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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全景展现清朝政商图景，一部完整的政商博弈史。本书聚焦清朝的政商世界，细致梳理晋商、徽商、行商等各大商帮和政治权力之间的隐秘关系：从行商作为傀儡“以商制夷”，到晋商游离于权力外的财富游戏，徽商依附盐业获取垄断暴利，再到买办崛起、商战强国--每一场财富盛宴背后，都隐藏着惊心动魄的政商角力。
★透视清朝政商密码，读懂帝制时代，政商博弈的经验与教训！帝制时代，权力垄断一切，商人该如何掌控自己的命运？又该如何处理政商关系？为什么说政治不改良，实业万难兴盛？本书通过晋徽商帮及江春、胡雪岩、盛宣怀、张謇等案例，对此一一作出解答。
★梳理各大商帮的兴衰史，总结中国商人的经营哲学和成败密码，以史为鉴，可帮助今人把握商机与命运。
★知名历史学者袁灿兴诚意之作，吸收学界最新研究成果，细致比对大量中外史料，严谨扎实，写法通俗，兼具学术严谨性与可读性。
★精修彩插，精致内外双封设计，锁线精装，内文采用80g纯质纸，印装精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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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在清代，商业力量是维系帝国统治的血脉，也是被权力束缚的棋子。晋商、徽商、行商、买办……一个个商帮在权力夹缝中生存，又被权力驯服、压榨和利用。他们是帝国的白手套，是财富的掮客，也是政治变局中的隐秘推手。
本书聚焦清朝的政商世界，细致梳理各大商帮和政治权力之间的隐秘关系：从行商作为傀儡“以商制夷”，到晋商在边疆的财富游戏，徽商依附盐业获取暴利，再到买办崛起、商战强国。作者爬梳中外史料，以严谨态度和通俗笔触，系统回答商业力量如何成为皇权统治的工具，清廷如何攫取商业利润，以官制商，维系统治，各大商帮又如何处理政商关系等关键问题，堪称一部完整的清朝政商博弈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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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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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灿兴，知名历史学者，中央电视台“法律讲堂”主讲嘉宾，已出版《大唐之变:安史之乱与盛唐的崩裂》《疫病年代:东汉至魏晋时期的瘟疫、战争与社会》《军机处二百年》《大清内务府》《朝贡、战争与贸易:大航海时代的明朝》《山河变:晚清的失序、冲突与衰亡》等畅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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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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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从海禁到开海：清代为何未能拓殖海外？
海禁本质：一场对郑氏集团的贸易战 002
内循环与沿海贸易的兴盛 014
华商为何未能开拓海外？ 027
财赋关系国本：清廷的造血能力 040
第二章 傀儡：广州行商与“以商制夷”国策
天朝的傀儡：广州十三行的真相 054
茶叶世纪的诞生 067
鸦片贸易：一场港脚商的盛宴 080
外贸繁荣，为何行商负债累累？ 094
荒诞的“行佣”：如何向债主征税还债？ 103
国运之搏：商欠与鸦片战争的爆发 114
