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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追寻前辈足迹,坚守出版初心
周振甫是我国著名的出版前辈,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亲历者和参与者之典范。本书精心遴选周氏关于编辑出版的近四十篇文章,体现了他在编辑工作和学术研究上的贡献和成果,可为当代出版人提供有益的借鉴。本书的出版,也是对这位出版前辈的最好纪念。
回忆故人旧事,记述书林掌故
本书收录了周振甫与不同出版人物交往的掌故,比如,写开明书店的创始人章锡琛重视书籍的学术价值,宁愿亏本也要出版学术巨著,其中就有曾被商务印书馆拒稿的朱起凤《读书通》,后开明书店出版时改名为《辞通》;又如,回忆在夏丏尊的领导下学习编字典工作,首先就是要站在怎样帮助读者的角度上来考虑。书中还记述了徐调孚、郭绍虞、王伯祥、钱钟书等故人旧事,亦具有史料价值。
挖掘整理史料,保存珍贵文献
除了周振甫个人的回忆文章外,本书还辟出专章,分别收录了周氏担任《中国文学史》、《管锥编》、《谈艺录》(补订本)的责任编辑时撰写的审读报告和意见,以及访谈录、现存书信手札等。这些珍贵文献,真实展现了他对典籍文化的热爱之情和对编辑工作的敬畏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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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周振甫是我国著名的学者型编辑,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亲历者和参与者之典范。本书遴选周氏围绕编辑出版工作所撰写的文章近四十篇,分为“经验脞谈”“审稿纪实”“编辑忆旧”“出版杂议”“文心书简”等编,既富书林掌故,亦有经验总结,可为当代出版人提供宝贵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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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范军,湖北荆门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化传播学博士点学科负责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主编,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兼任全国高等学校出版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史学会编辑出版研究委员会副会长、湖北省编辑学会副会长、湖北省期刊协会副会长。曾入选第五届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湖北省宣传文化系统首批“五个一批”人才、第二届“湖北文化名家”、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首批“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并获首届湖北出版政府奖(人物类)、中国大学出版社首届高校出版人物奖。学术成果先后获得湖北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武汉市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论文)等。
出版个人专著、主编和合作撰写著作20余部,在CSSCI来源期刊、《光明日报》等重要媒体上发表论文200余篇,并有40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摘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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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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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我保存的周振甫先生三封信(代序) / 1
经验脞谈
对编辑工作的老生常谈 / 3
谈谈编辑工作 / 9
审稿举例 / 19
谈编校合一 / 32
我的编注生涯 / 38
编辑出版工作的感想 / 48
审稿纪实
对钱子泉师《中国文学史》的审读意见 / 59
《管锥编》选题建议及审读报告 / 72
《管锥编》审读意见 / 79
《谈艺录》(补订本)审读意见 / 139
编辑忆旧
纪念章雪村先生 / 153
作者的知音徐调孚 / 159
辛勤著述的郭绍虞先生 / 165
夏先生思想的点滴 / 169
从编字典看夏丏尊先生的为人 / 173
真诚的友情 / 183
纪念王伯祥先生 / 185
忆剑三先生 / 190
钱先生的教导 / 193
序《文坛杂忆》(初编) / 196
我和钱钟书先生的交往 / 198
太平洋战时上海同人生活的拾零 / 207
出版杂议
出版界之知更鸟 / 221
开明编刊的辞书及古籍 / 223
古代的编辑学 / 229
从《诗词例话》谈到我的学习 / 240
周振甫先生访谈录 / 253
值得纪念的事情 / 260
