党员，我就绝不会追随他们。
在北伐中，第四军参加了四场主要战役：汀泗桥、贺胜桥、武昌及马回岭。这四个战役中，我认为贺胜桥之战最不重要。
北伐中哪一场战事付出最惨重的损失？第十二师在汀泗桥折损了大部分（当时每师不足5000人）官兵。我估计第十二师伤亡2000多官兵，第四军则损失四五千人。阵亡人数不超过上述数字的四分之一。多数伤员经治疗后又重回前线，阵亡与致残者至多10%，残废军人会被送到残废军人之家奉养。失踪的人数很少。
我沿袭旧习惯，像虚报敌军伤亡数字一样虚报自己的伤亡数字。
从军人的观点，我崇拜蒋先生北伐时期直至攻克武昌所制订的战略方针。在这一阶段，他的军事领导是非常杰出的。我不需要讨论政治问题，例如他在中山舰事件中所起的作用，这件事的真相我并不清楚。至于他在江西的战略如何我则不清楚。
副总参谋长白崇禧被人们称为“小诸葛”，但我相信蒋总司令本人对制订战略负最大责任。加伦直接向蒋总司令提供意见，加伦是能干的，我可以说他作出了贡献。
攻克武昌后，我认为强行攻城是一个错误，因为城防坚固而我军的攻城装备不够，我们纯粹依靠勇气，以致造成了颇大而不必要的牺牲。我们应该在围城后耐心等守军粮食耗尽。到那时，无论民众抑或敌军都会投向我们。这一错误战略是谁提议的我不知道。当然，我们没有预估到刘玉春对吴佩孚的忠诚，竟会使他坚守武昌达四十日之久。
对投诚后编入国民革命军的部队，我认为吸纳刘佐龙、叶开鑫、贺耀祖、贺龙和其他投诚部队是正确的。否则，这些人将成为北伐的障碍。
妇女在北伐中起了一个新的作用。因为从来未有妇女在军中服务。女孩子在军政学校被训练成政工干部。女性政工人员从事宣传工作与劳军工作等。北伐军到达哪里，妇女运动便在哪里蓬勃开展，进而协助军队。在湖南，妇女参加了识字运动以及废除缠足陋习活动。
至于共产党，他们对北伐的最大贡献是从事群众工作，他们全力把军民结合在一起，而且充当二者之间的桥梁。
中共在湘鄂两省的分支机构有没有动员工农加入国民革命军？我们自己招募新兵，但共产党协助我们募兵也是可能的。
在北伐初期，粤籍人士占了北伐军的大多数。但当我们从其他省份招募更多新兵时，粤籍人士所占比率便下降了，我们在湖南征兵尤多，并将俘虏兵安插到各部队。大量非粤籍士兵的加入，并没有影响第四军的战斗力。仅有的差别是，我在广东讲粤语，到了湖南则改说国语。自此，我常常讲国语。
大多数军官是粤籍人士，但你应该记得，我们有一个人事委员会，非粤籍军官也能够因功受奖。十二师四个团长都是广东人，后来也都升任师长，这也都是事实。
多数低级军官和部分中级军官仍有机会升级，但是比在粤军时期升级幅度小一些。我们有一些黄埔毕业生充任低级军官，但数量有限，因为黄埔毕业生优先分配到第一军满足需要。我部下那几个黄埔生是政工人员。我欢迎他们，我要黄埔军校分配毕业生来我师，以后人数也逐渐增加。
我师经常能获发军饷，李济深确保我们在前线的两个师有稳定的军饷。攻占武汉后，军部开始派发胶鞋给士兵们，可是在战斗中和行军中，他们仍然穿草鞋。军官们穿胶鞋、皮鞋、布鞋或草鞋。
在北伐途中我不需要执行“连坐法”，因为我经常打胜仗。但我也处决过逃兵。有个士兵开小差，在湖南卖掉了步枪。后来他被奉派外出征兵的军官抓获。我集合全军观看处刑。我让他讲话，他承认了所有罪过。这件事登上了报纸的头条消息——“张发奎挥泪斩逃兵”。说那逃兵被斩首，那是不确实的，那会抵触法律。他是被枪决的。但我确实流了泪，我必须约束军纪。不过我们通常没有逃亡问题。
我从江西回来不久，蒋总司令派我与邓演达到广州催促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迁往武汉。原先蒋未派我去，是邓演达提议让我同去。我说：“好，我要先报告我的军长。”一名苏俄飞行员驾驶容克式水上飞机载我俩去广州。我知道邓演达此行是奉蒋的指示，邓说蒋想迁都武汉，但他没吩咐我讲什么。到了广州，邓演达提议将党部与政府迁往武汉，我没有吭声。
除了军长李济深，我还会见了谭延闿，那只是礼节性的拜会。我们谈论了军事，却始终未谈及政治。那时我对政治根本一窍不通。
在广州住了三日，我与邓演达又飞回武汉。由于大雾，我们在韶关降落。过一阵，我们重新起飞，但是大雾又出现，我们差点撞毁在乐昌的山岭。我们的飞机突然栽入河水中，救生圈破裂了，很幸运，河水很浅。等飞机修好后，次日继续北飞。
回到武汉后，我被任命为第四军中将副军长，得到一个长方形的公章。我兼任十二师师长。论资历，陈铭枢应该擢升副军长，然而我比他升得快。
我是接替陈可钰的副军长职，他调任第四军党代表。我想是李济深或者陈可钰的主意让他担任这个职务，因为他认为这个职务负担较轻，他不必再随部队行军了。有人说他的任命是名义上的，犹如以前他当十二师师长时从未到过师部，重要的是给他安置一个职位。当局擢升我是考虑到我的战功，但又要找个职位给陈可钰。实际上，他任党代表职不久就因病离开部队回到广州。他积极参加北伐却以就任党代表告终。
为什么早先第四军不实施党代表制？廖仲恺是第一位由国民党任命的派驻黄埔军校党代表，第一军是国民革命军中第一支实施党代表制度的部队。李济深是不情愿接受这个制度的。第四军被一连串的胜利宠坏了，没人将这一制度强加于我们。
我记得有一次师级以上军官讨论过，都不赞成党代表制。我们认为，部队长的命令，甚至作战命令必须与一位党代表连署是荒谬的。我相信文官干预部队长的作战命令是错误的。孙中山与宋庆龄文官缺乏军事知识和战术认识，廖仲恺是一个例子。其次，我认为已经建立了政治部，就不必设立党代表一职了。
1926年12月10日，宋庆龄偕鲍罗廷及其他领导人从广州来到武汉时，我见到了她。12月13日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组织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推徐谦任主席，我觉得在政府未迁来武汉前组织这个联席会议，这是正确的。
我对武汉的工人运动印象甚好。武汉是中国拥有大型工厂与大量工人的少数几个城市之一。我常常见到湖北工人联合会主席向忠发。我知道他是共产党员。我也常常见到苏兆征。
共产党员中我接触最多的是恽代英，他是个出色的演说家，我常常邀他到我部队来演讲。
我也同高语罕与郭沫若有许多接触。我知道郭沫若也是中共党员。在北伐期间，军中90%的政工人员是共产党员。当时许多人宣称郭沫若不是中共党员，我不相信。这种“宣称”不过是烟幕。为什么我确信他是共产党？他的思想、言论，行动都左倾偏激。邓演达把他介绍给我，同时还介绍了恽代英和高语罕。
除了叶挺与周士第，在我部属中有哪些是中共党员，我记不起那些职位低的人了。叶挺的手下，当时还是一个连长的林彪，我也记不得。
共产党人对我评价颇高。叶挺告诉我，有一天共产党开会时提及我的名字，决议说我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太浓重，暂时不必争取我加入中共。
朱德曾经协助我征聘干部，经过如下：我告诉郭沫若，我需要干部。他与邓演达把朱德介绍给我。郭沫若与朱德是四川同乡。朱德看上去很粗鲁，不像是军校毕业生。他建议我派他去四川征聘优秀干部，我同意了。