第三章 游离：晋商群体与“羁縻边疆”策略
女真崛起的秘密：张家口贸易的兴盛 126
后勤赢得战争：晋商与清廷的军事行动 134
皇室的奴仆：皇商范氏的商业沉浮 143
以商制俄：恰克图的贸易战 154
以商控蒙：旅蒙商号的兴衰 169
大黄贸易：被误解的“军国利器” 182
第四章 依附：徽商群体与盐业垄断的暴利
官商结盟：清代的盐业贸易体制 196
万岁爷的本钱：二元财政与清室赚钱能力 206
帝室私利：预提盐引案风波 218
上交天子：江春的盐商生涯 225
行盐难题：权力与市场的博弈 233
积重难返：两淮盐业的弊政与革新 241
第五章 放任：晋徽商帮在金融领域的成长
众生钱库：当铺与小额信贷的诞生 250
大宗汇兑的票号如何产生？ 261
官款汇兑与新型政商关系 269
噩梦之年：1883 年的上海金融风暴 278
政商双杀：胡雪岩兴衰史 288
第六章 合作：买办与晚清的商战强国
从农业税到商业税：清廷的财赋转型 300
富强的迷梦：官督商办的推行与破产 308
商战强国：晚清的官商蜜月期 316
权力的狡计：官督商办的本质 324
政商通吃：盛宣怀的手腕 334
第七章 叛离：新兴商业力量与晚清变革
绅商：新兴商业力量的崛起 346
竭泽而渔：清末的财政危机 355
立宪之难：新式绅商与国会请愿运动 366
致命一击：东南绅商与北洋军头的结盟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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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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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袁灿兴
本书的写作，始于本人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及其他各种场合的授课中，与企业家们聊天互动时的启发感悟。内容主要围绕清代三大商帮，即从事对外贸易的广州十三行行商、从事两淮盐业贸易的徽商、从事口外贸易的晋商展开，通过讲述三大商帮的兴衰，揭示权力对商业的影响。
在写作过程中，本人发现三大商帮在政商关系上各具特点。如晋商形成“游离”型的政商关系，主要在口外从事对蒙古各部、俄罗斯及中亚的贸易，承担了清廷“以商制夷”的任务。行商则是清廷操控下的“傀儡”，每个行商商名都冠以“官”字，代表清廷处理外交、商业事务，奈何他们只是傀儡，随时会被权力摧残，甚至破门灭户。至于徽商，则形成了“依附”型的政商关系，通过大量的捐输，甚至直通皇权，可这种政商关系，也不能使他们常保富贵。
事实上，在权力与市场之间，清代统治者常根据战略目标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措施，其核心则是以权力控制市场。以十三行为例，清廷表面上将外贸、外交的权力交给了行商等商业力量，却从各个领域对市场加以控制、对行商加以盘剥。当行商奄奄一息时，清廷既未给予扶持，又强行干涉行商对洋商的借贷。清廷认为其拖欠洋商款项，有损朝廷颜面，遂将欠款行商抓捕流放，没收家产。虽然权力强行干涉市场的运行，但有时也不得不对市场让步。如清廷初始规定，行商不许向外商借贷，可行商走投无路时只能向洋商借贷，清廷只得许可。很多权力意志操作下的措施，在具体市场操作中，根本无法执行，最终成为一纸空文。
再以两淮盐业贸易为例，食盐来自自然，储量丰富，本可以低廉的价格满足所有人的需要。清廷对各处食盐征收税额之后，再交由盐商垄断销售，在生产、运输、销售的各个环节都会产生浮费，官方又对盐商持续加以盘剥，最终导致食盐价格高昂。商人投奔了权力，通过依附权力，结成了政商联盟，再通过盐斤加价等方式，将盐业贸易中产生的各类费用转嫁给普通民众。而食盐的暴利，自然会引发体制外力量的介入与冲击，进而大量私盐充斥市场，挑战权力者制定的不合理规则。于是，普通民众选择了私盐，导致官盐滞销，盐税拖欠，国库匮乏。有清一代，在盐业上虽有各种改革，对盐商也有各类补贴照顾，可利润最为丰厚的盐业，恰恰如同一个无底巨坑，吞噬了一波波盐商。盐业的问题，始终是一个死结，除非官方放弃对暴利的追求，打破垄断，让盐在市场自由流动，不然终究无法解决问题。
