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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背叛还是抵抗？英雄还是懦夫？光荣还是耻辱？
最后一位纳粹逃兵的二战及战后生命史
一个关于人类尊严与勇气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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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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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欧洲历史纪实作品。二战期间，被俘虏并被判处死刑的纳粹国防军逃兵有3万多人，大大超过了英美两国。他们中的许多人并非在战斗过程中临阵脱逃，而是因不愿参与种族灭绝的罪行，冒着生命危险作出了抵抗。战争结束后，幸存下来的逃兵长期被斥为懦夫，受到社会的否定，但他们最终成功地揭露了军事法庭的不公正的真相，恢复了名誉。本书以“最后一名逃兵” 鲍曼的生平故事为切入点，讲述了这段不为人知的历史。1941年，19岁的路德维希?鲍曼应征入伍，被分配到驻守于法国的军营。第二年，他与同乡友人库尔特策划逃离军队，不幸失败，被判处死刑，后因恩赦减刑释放，被投入入侵苏联的战争，库尔特死亡，鲍曼受了重伤。从苏军战俘营被释放后，1945年12月他回到家乡，却遭到亲朋好友的唾骂，一度消沉，终日酗酒，之后又遭受妻子去世、家庭破碎的打击，其后终于振作，在贫困中抚养大了子女。受到前狱友的鼓励，65岁时投入和平运动。70岁时成立了纳粹军事司法牺牲者全国协会，将为逃兵恢复名誉视为人生目标。在变化的社会舆论和历史学家的帮助下，终于在2009年9月，德国联邦议会以全场一致的投票通过了逃兵名誉恢复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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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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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达雄，1945年生于日本青森县。日本秋田大学名誉教授。专攻德国近代和当代教育史、德国现代史。主要作品包括《抵抗希特勒的人们》、《第斯多惠研究》、《纳粹主义、抵抗运动与战后教育：战胜过去的原貌》、《德国：战胜过去与个体培养》，以及译著《反纳粹与抵抗的教育家：赖希韦恩1898-194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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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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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目录
序言
第一章 军事法庭和平民士兵的反抗
1 希特勒的国防军 .
希特勒的军规/作为正规军的国防军/希特勒誓词/政治士兵/军事法庭的复活和构成/军事法官和审判官
2 严酷的军法
战时的军法/“破坏国防力量”/拒服兵役的“耶和华见证人”/“红色交响乐团”平民女性路易丝?吕尔斯/国家军事法庭和战时反叛/“自由德国国民委员会”和第二一六突击战车大队/战时反叛者卢卡舍维茨和国家军事法庭法官吕本/严惩逃兵/军事司法官埃里克?施温格/施温格的军法观/逃兵斯特凡?汉佩尔的战时反叛
3幸存的逃兵路德维希?鲍曼
鲍曼对纳粹的不满和入伍经历/同乡的战友库尔特?奥尔登堡/逃跑和失败/死刑判决和囚犯生活/特赦/埃斯特韦根惩戒集中营/憎恶和蔑视/托尔高军事监狱/与卢卡舍维茨的相遇/东部战线、被俘虏、解放