朱德去了四川。据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书说，朱德是奉了邓演达的正式委派，去四川策反杨森与邓锡侯的，此事我不知道。至少，他为我邀聘了许多干部，其中包括了罗永扬罗永扬（1912—1988），四川威远人，毕业于成都民立大学政治特科，并入四川陆军军官队习军事，积功升至七战区长官公署上校参谋、二十三集团军军法处处长、新编十一军第三师少将师长等，是张发奎旧部。抗战胜利后加入民社党，当选国大代表。在张君劢支持下创办香港宇宙出版社，刊行《再生》、《自由钟》杂志，历十年之久。1962年秋，左舜生领取台湾2000美金赴美讲学，罗永扬主张开除左出《联合评论》，张发奎未允，罗则扬言“我们也可以自己去卖”，遂开始与台湾驻港特工挂钩，此举促成《联合评论》提前结束。1969年当选民社党中常委，1984年任“国民大会”主席团主席，1988年病故台北。。
我委任朱德为待命军官团团长，要他训练他聘来的干部。一个多月后他离开武汉去南昌投奔他的云南讲武堂校友朱培德。朱培德当然比朱德年长。这就是后来人们说“朱培德培朱德”的由来。
朱德我把朱德聘来的干部任命为低级军官，分配到不同的部队，这就是我部下有四川干部的缘由。他们中间有共产党员吗？很难说。
我没有怀疑共产党员会阴谋反对国民党。其他人也许已经产生怀疑。对武汉的领导人停止发放经费给南昌的蒋介石，我当然感到那是正确的，否则我不会留在武汉。
1927年1月3日，汉口工人与英国水兵发生冲突，死伤民众数人，激起全市公愤，次日民众进入汉口英租界。我听说，工会领袖召集民众，带领他们进入英租界，当时我在武昌，是去看望陈可钰与邓演达。我们一致认为应该收回英租界。
民众怒不可遏，群情激昂，难以言状。唐生智与我的部队都同情民众。由于唐生智负责汉口治安，他派士兵进入英租界维持秩序。事实上，民众很有秩序，那几日军民双方确实合作无间。
我告诉（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长）陈友仁，在我求学时见到过汉口公园前的辱华标识。我提议，我们悬挂我们自己的牌子：“英国佬与犬不得入内”。陈友仁说“好，好主意”，但他只是讲笑话而已。他虽然冷静、谨慎，有时却相当幽默。他告诉我：“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人生观是错的，我们必须超出那些小心眼。他认为收回英租界是另一码事。但他想用外交手续去收回英租界。
鲍罗廷十分同情我们，但他也认为应按照外交程序行事。
国民革命军决定向长江下游进军，我相信此举好过渡江北上直接对抗北京政府。我们的计划毕竟是先打掉东南部孙传芳再对付北方的张作霖。
邓演达邓演达充满了革命精神。他知道我要去南昌述职，便要我劝说蒋总司令移跸武汉。我俩商量了怎样向蒋进言，我们知道蒋是反对把总司令部迁往武汉的。这是邓演达第一次同我谈论政治。
当我对蒋谈及此事时，他不置可否。倘非邓演达嘱托我向他提此事，我不会向蒋多说话，因为我知道自己的思想很简单。
离开南昌前，蒋请我共进早餐。这是个好机会，因为这是我与蒋单独进餐的罕有时光。他说：“向华，你是个模范军人，我希望你不要卷入政治去，希望你别学陈铭枢，他喜欢干预政治，却不顾及他自己的军事职责。你与他不同，你真心关心自己的部属，所以他们为你效命。我希望你将来远离政治，把精力集中于军事任务，注重军事训练。倘你这样做，你的前程无量。”我衷心赞同蒋这一套模范军人的观念，军人不应该搞政治。我问蒋：“我回武汉之后要做些什么？”他说：“一旦发生什么事情，要向谭延闿请示。”
那天，蒋总司令给了我5000块大洋。
我没有见到谭延闿，但我见到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副主席张静江。
回武汉途中我与汪董琴同行，他是中共党员、邓演达的追随者，在总政治部担任高职。回到武汉后，我往广州打电报向李济深请示。他答道：蒋要我遇事向谭延闿请教是对的。
我还记得1927年1月中旬蒋总司令到武昌之事。他到武汉看了看，回到南昌就下令向孙传芳开战。我想，他见到群众中的共产党力量，大吃一惊。事实上他不必担忧，至少我和唐生智的部队并未被赤化。
同月，第十二师扩编为第四军，我被任命为第四军上将军长。第四军下辖第十二师与第二十五师。第十师扩编为十一军，由陈铭枢任军长，下辖第十师与二十四师。第四军留在广州的十一师与十三师组成第八路军，由李济深任军长，他还兼任广州政治分会主席。十三师是由补充团扩编而成的，由徐景唐统领，因为李济深感到广东防务兵力不足。组建第十三师是不寻常之举，因为国民革命军已采用三三制。
不久，李济深通知十一师师长陈济棠到苏联作一次考察旅行。李的本意是想改组第十一师，师长走远些便少一些阻力。
保罗被任命为第四军顾问，我想那时是涅吉丁被委派为第十一军的顾问的。俄顾问没有派到第四军属下的各师，因为人数不足，不够分配。
廖乾五被派到第四军任政治部主任，第十一师政治部主任徐名鸿任十一军政治部主任。黄琪翔任第四军副军长。这是在人事委员会作出决定后，我认为，考虑到汀泗桥的战功，应该给他升级。这就是虽然缪培南、朱晖日比黄琪翔资深，但黄升得比缪、朱快的原因。
1922年，在缪、朱未来之前，黄琪翔没有做过我的副手。我不能这样盘算，因为，我当营长时，他早已当上副营长了。此外，不久我就让他走了。
邓演达的兄长邓演存邓演存（1888—1966），广东归善（今惠阳）人，保定一期炮科、陆大六期。曾任广东大元帅府广东兵工厂管理委员会委员。北伐期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汉阳兵工厂厂长等职。1947年2月授少将衔，同年退役。新中国成立后，任广东省政协委员。著有《民国兵工纪略》、《琶江兵工厂建立始末》等。留任第四军参谋长。第四军下辖第十二、第二十五师，黄琪翔兼任第十二师师长，该师下辖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团以及许志锐刚调到武汉的三十四团。朱晖日出任第二十五师师长，下辖第七十三、第七十四、第七十五团，前者由叶挺的独立团改编，另两个团由新的部队组建。
我接管了第四军军部，鉴于军部参谋缺员，许多参谋留在广州，我就把第十二师师部的一批参谋调到军部。除了参谋处、副官处和经理处，我增设了军法处和军务处。
张发奎邓演达向第四军拨付军饷，他的身份是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第四军的军饷政府欠付一小笔钱，那是因为他们拨付的军饷比满员金额少一些。不过这也给够了。事实上，李济深也留下了些钱。当然，我向行营呈报的军饷是以全军足额为基数的。而第十二、第二十五师向我军部申领经费是按实有人数计算的，大约每师5000人。如果是常规军饷，军部经理处按师部呈报数额向师部经理处发放；如果是特别用项，就需要我亲批，这些包括了军、师、团长的交际津贴及其他开支。
