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推薦：
《
锂电储能产品设计及案例详解
》
售價：HK$
113.9
《
首辅养成手册（全三册）（张晚意、任敏主演古装剧《锦绣安宁》原著小说）
》
售價：HK$
124.2
《
清洁
》
售價：HK$
66.7
《
组队：超级个体时代的协作方式
》
售價：HK$
79.4
《
第十三位陪审员
》
售價：HK$
55.2
《
微观经济学（第三版）【2024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作品】
》
售價：HK$
159.9
《
Python贝叶斯深度学习
》
售價：HK$
91.8
《
文本的密码：社会语境中的宋代文学
》
售價：HK$
69.0
|
| 內容簡介： |
这不是纯粹的情色书，除了其中的轰动效应之外，它还有文学方面的意义。他这本最后的著作，是对清朝的颂歌；是写给一个逝去时代的性爱情书。我本人并不认为此书在编造事实，即使是，也是一个渊博的语言天才花了无数心血写出的一部令人惊叹的历史小说。
—— 英文版编辑 Derek Sandhaus 2010年
以译者之见，此种黍离之悲，正是本书与《金瓶梅》神似之处，亦是本书的精华所在。虽然情色满眼、真假莫辨会影响世人对于此书的接受，但是有此深邃之悲情，《太后与我》就具备了长久的价值。
——中文版译者 王笑歌 2009年
《太后与我》收录了20章内容，描写清朝宫廷的见闻以及与此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人物。慈禧太后是关注焦点；作者在大多数场景中都亲临其中，但只有极少数有其他人证明。整本书出色地刻画了一个行将就木的王朝。从历史学家的观点看，最重要的一节莫过于已经提到的皇帝和太后之死。
——R.
贺普利 （R. Hoeppli）1945年
|
| 關於作者： |
埃蒙德·特拉内·巴恪思爵士（Sir Edmund Trelawny Backhouse）
巴恪思，1873年出生于英国约克郡的里士满（Richmond），祖上是曾经显赫的奎克（Quaker）家族，后就读牛津大学。
1898年，巴恪思来到北京，由于精通汉语、蒙古语和满语。1903年，满清政府擢升他为京师大学堂（后来成为北京大学）法律和文学教授；一年后成为英国外务处专员。
1913至1922年之间，巴恪思把大量珍贵的中文印刷书以及部分卷轴和手稿，都捐献给牛津大学博多莱安（Bodleian）图书馆。
1944年1月辞世于北京，在临终前一年，他完成了自传体著作《太后与我》。在书中，巴恪思以回忆录的形式记录了他在清朝末年寓居中国的生活。巴恪思身故后，《太后与我》的手稿由其友人贺普利（R.
Hoeppli）医生转交给牛津大学博多莱安图书馆保存至今。
译者介绍：
王笑歌 《太后与我》翻译
女，上海外国语大学翻译专业硕士。翻译、小说家。
主要翻译作品：
《聚焦：决定你公司的未来》 上海人民出版社
《迪士尼电影英语系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太后与我》 香港新世纪出版社
主要小说作品：
《爱是一场奢华之旅》 文化艺术出版社
《庭外和解》 《上海文学》杂志
|
| 目錄：
|
编者序
译者序
第一章 一个时代的开始
第二章 荣禄大人
第三章 颐和园夜曲：麦瑟琳娜的游憩时光
第四章 密会桑树
第五章 浴室的不速之客
第六章 危机一发
第七章 众位太监
第八章 吸血鬼亲王
第九章 魔鬼附身的太监
第十章 天堂之火，爱侣之厄
第十一章 处置匿名信
第十二章 术士之能
第十三章 白云观
第十四章 太后最后的秋日野餐
第十五章 他们殒命之时
第十六章 被玷污的陵墓
第十七章 追忆旧日荣光
后记
|
| 內容試閱：
|
编者序
1939年，被日本人占领的北京。
有一位神秘的老人住进使馆区。他身着及踝长袍，花白长髯，头戴一顶无檐儿圆帽，其上镶嵌着一块硕大的红宝石，一副中国老派绅士的打扮。他操一口漂亮的北方方言，熟稔地招呼着仆役，让使馆区那些第一次见到他的外国人吃惊不小。
但此人却并非中国人，而是英国子民，曾经是整个中国最赫赫有名的外国人之一。此前多年，他一直隐居于京城西郊，闭门读书。现在日军侵华，他不得不离开寓所，丢弃财物，另觅庇护所。正如1900年义和团及清军围攻使馆区，残暴剿杀洋人时，他也同样被迫回到同胞处寻求荫庇。
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几年后的某日，使馆区有位叫做雷哈德·贺普利（Reinhard
Hoeppli）的瑞士籍医生，坐着他的人力车经过这老人身边。那满族车夫一看到这老人，就急忙告诉贺普利他们可见到大人物了。这车夫说，他们刚刚经过的这人，据说是大清帝国最后一位统治者——慈禧太后的情人！这位老人，就是埃蒙德·巴恪思。
埃蒙德·特拉内·巴恪思爵士埃蒙德爵士称谓自己是“Bacchus”，中文“巴恪思”，但他宗戚的后人告诉我们，应该是“Backhouse”。，英国从男爵，祖上曾是显赫的奎克家族（Quaker）。1873年出生于约克郡的列治文市（Richmond），分别就读于埃斯科（Ascot）的圣乔治中学温彻斯特学院。在牛津大学，他没有读完大学课程，但他学习欲望强烈，对语言有一种罕见的天赋。1898年他来到北京时，已经能够熟练地掌握法语、拉丁语、俄语、希腊语和日语。不到一年，他便成为《泰晤士报》以及英国外交部的翻译，并为其提供线索。《泰晤士报》的G.
E. 莫里森博士（Dr. G. E.
Morrison）曾写到过他：“在北京城，没有人能像他一样翻译中文如此得心应手。”1903年，中国政府擢升他为京师大学堂（后来成为北京大学）法律和文学教授。一年后，他成为英国外务处专员，能讲流利的蒙古语和满语。
巴恪思职业生涯中的辉煌时期是在1910年，他与另一位《泰晤士报》的记者J?O?P?布兰德J?O?P?Bland合作，出版了《太后统治下的中国》一书。该书首次以全面的视野向读者展示了中国帝制上最后一位伟大统治者的形象——她与一个摇摇欲坠的清朝。此书文笔平易浅近，引人入胜，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书中大部分资料来自“景善日记”景善者，满洲正白旗人（1823年-1863年），同治二年任翰林院学士，以理学著名于世；次年转内务府官；同治八年升内务副大臣；光绪五年升任内务正大臣。其父桂顺在道光朝为都统，甚得信任。景善之家，与叶赫那拉有戚谊，与满洲各贵族皆有关连，因之景善于朝廷巨细之事，皆详悉无遗。，据说是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后，巴恪思在混乱中发现的。此书风靡世界，一时被传为旷世之作，一年之后清朝灭亡，这本书以及巴恪思本人，声名更是如日中天。
这只是故事的开始。埃蒙德爵士与布兰德另外合著了《北京宫廷回忆录》，在学术界同样深得称颂。1913—1922年之间，他把大量珍贵的中文印刷书以及部分卷轴和手稿，都捐献给牛津大学博德莱安（Bodleian）图书馆。1918年，他与悉尼·巴顿爵士（Sir
Sydney Barton）合作，完成了《汉英口语辞典》的修订工作，该辞典由著名外交家、汉学家沃尔特·希勒爵士（Sir Walter
Hillier,
中文名字禧在明）编纂。由于希勒爵士的个人推荐，巴恪思被聘为伦敦国王学院中文系教授，但出于健康原因他未能赴职。
巴恪思同时代的人形容他：性格古怪，言语轻柔，彬彬有礼，态度谦恭。他风度迷人，十分健谈，但同时又是个隐士。他在北京寓居四十五年有余，远离使馆区的保护。他摒弃了早年衣冠楚楚的做派，服饰及生活习惯都完全中式。他我行我素，尽量避免与西方人接触，到访某地之前总遣仆人先行，确保并无外国人在。甚至于坐人力车时倘若从外国人身边经过，他竟然会掩起面孔。但除了这些怪异行为，几乎所有见过他的人都认为他好客又风趣。
巴恪思于1944年1月辞世巴恪思死亡的官方诊断是“大脑软化”，但在这之前，他的健康已是每况愈下。据他的医生说，他“患有高血压，头晕，前列腺增生以及泌尿系统疾病”。去世前不久他突然昏倒，据医生描述，面部歪斜，说话困难，应该是死于中风并发症。。他本该带着人们的尊敬归于沉寂，没想到英国历史学家休·特雷弗-罗珀又旧事重提。
1976年，特雷弗-罗珀出版了《隐藏的一生：埃蒙德·巴恪思爵士之谜》（之后再版，改为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北京隐士》）Trevor?Roper,
Hugh?Hermit of Peking?London: England,
1993?，描述了一个完全不同、可以说相当阴暗的巴恪思形象。该书指责埃蒙德爵士有计划、有步骤地伪造证据，欺世盗名。巴恪思生前，即有人质疑过《太后统治下的中国》中提到的“景善日记”是否确切最早认为该日记不属实的人是巴恪思的同事莫里森博士，（1911年3月2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晚上去拜访巴恪思……当他谈到‘景善日记’的时候面红耳赤。”）之后是在上海工作的记者威廉·路易松（William
Lewisohn）。第一个以翔实证据驳斥他的人是J. J. L.
杜文达科（Duyvendak），他在早期做过鉴证［参见《景善日记之谜》（Ching?shan’s Diary a
Mystification）,《通报》，1937【2nd Ser., Vol. 33, Livr. 34】, pp.
268?294］。近年，该日记再次被质疑：罗海民发表《景善日记：伪造之线索》一文［参见《远东历史》，1991年6月（第一期），pp.