到了近代，则出现了新的买办集团，他们虽然脱胎于行商，但与往日的商人不同，他们的财富来自对外贸易；他们懂外语，接触过西方文化，有新式思维，具有自身的独立性。当清廷借重他们开办洋务企业时，形成了买办们所期待的“合作”型政商关系。虽然双方一度在表面上达成“官商一体”，可相关的法律等规章制度没有确立，产权、股权得不到保证，政策缺乏持续性与稳定性，权力随时可以干预市场。待商人入股，企业办好后，常常成为官方随时可以夺取的肥肉。蜜月终究短暂，权力的肆无忌惮，将买办们商业强国的梦想击破。此后出现的东南绅商集团，已经认识到清廷成为中国发展的最大阻力，开始叛离，最后与北洋军头们结成同盟，致使清廷退出历史舞台，走向共和。
这本书的写作，前后耗时三年，参考了大量中外资料，做了许多归纳、整理、比对的工作，导致原本的出版计划一再推迟。在与编辑的沟通交流中，笔者再三调整全书结构，大幅削减、增补内容，希望能以缜密的逻辑、清晰的线条，再现清代商帮沉浮的历史脉络，并总结出不同的政商关系及其影响。
长期的写作过程，是极为消耗心神的，但我沉浸其中。自己一路写来，也是无限感慨，更有无限神伤。写作于我而言，也是一种心灵的庇护，让我对亲人的思念，不再那么痛苦。
谨以此书献给我挚爱的妈妈——黄书琴。
第三章第二节
后勤赢得战争：晋商与清廷的军事行动
与明代朱元璋所定下的重农主义政策不同，清廷在经济政策上倾向于扶持商业。自然，清代的商业发展处于皇权力量控制之下，是为皇权效力的。此时，熟悉北方各地情况，长期从事大宗商品贸易的晋商，得到清廷格外青睐，被特意加以招抚利用。
清初，晋商与清廷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经济领域全力为清廷效力。他们控制着北方的贸易通道，从事粮食贸易。一旦晋商不至，则粮价暴涨。如陕西绥德县东的义合驿，一度被反清武装控制，“南北路断，晋商不至，斗米银六钱”。顺治元年（1644）五月，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上奏，请招抚山西商贾运粮。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表示“尔等言是”，同意招纳晋商，运输粮草，发展商业。
清廷对商业的重视，为晋商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康熙帝认为，“通财货之血脉者，惟有商贾”，“商人为四民之一”，承认商人应有的地位。雍正帝提出，只有“通商”才能“裕国”，若困商贾，等于自困，一旦“商人失业”，会导致“国帑”常亏，主张“借贸易之盈余，佐耕耘之不足”。乾隆帝大力鼓励商业发展，对商人“不惜破格之施”，在萧条时期更以“通商为要图”，一度整顿关津，规范税额，减轻商人负担。
至康熙朝，在对准噶尔的战事中，晋商积极参与后勤事务，为平定准噶尔立下汗马功劳，加深了与清廷之间的关系，得以长期控制利润丰厚的口外贸易。
当时，漠北蒙古、漠南蒙古已经臣服，但在今新疆境内的“漠西蒙古”各部，仍不断对清廷发出挑战，其中实力最为强劲的是准噶尔部。准噶尔部本是卫拉特四部中的一部，只是由于机缘，在部落内部的不断厮杀之中，产生了一个个雄才大略的领袖，带领着部落不断扩张，最终称雄于草原之上。可草原已不能满足他们，他们的目光落在了中原。成为草原霸主后，准噶尔人开始向中原发起挑战。
康熙三十五年（1696）二月，康熙帝得到报告，噶尔丹仍然停留在巴颜乌兰，遂决定御驾亲征。康熙帝下令兵分三路，讨伐噶尔丹。中路军由康熙帝亲自统帅，直指克鲁伦河。西路军由费扬古统帅，分别从宁夏、归化出发，合师后截断噶尔丹退路，东路军由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统帅。
此次出征，康熙帝做了全面动员，以支持前方作战。中路军运粮车4000辆，后又增造1500辆。所用军马，在大同一次就采购两万匹。为了征集马驼，康熙帝行文各省，凡罪人都可以捐马驼赎罪。左都御史于成龙负责总统各路军队粮饷的调拨运输。各路军中有专门负责运送粮草的官兵及民夫，随军前进，将粮饷运送到指定地点。清军运粮队分工明确，督运、运输、验收、发放有专人负责。运粮车队所用工具多样，有牛车、驼车、马车，满载军粮，络绎不绝。