我在军部设立了经济与人事委员会，第四军经济委员会掌控储蓄基金，他们审核与通过各个师经济委员会的决议。当然，我是主席，其他成员有副军长、军参谋长，经理处长、政治部主任以及各师师长。师长们兼任各师经济委员会的主席。
军部人事委员会的级成同经济委员会相同，只是没有军部经理处处长，添上军部参谋处处长与军务处处长。师长们任各师的人事委员会主席。师部人事委员会的决议同样呈交军部人事委员会审议与执行。
这期间我最亲密的朋友是邓演达与陈公博，后者是我在北伐时结识的。星期天我如果无事可做，便到陈公博处聊天。去过许多次。我还见过宋庆龄、孙科、何香凝和苏兆征。还有陈友仁、宋子文、徐谦、顾孟余、谭平山以及其他人，都是在武汉初次见面的。
陈公博和徐谦对我谈起召唤汪精卫回国的迫切需要。邓演达也对我说，正准备召唤汪精卫回国，他询问我的看法。我说：“好啊！”
我没听说过蒋先生与日本人之间或蒋与张作霖之间秘密谈判。共产党人不会跟我谈这一类的事，我也没有其他渠道得知这类秘密。我认为蒋先生既独裁又自私，但我没有怀疑过他会同帝国主义勾结。他只是想清除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我们反对此举。其实我们的反蒋运动是很单纯的。
邓演达代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任命第四军参谋长邓演存兼任兵工厂厂长。薛岳被任命为第四军代参谋长，邓演存接着就离开了第四军，专心致志于兵工厂业务。
唐生智与我分享了汉阳兵工厂的产品。我们停止了装运武器给蒋介石。汉阳兵工厂被共产党控制了吗？很难说，也许兵工厂的工人中确有不少共产党员。邓演存的政治倾向是稳健型的，完全不同于邓演达。我绝对相信他不是左倾分子。
冯玉祥是同情武汉方面的。阎锡山的立场则不清楚。当然，我们都想拉拢他。
由于蒋先生是在日本上的军校，所以他不是四校联谊会的成员。可是，该联谊会并无反蒋力量，因为刘峙、何应钦、顾祝同、蒋鼎文、钱大钧与蒋的许多追随者都是该会会员，再者四校联谊会也并不具备政治功能。
许多保定校友，例如唐生智与白崇禧是四校联谊会会员。刘湘与刘文辉叔侄是该会有影响力的会员。李宗仁并不是会员，我虽是会员，但并不积极参与。
北伐无疑是四校联谊会最辉煌的年代。在这段时期，保定校友掌控了南北双方的军事权力，他们至少是校官，升迁迅速。不少人上过广东陆军小学或武昌军官预校，是我前后期校友，多数是前期。
同保定军校毕业生相反，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的地位日渐下降。
在那时，黄埔毕业生犹如雏鸡，同保定毕业生简直不能比；保定军校要训练八年才能毕业，而黄埔军校受训不到一年。后者在基本军事根柢与阅历方面都远远不如前者。黄埔生学了些比较新型的武器如机枪等的知识，从科学技术观点来看，他们学了很多现代化的事物。事实上，很难评价黄埔的科学化训练，因为受训时间太短。此外，我军的装备比吴佩孚军队差次得多。我们赢取胜利靠的是团结一致与精神训练。
国民革命军各军多数是反蒋的。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第六军军长程潜都对蒋不满。谭延闿同我们一起在武汉，朱培德对武汉国民政府的忠诚没有问题。程潜同情我们，程听第六军党代表林祖涵（伯渠）的话，林是中共党员。他们都有联系。至于第四军与第八军，我们公开反蒋。然而，第一军是忠蒋的。我们不清楚第七军的态度，李福林的第五军则无足轻重。
我知道唐生智非常反蒋，这是从他在会议上的讲话得出的结论。是不是唐生智在军人中煽动反蒋情绪起了主要作用？也许。但你要知道一句广东谚语：“牛唔饮水，唔揿得牛头低。”
俄顾问没有同我论及蒋先生，他们从不与我谈及武汉与南昌之间的斗争，也不论及唐生智、陈铭枢或冯玉祥。他们真是精明。加伦与铁罗尼、邓演达常常来访，但谈话内容仅限于军事。鲍罗廷呢？我很少见到他。
1927年3月6日，陈铭枢离开武汉。他离开前两三天打电话要我去他在汉口的家聊天。当时有其他访客在场，包括第十一军副军长兼第十一军第十师师长蒋光鼐、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戴戟以及第二十四师副师长蔡廷锴。陈铭枢告诉我，蒋先生反对迁到武汉是错误的，因此造成了分裂，第四军和第十一军不追随蒋是正确的。但由于蒋已往待他太好，他必须辞职，并离开武汉。他表示担心十一军，希望我维护它，像对待自己的第四军一样对待十一军。他向我保证：蒋光鼐、戴戟与蔡廷锴都会服从我的命令。
以上是陈铭枢讲话的要点，我完全信任他，我是正直与坦率的。我想劝他留下，但他不听。他悄悄地离开，乘船去了上海。我们之中有些人为他送行。
《蔡廷锴自传》说陈铭枢是由于第十一军受到压力才离开武汉。陈明确地告诉我，他想辞职。当然，我不知道是否有人逼他辞职。按理说，如果他不想离开，没人能强迫他辞职。他有实力，他的十一军下辖第十、第二十四、第二十六等三个师。二十六师师长是杨其昌，他带了部下投奔我方。我的第四军下辖两个师。我们这两个军联合起来，没人敢强迫他离开。我想可能是邓演达与他谈话建议他离开的，就如1922年我们准备与陈炯明决裂前他突然离开粤军。陈铭枢属于右翼，邓演达属于左翼。我猜测，邓演达内心是期望陈铭枢离开的，邓演达在政治方面是足智多谋的。从3月15日的李汉魂日记可知，当日邓演达召集第四、第十一军上校以上军官，在报告党务后表示“我们的决心与态度”；接着又召集这两个军中校以上军官，特别呼吁解决内部问题，还征求与会者的意见。那时，张发奎已被指定指挥第十一军。
唐生智希望陈铭枢离开吗？即使唐生智想逼陈走，也力不能及。唐想不想？那是有可能的。唐与陈在政治方面都有野心，而两个有政治野心的人是永远不能相处融洽的。幸好我没有政治野心。这就是我能够同唐生智合作的原因。
对于陈铭枢的离去，我没有施加任何压力，他确实不希望我做他的下属，但我不认为他会走得更远。可是，后来他声称是我逼他离开的，那么说不对。我有任何下属要他离开吗？也没有，我与我的下属想法是一样的。我对部下约束很严格，我的下属从未反对过我。
蒋介石在《致国民革命军官兵的信》中说，陈铭枢的离开是共产党阴谋所致。但陈铭枢没有对我提到过共产党，共产党怎能逼他离开呢？
刘文岛也离开了武汉，他同我们意见分歧。
我被任命兼十一军军长，因为朱晖日与我的其他下属部缺乏指挥一个军的足够能力。
蔡廷锴蒋光鼐以疾病为由离开了。我想凭借在第四军的老关系劝说他留下，他说，他必须离开，他要追随陈铭枢。坦白讲，蒋光鼐是一个优秀的参谋人才，但他不适合做部队长。但我仍然希望蔡廷锴留下来，想让他任第十师师长。他拒绝了，缴了辞呈。我拒绝将此辞呈上缴军委会。虽然蔡廷锴是行伍出身，此处原稿记录恐怕有误，查蔡廷锴是保定军校第三期步科毕业。但他很勇敢，也善待士兵。
蔡廷锴说他有病，入住了汉口日租界一家日本医院。我去医院探望他。我带着手枪，我的副官与两个卫士也携枪。日本哨兵因我们身怀武器，不让我们进去，我坚持要进去，日本兵也无可奈何。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根本不在乎别人说闲话。此后，中国军人就能自由出入日本租界了。