98?124］，列举了景善实际生活与该日记所描写的情况之间的重大差异，极具说服力。尽管大量证据表明该日记系伪造，但毕竟它确实提供了不少信息，依然常被无数东西方学者引用。，但从没有人怀疑过是他一手伪造的。特雷弗-罗珀不仅指责巴恪思有意参与杜撰日记，而且在其他方面也隐瞒证据，犯下一系列欺骗行为。他列举说，巴恪思多次以生意买卖为借口行骗，诸如售卖根本不存在的宫廷珠宝，还有用子虚乌有的船，运载假象的武器进行军火交易。按照特雷弗-罗珀的说法，总是有人上他的当，因为西方社会对中国缺乏了解，很容易就认为是不道德的东方人在整个交易中骗了他们。
特雷弗-罗珀在书中最耸人听闻的部分，是揭露巴恪思在临终前一年所完成的自传体著作——《往日已逝》（The Dead
Past）及《DM》英文版《太后与我》的简称。，根本是伤风败俗的淫秽之作。在这两本书中，巴恪思以回忆录的形式按时间顺序记录了他在英国和欧洲的年轻时代（《往日已逝》），以及晚清末年寓居中国的生活（《DM》）。他称自己不但见过许多赫赫有名的文学和政治人物，而且曾与他们同床共枕。埃蒙德爵士记述了他与不少名人的性交往，其描写可说细致入微，包括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奥布里·比尔兹利（Aubrey Beardsley）、保罗·魏尔伦（Paul
Verlaine）以及索尔兹伯里（Salisbury）首相巴恪思在《往日已逝》中写道：“如果一个青年有幸与首相发生性关系，其过程中所有要求必定是后者提出的。”。他所披露的暧昧关系几乎都是同性恋，只除了一人例外，此人竟是个石破天惊的大人物：中国一代专制统治者，1908年驾崩的慈禧太后。
特雷弗-罗珀在巴恪思的罪名之后还加了一条：叛国亲敌。他说，巴恪思晚年对轴心国狂热崇拜，看到他们每一次胜利都会喜形于色。他认为巴恪思这种法西斯情结并非缘于年老智昏。他的作品本身充满了对欧洲专制时期的怀念，以及对拿破仑式铁腕统治的衷心爱戴。在他祖国最黑暗的日子里，巴恪思背叛了它。
特雷弗-罗珀评价巴恪思“无论与人交往还是做学术，都相当势利”，其实，他既非出身名门，又不善社交，虽声称结识权贵，却不足以与人家相提并论。他的浅薄可以从1890年左右的唯美主义找到根源，提倡“清高、叛逆”，这种思想影响其一生，到晚年发展成为法西斯迷恋。
特雷弗-罗珀同样指出，巴恪思的虚荣导致他盲目自大，满脑子幻想，以至于自己都分不清是真是幻。他醉心于自己的编造，甚至能不假思索、栩栩如生地描述其中的细节。丰富的想象力和无可置疑的个性魅力使得他在行骗时得心应手，常常让那些对他深信不疑的人最终吃尽苦头。
特雷弗-罗珀的结论是，巴恪思根本无力分别事实与杜撰，假如作者长久以来缺乏诚实的话，无论他的作品曾经多么具有历史价值，最终也不足取信。
特雷弗-罗珀说，鉴于他的记录疑点重重，我们有理由认为《太后统治下的中国》中提到的“景善日记”是巴恪思自己别有用心的编造，这轰动一时的自传，不过是一部色情小说而已。
“无论文笔如何有才情，也无法掩盖这种病态的淫荡。”
特雷弗-罗珀说。它们不过是一个自闭的同性恋的淫秽想象，是他“压抑扭曲的性欲的最后发泄”。
定论形成。随着《北京隐士》的出版，埃蒙德·巴恪思以及他对中国学术所做的一切贡献被扔进故纸堆。他成了历史上一段野史艳闻，一段色情笑话。人们记起他时，也不过是个可怜的同性恋、幻想狂、大骗子。
但又怎么解释雷哈德·贺普利和他饶舌的车夫的话。
雷哈德·贺普利医生之前曾受聘于北平协和医学院。日军侵华期间，他是瑞士驻北京的荣誉领事，负责管理同盟国的事务。他为巴恪思治疗，并成为好友，常常与他讨论巴恪思早年的生活。贺普利被他的故事所震撼，劝说埃蒙德爵士将他的生平写下来，甚至为此付报酬给这个病困潦倒的老人。巴恪思写出来的就是这两部手稿：《往日已逝》和《DM》。贺普利做两书的编辑并为之写了后记。
贺普利不愿把两部手稿在他生前出版。他于1973年去世，六个月后，两部手稿由他的朋友、从前的同事鲁道夫·格里（Rudolf
Geigy）博士在巴塞尔机场秘密转交给休·特雷弗-罗珀。最初特雷弗-罗珀是准备将其付梓的，但后来发现巴恪思有着许多欺骗行为，决定改而写一部他的传记。出版商力劝他在《北京隐士》里透露若干手稿的情节，但被他婉拒了。他认为这会让他本人显得低劣，或许会招来巴恪思家人的鄙视。于是他将手稿留给巴恪思钟爱的牛津大学博德莱安。贺普利同样也将手稿复印了几份副本，转给伦敦的英国博物院、巴黎国立图书馆、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城的哈佛学院图书馆。几十年来它们乏人问津。
有一位贺普利的朋友曾描述他是一个“尊贵、威严的人，礼数周到，一副老派作风，是一位沉稳的学者”参见莫里森·阿拉斯德尔（Morrison
Alastair）：《为贺普利博士辩护》（Defending Dr. Hoeppli），《纽约书评》1977年9月14日（Vol.
24, No.
14）。，但特雷弗-罗珀的评价却不甚中听。他指责贺普利幼稚，完全相信巴恪思所写的一切，但同时他把贺普利当成重要的资料来源，在《北京隐士》中他所描写的巴恪思的晚年生活，大量借用了贺普利所著的后记。特雷弗-罗珀甚至写到了贺普利的满族车夫认出巴恪思是已故慈禧太后的情人的细节。
这个细节对特雷弗-罗珀来说并不有利。该车夫是《北京隐士》中唯一一个中国籍的评论者，这种不受任何人影响的评论支持了巴恪思令人震惊的说法。但特雷弗-罗珀引用此事之后，再没有重新提及，也没有作出解释。但笔者认为这一反方证据，给了我们充分理由，重新检视埃德蒙·巴恪思爵士的名誉之谜，重新审视特雷弗-罗珀义正词严的谴责和驳斥。
我从博德莱安图书馆拿到《DM》长达1393页的完整原稿，从此开始了研究。巴恪思的手迹很难辨认（见手稿照片），第二章和第三章也缺失了。在328页，我欣慰地发现了贺普利博士完整打印稿的第一页。除了巴恪思的注释，剩下的六百余页，以及贺普利的后记，都完全清晰可辨。第二部分书稿共有476页，是已经编辑过的《DM》的“最终版”，预备在作者死后出版。
我首先读的是贺普利的后记。许多内容在《北京隐士》中已经提及，但贺普利给我的印象，并不是特雷弗-罗珀所指责的那样，轻信、懵懂，是个不知情的同谋。
在1993年版的《北京隐士》的附录中，特雷弗-罗珀回应贺普利的维护者，他提醒他们说，贺普利“多次公开宣布，巴恪思的‘回忆录’真实可信”。“如果贺普利确实觉得巴恪思在骗人，”
特雷弗-罗珀说，“为什么他从来没有把他的怀疑记录下来？”
但其实他记录了。在后记中，贺普利写到，他相信巴恪思的回忆录“并非纯属想象，而是基本上建立在事实基础上”，但他补充说道，“这些事实在多大程度上因记忆混淆而歪曲，在多大程度上加入了想象成分，只能留待以后判断，在研究完所有的资料之后再作评论”。后面他还谈到，当问到巴恪思关于《往日已逝》的片段，他“多多少少记起来，不可能见到过兰波（Rimbaud）”。贺普利不止一次提到巴恪思想象力惊人，在文中也写到过作者似乎无法把头脑中的空想与亲身经历区分开来。简而言之，贺普利相信回忆录是事实而非捏造，但他也提醒读者不可全盘相信。
贺普利的后记（也收录在本书中）是特雷弗-罗珀的参考资料，在《北京隐士》中对巴恪思的多次揭露俱是以此为据。作为首次，贺普利还提到《DM》和维克多·谢格兰（Victor
Segalen）的小说《勒内·莱斯》（Rene
Leys）之间有惊人的相似，后者出版于1922年，描写的是太后的一位外国情人的故事。后记还写到，1910年左右有人试图偷窃慈禧的珍珠马甲，据说巴恪思也有份参与其中。至于“景善日记”，他确信系伪造，也认为人们“自然会怀疑埃蒙德爵士”，但他本人并不同意这一说法。
最引人注意的可能是贺普利对巴恪思性情和人格的描写。他与特雷弗-罗珀所持的观点大相径庭，如果原因仅仅是因为贺普利曾见到过巴恪思，那么就值得深思了。他说巴恪思根本不是势利小人，他对贵族阶层相当“傲慢”，反而“和下层阶级的人能够迅速打成一片”。贺普利不否认巴恪思过分敏感，情绪无定，有他的缺点，但正是他内心的善让人们忘记他的缺点。埃蒙德爵士的“善良”，贺普利补充说，“正是他最大的魅力”。
在后记中，巴恪思也不像《北京隐士》中所描述的那样是顽固不化的“精神法西斯”。贺普利说巴恪思是他见过的最反英的英国人汉语学家司礼义神父（Paul
Serruys）在致何大伟（David
Helliwell）的信中（1986年12月1日），谈到巴恪思在姐妹会天主医院（Catholic Hospital of the
Sisters）时，“不断抨击英国政府，以W.
丘吉尔为代表，他曾与其同窗。他们曾打过一架，丘吉尔把他击倒在地说道：“有一天我会成为首相！”司礼义认为，这听来“似乎只是一个老人的絮语”。，但他同时也说，“他不愿听到别人诋毁英国人”。他认为，巴恪思赞美日本礼仪，称颂“无敌的大德意志国”，这种亲轴心国姿态，可能是源于害怕日本占领军的报复。就我们对巴恪思的了解，这个解释很合理。当日本占领北京、纳粹肆虐欧洲时，巴恪思年事已高，身体病弱，作为敌国公民，本该被扣押，但日本人给了他特殊照顾，才得以幸免官方的说法是，他因老迈多病得到豁免，但据贺普利说，巴恪思称自己1920年之后被迫做日军的翻译。真相究竟如何不得而知。。无论是照他自己还是别人的说法，巴恪思是个胆小之人。灾难临头时，他多是临阵逃脱或称病躲避。
《DM》中有一段隐晦的话，似乎是巴恪思祈祷厄运降临轴心集团：
或许，此语（幸运，不幸，幸运）指当前发生之事，否极泰来：塞翁失马，未尝非福，如谚语所说。
在另一处，作者谴责意大利法西斯摧毁了意大利的自然美，在这一点他提到义和团首领，将其比作纳粹地方头目高雷特（Gauleiter）。巴恪思显然对癫狂的民族主义者义和团并无好感，对于一个用词讲究的语言学者来说，做这样的类比应该不是无心。巴恪思的确曾随口抨击过犹太人，说英国国王的祖上有犹太裔，不过这事鲜为人知，他特别喜欢跟圆滚滚的犹太女人在一起。“可叹！”他感慨说，“政府就在这种人手里！”这样的批判虽然不逊，但在他那个时代却不罕闻。无论如何，像巴恪思这样后半生的四十五年远离故乡，和同胞完全隔离，他也很难对欧洲政治有多感兴趣。
在此讨论贺普利是否可信以及巴恪思的政治倾向，不过是为了说明，也许特雷弗-罗珀忽略了或者轻视了某些对己不利的证据。但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DM》到底有多少价值？里面的故事到底有多少真实成分？巴恪思会不会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是清朝宫廷的常客、慈禧太后的情人？
故事是从“淑春堂”开始的，名字听起来有点嘲讽，这是北京中心区一个豪华的同性恋妓院。巴恪思在这里遇到载澜以及他最宠爱的男妓桂花。他目睹二人做了一系列性事，而后加入其中。第一章即充满了细致的性描写，显然可以看出巴恪思并不像特雷弗-罗珀所说的那样，是个“压抑的”同性恋。他对妓院的这一套进进出出（不知如何更好形容）了如指掌，并且饶有兴致地记录下来。
不知道为什么特雷弗-罗珀竟然会认为巴恪思压抑。他在牛津其间，整日和一干毫不避讳的同性恋作家及诗人来往。但特雷弗-罗珀说，巴恪思在《往日已逝》中所描述的他与这些人，包括奥布里·比尔兹利以及奥斯卡·王尔德的关系，不可能是真的。但他承认，G.
E.