除了官方运粮队外，商人也组成运输队，编入“买卖营”，或帮助运输粮饷，或随军进行贸易。西路军随行商人多为晋商，有资本的协助运粮，没有资本的充当随军厮役。后来晋商中盛极一时的“大盛魁”创始人王相卿、张杰、史大学等，此时在费扬古西路军中，或为厨夫，或服杂役。商人运粮的优势是“克期至，无后者”，可见商业化的运作，效率远胜过官方。对于商人的高效运输，康熙帝很是满意，命令参战各军另设一营，让商人在营内贸易，“大军十六营中，每营派官一员，专司贸易之事”。
康熙帝三次亲征，虽然打掉了噶尔丹，但与准噶尔部的战事却陷入长期状态。在前方各据点驻扎的清军需要大量粮草，单纯依靠官方运粮，成本高，速度慢，清廷日益倚重能高效运输后勤物资的晋商。
在清初八家皇商之中，最有名的是介休范氏一族。范氏被赐产张家口，入内务府籍，此后范氏等皇商成为皇帝的商业代理人。此时的介休范氏，与一般的晋商有了身份上的区别，虽然在籍贯上仍然是山西人，可在身份上，范氏乃是旗籍，非普通晋商可比。
范永斗负责为皇家采购皮张等贸易，全力扩充家族业务，财力日益雄厚，奠定了范氏日后发展的基础。范永斗年迈之后，由儿子范三拔接掌家族业务。在范三拔手中，范氏一边进行边境贸易，一边积极帮助清廷从事后勤运输工作。范三拔生有五子，其中第三子范毓馪，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成为范氏生意的掌门人。范毓馪熟悉商贸事务，为人豪迈，又有胆略，使范氏业务得到壮大。
康熙五十四年（1715），清廷再次与准噶尔爆发冲突。清军前方据点科布多位置遥远，补给线漫长，沿途多为戈壁沙漠。清廷预估，运粮至科布多每石需要120两银。晋商范毓馪则报价40两银，并可垫资运粮，此举解决了清军燃眉之急。
到了康熙五十九年（1720），在远征准噶尔之战中，范毓馪又承担了运粮事务，将每石米粮的价格下降到40两。第二年，清军出师，范毓馪筹办向察罕廋尔运米17.7万余石。此次范毓馪表现优异，运费成本不过官方运费的三分之一。
以边市贸易起家的范氏及其他晋商，辗转沙漠万里，不断为清军提供后勤支持。对于商人们运粮的高效，康熙帝很是满意，多次给予褒奖。在运输军粮、协助清军的行动中，晋商也利用此机会，与塞外各部进行贸易。战事平息后，由于与军方的良好关系，晋商得以继续在塞外从事贸易。日后盛极一时的大盛魁，便是随军贸易中获得大发展的晋商代表之一。大盛魁的创始人随清军一路征战，先到乌里雅苏台设立总号，后来迁至科布多，再迁至归化城。大盛魁取得了在蒙古地区经商的垄断地位，主要有茶叶贸易、银票信贷和牲畜买卖。
雍正帝对晋商有所了解，曾云：“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朕所悉知。”在对准噶尔的战争中，雍正帝也借助晋商力量，从事后勤工作。雍正元年（1723），罗卜藏丹津纠合青海各部头目叛乱。雍正二年，清军派兵至察罕廋尔、扎克拜达里克两处驻扎，“并令官商范毓馪等挽运米石，备支给口粮之用”。
雍正帝汲取康熙朝对准噶尔部多次用兵不能奏效的教训，1726年就已经开始准备对准噶尔用兵，以允祥、张廷玉、蒋廷锡三人秘密办理，为此特设军需房。军需房整合六部与各省力量，集中财力、人力、物力，为军队远征提供了有力的后勤支持。
到了雍正七年（1729），雍正帝正式对准噶尔用兵。此次出征，以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从北路进，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由西路进。雍正帝的心腹怡亲王允祥知悉范毓馪精于后勤运输，便推荐他负责运输北路大军的粮饷。
范毓馪办理北路粮饷很是卖力，曾以骆驼万余匹运送由察罕廋尔至科布多的粮饷。路途遥远，且途中气候多变、环境险恶，范毓馪分段设站，“每站用驼二百只，夫四十名。七八月间，驼只倒毙数千”。为了节省成本，范毓馪根据用粮数量及路程，计算运输至前方各处米粮的价格，每石分别耗费11.5两至25两不等。
范毓馪精心筹划，累年运米百余万石，有力地支持了清军战事，得到雍正帝嘉奖。雍正帝赐范毓馪二品太仆寺卿，其四弟得了布政司参政。