我力劝蔡廷锴留下来。如果出于自私的动机，我会让他离开。他的下属也不会因此反对我，因为我一向正直坦率，从来不自私。蔡廷锴告诉我，陈铭枢与蒋先生串通，已经派人去运动第十师一名中校团参谋主任。此人是保定毕业生，非粤籍人士，他已受命策反第四军反抗武汉国民政府。我问蔡有无证据，蔡说：“难道我这个师长对此人不比你了解得多？”他说，如果我枪毙那个军官，他就留下来。那个军官后来被处决了。蔡廷锴出庭作证，因为他拿出其下属谋反的证据，我想刀下留人也办不到。
据蔡廷锴在其回忆录中说，此人姓魏，被政工人员指控勾结陈铭枢，未经审讯就处决了。蔡所讲的可能是同一个人，我记得第十师的军官被枪决仅有一例。
在行刑后，蔡廷锴升任第十师师长。他要求调我的北江地区同乡、第四军部属许志锐任副师长，我同意了。
我觉得我已遵照陈铭枢的嘱托，没有调走十一军任何一人，也真的把十—军当作我自己的第四军。但是，接着戴戟也离开了，我只好提拔叶挺任二十四师师长，在围攻武昌之役后，他已立功扬名。
对于戴戟的离去，我没有抱憾，他和蒋光鼐一样，是个优秀的参谋人才，但不适合当部队长。
周士第继叶挺任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团长。我对周士第印象不错，他作战很勇敢。
我钦佩共产党员的热忱与战斗精神。在这里我想提一下蒋先云，当时他在武汉从事劳工运动。我知道他是中共党员，任命他为十一军二十六师七十七团团长。他说：“我是共产党员，你知道吗？”我回答：“是，我知道。”他问：“既然知道，你会怀疑我吗？”我说：“不会，只要我用你，我就不会怀疑你！”
介绍蒋先云给我的是邓演达。蒋先云工作勤奋，在劳工运动中功绩卓著。我想，这样的人一定会赢得士兵们的竭诚拥戴。据张国焘回忆，蒋先云刚离开蒋的总司令部秘书一职，我不清楚这是否属实。
我从不怀疑共产党员是勇敢善战的。我重用叶挺，从未置疑——毕竟我随时可以撤他们的职。此外，虽然蒋先云是中共党员，他的下属可不是。如果他一意孤行，我相信他的下属不会无条件跟从他。军队中等级制度森严，所以我从来不担忧反叛的可能性。既然我相信共产党员首先要效忠于共产党，为什么又不担心他们反叛呢？因为我从未感觉到他们会阴谋反对国民革命军，也从不担忧。我觉得没什么可以担惊受怕的。
第二十六师师长杨其昌也离开了，副师长吴仲禧吴仲禧（1895—1983），福州人，辛亥革命时参加福建北伐学生军，保定三期。抗战爆发前夕秘密加入中共，长期潜伏于国民党军中从事谍报工作，官至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军法执行监。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广东省人民法院代院长、省司法厅厅长和党组书记、省政协副主席、民革广东省副主委。他在四战区策反参谋长吴石，从中获许多军事情报。胜利后，吴仲禧在国民党国防部中将监察官任上，被军统蔡劲军控告贪污，吴石以国防部史料局局长身份营救他出险。此后吴仲禧在上海中共地下党林亨元（业律师）家介绍吴石认识另一中共党员、民主促进会负责人王绍鏊等，吴石则介绍吴仲禧结识他的学生、桂系将领廖磊之侄、白崇禧华中“剿匪”总部情报科科长胡宗宪。胡每周寄送《敌我双方兵力位置要图》给吴仲禧，既有国民党军部署的准确位置，又有“剿总”估计共方兵力部署的判断，均由吴仲禧及时交给沪、港的中共地下党组织。1948年夏，吴仲禧以国防部中将部员职衔去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前，由吴石撰写介绍信给刘峙的参谋长李树正，遂在李树正陪同下，获取了东起海州、西至商丘的徐蚌战场国共双方部队驻地、番号、兵种等情报，迅即返回上海交回中共华东局情报部部长潘汉年。1949年3月，汤恩伯江防总部里一名中共地下党员鲁矗找吴仲禧送交汤签署的给沿江守备十个军军长的作战命令，吴仲禧专程乘飞机到香港将此绝密情报交给刘人寿，用秘密电台呈报中共中央军委。4月，吴石向吴仲禧报告，已游说国民党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投共，林已答应。6月下旬，吴石由福建绥靖公所副主任调任国防部次长，赴台路经香港，在佐敦饭店与吴仲禧及中共华南分局人员会见，交付国民党军留存西北各地的部队番号、驻扎地点、部队长姓名、现有人数与配备、整编计划等文件以及国民党军在长江以南川滇湘粤闽各省的部队建制、兵力等文件共几十页给华南分局饶彰风、张铁生。由于中共台湾省工委组织被破，吴石等被捕，1950年6月10日被判死刑。被委任为代师长，他原来是第十师的。二十四师七十一团团长也走了，我任命欧震补缺。
我保留了十一军军部，但因为它刚成立不久，参谋人员很少。十一军没有党代表，至于政治部是否有许多共产党员，我也不清楚。我在十一军设立了经济、人事委员会。不过军部没钱，因为陈铭枢离开时没留下一分钱，我仅仅掌握印信而已。
陈铭枢走后，唐生智紧紧抓住我，我与他接触密切，相处不错。
1927年3月11日，在武汉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我当选军事委员会委员。有报告说，3月21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薛岳进占上海，他要求中共党员拒绝蒋总司令退出上海的命令，并要求他们同第一师一起反蒋。我从未听到过有这么一份报告。【如果你去询问薛岳本人，即使他确实作过他也绝不会承认自己在关键时刻提出过这样的要求。我不相信任何人会完全承认自己的过失。我所能讲的是，薛岳左倾，他对蒋先生心怀不满，事实上蒋也待他不好。薛岳自己也对他的上司国民革命军东路前敌总指挥白崇禧不惬于心。】薛岳后来离开了上海的第一军，但当时我对情况不甚了解。
毫无疑问薛岳是有才干的，但他经常轻率莽撞。他对共产党评价很高——这也不是他一个人作如是观，在北伐期间中共党员确实是不辞劳苦。据潘公展说，武汉国民政府的领导人企图劝诱薛岳背叛蒋总司令，这事我则不清楚。
有人说，南京事件是林祖涵（伯渠）与其他共产党员煽动的。北伐军进城时，有穿军服之匪徒向各国领事署、机关、学校、住宅袭击与抢劫，造成英领事与外侨伤亡，英美兵舰即开炮轰击，死伤军民颇多。经第二军军长鲁涤平、第六军军长程潜入城枪毙抢劫犯数人，且护送外人赴外舰，其事始息。我所知道的是，林祖涵系第六军（国民党）党代表，也是中共党员。从军委会军需办公室1927年4月的报告知，武汉的军委会在“特别费”名下拨付给林祖涵预算之外的9672元。这是为什么我不知道。也许这里面有秘密联系，这笔钱是用来资助他的（越轨）行动。
3月底，武汉的领导人们讨论进攻上海、南京。当时，我已变得非常重要，我统率第四、第十一两个军，能出席国民政府军委会的会议。一伙武汉领导人鼓吹“安内”运动，旨在于重新北伐之前遏止蒋介石。唐生智特别热心鼓吹对北方实施攻伐。此人有野心，意欲取代蒋介石的地位。有一部分文官支持他的主张。