莫里森博士说过，听闻巴恪思与王尔德丑闻有关。另外，特雷弗-罗珀在他1993年版的编后记里补充说，比尔兹利所主办的杂志《黄皮书》（The
Yellow Book）的文学主编，曾有一封信提到巴恪思。
特雷弗-罗珀似乎无视这些证据，只是为了让我们相信，尽管巴恪思巧言令色，魅力无比，到底不可能跟整个英国最出类拔萃的同性恋全都上过床。理由？就是“因为他们中没有人公然谴责过他”。好像他们会这么做似的。
更有可能的是，巴恪思就像他自己常说的那样，是个性欲亢奋之人。我们有理由猜测，在“放纵的九十年代”，他从他的同侪、他的偶像——例如王尔德——身上看到一种崭新的、以前从未想象过的、公然的同性恋生活。而1895年，王尔德因性变态罪入狱。巴恪思参与筹款为王尔德辩护——这一点特雷弗-罗珀也提到——这可能就是他对英国人心生怨恨的原因之一。这次事件对他的影响有多大，我们只能推测。但我们确凿知道的是，三年后，他住在北京使馆区之外的地方，余生都尽量避免与西方人接触。
按照《DM》的描述，如果是在二十世纪之交的北京，巴恪思就能找到一个对自己的审美趣味更宽容的地方。引用历史学家吴存存在《晚清时期的同性恋意识》中的话：
（乾隆）皇帝统治末年1796（北京）有几处地方十分出名，为男妓和优伶所居，其间的男子艳绝天下，在会馆或妓院接客……晚清末年男色之好风靡，男伶妓馆在京城大有盖过青楼女子之势……同性之恋存在于各个阶层，上至皇亲国戚，下至贩夫走卒，尤其在文人中最为盛行。同性恋行为不但不受谴责，那些相貌姣好的男孩子更是被迷恋追捧。Wu
Cuncun?Homoerotic Sensibilit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London：RoutledgeCurzon，2004序
从一个西方人的角度来说，对于像中国这样的传统社会，对同性恋如此宽容，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更何况在此之前的几百年间，同性恋一直受到社会舆论和法理的双重迫害。在封建时期的中国，同性恋的发展几乎和西方完全隔绝，但如果将其看做同一亚文化下的两个分支，那就错了。
同性恋，尤其是男同性恋，始终与中国经典文化紧密相连。对同性之爱的描写要上溯到古代，在一些家喻户晓的经典著作中都有突出描写，例如《金瓶梅》，以及被认为是中国最有影响的小说《红楼梦》。
同爱，尤其是男同爱之风之所以能在中国兴盛，原因之一是不像西方一样涉及宗教亵渎。只要个中描写不超过孔孟之道所能承受的范围，则不会犯众怒。似乎社会标准也没有严格地区分同性恋和异性恋，而那些同性恋者也并不将自己当成完全的同性恋。早期性学家、同性恋权利倡导者马格斯·西谢腓（Magnus
Hirschfeld）在二十世纪早期游历中国时就曾注意到这一点。他写道：
同性恋男子几乎都结婚。但他们从不纳妾，他们娶妻多是父母之命，之后也经常分居。他们中很少有充当女性角色的，大多是只具有很少的女性气质，或根本完全是阳刚气十足。Hirschfeld，Magnus?《远东的奇异性风俗》（Curious
Sex Customs in the Far East），也有版本书名为《男人和女人》。New York: Grosset
Dunlap,1935。
确实，巴恪思的桂花也说到，他以后想成家，尽管对女子没有“性”趣。《DM》后面也有一段写太后亦认可同性恋关系，但提醒她的臣子“别忘了他们的妻室”。
偶尔也出台法令限制同性行乐，但这些规定大都是为了禁止同性强奸，或者限制皇亲国戚们在声色场上过分纵欲。这些法令几乎从来没有把同性恋定为道德败坏，连有违常理也没说过。清朝统治后期的几百年前，颁布了更多法律制裁狎男妓及优伶的官员，但这并不说明人们对同性恋更加厌恶，反而说明北京的夜生活中同性恋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无论如何，很少有惩罚同性恋行为的法令。
同性之恋、男色之好最鼎盛时期是明末清初，在北京城最为风行。其间的原因可以如此推断：北京在帝王时代是由男人统治。那些考了科举的书生从各地蜂拥到京城，盼望飞黄腾达，但常常举荐无门。一旦得到朝廷的擢升，他们会把妻子也接到京城。但这就算能实现，往往也需要多年的筹谋。于是大批年轻有才华的男子聚集在北京，无所事事地等候，性生活不能得到满足。就好像1921年一位传教士所写到的：
北京人口有811,556人。其中515,535（63.5%）为男性，296,021（36.5%）为女性。在某些警区，77%都是男子。这个数字足以表明，北京有怎样的社会问题，尤其是相当大一部分（61.7%）男子不超过35岁。
就同性恋问题，文章补充说：
有专为荒淫的满族贵人开设的男性妓院，但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即被取缔了。Gamble, Sidney and Burgess,
John Steward. 《北京社会调查》（Peking: A Social Survey）。New York: George H.
Doran Co., 1921。
不过，导致这种性苏醒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文化上的。明朝末期，在新儒家思想家王阳明及其门生的影响下，文人对于性的态度变得更加解放。文学作品中尝试描写同性恋关系的内容在清朝开始流行。到了十七世纪七十年代，文人梅庚就公然歌咏当时著名的伶人紫云，说他艳极无双，虽女子不如。
与中国文学中同性恋作品增加相伴随的，是另一种重要的艺术形式在北京兴起：十八、十九世纪京剧的兴盛。从梅庚的诗句可以看出，文人和优伶的性关系不算新鲜，但随着京剧旦角的出现，这种描写达到了巅峰。旦角是京剧中饰演女性的男子，一般不超过20岁，是北京同性恋群体中的中心人物。他们在台前引得万千宠爱，在幕后常常为达官贵人提供专门的性服务。到十九世纪中期，男伶的受宠程度可以从作家黄均宰的描述中看出来：
京师宴集，非优伶不欢，而甚鄙女妓。士者出入妓馆者，众皆讪之。黄均宰（吴存存译），《金壶墨》，《笔记小说大观》（Vol 13）.
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5。
白天，达官显贵到有名的剧院听戏，晚上就去附近的饭店或妓院。当时的男妓馆叫做“私寓”，或“相公下处”，最初是旦角的共同寓所，由梨园主人看管，到后来演化为高级男子妓院。根据当时一位无名氏的记载，这些所在：
优童之居，拟于豪门贵宅，其厅事陈设，光耀夺目，锦幕纱橱，琼筵玉几，周彝汉鼎，衣镜壁钟，半是豪贵所未有者。至寝室一区，结翠凝珠，如临春阁，如结绮楼，神仙至此，当亦迷矣。无名氏（吴存存译），《燕京杂记》，《北京历史风土丛书》。台北：广业书社编国立北平研究院编，1969
无疑《DM》第一章里描写的淑春堂就是这样的地方。巴恪思的描述中术语使用得非常地道，细节也都准确。入门必须有正式的引荐信，服务后才收费，这两条是男妓院与女子妓院重要的不同之处。所在地石头巷处在一个出名的烟花地的中心，距离全城最有名的剧院步行不到五分钟。所列出的各项服务的花销，与当时当红男伶的预计收入也很相符。
这些都不能证明，1898年巴恪思的确在淑春堂与载澜和桂花见面，甚至于不能证明淑春堂这个地方的确存在。他可以参考当时一本叫做《花谱》（“花”此处为妓女的讳称）的书，写当时的优伶以及他们所在的妓院，并按他们的才貌列出排名。书中避免提到巴恪思那样露骨的性描写，正如吴存存和马克·史蒂文逊所指出的那样，“（《花谱》）大多是私下印刷，秘密传播，但类似的文学册子在北京丰富的图书市场上还是可以找得到。”吴存存，马克·史蒂文逊。《谈花：十九世纪北京关于戏剧、公共艺术和同性恋的作品》（Speaking
of flowers: Theatre, Public Culture, and Homoerotic Writing in
Nineteenth?Century Beijing），Asian Theatre Journal, 2010春（Vol27， No.
1）, pp?100?129。因此，如果巴恪思对行内一无所知，要想找到这些私下传播的资料，也不太可能。
据我们对巴恪思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情况的了解，可以得到一个更简单的解释：他的确和北京的同性恋精英有染。特雷弗-罗珀的传记中很少写到巴恪思在牛津的日子（1895年底），但也提供了少量信息。巴恪思在牛津和剑桥的同性恋圈子中，有个固定的性伴侣。他也迷恋戏剧，曾经包下剧院一整排的位置请他的朋友，给当红的女演员如艾伦·泰瑞（Ellen
Terry）大送特送礼物。在这方面他挥金如土，特雷弗-罗珀在书中说到，他的债务累计高达两万二千英镑。
根据我们对巴恪思以及当时的北京的了解，斯人在斯地再合适不过。北京的同性恋文化与当时的伦敦有本质上的区别，但恰好符合了巴恪思的独特口味。他孜孜以求的两件事在这里完美地结合：一边与出色的同性恋文人相交，一边听戏。而且，在这里人人都出手阔绰，正是巴恪思在英国喜欢干的。假设他为梨园的名优赠送重礼，从中也能猜到他自己在类似淑春堂的地方也能得到丰厚的赏赐。
在这样的情况下，巴恪思就能与情人相会，像他所说那样共度“爱之夜”（nuits
d’amour）。可以假设，也正如巴恪思所说那样，那些达官贵人有时会将各自的太监带来，这些人理所当然地只被作为性伴侣。同样可能的是，宫中伺候太后的太监常常也会到那些所在去。精通中文、满语和蒙语（官话）的巴恪思在这样的地方必定大受欢迎，至少深受贵族阶层的宠爱。他既然能以他的魅力谈吐令西方上流人士倾倒，同样也能得到中国官绅的爱慕。如果他真受宠了，也有机会，那么休·特雷弗-罗珀指责巴恪思既不了解形势又无政治依靠的说法，就值得推敲了。
仅仅从这本书第一章的前两页，我们就能看出这么多东西。那么，这本被认为毫无价值的手稿，到底还有多少被我们忽略的内容呢？
《DM》第二章的开头，写的是1900年夏末，颐和园起初由俄国后来由意大利和英国军队保护。巴恪思称自己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从颐和园中抢救了大量文件，使之在八国联军入侵时幸免于损毁。是真是假？巴恪思说自己在几个可靠的满族人的帮助下，全力从宫中救出珍贵宝物。特雷弗-罗珀指出，事实上此时巴恪思正因为从园中偷运珠宝被俄军关押。不过这至少说明，他说自己在颐和园，这一节没错。
巴恪思还说，一回城他立刻就亲自安排将珍宝送回紫禁城。
特雷弗-罗珀1993年版的编后记中说，有证据表明，将珍宝返送回宫的实际上是一个叫杜伯雷（Noel du