由于办理北路军粮的出色表现，允祥特意奏请，将西路军的军粮运输也交给范毓馪。但由于各种原因，范毓馪只为西路军运了部分军粮，西路军军粮仍然以官运为主。雍正九年（1731），范氏兄弟向西北运送军粮，事先周密筹划，备好人工、牲畜、器具、粮草等。沿途遇到难以通行之地，范氏兄弟招工平整道路，铲除荆棘，保证了前方清军的粮食供给。范氏兄弟的出色表现，让雍正帝在此年再次嘉奖。
在运粮外，范氏也经营其他贸易，在塞外“一柑之实，一瓶之浆，寸丝尺帛，悬直数金”。运粮返回时，又带回骡马、毡裘等货物，至中原可卖出好价钱。范氏之外，清廷为了降低运输成本，也引入其他商人运粮，以形成竞争。雍正十三年（1735）十二月，归化城尚书通智解送运米脚价银至前方军营。在军营中，通智询问其他商人运粮价格，计每石给银9两，“较之范毓馪等运数，每石减四两”。
乾隆帝登基之初，与准噶尔处于对峙状态，设在前方的诸多营寨需要大量的粮饷供应，范毓馪再次承担了供应粮食的任务。乾隆元年（1736），乾隆帝命总理事务王大臣等，筹备前方军营贮米事宜。大将军庆复上奏，鄂尔昆等处所存米粮充足，商人范毓馪所运米石，“足供四年支用”。因为范氏持续不断地运粮，前方供给充足，待旧米支尽，始动新粮。蒙古草原上，积雪春融，湿气较重，粮食保存困难。乾隆三年（1738）夏五月，定边副将军额驸策凌上奏，因为前方米粮储存较多，请暂停运送军营米石。
军粮之外，范氏还帮助官方采购赈济粮食。如乾隆三年，口外大获丰收，而京师米价昂贵，贫民缺粮。乾隆帝派遣内务府官员，携带库银6万两，前往张家口、古北口，依照市价采购米谷，交八旗米局平粜，使京师民众能买得起米。范毓馪毛遂自荐，称自己长期在口外买米，业务熟练，张家口外现有范氏伙计多人，采购米粮，断无贻误。故而由其采买米粮，其费用较之官买，自然节省。乾隆帝当即许可，命范毓馪派人前往古北口、喜峰口、热河一带分头采办，不论何项米谷，按照市价购买，陆续运京，分给八旗米局。
早在汉代，中国即有“伐胡不过百”之说，即对游牧民族用兵，受粮秣所限，不能超过百日。中原历代王朝，想要深入草原，进行征战，都面临后勤供给的巨大问题。有清一代，面对准噶尔的不断进逼，经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持续用兵，才将大患基本平定。可以说，将士奋力厮杀赢得战斗，后勤运输无阻赢得战争。
在对准噶尔的战事中，以范氏为首的晋商，以商业力量投入后勤，降低运输成本，高效完成运输任务，使清军无粮秣之忧，得以全力展开军事行动，功莫大焉。
晋商一面参与前方粮食的运输，一面在前方各地设立市集，从事贸易，由此获得了口外贸易的控制权。乾隆二十二年（1757），署定边左副将军车布登扎布奏称，自大军军兴以来，商人随军营贸易，乌喇特、喀喇乌苏、乌里雅苏台等处皆设有市集。虽然蒙古各部落原先皆有市集，但晋商新开市集，使蒙古等各部的贸易更为便利，很快占据了草原市场。
随着战事的平息，皇商如范氏继续作为皇室的奴仆，通过依附权力，得以从事各类垄断贸易，获取暴利，但盛极一时之后，黯然离场。而大多数晋商，则与权力保持着一定距离，以商业力量在口外及内地开拓贸易，风生水起，广开财路。
在清代的几大商帮之中，晋商能持续控制北方内陆贸易及口外贸易，却又不被清廷过度盘剥，离开权力，依旧有市场，照样能生存，以实力营商，这才是其底气所在，由此得以持续兴盛200余年。商人如果一味地献媚权力，邀宠权力，以此获得权力的庇佑，虽能获得一时的富贵，却没有底气支撑，难免会被淘汰。晋商在清代，除了几家皇商过度依附权力外，作为一个群体，与权力走得不是特别近，乃至晋商子弟不大热衷于科举，而是全力经营商业，游离于权力之外，这也是其智慧所在。
在晋商群体中，崛起于张家口的八家皇商是最为独特的存在，他们与皇权关系最为密切，参与军事后勤事务最为频繁，获得的回报最为丰厚，与权力已是无法切割。但皇商之中，最显赫者介休范氏，虽曾荣耀一时，但因与权力捆绑过紧，被权力盘剥也最甚，离开权力就无法生存，最终沦落为可有可无的存在，在各种合力作用之下逐渐衰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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