大多数人认为，如果我们与南京为敌，我们仍然要面对张作霖的威胁。这一群人主张部署少量部队防备蒋先生，派遣我们的主力部队去同北方的张作霖打仗。换言之，他们主张“防东攻北”，那就是第二次北伐。我特别热情支持这一路线。
一方面，朱培德军在江西，我们不需要派部队警戒东面；另一方面，蒋的第一军是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的。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自相残杀，应该在清算自己的兄弟前消灭敌人。邓演达、谭延闿等人赞同我的观点。
当时我们不能确定冯玉祥的态度，河南的军队正由吴佩孚的下属及靳云鹏的弟弟靳云鹗掌控。
李汉魂日记说，十二师的两个团4月7日奉命向安徽安庆进军，4月10日却奉命停步。这是为什么呢？这两个团奉命进军安庆是为了防御可能来自蒋介石的攻势，但正如我已讲的，在武汉的领导人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分歧，这就是改变命令的原因。
1927年4月5日，汪精卫与中共领袖陈独秀在上海发表联合声明，保证国共为了国民革命继续合作。可以说，当时汪精卫是要同中共合作的，我追随他。1927年4月10日他抵达武汉时，我高兴得不得了，我的脑子里只有汪精卫。
加伦与鲍罗廷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他们赞成迁都武汉。也许这是俄方支持武汉政府的政策，这使得蒋先生认为是共产党的阴谋。但是，我们没看出这点，否则，宁汉分裂不会发生。许多人站在武汉一边——谭延闿、宋子文、宋庆龄等。大多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与国民政府官员部在武汉。
1927年4月12日，蒋先生在上海发动了清党，四日后广州跟着做，李济深在广州执行清党到如此地步——他甚至枪杀阅读汪精卫演讲文集的人。我所听闻之最残忍的清党事件发生在广州南沙头——李福林下令在共产党员背后绑上石头，然后把他们推入珠江。在广西，黄绍竑也以铁腕执行清党。“清党”的始作俑者是李宗仁、白崇禧。捕杀中共党员的南京、上海、广东、广西四省市中，三个是新桂系的“食邑”。在“清党”的决策上，新桂系也起了推动作用，大开杀戒也比上海早三日。“清党”会议是在上海龙华镇的北伐军前敌总指挥部举行的，出席者有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陈果夫等监委和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李济深等人。当时蒋介石顾虑重重，举棋不定，认为对付共产党没有把握。白崇禧挺身而起厉声说：“你们怕共产党，我不怕；你们不干，我白某人一个人也要干。我马上就要从我的防区内杀起！”就这样通过了“清党”决议。广西捕杀人数也远远多于上海。
至此，我与李济深没有更多的联络。在他认可蒋先生要我请示谭延闿的指示后，我已断绝同他的联系。第四军视他为敌人，因为他支持南京当局，但我们并未谴责他。
依照蒋先生的指示，我向谭延闿求教我应该如何取舍。他告诉我：“蒋先生做错了，我们应该反对他。”他告诉我，我在跟随武汉领导人一事上不能犯错。我在武汉是确实有权力的。如果站到蒋先生一边，带着我的部队离开武汉，武汉局势将大受影响。因为光是唐生智的部队，是不足以同蒋先生抗衡的。
第六章第二次北伐与南昌暴动（1927年4月至8月）
1927年4月中，武汉的领导人最终决定继续进行第二次北伐。武汉在东进抑或北伐这个问题上意见分歧，唐生智服从大多数人的意见，他与我是武汉两个最重要的军事领袖。虽然他的地位——驻武汉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高于我，但我的兵力不比他弱。可以说，军人对于发动第二次北伐是意见一致的。影响武汉领导人作出第二次北伐决定的一项重要因素是北洋政府的河南保卫军总司令靳云鹗归顺我方，这意味着我军能够在无阻挡的情形下进入豫南，向驻马店集中；另一重要因素是国民联军总司令冯玉祥同意与我们的进军配合，派遣他的部队东出陕西潼关。
叶挺、恽代英以及我的其他共产党员友人是支持第二次北伐的，他们赞成同张作霖作战，而不是蒋介石。这表示他们并不志在夺取政治控制权以及鼓吹反蒋。俄顾问方面，加伦、铁罗尼与涅吉丁没有鼓吹反蒋。鲍罗廷的态度我不了解。
军委会仔细考虑了，当我们向北进军时，南京方面会不会攻击我军。结论是否定的，因为我们知道，南京方面也承受着内部压力与来自孙传芳的外部压力，我不了解南京方面怎样决定他们的战略。总之，他们最后采取了与我们类似的战略：防御武汉攻击孙传芳。
军委会决定了以下计划：冯玉祥的部队从潼关沿着陇海线前进，切断张作霖的后方，以便同唐生智与我在郑州的部队连成一片。在休整一段时间后，我们就向北京进军。同时，朱培德的第三军团警戒南京方面可能发起的进攻。
我把一个师留在武汉，我不能放弃武汉这个基地。我决定把叶挺的第二十四师留下。这是一个新组建的师，它容纳了大量的新兵，需要整编与训练。唐生智也留了些部队在武汉。
当时，我担任第一纵队司令官，任务是向京汉铁路右翼挺进，以便夺占开封。我隶属于第一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唐生智，他的总指挥部同第二纵队司令官刘兴一起行动，刘还兼任第三十六军军长。第二纵队沿着京汉铁路前进，直指郑州。第三纵队司令官是魏益三，所部乃是新编的河南倒戈部队。所以真正同敌人作战的只是第一、第二纵队。
第四、第十一军于1927年4月18日在武昌南湖机场举行第二次北伐誓师典礼。两天后，许多群众到京汉路车站为我送行，宋庆龄女士给我一篮鲜花。
1927年5月1日，我统率的两个军完成了在驻马店的集结。我一到驻马店就拜访了靳云鹗。由于我穿着士兵服饰，鄂部的哨兵没认出我。当他们知晓访客的身份时，他们惊诧我的身材如此瘦小。相比之下，北方的军人真是高大魁梧，尤其是山东籍的官兵。
我在驻马店收编了陕军一个骑兵团，团长是崔华。这个团仅有三个连一百来匹马，其中多数是蒙古骏马。我把这个骑兵团编入一纵指挥部直属部队，因为，马匹大有助于侦察工作。
我们的武器弹药更加标准化，步枪部换了0?79公分口径，大多是汉阳兵工厂制造的。我们也拥有该厂制造的迫击炮与0?75公分口径机关枪。
通讯工作方面，军级指挥官配备了外国制造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同上级联络，同下属单位则使用电话联络。当然，我们使用密码。
5月14日，我接获总攻令。四十一军的段国璋旅靠了过来，但又突然叛变，在汝南袭击我部。由于我们从未对段部抱有警惕心，我们有部分单位被缴了械，我们承受了伤亡，所幸为数轻微。我派兵包围了段国璋旅，让其他部队挺进上蔡。