Boulay）的英军少校。宝物清单是按照朝代顺序仔细登记的，按照杜伯雷的说法，是
“在巴恪思先生的协助下”完成的。巴恪思把杜伯雷等人排除不计，将功劳完全归于自己，这足以让特雷弗-罗珀将整桩事件忽略不计。但实际上这件事非同寻常，因为它意味着巴恪思在某种程度上为英国特遣军队工作，负责其与中国—满族社会之间的联络，很有可能协助将这些文物运回紫禁城。
那么他是否曾遇到太后并与她同床呢？这种说法大概更为牵强，但也是有可能的。
义和团运动中，太后下令屠杀外国人。1902年她回到北京后，还处在被制裁的高压下，因此急于修好。她更加积极地参与外国事务，为大使夫人们安排社交聚会，请美国画家为自己画肖像。在聚会中，巴恪思担任清政府和英国使团的翻译，在此过程中有可能受到了慈禧的注意。也有可能她听说了巴恪思与满族贵族之间的种种交情，对这外族人很好奇，进而表达她想见见这个对清朝习俗如此熟悉、能讲一口流利满语的奇特的外国人。
但这个同性恋男子能与“老佛爷”保持四年之久的爱恋关系，却不那么可信。《DM》中对二人的行为描写，相比他与男子在一起交欢的场景，显得不那么细致入微得令人信服。在一处他提到“她”插进“他”的体内。尽管慈禧有可能像他说的那样有一个巨大的阴蒂。医学术语中叫做“阴蒂肥大”（Clitoromegaly）。
另外，中国皇后纵情纵欲（就好像武则天）是非常可信的，老佛爷也完全有可能出于好奇尝试一个西方男人。实际上，慈禧可能还有其他外国情人；巴恪思提到，曾有一名叫瓦伦的法国人和一名叫兰博的德国人，可能有幸上过凤床。太后这样的女子也许很难拒绝。人们都认为这是本书中最难以取信的地方，而巴恪思看似能够自圆其说。他到底和太后有没有发生过性关系，现在已经无法证明，只能留待推断。
有可能与慈禧情欲缠绵，这听起来实在耸人听闻。但却是《DM》中的同性恋关系，让我们将巴恪思看得更清楚。知道这些，就理解为什么巴恪思对西方人怀着反感，住在远离使馆区的地方，明白他为什么刻意过着表面上离群索居的生活，想方设法不被他的同胞看到。进而也能明白，为什么他大半生都和男人一起，允诺无数人赠与他们珠宝，以及为什么他与他的中国“仆人”保持这样一种不合常规的亲近关系。
同样也理解，为什么他想要制造出像“景善日记”这样的消息来源。他的信息都来自妓院浴室的太监或官宦，他无法准确记得到底是什么人说的。但他听来的这些消息，可能正如贺普利所说，“基本上建立在事实基础上”，至少是十分可靠的传言。他在向他的同时代人传达这些信息的时候，不得不用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同时也保护自己免于丑闻。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显然确实想让自己名誉清白。
这不是说《DM》中巴恪思所写的一切都可以毫不犹豫地看做真相。他的生活和写作中有许多不诚信的例子，我也不想为其辩护。按照当时的情况，他的某些所谓欺骗行为，无疑和行事张狂随意的中国官员有关。北京在1910—1920年间，政治上风起云涌。今天答应好的武器交易，明天斗争局势变化了，主意也变了，总处在变化中。这大约能解释他书中许多矛盾的地方，但不能解释全部。
《DM》中有一些情节与官方报告有出入，例如，慈禧和光绪的死因（第十五章）。2008年，光绪被证明是谋杀，但与《DM》中所说（尽管是转述）的方式不符。还有，休·特雷弗-罗珀说得很对，巴恪思说他私人会见荣禄（第二章），以及他与总管太监李莲英最后一次谈话中提到另一本日记（第十七章），这很难让人相信，因为这些文稿到底放在什么地方，他始终说法不定，自相矛盾。白云观的降神会（第十三章），且不说迷信的元素，有许多细节上的纰漏，即便不说全错，也确实是很难解释。但背后可能有其他我们不知道的原因，不能把他的话就像特雷弗-罗珀在《北京隐士》中所说的那样全盘否定。
也有理由指责休·特雷弗-罗珀结论片面，学术态度马虎。他自己作为历史学家的声誉到后来也因为“希特勒日记”的丑闻1983年，特雷弗-罗珀独立证明了“被发现”的阿道夫·希特勒的日记确有其事，但不久之后就被证实是伪造的。而受到影响，因此他的判断是否正确，也值得质疑。但他在《北京隐士》所做的研究总体上说还是可靠的。现在没有人否认巴恪思的说法并不完全属实，也不否认特雷弗-罗珀是第一个真正挖掘他的隐秘生活的人。就这个问题要再有突破性发现已经不可能了。留给我们的，只有大量基于事实的推断，以及被唯一一个车夫证明的巴恪思的话。
特雷弗-罗珀的研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忽略事实；他没有说到曾经跟任何一个认识巴恪思的中国人或满族人取证过。他写《北京隐士》的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要展开采访可以说不可能，但他可以找到原来住在北京，1949年共产党执政后离开中国的人来访问。他们完全可以证实或者推翻巴恪思的说法，但现在机会已经丧失了。
特雷弗-罗珀在《北京隐士》中写到，起初他将《DM》拿给两位学者，一位是英文教授，一位是历史学教授。两个人看过手稿之后都认为是一部价值很高、有轰动效应的作品。但后来特雷弗-罗珀归结为他们受了蒙骗，因为他们不知道巴恪思实际上是个什么样的人。看似他后来也没有再咨询这些学者或者其他相关的历史学家作为跟进。但从历史价值来说，这本书至少值得再次探讨。
巴恪思在几种语言间引用典故时堪称完美，没有参阅任何资料，很显然从这一点看他的记忆力堪比照相机。我们还可以确定的是，他对北京及当地人的了解比任何一个同时代的外国人都深，他对事件的描述也很符合当时的情况。
现在回过头看，特雷弗-罗珀对巴恪思的评价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显得刻薄狭隘。正如历史学家罗伯特·奥德里奇（Robert
Aldrich）所说，特雷弗-罗珀“对于巴恪思那些情欲描写显然读都不愿意读，这使得他的判断值得推敲。”Aldrich, Robert.
《殖民主义和同性恋》（Colonialism and
Homosexuality）。London：Routledge，2004。看来特雷弗-罗珀不能容忍巴恪思的性取向以及反英倾向，他的传记其实就是对巴恪思一整套系统的谴责，不愿意承认他有可能在任何一方面讲的是实情。
然而巴恪思的性格远远复杂得多。我们不能完全相信他的话，但如果不做必要的历史分析就把他全部否定，同样也是愚蠢的。他的作品——尤其是《DM》——需要我们利用所有能找到的理据，将他的逐条说法仔细核证。
从他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了解很多信息，即使其中有些细节是虚构的。巴恪思的历史价值类似马可波罗。他可能像马可波罗一样，过分渲染自己的重要性，或者在记载中国历史时，即使自己不在现场，也要把自己加进去。但这样一部编年史使我们仿佛身临帝制末年的中国，让我们走近像慈禧这样谜一般的人物，是有一定价值的。无论从什么角度说，《DM》都是一部不同寻常的作品。
巴恪思写《DM》和《往日已逝》的目的，似乎并不是为了耸人听闻或自夸自大，而是作为回忆，告诉读者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两段时间，一在英国，一在中国，他可以暂时无须顾忌和羞耻地爱男人，同时被他们爱。但他的作品的确耸人听闻。他想挑战读者的接受力，尤其在性方面，不遗余力的描写让人想到巴罗斯（Burroughs）的《赤裸的午餐》（Naked
Lunch），那本书是1959年、几乎是二十年之后才出版。书里很多地方，巴恪思看似对他所描写的纵欲场景十分陶醉。例如第十章，他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描写亚洲和欧洲人兽性交的相似之处，这简直让最有忍耐力的读者都觉得不堪忍受。他的态度自始至终都很坚决：这是他想讲的故事，要讲就讲个痛快。
但这又不是纯粹的情色书，除了其中的轰动效应之外，它还有文学方面的意义。他这本最后的著作，是对清朝的颂歌；写给一个逝去时代的性爱情书。我本人并不认为此书在编造事实，即使是，也是一个渊博的语言天才花了无数心血写出的一部令人惊叹的历史小说。正如意大利外交家丹尼尔·瓦雷（Daniele
Vare）曾经说过的：“埃蒙德·巴恪思爵士足以和翻译奥西恩（Ossian）诗歌的文学家相比。瓦雷的评论（《皇后的最后日子》（The
Last of the Empresses）。London： John Murray，1936.）指的是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
1736-1796），因为成功将盖尔语诗人奥西恩的诗歌翻译成英语而出名。奥西恩的著作在18世纪很流行，长时间里都有人质疑是否可信。现在的共识是，这些作品很有可能是基于许多真实材料上，但为了统一成一种叙述方式，麦克弗森改了名字，通过自己的润色大大改编了原著。”他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显得如此优雅。
仅仅从西方人的角度来看待他的文学价值，就好像片面看待他其他方面一样，都只考虑了一半。写这样一部显示他中文修养的作品，他自然会有意识地同时模仿英文和中文的文字风格。巴恪思作品同期流传在北京同性恋文人中的《花谱》，就是这种叙述文风的一个例子。这些文章多和《DM》一样，是作者以自己曾“猎获”的对象为线索，结构松散。在评述心爱的戏子伶人时，刻意表现自己的独特眼光以及高贵的社会身份。巴恪思居住在北京期间，这种文风十分盛行，巴恪思在写这部颇有自恋意味的北京自传时采用这种写作方法，也不奇怪。
在中文版《DM》的序言中，小说家、译者王笑歌也谈到了巴恪思在中国文学传统的位置。她认为在本书情色冲击的表面下，隐藏着中国式的“黍离之悲”。从这个意义上，它和情色经典作品《金瓶梅》颇有相似之处：
比如《金瓶梅》，艳名远播，但是识者如袁宏道、鲁迅见其“描摹世态，见其炎凉”，“虽间杂猥词，而其他佳处自在”，故将之归为“世情书”。这就是透过三级之幕，洞悉黍离之悲。
以译者之见，此种黍离之悲，正是本书与《金瓶梅》神似之处，亦是本书的精华所在。虽然情色满眼、真假莫辨会影响世人对于此书的接受，但是有此深邃之悲情，《DM》就具备了长久的价值。
我们非常欣喜能将这部传记最终付梓，巴恪思生前十分希望能够出版它。我的目的是尽最大可能还他以公平，这是休·特雷弗-罗珀从未做到的；同时证明，从同样一系列事实上我们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就本书的意义，巴恪思用无法模仿、理据充沛的语言为自己的作品做了最好的辩护：