第二章 纳粹判决依然有效、逃兵饱受谩骂
1 阿登纳的内政和地位稳固的军事司法官
阿登纳的“1948年7月21日的演说”/被拒绝的雅斯贝斯雅斯贝斯/尘封“历史”/军事司法官们的战后处境/为自己脱罪的军事司法官/“原军法专家联合会“的活动
2 依然有效的纳粹判决
被无视的司法改革/原海军司法官吕德尔的无罪释放/水兵盖尔的死刑/斯特凡?汉佩尔的补偿请求/路易丝?吕尔斯的补偿请求/“红色交响乐团”和“耶和华见证人”/原军事司法官编写正史
3 逃兵路德维希?鲍曼的苦恼和绝望
返乡后的鲍曼/遭受谩骂和毒打的鲍曼/沉溺于酒精的生活和父亲的遗言/在不来梅的重新开始和婚后生活/妻子的死/戒酒和重新振作
第三章 “我们不是叛徒”——历史学家的支持和社会舆论的改变
1 重新振作的鲍曼和逃兵复权的动向
20世纪80年代/参加和平运动的鲍曼/“菲尔宾格事件”
2 人们开始追悼逃兵
卡塞尔市议会针对纪念碑的讨论/原逃兵奥托?艾舍的声明/不来梅的“无名逃兵”追悼像/鲍曼的决心/“我曾是个逃兵”——鲍曼的行动/复权运动的兴起
3 对纳粹军事司法的批判——施温格VS麦瑟史密特、维尔纳
《纳粹时代的德国军事司法》的出版/成为正史的《纳粹时代的德国军事司法》/曼弗雷德?麦瑟史密特/弗里策?维尔纳/反驳之书《尽忠于纳粹主义的国防军司法——神话的崩塌》/反响/维尔纳所著《纳粹军事司法和惨痛的历史记述》成了致命一击
4 “全国纳粹军事司法受害者协会”的成立
鲍曼和麦瑟史密特的相识/前来参加/“全国纳粹军事司法受害者协会”的众人/复权运动和研究工作的相互促进
5 司法的变革和舆论的支持
联邦社会法院基于研究成果作出的判决/联邦最高法院的批判/知名媒体的协助和舆论的改变/伊姆加德?吉娜的加入
第四章 恢复权利的逃兵
1 逃兵的复权成了政治课题
议会开始讨论逃兵的复权/盖斯议员和强硬的右翼/汉斯-约亨?福格尔敲响了警钟/审议进入正式流程/鲍曼在听证会上的发言/反对意见/鲍曼的赞同者/混乱的审议
2 联邦议院外的活动与联邦议院的变化
德意志福音教会会议的“宣言”/“国防军犯罪展”/联邦议院的“决议”
3 逃兵实现复权——《纳粹不当判决撤销法修正法案》
《纳粹不当判决撤销法》和逃兵被排除在外/政权交替和迟到的《撤销法修正法案》/出席“7月20日密谋案”的追悼仪式/民主社会主义党（左翼党）的支持/第二次听证会/逃跑不代表软弱/鲍曼的发言/《纳粹不当判决撤销法修正法案》的出台/喜悦、悲痛、愤怒
4 鲍曼最后的斗争——调查研究书《最后的禁忌》
复权运动的持续展开和战时反叛罪/“全国协会”继续展开活动/《最后的禁忌》的中期报告和政府的回答/其他党派对左翼党的攻击/《最后的禁忌》的出版和主要内容/《最后的禁忌》的影响/最后的听证会/歪曲事实的发言/法案受政客们摆布/联邦议院全体会议的决议
尾声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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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军事法庭惩治了许多违反军纪的士兵，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从战场逃跑的平民士兵。自古以来，逃兵这个词总是贬义的。即使到了战后，这些士兵也难以融入社会，被看作叛徒和罪犯，既领不到政府的赔偿，也没有养老金。
长期以来，二战中的逃兵都是社会的禁忌话题。直到迈入新世纪，他们的境况才开始好转。2002年，这些纳粹（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时代的罪人终于恢复了权利。2009年，也就是战后第六十四年，军事法庭的裁决被全部撤销。
为什么过了这么多年才等来平反？这关系到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世人眼里，德国与纳粹统治的过去划清了界限，但德国到底是如何审视这段历史的呢？本书将围绕“最后一个逃兵”路德维希?鲍曼（Ludwig Baumann，1921年12月13日—2018年7月5日）的生平展开，探讨这两个问题的答案。