我记得在上蔡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部队进不了民房。由于整天下雨，我的参谋长与我去敲一家的门，屋主不让进，我们用客家话咒骂屋主“河南人毫无人性”。此时，屋主出来欢迎我们，他说“我们是一家人”，原来他们也是客家人。
在上蔡，我们没有很多仗可打。5月16日，我指派两个团包围了县城的富双英部守军，其余部队挺进东洪桥和西洪桥。
0 张发奎 口述自传第六章 第二次北伐与南昌暴动
0东洪桥与西洪桥发生了激战，该两桥相距约两里路。在指挥这场战役时，我忙坏了，我根据战场情况把后备队在两座桥之间调来调去。结果后备队没有打成一仗，因为每当他们赶到一地时，战事就平静下去了，他们就要返回另一座桥增援。反而在来回奔跑行军中，累死了两个士兵。
5月17日，我们占领东洪桥与西洪桥后，富双英旅长率领上蔡守军投诚。我下令黄琪翔率领二十六、十二师和独立第十五师从西洪桥向逍遥镇前进。独立十五师下辖三个团，是由投诚的湖南部队改编的。师长贺龙原来是湘西的土匪头子，但是看上去他很斯文，说起话来条理分明，一点也不像土匪，这方面他同朱德刚好相反。
5月24日，我们攻占逍遥镇。《三国演义》第67回《张辽威震逍遥津》就是描述1786年前魏将张辽在逍遥津旁桥上重创吴兵，甘宁、吕蒙拼死保护孙权，挥鞭策马跃过逍遥津出险的故事。我们在同一地点俘奉军团长王步锡以下五百余人，再次威震河南逍遥津。接着，我们向临颍进发。在临颍附近，我军击中两架敌机，但那只是侦察机。1927年5月27日拂晓，我们进攻临颍。除了蔡廷锴的第十师担任后卫，我把所有的部队都投入了这场战斗。敌军在各方面都占了优势——他们有空军、坦克、大炮等。我听说我们的机关枪炮兵连跟着一些步兵单位后撤了。这是从北伐出发以来我军首次退却，我赶到前线，士兵们一见到我就回到自己的岗位。这就是为什么我常常讲战事的胜负同战场指挥官素质高低有很大关系。
此役我们伤亡惨重，我见到蒋先云躺在担架上经过我的指挥部。他睁着眼，说不出话，但是还挥动手臂表示要回到前线去。他确实作战勇敢，善待士兵，可惜他最终在临颍不治。
我们不能同优势的敌军硬拼。5月28日，邓演达、铁罗尼、保罗、涅吉丁都建议我下令立即退却，他们都说，否则会发生混乱。我不同意，我说，第一，白天撤退是危险的，同样会溃散。由于我们没有足够的火车车厢把部队转移到后方，我们很可能被消灭。第二，我们必须等待蔡廷锴师到来，我已命令他急行军来临颍增援。我计划把第十师投入战场继续战斗以稳定我们的战线，坚持到黄昏才可以开始撤退，夜间撤退比白天撤退安全得多。简言之，我也感到我们无法继续这场无限期的战斗。
临颍附近攻击前进要图（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提供）
此时，蔡廷锴赶到了指挥部，李汉魂从前线报告张学良已经撤走了。那时大约下午四点钟。毫不夸张，我在最后五分钟的坚定不移，扭转了战局。胜利是属于能坚持到最后五分钟的人的。如果张学良坚持到黄昏，我们就不得不撤退了。这使我想起一则广东故事——有人问另一人：“你走不走？”那个倔强的汉子答道：“不，我不走！”前者道：“你不走，那我走！”他吓不倒硬汉。
保定军校第八期毕业的李恒华带着他驻守临颍的炮兵团投降了我们。他们的武器大多是山炮，也有些野战炮。于是，我解散了机枪炮兵营，淘汰了陈旧的山炮。这一战，我们发了一笔“洋财”，大大改善了火力。
我们俘获了奉军四辆坦克，这是我首次俘获坦克。拍照存证后，我们将这四辆坦克上缴给军委会，因为我们根本不懂得使用这些新式武器。
刘兴的部队也参加了临颍之战，可以说，刘兴的二纵在临颍——他们在火车站作战，但那不是主战场，刘兴的部队伤亡轻微。
临颍之战是我部在第二次北伐中所经历的一次最残酷的战役。奉军出动了第十军王树棠全军，第十七、第八军及飞机坦克共十余万官兵，我军仅黄琪翔指挥不足额的第十二、第二十六师；敌方兵力十倍于我，且有良好的工事与优秀的兵器。我与黄琪翔亲临前线指挥，敌方集中火力，弹如雨下，我军始终坚守阵地。自27日拂晓至28日下午，血战两日，冲击敌阵几次攻克临颍。此役缴获步枪千余支、迫击炮十余门，机枪五挺、坦克车四辆，军品无算。此役击溃了张学良部的主力，使我们得以进军开封。
在我参与的所有战斗中，临颍战斗——并非许多人想象的汀泗桥战斗——给了我最大的满足感。如果说汀泗桥之役是消灭吴佩孚部的关键，那么临颍之役乃是消灭张学良部的关键。此役也是我在内战中参与的最残忍战役。正面战场伤亡惨重，蒋先云的七十七团伤亡过半，蒋伤重不治，七十六团沈参谋长阵亡；三十四团团长吴奇伟、七十六团团长沈久成负伤，共死伤将校四十余人。自北伐以来，此役伤亡最大。
我的部队追击敌军到开封城下。在路途中，他们遇见一个盲人，他说他要见长官。他被带到我面前，他说“劈开这枝竹竿”。我们劈开竹竿，见到开封商会的一封信，告诉我：张学良的部将奉军第三十七旅旅长兼开封警备司令何柱国已经撤走了。开封商会要求我直取开封。
何柱国是广西人，是我在广东陆军小学和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的同学。他很聪敏，常常是全班考第一名的；他也长得英俊，后来去了保定军校。
我的部队没休息就出动，有两个士兵在途中病倒。我的先头部队赶在冯玉祥从郑州派出的骑兵旅前头抵达开封。我怎么评价当年的电讯呢？它说冯玉祥部比我们先到开封。据《革命文献》第17卷记载，1927年6月1日张发奎电军委称所部前锋于6月1日下午6点占领开封；然而冯玉祥部将孙良诚6月2日电军委会，宣称该部于5月31日攻占开封。这里面当然有谬误。毫无疑问，是我部攻占开封，那时我甚至不知道冯玉祥派部队来开封。冯玉祥部入驻开封是捡了个便宜。据蔡廷锴回忆录，他的十一军第十师前锋部队于1927年6月1日率先抵达开封。另据李汉魂6月2日的日记，第十一军已经占领开封并消灭黄河以南的敌军；冯玉祥已刊日记中的编按直指冯军于6月1日占领开封，武汉部队也已抵达。
有谣言说开封俘获数以万计的敌军官兵的消息，那全是胡扯！敌军都已撤走了。此外，我不相信张学良在开封驻有数以万计的部队。这一定是有人为我吹嘘战绩。当然，张学良留下了一些老弱残兵在开封城。
我的部下不会让冯玉祥部骑兵进城。根据不成文的规矩，先占领城池的部队有权拒绝其他部队入城，原因很简单：避免添乱。当我和我的骑兵团抵达开封后，我亲眼见到冯部骑兵抵达城外。
冯玉祥北方的民众欢迎我军，他们欢迎我军甚于冯军，这是因为我军配备了野战厨房自行煮食，而北方的部队都要求老百姓提供伙食。
在开封，我抓到一个嫖妓的军官，他是第一个违反奸淫禁令的。他哀求我处死他，而不要当众按军法处以二百军棍。我拒绝了他的要求，因为此人并非恐惧皮肉之苦而是害怕羞辱。难道二百军棍打上去不疼吗？执刑用的木板是临时制作的代用品，那触犯军纪的军官可以穿着衣裤受刑。另外，执刑的军官通常是同级或上一级军官，本是受刑军官的朋友，下手不会很重，仅仅打屁股而已，事实上也不会打够二百下。
至此，在我部的“外江佬”数量已超过粤籍官兵，有许多下层干部都是外省籍。许多黄埔四期、五期生，尤其是黄埔武昌分校训练的五期毕业生来我部担任低级军官。