如果没有想象，记忆全无用处。想象是不可知论者对于永恒的真实颂歌，它用青春的晚霞照亮逝去的时光。这些关于过去的美好幻景，即使不能让人生活得更美好，至少可以助人面对生活的煎熬。“活过，爱过”：我复何言？
——Derek Sandhaus
（Decadence Mandchoue Earnshaw Books）出版公司编辑
译者序
相信本书的读者会和译者一样，经历下面的阅读之旅：初则为其深度、广度惊人的情色信息冲击，感觉天翻地覆，心、脑茫然；大浪涌过之后，留于心底的，却是中国式的黍离之悲，它纯粹而灵性，超越了沉重的肉身。
由此，冒着过誉的危险，译者愿意把《DM》称为当代的《金瓶梅》。
下面分四个部分，讲述译者的所见所感。一、 名人之性爱
男男、男女性事，受虐、虐待，口部、肛部行事，人兽行事，形式丰富多彩，描写明确直白，译者估计，全本的《金瓶梅》也不过如此。乍见之下，实在震撼。
更加让人惊叹的是，这些性事、爱事的主角常常是中国历史、外国历史上的名人。
作者着墨最多的乃是慈禧太后。这位统治中国近五十年的人物，乃是此书的女主角。书中情色内容的大半，即是对于慈禧性生活的描写。慈禧的搭档，是林林总总的男性。与之相偕出镜次数最多的，正是本书作者。此人系英国爵士、学者，一生中的大半时间工作、生活于京师（后改名为北平），1944年七十一岁时在此离世。作者曾为《泰晤士报》、北京大学、英国领事馆工作，出版过学术和通俗著作，因此亦非无名之辈——虽然在此前，译者并未听说过此位人物。与作者“同情”诸人之中，最著名者，当是清廷重臣荣禄。虽然书中并无正面描写，但是二人的精神、肉体之爱亦反复被提及。
清室的几位皇帝也各有特点。嘉庆喜好同性，横死之时，正与男宠行事；同治出入风月场所，染上梅毒，不治身亡；光绪亦有同性之好。
因为本书作者的同性取向，男同的事例遂令人目不暇接。嘉庆、光绪故事尚属耳闻，作者亲历的喜好同性或双性的皇亲国戚足有几十位。宫中众位太监，如李莲英这样名噪一时的人物，几乎都乐于此道。作者并提及其他古代、当代的名人同好，如王尔德、米开朗基罗、苏格拉底、恺撒、黎留塞主教、张勋等等的此类轶事，不一而足。
相形之下，除了作者与慈禧，男女之事反倒少见。不过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与其仆从约翰·布朗之恋）、法国总统福尔（与妓女行事时中风死去）、英国人赫德（曾长期担任清朝的海关总税务司）等等，也都是重磅人物。
与男女之事同样数量不多，却奇异得很多很多的，乃是人兽行事。乐于此道者，包括李莲英等太监、某些与宣统皇帝同辈的贵族。人虽名气不大，有此与常人迥异之能，连本书作者都感觉不适，译者更是瞠目难言了。
如此种种，可以概括为名人的“月之暗面”。自然，这些人并非清心寡欲之善男信女，但是，人们此前对于他们的认知，总是局限于比如说慈禧的政治举措、苏格拉底的言辞思想。其中某些人、事，比如同治的非正常死亡、王尔德的同性之好，在坊间多有流传，但只是涓涓细流，今日忽而成为汪洋大海，难免令人恍惚。读者看惯了虽有圆缺、却总归是正面的月色，忽然被暗面笼罩，会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
本书与《金瓶梅》情调有种种相似，这是最夺人耳目的一种。如所周知，《金瓶梅》作为情色作品的名气实在太大，掩盖了其杰出小说之名。读者看到《DM》，第一印象恐怕也只会是上文所述名人之性爱。
不过，再震撼的景致供应过量之后，也难免令人疲劳。所幸，本书的性爱作为前景固然出彩，背景所展现的时代一样颇有可观之处。二、清末人物、国政与风俗
清代末期既是多欲之秋，亦是多事之秋。本书叙及，慈禧一身所系，从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入京、珍妃之死、西行逃难，到宫廷起居、光绪的幽禁生活、光绪与慈禧之死、东陵被盗掘，无一事不引人注目，几乎在在关涉重大——不仅是当事者的存殁悲喜，更是中国亿万小民命运改变的源头。作者以接近政治最高层之利，在本书中或直接白描、或通过相关人物口述，为诸事提供了真切的细节、独特的视角。
以光绪皇帝为例。此人一生，乃是慈禧威压之下的傀儡，但毕竟是一国之君，行止值得关注。本书作者叙及两次与他相见，时间不长，却亦展现出其人性格。从光绪之言语、神态判断，其确知本书作者与慈禧的暧昧关系，但是交谈之间，光绪只是以“私下”、“秘密”等词暗示，并不明言——应该是无此胆量——对于慈禧的命令，其唯唯诺诺之态难以掩饰，所以译者有此推测。不用说，慈禧及其手下对于光绪非常轻蔑，李莲英即曾在背后直呼“载湉”，本书作者也以“乡下人”蔑称之，他的同性取向，甚至是否有性能力，也是人们议论的焦点。在慈禧眼中，光绪更是无知儿童一般，不妨当面斥责、呼来喝去。矛盾的是，慈禧诸人完全认同皇权。他们心目之中，“当今皇上”无用，“皇上”之地位却是至高无上。所以，慈禧对于光绪总是称呼“皇上”，仅有一次，恼怒之下，“贱骨头载湉”脱口而出。反观光绪，其可怜自不必言，但其个性中的懦弱在本书作者笔下跃然纸上：在慈禧背后、面前，他一样全无血性。慈禧手下的太监将其杀害，完全没有心理负担，也根本没有遭遇抵抗。这个人物在本书中着墨不多，但是作者提供的细节符合人们对于其性格、命运的了解，又有新的内容，因而相当有价值。一斑想见全豹，可见本书作者除了有能力提供丰富的性信息，对于人情事态的描摹一样细致。
与政治高层同样难为人知、却又引人入胜的，是关乎天意、鬼魂的神秘事件。本书中有不小篇幅叙及水晶球占卜、扶乩、通灵、魔鬼附身等等，今人观之，或许难以尽信，但是一百余年之前，统治中国人的思想世界的，正是这些怪力乱神。
其他方面的人情风俗。比如打赏仆佣的例钱，比如市风开放因而少年时的荣禄与慈禧可以相偕赶集，等等，也为本书提供了背景的宽阔和纵深。三、事实还是想象？
其实，在本文一开始，这个问题就应该提出。或许，读者也会早早地怀有大大的问号：这些，是否真实？
作为私人写作的历史，本书中颇多记载与官方历史所记录者大相径庭，读者生疑，非常自然。以译者所见，重大的不同有三：京师的同性恋盛况、慈禧的性生活、慈禧与光绪的死因。
本书之中，京师的同性恋爱及其交易蔚为大观，涉及人物主要是梨园优伶、皇亲国戚和宫中太监；慈禧性欲极其旺盛，因而男宠众多，常常通宵云雨。这两方面，对于译者——虚度三十余岁，阅读量在同龄人之中不算太小——而言，却基本是闻所未闻。
为什么会这样？先说对于慈禧的认知。人们所知的慈禧，究竟是什么样子？看看下面的文字即可。
慈禧太后（1835—1908）又称“西太后”、“那拉太后”。清咸丰帝妃。满族。叶赫那拉氏。1861年（咸丰十一年）咸丰帝死，子载淳六岁即位（年号同治），被尊为太后，徽号“慈禧”。杀辅政大臣垂帘听政，镇压民众起义，立光绪，采用洋务派政策，对外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破坏维新变法，利用义和团、对外宣战，签订《辛丑条约》，“预备立宪”抵制资产阶级革命。后病死。
这是权威的辞典《辞海》之1999年版对于斯人的描述。为节省篇幅，“杀辅政大臣”至“资产阶级革命”部分系引者的概括。
这就是现代标准的宣传、教育文字：描述、评价人物，着眼于“群体的人”，即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等方面的外在的行为、特征，而对于“个体的人”，即人物之性情、心态、情爱等等全不措意。不可否认，辞典的形式限制了这些文字。然而，更大的限制显然是当前历史叙事的两极分化：一极是学术化的严肃文字，另一极是娱乐化的荒诞游戏。兼得两极之利的作品并非没有，却如凤毛麟角。像“慈禧及满族贵族之性生活”这样的题目，不适宜以学术文字讲述，遂只能堕落为猎奇故事，完全丧失历史价值。在两种路线之外平实地讨论历史人物的性生活，反而成了不正常，这实在令人悲哀。同性恋话题虽然日见开禁，毕竟还未完全进入大众认同的叙事，更是难得见到平实可靠的文字。本书所描写者，在程度上给人过度之感，但是译者缺乏可靠信息与之比照，因而无从确定其真伪，只好存疑。
慈禧与光绪的死因万众瞩目，本书的说法明显只是孤证。通常认为，二人均系病亡，慈禧之死因从未见到异议。近来的研究表明，光绪乃是死于急性砒霜中毒，但砒霜的来源并无定论。以此论之，本书只是一家之言。作者已逝，我们无法请其提供证明。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自行考证。译者认为，无论是否事实，作者的描写细节丰富、且保持了足够的自省，已然具备了独立的价值。四、黍离之悲
黍离，字面意思是植物茂盛之状。《诗经》某篇以此为名，据说是周人行经故国，见昔日之堂皇宫室尽已成废墟，生满黍稷，遂有人情世事无常之伤痛。
中国朝代兴亡倏忽，转眼物是人非、沧海桑田，如《三国演义》开篇词所言：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中国人却正是于此种无常之中，体味到深切的存在之感：以人之渺小，参天地之悠悠，会心在远，才能超脱物我。
比如《金瓶梅》，艳名远播，但是识者如袁宏道、鲁迅见其“描摹世态，见其炎凉”，“虽间杂猥词，而其他佳处自在”，故将之归为“世情书”。这就是透过三级之幕，洞悉黍离之悲。
以译者之见，此种黍离之悲，正是本书与《金瓶梅》神似之处，亦是本书的精华所在。虽然情色满眼、真假莫辨会影响世人对于此书的接受，但是有此深邃之悲情《DM》就具备了长久的价值。
比如第二章，慈禧将要出场，读者正在企盼、想象，作者却荡开一笔，写道：“彼时她刚从东陵返回；二十二年之后，她那安放在灵柩之中的圣体被扯出寿衣，完全赤裸，覆以可怕的黑斑，头发蓬乱，虽细微处亦清晰可辨，暴露于陵前，任由‘庸众’围观。”这几句所描述的惨状，在第十八章“被玷污的陵墓”之中通篇皆是。但是此处的几十个字，比起那一章所有的文字更加黑暗。繁华逝去、尊荣不再，突然之间，读者会感到，整个世界都失去了光明。
本章还有如此文字：“那日，她身穿一件火红的无衬里袍子，绣着代表皇后的凤凰和象征长寿的仙鹤图案；外罩同色的罗纱罩裙，印着一束兰花。外穿一件绣着‘寿’字的古铜色马甲，配了一根色泽华贵的珍珠项链。她手上戴了许多戒指，其中一只翡翠红宝石戒指尤其可爱，我猜是来自宁境街的式样。”
明快灿烂的描写之后，作者却笔锋一转：“我怎能想到有一天会看到她干瘪的尸体裸露在七月毒辣的阳光下。即便是不朽的汉尼拔或恺撒，最终也是尘归尘，土归土。”
此处的悲凉更加浓重。生死本是人之常情，而在与慈禧相关的大量的性事细节展开之前，作者即以黍离之悲笼罩全局，令所有的享乐、高潮都存在于“色即是空”的阴影之下。如此笔调，使作者自己从第一人称叙事的强烈的“在场感”之中抽离出来，既得近距离描摹之细致，亦使其间炎凉无处可遁。