对《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的若干意见与建议 / 261
文心书简
致程绍沛(1971年11月11日) / 291
致冀勤(1989年12月16日) / 298
致俞晓群(1991年10月27日) / 300
致徐俊(1993年6月3日) / 304
致柴剑虹(1995年1月28日) / 306
致冀勤(1995年3月25日) / 307
致张世林(2000年2月7日) / 308
编后记 /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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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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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保存的周振甫先生三封信(代序)/徐俊
范军教授在完成《中国出版家·周振甫》(人民出版社,2021年8月)之后,又编选了《周振甫编辑出版文选》,让周振甫先生的编辑出版生涯和编辑思想得以完整呈现。我非常赞同范军先生对周先生编辑生涯的定位:学者型编辑的典型代表,传统文史普及的一代大家,共和国编辑的“大国工匠”(《中国出版家·周振甫》前言,6页),《周振甫编辑出版文选》作为周先生的“夫子自道”,更值得我们学习体味。
我1983年8月入职中华书局,1985年5月从古籍办到文学编辑室工作,就与周振甫先生同事。至今定格在我脑海里的周振甫先生,就是伏案笔耕的样子,正如那张网络上常见的黑白照片。那时候,周先生每周来局,从我身后书柜中间抽屉(他的信箱)取走信件,有时候我也会事先收拾归拢好,交到他手中。周先生每周都会收到不少读者来信,他都认真作答。随着现代通讯技术的发达,依靠书信的读编往来,现在已然是一件稀罕事了。《周振甫编辑出版文选》第五部分“文心书简”,所收就是周先生的信札,遗憾存札甚少,如果能将周先生书信手札搜集汇编,应该是最能反映周先生编辑出版工作的珍贵文献。
读罢《周振甫编辑出版文选》,心有所感,于是发箧搜寻,找到几件周先生给我的书信,并一些留存的周先生编辑工作手记,本文即以此为据,对周先生的编辑出版工作谈谈我的理解。
周先生编辑生涯中最广为人知的事,是先后担任《谈艺录》《管锥编》责任编辑,以及与钱钟书先生之间学术交谊的佳话。当我第一次从编辑室档案里看到那份近40页密密麻麻的《管锥编》审读意见时,震撼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后来我开始用电脑练习打字,1997年用了一个暑假时间,将周先生意见和钱先生的逐条批复,一个字一个字录入电脑,并查核《管锥编》初版所在的位置。1998年12月19日钱钟书先生逝世,我从书稿档案中选取周先生关于《管锥编》的选题及审读报告,整理发表于《书品》1999年第1期。2000年5月15日周振甫先生逝世,《书品》自2000年第4期开始连载发表我整理的周先生《〈管锥编〉审读意见(附钱钟书先生批注)》(2000年第4、5、6期,2001年第1、2、3期)。其间一直感到困惑的是,除了档案所存《管锥编》第一册的审稿意见外,其他三册有没有同样的审稿意见和钱先生批复?如果有,原件在哪里?近日找到了周先生1999年3月9日回复我的信:
徐俊先生:
您再回到文学编辑室,再主持文学室的工作,很好。您问《管锥编》有没有谈“巫山云雨”一章,我的记忆中没有。关于以后各册是否提意见,大概钱先生把全稿给我,嘱提意见。以后各册,有的提意见,钱先生已经采纳,即在中华意见中不再列入。如三册1225末行称“周君振甫曰”,即钱先生已采纳拙说,不用再提。有的因手头无书,没有见过,无法提。故二册起不再在中华审稿中提出属可能。承询谨告。匆肃不尽,即请
大安。
周振甫上 3月9日
周先生的回信有明确的日期,信封邮戳清晰可见99.03.09.20发自“工人体育场 6”。我历年所写信件,除了公函,没有留底的习惯。与周先生3月9日信一起保存的,竟然有我给周先生信的副本,去信时间为1998年12月5日。在收到我的询问之后的三个月,九十高龄的周先生还是没有忘记回复我。为准确理解周先生的回信,摘抄我的去信如下:
今天我写这封信,主要有两件事情:
一,近日听到传言,谓钱钟书先生《管锥编》原稿有论“巫山云雨”一章,后因中华书局建议删去而未载在现已出版的《管锥编》中;更有甚者,谓删去的文章,现存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但我查过编辑室所存的《管锥编》档案,却没有相关的材料和记录。是否有过此事或类似的事情,请您回忆一下并告诉我。
二,在编辑室《管锥编》档案中,存有您审读《管锥编》的审稿意见数十页,并有钱钟书先生对您所提意见的亲笔批注。这份审稿意见,足见您当时审读之精细
(我曾多次将此事作为中华书局编辑的传统介绍给书局新来的编辑同志),而现在看来,这份审稿意见更是关于《管锥编》的一份极有价值的研究资料。但我遍阅档案,您的审读意见似仅存有《管锥编》第一册部分,我的问题是:其后三册是否也有同样详细的审读意见?是否也经过钱钟书先生批阅?我想,依照当时严格的审稿制度和您的认真精神,应该是有的。那么,其余三册的审读意见现在可能存于何处?这份材料能够完整地保留下来,是我们的希望。
以上二事,烦请赐知。书局这边有何事情要我们办理,也请一并见告。
前两年有人以“《管锥编》密码”为题撰文,指出《管锥编》初版字数比原稿、誊清稿都已大为压缩,并杜撰出所谓“按官定出版商所传的‘建议决定’:由原稿誊清稿的字数‘不得超过80万’”的无稽之谈,周先生亲笔信是最好的文献证明。
(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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