我部由设在武汉的第四、第十一军联合后方办事处直接从军委会取得军费，它也负责照顾伤残士兵。补给工作由总军需署掌管。
政府有时会拖欠军费。对当时通货的贬值，我无甚印象。我敢说自国民革命军建军后，我从未感觉经费成问题。此外，我部已积累了相当大一笔公积金。
我们自信有能力直捣北京。我们面对的只有奉军，而这时奉军已陷入混乱。我们感到他们将会退回东北。吴佩孚的军队已被消灭。孙传芳部正与南京方面的国民革命军作战。
阎锡山怎样评论阎锡山违反承诺——未派晋军出击奉军一事？当张学良进兵河南时，如果阎锡山出兵石家庄，他可以切断奉军的后方补给线，那么临颍之战就不会发生，我们肯定已经顺利到达北京。然而，我对阎锡山的态度并不惊奇，他这个人本来就很滑头。
河南投诚部队的装备不差，但军纪很差，靳云鹗还抽大烟。
在第二次北伐中，我们没有犯下战略错误，但以我个人经验来说，我们常常过分信任倒戈投降的部队，段国璋旅的复叛就是我们轻信北军叛部所遭致恶果的典范例子。当然，向我们投诚的北军，多数还是忠于革命的。
第二次北伐的伤亡颇重，临颍之战最为惨重，伤亡率超过三分之一。其他战役的伤亡率就小得多。整个第一纵队减员五千多官兵，包括负伤与阵亡。贺龙的独立十五师折损较少，因为我指派给他的任务比较轻松。
张学良的奉军同吴佩孚、孙传芳部队比较，吴佩孚军队战斗力最强劲，奉军其次，孙传芳部最差。装备上以奉军最精良，吴部与孙部差不多。
在第二次北伐中，农民协会对北伐军帮助很大，农民群众为我们担任侦察、向导、运输、通讯等工作。也有过几次，有人拒绝同北伐军合作，河南的红枪会对我们不友好。可是，加入农民协会的红枪会群众向我们提供援助，这必须归功于我们的政工人员。我军每占领一地，有时在占领前，共产党就派人去整顿红枪会。那些未经整顿的红枪会，对我们有所阻挠。有时骚扰我们的后方，掠夺我们的武器。他们装备很差。总之，红枪会的成员，协助我军的多于妨碍我军的。
台湾的历史学家蒋永敬在《鲍罗廷与武汉政权》一书中提及，在河南曾发生过农民与受共产党影响的国民党党部之间的纷争。我记忆中无此印象，但是这类争斗是可能发生的。
人们常常抨击湖南农运无法无天，但由于当时我对共产党印象甚佳，所以我对此类报告一概不予理会。当时我认为工运与农运都是新生事物，对在运动发展的痛苦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过激的行为，我们应该持宽容态度。此外，我对农民协会有极好的印象，因为他们帮助北伐军。
5月中，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联同第二十军杨森部、第十五军刘佐龙部从背后袭取武汉，武汉政府依靠叶挺部将十四师等逐出武昌。夏斗寅部驻扎在宜昌，叶挺对夏斗寅部与杨森部采取行动是正确的。
1927年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哗变。当时我在河南作战，对此事未太留意。许克祥是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下属。我认为，湖南农民协会虽然犯了左倾幼稚罪，许克祥的滥捕滥杀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倘若我处于他的位子，不会像他那么大动干戈。我不相信有关共产党阴谋的报告，故仍然信任共产党员，同他们合作。
1927年6月7日，我和一些参谋与一个骑兵连离开开封去郑州。一到就看到张学良致国民革命军的函件，他希望我们不要毁坏郑州附近跨越黄河的铁路大桥。这座桥正由一位比利时籍工程师管理。从军事的观点，张学良应该炸毁这座桥以阻止我军追击撤退的奉军，但是，他顾及整个国家利益。他信中还说，希望把他留下的大量麦子分给贫民。我感到此人头脑清醒，置国家利益于他个人利益之上。奉军的军纪不坏，张学良是足智多谋的。他原先以为河南守得住，所以构建了防御工事，临颍尤其坚固。尽管外传他是“太子爷”，他还是能干的将才。
几天后，我在郑州会议上遇见冯玉祥。他对我说：“你真了不起！你们南方人两条腿比我的马队还跑得快！”他不知道，我的部队是日夜兼程，一刻不停赶到开封的；他想不到我们跑得这么快。我们向开封急行军的速度确实引起了北方官兵的钦敬。
冯玉祥对武汉政府的态度给我的印象是：他是左倾亲共的，他不和我们站在一起，但也没有同我们断绝关系，似乎在骑墙观望。
在郑州会议上，我们决定把唐生智和我的部队撤回武汉，把河南的军政管辖权移交给冯玉祥。这是汪精卫提议的。我们根本没有任何回师武汉的理由，原来计划在郑州与冯玉祥部会师后，稍事休息，然后进军北京。
我们决定回师武汉，是因为湖南农民协会的不正当举动。汪精卫报告说，农民协会发动骚乱，走向极端，导致后方不稳。他是郑州会议上最活跃者，唐生智也讲了许多，他也报告了农民协会制造的动乱。我们同意，鉴于前述暴行，我们不能再继续从事第二次北伐了。有关前述暴行问题，要留待我们回到武汉再议。郑州会议并没有提议军事长官解除各支部队中共产党员的武装。
郑州会议收到朱培德发来的电报，说蒋先生准备夺占江西，但我们回师的主要原因，乃是湖南农民协会的暴行。
唐生智、冯玉祥和我都赞成回师武汉的动议，当时争议很小，我完全同意这项决定。我的部队已经承受重大伤亡，需要时间去整顿和补充。另外，我们南方部队不习惯北方的环境。我感到回武汉可以安心无忧，因为我相信冯玉祥部足以抗衡张学良的奉军。我为什么不考虑冯有野心呢？是的，他确有野心，但我们留下了河南的部队，冯玉祥部在河南并不寂寞。
1927年6月12日郑州会议结束，唐生智下令我部回师武汉。他对我暗示，回去后我们要东进，意即进攻南京。唐生智部将沿长江北岸，我部则沿南岸行军。
冯玉祥在其回忆录《我的生活》中说，汪精卫和其他武汉领导人突然离开郑州，是因为他们得悉冯玉祥已经同蒋先生结盟，意欲扣留他们。其实我们离开郑州后才知道冯玉祥与蒋先生结盟，那时我们才感到冯玉祥是不可靠的。至于担心被扣留则是过虑，因为唐生智部那时还驻扎于郑州。
回到武汉后不久，汪精卫召集“非共武装同志”开会，向他们出示共产国际的决议据《革命文献》第16册记载，1927年11月5日，汪精卫在广东中山大学发表题为《武汉分共》的演说，透露苏俄顾问6月1日交给他两份共产国际的决议，在其他省份，苏俄要武装2万名共产党员和5万名工人农民。，要求他们在军队中提高警惕。我记得在一次汪精卫召集的非正式会议上，对唐生智、我和一些高级将领说，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下达行动指令前，要密切注意共产党。
当我听到冯玉祥于6月19日至20日的徐州会议上同蒋先生结盟的消息时，我并不惊诧。冯玉祥、阎锡山以及大多数北方武人都很狡黠也很圆滑，不像黄琪翔我们南方人直截了当。
武汉分共后，我被任命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挂上将衔。第二方面军统辖第四、第十一、第二十军。二十军是由贺龙的独立第十五师加上四分之一个团整编而成。