本书中更有一些文字沧桑沉痛，即使完全没有语境，仍属杰出。
斯人去矣，如雪化无痕，而我总是希望，他仍在世间，不再拘于促狭之生、男妓之身与嫖客之癖，自由自在。或许，他会偶尔想起，曾有一个异国青年，与他缱绻如许。“虚空的虚空”：或者如荷马笔下的海伦所言：“并非尽是梦幻！”当灵魂化做肉体，与无可言喻的、无尽的、灵肉合一的狂喜融化在一起；如是种种，可能莫非蜃景与幻觉：灵魂受难、心愿成空，然而，毕竟也为浮生所系，纵是身化尘土，追思仍为之灿烂：“直至破晓，暗影飘逝”。（第一章）
如果没有想象，记忆全无用处。想象是不可知论者对于永恒的真实颂歌，它用青春的晚霞照亮逝去的时光。这些关于过去的美好幻景，即使不能让人生活得更美好，至少可以助人面对生活的煎熬。“活过，爱过”：我复何言？（第九章）
这些思绪、这些文字，出自母语是英语的西人之手，令人惊叹。由于语言、文化的隔膜，西人理解此中曲折，已属不易。本书作者能以西文表述此中堂奥，殊可赞赏。
这恰好也是一个极妙的隐喻。孔子早就说过，礼失而求诸野。在学术化文字的严肃难近和娱乐化文字的荒诞无稽之间，有《DM》这样的作品出现，译者幸甚，读者幸甚。
——中文版译者王笑歌一个时代的开始一个时代的开始太后与我
内文
清政府于1900年8月15日离开京师。其后若干时日，颐和园由俄国军队控制。俄国人迅即退出京师。此种示好之举令太后非常满意，俄国人从中也有获益。颐和园随后为英、意军队所据。劫掠依然时有发生，如此丑行，正是白种人所谓文明的耻辱巴恪思的愤慨略嫌造作虚伪，因为1903年1月，在写给G.E.莫里斯的信中他声称：“多么希望能再有一次机会可以大肆获取皮草，就好像上次使馆被围之后一样！”。得可靠的满人之助，我帮忙把（大约总计六百件的）青铜器、玉器、瓷器、象牙制品、绘画、书法作品、景泰蓝、漆器、织锦和地毯，还有两万五千卷古籍转移到安全所在。该处并非我的住所，因为我太了解我那些假作殷勤的伪善同胞，他们多疑成性，惯于毁谤，我不想留下我的名字，徒遭非议。这些文物转移出颐和园之前，由古玩专家做了评估，作价五十万两白银；而这只是暂定之价。其中有一巨型玉器，刻工完美，可追溯至1420年，为太后“掌上明珠”。我略尽微薄之力，使此器失而复得，太后真可谓喜从天降。
朝廷于1902年正月初返京。是时，我与总管太监联络，欲亲自将太后的财物完璧归赵。此太监即手握大权的李莲英。在紫禁城宁寿宫门前，我正要把所有财物呈上，太后通过李莲英传话，恩准我改日觐见。乾隆1796年退位之后即居于宁寿宫，直至三年之后驾崩。时至今日，旧朝已去，故地已是新天，任何人都可以进入那些曾经的禁地；而在彼时，若非太后接见外交官夫人，以博得她们的好感（她长于此道），或皇室女眷、太监、荣禄等宠臣，极少满人或汉人有幸入内。
太后安排我于五月的一个清晨觐见，彼时她刚从东陵返回；二十二年之后，她那安放在灵柩之中的圣体被扯出寿衣，完全赤裸，覆以可怕的黑斑，头发蓬乱，虽细微处亦清晰可辨，暴露于陵前，任由“庸众”贺瑞斯，《颂诗》3.1围观。
大学士荣禄亲向八旗军传令（彼时，内勤军还未成形，力量不足），特许我们的搬运长队入宫。队伍蜿蜒进入紫禁城东门，李莲英在此等候，为每一个包裹作上标记。我已呈上一份大略的“物品详单”；（除了太后自己之外）李莲英是最清楚这些财物明细的。不幸的是，个别（并不太多）物件已为俄国人或其中国翻译所窃。如此少见的运送队伍自然引来诸多瞩目；不过官方禁止媒体报道，只有日本人控制的《顺天时报》次日刊发“简讯”，错误地报道说，这些财物系朝廷下令，从热河行宫运来。天佑太后，所择之日正值外国诸人举行春季赛跑；而且，据我所知，即使是伦敦《泰晤士报》那个好管闲事又背信弃义的记者在本书写作期间，巴恪思是著名的澳洲旅游作者、记者G?E?莫里森的免费译者和信息提供者。后来，前者开始与莫里森在泰晤士报的对手J?O?P?布兰德共同写作，莫里森与其闹翻。随后，巴恪思被指为骗子，此人为首先发难者之一。也未嗅到此事，亦未了解我——他心目中的敌人，在此事中的作用几何。
我跟在队伍最后，准备了正阳门（前门）外一家钱庄的五百两银票（大约八十英镑）打点总管太监。他非常客气地在东门迎候。彼处一片混乱，场面极大，大约两百个搬运工挤挤挨挨，众多宫廷侍卫维持秩序，其长官负责交接。一名包工头以两百两银子雇佣了这些苦力，费用由太后慷慨解囊，业已支付给我，太后亦对众苦力多有赏赐。李莲英与我先行，进入大门，前行约三百码，到了太后禁宫之外。总管太监准我把马车停在紫禁城大门之内。意外的是，出宫之前，太后赐我尚书职衔，一品顶戴（顶珠系宝石，而非珊瑚），世袭二等爵，令人艳羡的两眼花翎，一套春秋朝服（明显尺寸偏小），一件貂皮袍配黄马甲，特许朝中骑马（我却从未享用这一特权），三英寸长二英寸宽的特制金牌，上书“皇太后特恩”，借此，只要太后的鸾驾在，我即可随时进宫（紫禁城和颐和园），另有一件28盎司的金如意，精选的若干书籍（现在存于欧洲的一个博物馆即牛津的牛津大学图书馆。作者在此多有捐赠。），太后手绘的一幅画，叶赫那拉氏历史的手稿；最后，太后还赐予我的后人五品官衔，这也令人垂涎，它与五品顶戴殊为不同，后者无甚特权。
总管太监的手下忙碌着打开各个箱子。禀告太后之前，李莲英先行将我引入其个人住处。身为太后面前红人、却可能是国中最为人痛恨者，李莲英给我的印象尚佳；他的外貌决不算是英俊，而是像其他太监一样肌肉松弛、满是皱纹：对我而言，这张脸相当不错，也许与他的名声并不相符。他说话是阉伶般的假音，言谈间略带口音，并非纯正的京腔。我询问年龄，他说是五十三。他非常简单地穿着无衬里的春袍摹本，黑缎子，非常深的紫色轻便马甲。他并无官阶，与明朝及之前朝代不同，本朝太监向无官职。
论及拳民，他坦承相信他们的神功，他认为，义和团之败，全在其“神圣”的使命（大概即指残杀外国魔鬼）为肮脏的物欲取代。此次运动，以及令太后与他本人颠沛不堪的陕西逃亡，还算有些好处：化外“蛮夷”之国至少承认了太后的摄政统治，并表现了应有的尊重。“她非常期盼收到你归还的失物，”他说，“我可以向你保证，太后宽宏雅量而知恩图报。欧美尽是烧杀抢掠之徒，而你是良善之士，如同泥中莲花，又如破晓晨星般稀少。另外，你等官员礼仪拘谨，实属少见。你定然难以置信，外国使团被接见之时，公使们（除了日本和俄国公使）竟然无人向宫廷诸人给付例钱。他们如此失礼，或可以官方接见为由开脱；然而，外国使团的女眷被邀至此赴‘午宴’，亦无人付例钱，这又该如何解释？十个国家受邀，我至少应从每个国家得到一千两银子。无人付出一毫‘花红’（还是除了日俄），却有一两个女眷，厚颜带走了许多陶器！我诘问其中一人，她窃走的花瓶，我是否应该再送一件，到她的公使馆！孟子曰：‘余岂能与兽辩？’如此不堪之行为，真是无辞以置之。大公主（特别加封的将要继承爵位的公主，恭亲王之女）大公主所指应为恭亲王之长女荣寿固伦公主，生于咸丰四年，于咸丰十一年被特旨封为固伦公主。此处多为作者错写。访问公使馆之时，赏给所有中国仆从共五千两银子，以羞辱你们那些粗鲁无礼的女人。”
李告诉我，太后最为感兴趣的，是维多利亚女王新近的仆从约翰·布朗（John
Brown）；他问我，约翰是否和他一样系“净身入宫”。我告诉他，我完全确信约翰乃正常男人。总管太监震惊，不知何故议会竟不管不问，不保护皇家血统。想起女王在爱丁堡街头被误为约翰·布朗的夫人，为人斥责，如此轶事，我可不会告诉他。我们生活的世界，真是充斥着流言蜚语。京师朝廷上下熟知爱德华七世的私情公事，驻华外交圈中亦盛传关于叶赫那拉氏的流言，虽然内容多属无稽。李一边享受大烟，一边请我品尝香茗。关于此次围攻使馆，关于欧美使团的恶行，他有无数的问题。
彼时，多数箱子已然开启，其内财物昭然可见。李见状言道，可以禀告太后，恭候大驾了。他携带一对玉碗入内，请太后亲见失而复得之物，旋即欢笑而出：“老佛爷闻说此事，备感欢欣，命即时召见。你不必担心，跟我来便是；太后仍是仁爱之身，慈悲之真神，她重临俗世却和光同尘。你自会感觉到。”
乾隆退位后，曾在皇极殿接见大臣；此刻，我们行过此处，进入内宫，来到养性殿光绪皇帝接见臣民之所。之前。此后第六年，太后停灵于此，直至一年之后方行下葬。李急行向前，跪于老佛爷面前，禀告说“外臣”在宫外候旨晋见。我听到一个假嗓子的声音说，“即刻宣他晋见”，即被带到太后面前。我屈单膝跪下，正要按礼仪叩首三次，太后出言阻止：“免礼吧。近前来，我要谢谢你的忠诚。”
“远臣但效犬马之劳，谢太后天恩。公道为上策，为公而公却令人烦恼。”
我的这个相当陈旧的谐语令太后及其随从非常愉快；她大笑道：“美德本身即是回报，不过，实在之钱物还是要赏的。”李和我同时说：“谢老佛爷的恩。”
太后身边一位美人正为她添茶点烟，此刻随口说道：“怎么，前日在战神关帝庙烧香之后，和太后讲话的，不就是这个年轻‘鬼子’吗？您记得吗？我当时就站在庙里天井中。”
老佛爷说：“当然记得，我见过你。当时我向西班牙公使夫人问候她的女儿，夫人与你相邻，站在庙外墙头，你回答我说：托太后之福，她一切安好。我戴着观剧镜，起立向你们众人挥动手绢。荣禄说：向关帝献祭是重要的宗教仪式，此后站立许久，有失我的身份。你跟我说说，你的维多利亚女王在我的情形之下，会如何行事？”
“她或会对使节及其家人以礼相待，但断不会如太后陛下这样宽厚为怀、平等相待。因此对我们而言，您就更显尊贵。属国芸芸，您竟能认得任何一位使节，实感荣幸，叩服威仪。”言道此间，三只京巴狗大声吠叫起来，她训斥它们，情状相当有趣。如何描述太后呢？关于她的容貌，有许多比我精彩得多的描写（从女性角度），对于她的个性却往往呈现得并不确切；她的肖像在坊间比比皆是，人们对她的五官相貌相当熟悉。那日，她身穿一件火红的无衬里袍子，绣着代表皇后的凤凰和象征长寿的仙鹤图案；外罩同色的罗纱罩裙，印着一束兰花。外穿一件绣着“寿”字的古铜色马甲，配了一根色泽华贵的珍珠项链。她手上戴了许多戒指，其中一只翡翠红宝石戒指尤其可爱，我猜是来自宁境街（Rue
de la Paix）Rue de la
Paix：巴黎最时尚的街道，世界顶尖珠宝品牌的集中地，比如卡迪亚（Cartier）。的式样。我怎能想到有一天会看到她干瘪的尸体裸露在七月毒辣的阳光下。即便是不朽的汉尼拔或恺撒，最终也是尘归尘，土归土。还有一颗硕大的黑珍珠，嵌在铝框中，和她中指上戴的一枚罕见的粉红钻石相映生辉。应着当时的风尚，她蓄了指甲，其中两只戴了金的护套，长三寸有余。她腕上有数个玉镯，每一只都精美稀有。她大方地赠我两只，说是“送你妻子的薄礼“。我解释说我尚未婚配，她（如我所料）询问缘由。
“回陛下，我也希望成家，但爱人与我分离了。”
“世间也不单只你一人如此，”太后沉思着说，“造化弄人，绝不令我们尽欢，即便为王为帝，也只能听命于天于神。”（她是否想到了她和荣禄的婚约？）“你年纪尚轻，终会婚配，届时可将这手镯转交夫人，告诉夫人这是太后所赐，她喜欢你，因你与她见过的其他洋人都不同。”