当总指挥与总司令两个官衔并存时，总司令高于总指挥，委我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时，隶属于唐生智的第四集团军。唐生智野心勃勃，但他和我一样，都是汪精卫的支持者。
李汉魂6月，黄琪翔被擢升为第四军军长，下辖十二、二十五和二十一师，缪培南被任命为第十二师师长，李汉魂为第二十五师师长，二十一师是由投诚的富双英旅扩编而成。
朱晖日升任第十一军军长，下辖第十、第二十四和第二十六师。蔡廷锴和叶挺分别留任第十、第二十四师师长，蔡廷锴的副手许志锐升任第二十六师师长。为什么让他接替吴仲禧？因为吴仲禧是福建人，福建出产不了勇士，但他是个出色的参谋人员。
应蔡廷锴的要求，我派第四军的陈芝馨接替许志锐任第十师副师长，蔡与陈是西江地区的同乡，除了陈芝馨，我没有将其他第四军干部安插到蔡廷锴的第十师。
除了许志锐，还有其他第四军的干部调到二十六师担任要职，副师长、参谋长、经理处长、副官长以及三个团长都是第四军调去的。
叶挺的第二十四师中，三个团长都是第四军调去的。第十一军参谋长吴涵也是第四军调去的。
为什么第十一军有这么多第四军出身的军官？因为自从陈铭枢离开后，第十一军的军官们相继辞职，由此造成的职位空缺我必须填补。
谢膺白被任命为第二方面军参谋长，我推荐郭沫若为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兼党代表。政治部有许多共产党员，尤其是第四军，这是由于廖乾五的缘故。我推荐高语罕任第二方面军秘书长，他在中国共产党任要职高语罕（1888—1948），1925年任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委员，1926年1月出席国民党二大任中共代表党团书记并当选国民党中央监委会常委，1927年3月出任中共兴办的汉口《民国日报》主笔。。秘书长与参谋长同级。
我把共产党员安插到不同的岗位，因为他们都很能干。既然汪精卫已经吩咐我提防共产党，为什么我还要把郭沫若与高语罕礼聘到第二方面军呢？是我同意任用他俩的。这也是邓演达提出的建议，汪精卫并没有反对。如果汪精卫反对，他会告诉我。设若汪告诉我不可任用郭沫若和高语罕，我会服从他，因为我不管是非，一直崇拜他。我很强调情感的重要性。我相信只要追随汪精卫，就不会迷失方向，但他没有给我明确的指示。我也亲近邓演达，二者的区别是，我觉得汪精卫能做我的领袖，邓演达则是我的知心朋友。
邓演达既建议设立党代表职务又建议任命郭沫若为党代表。当郭沫若出任第二方面军党代表时，他并没有利用他的特权，这个党代表只是名义上的职务，他没有真正执行党代表的职能。我从未向他下达有关政治部业务以外的命令，因为他是个文职人员，他也明白自己对军务一无所知。我是独断独行的，他从未要求参阅我的任何命令，表现得十足是一个学者——有点不落俗套，有点浪漫。他工作并不勤奋，不像廖仲恺；他作风懒散，却很健谈。作为四川人，他是口才便给。事实上贵州人和云南人都辩不过四川人。
1927年6月杪，记不起是否我同意将工人纠察队合并到我的部队。我个人对共产党员仍然是友好的。中共党员朱其华（曾在第四军政治部任职）在其《1927年底回忆》一书中说：“武汉之所以还没有像南京那样杀戮共产党，就是因为张发奎还有一点问题……张发奎在作战时不愧是一员勇将，但他也只是一个军事人才而不是政治家。”
铁罗尼是唯一不拘谨于军事的俄国人，有时他同我谈及宽泛的话题。有次我问他有关俄国的共产主义，他说：“俄国革命发生在多年前，在今日的苏俄已经不存在真正的共产主义，至少还要五十年才能实现共产主义，我不能活到那一天了。”那时他四十多岁。他继续说：“在中国根本谈不上实现共产主义，所以你不必担心。”他又说，三大政策是正确的，俄国人来中国是为了帮助实现国民革命。此时我愈来愈参与政治，也就开始确立自己的政治立场。由于同汪精卫接触频繁，我开始感觉胡汉民心胸狭窄。汪精卫叫我“向华”，因为我比他年轻。
我同孙科的关系密切，我尊敬他，我称他“孙先生”，因他学问渊博。他的私生活异乎寻常，但他读起书来废寝忘食。此外，我崇拜民主，他作风很民主。虽然他看上去面容严肃，但他完全没有官僚架子。他是个出色的演说家。我认为他很能干，但他不够坚定，那是文官的通病。设若蒋先生不是军人，他也会这样。
郭沫若虽然自己是个粗鲁的军人，但我还是愿同文人接近。在武汉，我交结了许多文官——郭沫若、徐谦等。我对这两人印象都不错，我钦佩郭沫若的学问……我认为徐谦很能干，他是有名的法学家。
此时刘玉春已获释，这是怎么回事？陈师许有一天告诉我刘玉春吐血，我就去看望他。他几乎疯了，说我们若不释放他就干脆杀了他。对此我很有感慨，我向唐生智报告此事，认为刘玉春的行径值得同情。唐生智向国民政府提出这个问题，于是刘玉春重获自由。
我派了一辆马车把刘玉春接到我的总部。一路上，老百姓向他掷石头，高喊：“杀了他！”他一见我就下跪，感谢我救他一命。我说，我们是为了一种理念，为了实现三民主义而战。过了一会儿，我派人护送他登上开往上海的客轮，我给他盘缠以及一小笔钱。他经上海回到了老家天津。
我对武汉国民政府进军南京的计划能成功深信不疑，对唐生智部与我部攻占南京极有信心【为了赶走蒋先生】。在我们这方面，拥有第二、第三、第六军，我们只需要对付第一军，至多再加一个第七军——我们仍然不知晓它的政治态度。
我计划进击南京准备派遣第四军第二十一师富双英部沿着长江南岸进军，我的主力将从南昌出发沿着以下两条路线东进：一条经由上饶、江山和杭州直捣宁沪，另一条由皖南直抵南京。
我部从河南回师花了些时间。每一支部队向下游的九江进军前都只在武汉停留几天。叶挺的二十四师首先开拔，我下令部队沿着南浔线（南昌至九江铁路线）集结。朱培德部向东，仅在南昌留下一小支部队，当时朱德任朱培德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长。叶剑英在九江任第四军参谋长，他是梅县同乡、第四军军长黄琪翔推荐给我的。我以前见过叶剑英，但对他并不了解，也不知道他是否共产党员。
1927年7月15日，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召集全体会议讨论共产党问题，旨在压制违反国民党党纲的所有言行。不久，汪精卫召集了一个高级军政领导人的非正式联席会议。他告诉我们，中央已决定实施“分共”，但有异于南京方面的“清共”。这意味着要用和平方式撵走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不逮捕也不杀害他们。他告诉在场的高级将领们回到各自单位作好准备。我们要求共产党员自动离开，给点钱让他们走。如果他们不想离开，可以留在武汉，但不许在政治、军事机关任职。
对“分共”政策，我认为，在革命成功之前，革命力量不应该分裂。当然，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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