“太后恩典，奉赏自天感愧无地。”
老佛爷笑道：“这陈腔滥调的谀辞，你倒是记得清楚。不过我猜你国语言，也有如此讲法吧。”
我想到官文中说：“衷心为阁下效劳，不胜荣幸之至”，还有其他华而不实的客套之言，我回答道：“我们英语和其他欧洲语言中都有这样的虚言客套，陛下，但微臣的感激之情，确是高山仰止，发乎真心。”
太后的脸上敷了厚厚的粉，但没有搽胭脂，因为作为亡君之妻，是不宜施朱的。她坐在一张红漆矮凳上；她告诉我她和她深为钦佩的维多利亚女王身高相同（大约四英尺十一寸）。她显得比实际身高高得多，因为她的秀发盘成当时满族流行的式样，用厚纸撑起框架，上面覆盖了绸缎，基座是皮制的，高达数寸。脚下穿着所谓的“花盆底鞋”，有个木制的细跟，大约四寸高。因为她很少走路，所以可能也不像看上去那样不适。
老佛爷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位亲切、温和的老夫人，向往年轻，对小错并不计较，喜欢饶舌，或许有点太急于获得他人好评，可能易于烦躁。然而，她讲话之时若叙及麻烦的人或事，眼中表情有时会彻底改变，令人迷惑恐惧。当年董福祥拳民起义之时，董是甘肃拳民的穆斯林首领。他的故事可以参见布兰德和巴恪思的《太后统治下的中国》之中臭名昭著的景善日记。贸然闯入我现在所处的宫中，要求以叛国重罪处死荣禄；又如，某个七月之晨，太后正因竹生出灵感，在丝绸上绘花，拳民闯入滋扰，他们面对的，都是如此骇人的女妖似的眼神。当此蛇蝎目光，中国最强大的人也会恐惧，她最亲近的人荣禄也不例外。接见外国使节夫人之时，她批评其粗鲁愚蠢，此时即展现出她的复杂性情。她说，其中一个奥地利人告诉我，那夫人戴着一枚奖章，是弗朗兹·约瑟夫（Franz
Josef）所赠，以纪念她亲历使馆保卫战，与“太后军队”对抗。另外一个美国人想要太后使用的一个碗以为纪念，太后恩准，以皇室专有之杏黄丝绸包裹，此人竟然说：“此碗若不成对，岂不奇怪？”
太后批评道：“你所需者，莫非全套？”如此讥评显然颇有效力，总管太监大快。
提起送给那些外国孩童的礼物，她怒气更大。除了送与日本和德国孩子的之外，她赠的金卢布、20马克和若干卡洛斯5元银圆，次日都由使馆退了回来，各使节以为，收太后之礼“有失身份”。她言下大有“立斩效尤”之意：“他们怎敢如此辱我，拒我之礼？他们可敢如此对待沙皇或维多利亚女王？”
我尽力找理由安慰，例如，使节们不愿孩子无功受禄，以免宠溺，但我可以看出太后对这件小事耿耿于怀，最终导致义和团起事那年她态度的转变。
接着太后问我，西方人对她有何评价。“我知道，他们传我生于广东贱隶人家，实际是广东人！”她怒极反笑，把旁边的太监吓得不轻，他深知主子喜怒无常的脾气。
我回答：“欧洲列国都当太后您是千古一人、女中之尧舜，用我们的话说，是女子中的奥古斯都（Augustus）或查理曼大帝（Charles
the Great），皇后之范，母仪天下，是王中的奇女子，女子中之帝王。”
老佛爷看上去很满意：“你这只怕是过誉了？”
“不是的，陛下，他们确实对您的坚韧果决十分敬仰：除了孔圣人和李鸿章，也只有陛下您才有资格和他们同桌共议。”
“这我明白，”太后说，“但义和团一举，他们怎么评判我？”
这问题确实尴尬，我一时难以找到一个得体又真实的回答。正当我踌躇时，她说：“我知道，是我不对，赖我，我的罪。不过你们洋人逼我退位，也是咎由自取。现在你也看到了，我国断不可少我，我没有听命于他们，证明是对的。”
“使馆被围之时，我派人送了西瓜、冰品和糕点过去。那些洋人怎么说？”1?一个时代的开始0太后与我0
“一些人，我本人在内，非常感激您的好意；但不少人觉得居心叵测，不敢取用。”
“太过疑心！”太后说，“西方对我朝向来如此。他们总是以自己为标准，评判我国人，尤其是我。”
“我想，”我冒昧进言，“西方人墨守成见，难以变通，一旦他们形成看法，再难根除。人们都当你匡扶义和团，不知你其实只是一片仁善之心，并非出于政治谋划。”
“他们告诉我，”老佛爷继续说道，“使馆围困期间有一名鬼子疯了，在街上满口呓语，恳求饶恕。”
“是的，陛下，那是一名挪威传教士，精神失常，您派荣禄将他安全送回，人人感激。”
“真如噩梦一般，”太后说，“我那两月的经历，如井底之蛙一样困在紫禁城，每日听取各种奏闻。你们洋人的火枪震耳欲聋，令我常不能寐。”
“那只是做样子，陛下，一旦打仗，全无用处。”
“告诉我洋人攻占颐和园的情形。我听说有一意大利军官睡在我的床上，有人还为此在墙上写了几句不堪之语。写了什么？”
我犹豫片刻回答：“呈太后尊前，请恕我占了您的凤床。只可惜不能与您共寝。”
老佛爷看上去并无不悦。“嗯，”她评论道，“孩子总是孩子。我猜他此刻业已在家，与他的妻子或情人甜蜜共度。他万万不敢在他自己女王的床头刻下如此字句。不过，这次洋人军队还不算太过无礼，那日他们焚毁圆明园，才真是胡作非为，真教皇上伤心。范国良告诉我你们英国人是罪首，这举动完全与法国总司令的意旨相悖。”
“我这里有封来自沙皇的信，我叫李莲英拿来。请帮我译出来；我不信庆亲王译的那一篇。另外，你认识他吗？”
“是的陛下，亲王阁下待我甚厚。”
“你有否听他对任何事件给出明确意见？我认识他四十余年，从未听过。他首鼠两端。”
“英诗有云，”我回答道，“让‘我不敢’代替‘我想要’，正如谚语中那只可怜的猫“谚语中可怜的猫”（莎士比亚：《麦克白1.7》）。谚语指的是：“猫爱吃鱼，却不愿弄湿爪。”。”
“是的，”太后说，“世人想法皆类似，无论疆界。”
李莲英此时拿了信来。信上说：
“沙皇村，1902年3月。
挚爱的尊贵的姑母，得知您已经返回京城，很是欣慰。您离开北京的日子，我深表同情。如您所知，我始终是您的朋友，正是由于我的坚持，欧洲各国才一致承认了您作为摄政王的事实。我们两国毗邻，我相信我们目前的友好关系会长久持续。我已命我的部队即日撤出满洲里，只留部分兵力镇守铁路，不致被当地暴民所毁。
携您的侄女、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皇后（Alexandra
Feodorovna）拜您尊前。愿上天保佑您威仪永在，喜乐无极！
您的朋友、忠诚的子侄
尼古拉斯。”
“你见过沙皇吗？”
“是的，陛下，六年前他接见过我，正在他加冕之后。他风度迷人，但我要说，他非常惧内。他不喜我的同胞，称之为犹太人，大概因为这个民族在英国颇为庞大。”
“李鸿章告诉我，皇后很美：你知道，我们派他去莫斯科参加加冕礼。”
“是的，陛下，像太阳神一样傲慢，我们说，像女神路西弗（Lucifer）。她笃信占卜和预测。”
“好吧，”太后说，“到了我中饭和午睡的时辰。李莲英会招待你午膳，希望你好胃口。切勿拘礼。”
她离开了，我等待李的时候，发现老佛爷的会客厅更像博物馆而不似闺房。陈列着许多设置在不同时间的钟表，各色玉石雕成的“万寿山”，无数镜子，明朝的橱柜，大小形状不等的佛像，景泰蓝的神龛，漆面的桌子，玉坠，绸垫，五花八门的瓷器，金盘，旧钱币，象牙，黑檀木家具：塞得满满，在此间行走必须小心谨慎，以防碰撞。夜晚（当时宫中未接电路）在其中匆匆行走，必定险象环生。日本的审美观容不得屋子中摆放过多的陈设；我记得1921年日本现在的国王（当时的太子）拜访阿瑟尔（Atholl）公爵（巴迪克，Bardic）的时候，后者告诉我，王子的管家查看了公爵的寓所，要求将十分之九的家具都抬出去，才能让太子居住！
老佛爷吩咐了李莲英一些话，他过来将我带到侧厅；那里有张长长的餐台，摆放着俄罗斯风格的前菜、酒、饮料和成瓶的那让（Narzan，意为“高加索山的水”）。酒大多产自克里米亚，有大瓶的起泡白酒，有勃艮第红葡萄酒，更有开胃酒，上乘的香槟、威士忌等等，应有尽有。另有十几种小点心，李莲英告诉我，是一名俄国御厨的手艺；整个气氛让我想到据说是全世界最考究的匹兹堡宴会。对于只有两个人的餐食，是过于铺张了，但我非常感激太后的盛情。
以狄更斯的天赋，必定能细致入微地描写满桌盛宴；却不是我的拙笔所能尽述。我曾在俄罗斯逗留有日，对俄国菜肴相当熟悉；但对于中国烹饪，除了常听说的燕菜、鱼翅、烤鸭诸如此类之外，有几道御宴珍奇（李莲英如实告诉了我中文名目）我是只闻其名，从未亲见。他私下告诉我有几样是老祖宗偏爱的，还说她食量甚小，夜间又常感饥饿，所以半夜往往要备些小点。她睡眠很差，晚上一定要贴身女婢侍寝，等她抽完一袋鸦片，真正安睡之后方可离开。李又说，老佛爷要他照顾我万不可“挨饿”——实际上备的食物足够一打人享用——听了我的回答她很欣然。
她当时说：“犒赏他白银五千两，谢他挽救我的珍品，别让他为我倾囊。”
李莲英给了我一张五千两的银票，是他私人炉房开具，另有一千两给我的仆人，两名陪我入宫的随从也赏了二百两之多。“太后午休之后，对你另有褒奖，她老人家说，功懋懋赏；她要我现在赐你这道金牌（我提到的那块），凭此你可随时进出宫中，无人敢拦。”
“很快我们将起程去中海，如果你想在紫禁城逛逛，等朝中文武离开之后你便可随意。”
我对李说，我很欣赏太后的大方。
他道：“是的，她为人慷慨，但最不能容忍小人利用她的豪爽，暗地里揩油水。她深知每一样货品的价格，绝不容许卖家漫天要价。比如，若哪个她宠爱的太监［就像你刚才看到的小崔子（不要与崔德隆混淆），在她出巡时效力身侧的］对她说：‘老祖宗，这些鸡蛋共用了您六两银子’，她会欣然接受这价格，尽管是高了二十倍有余；但他若告诉她市价是二十文钱一只（实际上人人都知道，只要一文钱一只），她必然会雷霆大怒。我净身三十五年有余，比我的前任安德海更了解太后难以捉摸的脾气。他下场甚惨，死在东太后和恭亲王手里。”［注：对此节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太后统治下的中国》一书，如弥尔顿（Milton）所言，此书充满皇室仇恨、钩心斗角，我本人并不推荐，因合著者为我所不齿他指的是合著者J?O?P?布兰德。。］“伺候太后，一定要谨记，她首先是女子，和其他妇人一样喜怒无常。”［我想到迪斯雷利（Disraeli）描写维多利亚女王的妙句：“她首先是女人，其次是女王；所以，要总是赞美逢迎。”］
我问及义和团。李道：“窃以为，拳民神术确能保其刀枪不入，可惜一番义举最后蜕变为血腥暴乱。这在前朝历史中也屡见不鲜；以赤胆忠贞之心，摧枯拉朽之势，到头来惨遭剿灭，虎头蛇尾。然而，庚子之乱（1900）无疑在世人面前巩固了太后的地位，现在洋人都当她是中国最圣明的统治者。也算是否极泰来。”
我说：“您可曾听闻英国人休博特·詹姆斯（Huberty
James）在使馆被围时遇害之事？”（1900年6月22日）“确有所闻：我目睹他在皇城东门外被处决。荣禄意图相救，但老祖宗听说他任教于京师大学堂，那是她所愤恨的，大学堂与翁同龢及维新党相交过密；因此她下令将萧（詹姆斯）当场斩首。听着他求救实在是让人心碎。
“自始至终除了荣禄，我猜还有皇上（这时他语气明显带了轻蔑），坚决反对之外，我们皆信任义和团，连庆亲王在内，尽管他从未明言。因此我们在你们洋人眼里，都是罪可及诛的，我也是死罪难逃！我猜可能是我的俄国朋友从中斡旋，我才幸免株连。”
继而他坦陈他与俄国公使交往密切，俄公馆当时是各国领馆中最具势力的。他与俄罗斯亚洲银行经理、后来成为驻华公使的波科蒂洛夫（Pokotiloff）私交也厚。很多人都知道，总管太监李莲英每年从关东半岛总督、海军提督阿雷克塞耶夫（Alexeieff）之处领取五万卢布津贴，另外还有数笔巨款嘉奖他办事得力，例如签订《喀西尼公约》（Cassini
Convention）及其他慷慨条约时他表现不凡，最终是将满洲里拱手送给俄国。如果不是后来日俄战争改写了局势，清政府几乎失了东三省，他和李鸿章同样难逃其咎，不过他处在幕后而已。
李告诉我，几乎每礼拜日他都应白云道观高主持之邀造访，其实此事我早已知道，他实际是会见雷萨尔和波科蒂洛夫，商谈“互惠之事”。提及许多欧洲使节的无礼——这显然一直是他心头之痛，我猜有些大使并不承认他位高权重，因此有意怠慢，尽管只是背地里——他问我，欧洲是否有为立志做大使者专门设置的培训学院。“若无，”他道，“至少应有学校教授礼仪举止，他们往往出言不逊、行为失礼。”（我猜俄国人是例外！）他续道，自入宫以来他坚持记日记，录下了他所注意到的老佛爷生活中的每桩事件，他很乐意借与我看。（有必要提到，1911年李莲英过世之后，这本日记即为我所保管，是一部极为有趣的人物纪实。）“了解一切，就会原谅一切”：李对老佛爷忠心耿耿，有时显得夸张，对她唯命是从，从日记中所述事实听来这传闻甚可靠。那日记很值得翻译，但在当时，只字不漏的佩皮斯（Pepys）佩皮斯（1633—1703），英国著名日记作者。作品是无人问津的。我粗略估计，如果翻译成某种欧洲语言可以达到洋洋十五卷，比真正的爱图瓦尔（L’Estoile）皮埃尔·爱图瓦尔：亨利三世统治时期的编年史家。作品还长一倍。清朝正如尼尼微（Nineveh）和推罗（Tyre）一样气数已尽。也许某日，笔者会择其要言付梓，除非我一命归西；这日记比景善之作更深入内里，景善不过是道听途说，李莲英所著却是身临其中的事实。
我道：“另，阁下可认识景善，前内务副大臣，却并未位列上三旗的？”
“或我多言，我与他相熟：他言语乏味，常至我处喋喋不休。实难忍受，我便木然相对。他酷爱详述家务烦恼，絮絮不止：其实，他下场甚惨；城陷当日被长子推入井中。”
“他果然聋了吗？”我问。“否；但凡问至尴尬处，他便佯装耳聋，他尝言，失聪是福。”（拿破仑说过：装聋作哑，殊不能成事！）
“忘了告诉您，”李接着说，“我的兄弟托我代为问候您。他说当日他被一名英军鞭打，逼迫交代所谓的珍宝下落，幸蒙您从中调解。”
“是的，阁下，这也实非我愿：我当时奉英军总司令之名作通译，他实际是迫切想知道您是否在北京，以此为由，登堂入室搜查。那指挥官名叫伯格，为人傲慢，目空一切，是英国军人的典型，像阿喀琉斯荷马，《伊利亚特》13.482。一样，一遇打仗便健步如飞，正如这场战争中他们在心存仰慕的世人面前所表现的那样，总是事后智勇。跟他理论还不如同一头豺狼争辩：他简直毫无怜悯之心。我记得可怜的李先生挨了十五记九尾鞭，羞痛交加，险些毙命。不过，我挽救了他的财宝；您的弟媳将我拉至一边，告诉我银两藏在一堆薪柴下面。我引开那军官的注意，他毫无斩获，只好悻悻离开；最后我抬出你的威名吓退了他。他胆小卑鄙，是个戴单眼镜的白痴，英国政府的典型产品，绝不合格的军人。”
谈到俄国人的慷慨，我给他讲了个关于尼古拉斯二世的趣事。1891年他访问东方之时，他的长子到访广东，朝廷授意总督出面设盛宴款待；一个相当于大总管的人告诉我，那次令他对罗曼诺夫王朝颇为不屑，因为太子殿下居然对如此隆重的宴席没有任何嘉许之意。但许久之后他才知道，原来当日太子留下了高达两千五百卢布的丰厚小费交与通译，令他转赠，但这笔赏金太过诱人，贪婪的通译一文不落地私吞了。尼古拉斯向来知道中国人礼尚往来，他可能还相当疑惑，为什么大总管没有提及他的重赏，也许他也是愤然离去，以为东方人不识抬举，怨怼之心，丝毫不逊大总管认为他吝啬的鄙薄之意。我记得列夫·托尔斯泰曾要我带一封介绍信给沙皇，告诫我一定要谨慎在意，切记给那引客的埃塞俄比亚恶棍一张一百卢布的例钱，这是最少的数目了；我猜俄国贵族会送得更多。
谈到小费，李说，他适才进宫时对我说俄国使节给他的小费不尽人意，这话做不得数。似乎——我也能想到——他们每次来都会送他一千两谢礼。我猜这区区小数目在李莲英庞大的收入账目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偶尔我也会猜想，以后每次来他是不是也希望我带五百两谢金给他：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的财力是绝对不足以应付的。平心而论，大太监对我相当宽厚，以后他再没有收过我的谢礼，不过在之后若干年中，每逢新年以及端午、中秋两大重要节庆，我们都会互赠厚礼。他无论何时造访我——相当频繁——毫无例外总要赏我的仆人五十两银子；因此他是个相当受欢迎的客人。我不认为他是坏人：他对太后的确忠心耿耿；他并不吝啬，只不过是不苟言笑。他彬彬有礼，但我的拙笔在此书中未能尽现。在我看来，他对老佛爷的影响力，在荣禄死后无人取代，牢不可摧，但相比拉斯普丁（Rasputin）之于皇后，或者意大利占星家Cossimo
Ruggieri，与诺查丹马斯同时代的占星家，但不如其出名。之于梅第希（Midicis）王朝的凯瑟琳，绝没有那样危险。他痛恨所有洋人，我却是例外，对我可算宽厚了，还有法国人范国良（Mgr
Favier），出色的音乐家和汉学家，也是他的好朋友。从我所提及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天真的人。例如，他言道：“无人可谓我滥用职权！我绝不像秦始皇及秦二世座下的太监那样，指鹿为马，以此格杀违逆者。”（日语中的“Baka”，源自中文的“马鹿”，意指“傻瓜”，就是出自该典故。）
“阁下对荣禄有何个人评价？”
“他是我的朋友；尽管我们常常（现在还是）意见相左：义和团起事期间，你也知道，我们势同水火。我深知普天臣庶，断不会以亲洋为念（请见谅），他厌憎洋人（现在更如此），但对老佛爷一片忠心，在保障其安全同时，希望固其位而扬其威。我们两人皆一心向主，殊途同归：尔等夷狄（他言及至此，笑了）眼下仍在我朝土地之上（对你本人，我很高兴如此）：义和团有一处是成功的，即让西方列强无论情愿与否，只能承认老佛爷之位无可取代，而载湉（他放肆地直呼光绪本名，即便太后本人，我也只一次听过她如此称呼）全无用处，如今她天庇神佑，执掌实权，光绪形同虚设，不过是个五谷不分的呆子而已。”
李胃口奇好，吃完之后再饮了一杯酒，这漫长的宴请终于结束了。
李双手颤抖，看得出烟瘾极大。“你也看得出我有这嗜好，请恕我不能继续作陪，又或者，你也一同来，抽上一枪？”
“哦，阁下，我没那么大的福气。您无须为我费心：我能与您这位赫赫有名的人会面，听您一番高谈，荣幸之至。”
李离开之前又说，老佛爷午睡醒来会传召我。“你就在这里抽烟饮茶，不必拘礼。”
我一边坐等圣召，一边抽着口感极好的俄罗斯雪茄，一边思考着慈禧令我想到哪一人。最后终于想起是伯德特·库茨男爵夫人（Burdett?Coutts），十九世纪中后期的慈善家，以慷慨著称的名门淑媛，相貌平凡。尽管一国太后与男爵夫人相差迥异，但她们的话音和举止十分相像。小时候我经常被邀参加她在皮卡迪利附近的寓所举办的青年人圣诞派对。我清楚地记得她略带假音的讲话，还有半是强制、半是妩媚的态度，是个典型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妇人。另外苏珊·唐利夫人，驻华代理大使的妻子，其夫后来做了荷兰海牙的大臣，也曾与太后有数面之交，她也觉得两人甚为相像，对太后本人也评价颇高。
我坐在那里，恍如梦中一样，正当这时，年轻俊美的小崔子进来召我；他服饰艳俗如女子，但不以为耻，反而神态傲慢，就像亨利三世朝中的爱宠，或者佩特罗尼乌斯（Petronius）伟大作品《罗马衰亡》中的一个角色。他对我很恭敬，甚至有点谄媚，令我想起“圣坛的老鼠”，还有一句名言：“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奉太后命害死皇帝的崔德隆是他的叔叔；小崔子应该尚在人间，我相信他叔叔也还活着。
行至太后尊前，我叩谢她的厚赏。
“总管太监言道，那顿简餐还合你心意。我猜你不吃烟的？你这个年纪，是不宜碰的。像我这样的老人，浅尝辄止，无伤大雅。我的兄弟桂公爷就太过沉溺了。上海的鸦片船就是你们珠宝商的，你说你们可曾有愧吗？”
“陛下，那确是有碍观瞻，辱我国名。”
接着太后又慷慨地为我封赏。“陛下，我已经无言表达我的感谢：即便再生百次，生生效忠于您，也不能回报您浩荡天恩之万一。”
“下次再传召你，你就可以乘高抬大轿，身着官袍，头戴红珠觐见；你要多用些家臣，才当得起新晋的身份。告诉我，你一定是孑然一身，尚无女眷吧。有否想过情爱之事？不过也无妨，正如佛家所言，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当作如是观。”
尽管太后只是出于好奇，才有此一问，但我还是想到了凯瑟琳·梅第希（Catherine de
Medicis）某次曾以同样的问题，问年轻的蒙哥马利伯爵（Montgomery），他在后来的一次比武中（可能是意外）导致了亨利二世的死亡。蒙哥马利把这当做年轻皇后的示爱。皇后因国王另结新欢戴安娜·普瓦捷（Diane
de
Poitiers）而失宠。自然，我当时无此臆想；不过那时太后的确令我想到卢浮宫陈列的一幅凯瑟琳晚年的画像。太后宽厚地赐座，继续问我：“与我讲讲维多利亚女王之事：她是和她的犹太总理大臣（迪斯雷利）相爱吗？”
“不，陛下，据她丈夫所言，她十分忠贞。”（我不知道是否失言。）
“然则她何不退位，安度天年？”
“权力无边，不甘引退，陛下：另外，她也不信任她荒淫的长子。”——“便如同治帝那般”，——慈禧脱口而出——“可叹，此子也相当不孝。”——（便如光绪帝，她插口道。）“那么，”她问，“总理大臣爱她吗？”
“在他的回忆录中，是用了暗含爱慕的语言，但此人向来夸张肆意。他称她为天后、仙人，但他酷爱逢迎，正如其他臣民对女王陛下一样。”
“皇帝既不孝，为什么女王不废黜他？”
“陛下，法律未赋她此权。要剥夺他的王位继承权，必须由社会三个阶层的代表，
|
|
購物車/收銀台(0) | 在線留言板
| 付款方式
| 運費計算
| 聯絡我們
| 幫助中心 |
加入書簽
HOME
新書上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