近代国家一旦实施征兵制，军队就会采用不同于一般社会的司法制度。为了统一管理、保持风纪、提高作战能力，军队会制定军法，设置军事法庭和军事监狱。
德国历来重视军事，在德意志帝国成立的第二年，即1872年，出台了广为人知的《德意志帝国军法典》。这部军法涵盖“叛国?战时反叛”“通敌”“擅自离队、逃跑”“抗命”等罪行。其中关于“逃跑”的条例格外详细。
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普通士兵应征入伍后，逃跑是非常普遍的违纪行为。其次，逃跑往往被视作脱离军队甚至国家、辜负全体国民的行为。所以，社会逐渐达成了对逃兵的共识，认为他们背叛国家、出卖战友、胆小如鼠。
二战时的情况又如何呢？纳粹德国的军法远比其他国家严酷。德国军事法庭执行的死刑数量远远多于以英美为主的交战国。根据著名军事史学家曼弗雷德?麦瑟史密特的统计，实际数字大致如下：
美国一百四十六人（其中一百四十五人杀人、强奸或强奸杀人），英国四十人（其中三十六人杀人、三人携带武器反抗），而德国仅陆军就处死了一万九千六百人。即使和英美一样包含了一般性犯罪，处决数量也依旧大得惊人。
我们再来看看逃兵的数量。从1939年9月开战到1945年5月停战，德国国防军中共有三十万人逃跑。其中，十三万人被逮捕，三万五千人被判死刑（实际被处死的约为两万两千至两万四千人）。包括获减刑的逃兵在内，超过十万人被送进惩戒集中营和军事监狱，最终活下来四千人。与此相比，美军有两万一千人逃跑，一百六十二人被判死刑，实际处决一人。
事实远不仅此，纳粹军法还设立了“破坏国防力量”这条罪名。依据此项规定，不管在前线还是后方，国防军的司法机关都严厉打击对战争不利的言行。至少有三万人因此被判处重刑甚至死刑。
从以上这些数字来看，德国国防军的裁决不合常理。不由得叫人疑惑，纳粹的军事司法官（法官和检察官）为何如此不近人情？
此外，德国为什么会出这么多逃兵，数量远超英美？针对这个问题，必须补充一个当时的历史背景。二战东线的苏德战场从一开始就极为惨烈，残害俘虏、虐杀当地无辜百姓的事件层出不穷。不少德国士兵难以忍受这种惨无人道的战争，才决定逃跑。但这需要巨大的勇气，因为逃跑意味着死刑的惩罚。甚至到了战争末期，连家人也会被追究连带责任。
由此可见，逃跑需要将生死置之度外。当然，也有人是因为“怕死”才做逃兵。但这也是最真实的人性，绝不能将逃跑和胆小懦弱、逃避战斗划上等号。
在此我想强调，对于无所傍身的士兵来说，逃跑还意味着公开抵抗和反对纳粹思想。多数逃兵四处流亡，无处藏身，幸得反纳粹市民收留。还有不少逃兵投身民间反抗组织，和希特勒作斗争。
像这样为了各式各样的动机和理由逃跑的士兵，加起来有三十万人。其中十三万人被捕，有人被处死，有人即使得到减刑还是死在了严刑拷打之下，有人牺牲在战争的最前线。最终仅剩四千人生还。
综上，本书将首先通过真实的裁决案例，介绍纳粹军事法庭至今鲜为人知的司法流程。
其次，我将着重讲述幸存的逃兵在战后的经历，以及裁决逃兵的军事司法在战后的发展。
逃兵是被定过罪的人，即使活下来，也找不到像样的工作，生活困窘，他们的家人也深受其害。但那些军事司法官在战后却全都迎来了复职和晋升，领着退休金，过上了安逸的老年生活。一般司法界也同样支持军事法庭的裁决。
在冷战期间，联邦德国政府急于重整军备，启用了战时的军队骨干。在各个联邦州，战死的士兵被供奉，逃兵则成了灾星。老逃兵们只能处处谨小慎微，尽量避开世人的冷眼。
1985年之后，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纳粹的军事司法，曝光了很多不为人知的详情。1989年，柏林墙被推倒，东西德合并。时代的主流逐渐从意识形态的对立转向探究史实。
眼看时代正在变化，一直活在绝望中的逃兵们也希望梳理自己的过去，寻得新的出路。他们之中就出了一位想要为自己平反的人物。他就是上文提到的反纳粹逃兵路德维希?鲍曼。
1941年2月，十九岁的鲍曼应征入伍，被派到法国的德占区波尔多。第二年，和同乡库尔特逃跑未遂，6月末被判处死刑。幸得恩赦减刑后被派往苏俄战场，库尔特战死，鲍曼身受重伤。鲍曼一度被苏联红军俘获，获释后在1945年12月回到了故乡汉堡。战争结束前，鲍曼遭受了非人的对待。在波尔多军事监狱，他被锁上铁链，关进死囚单独的牢房。之后，惩戒集中营和托尔高军事监狱的严酷也同样令人胆寒。复员后，生活并没有好转，众人的唾骂使鲍曼对人生绝望。他日日沉溺于酒精，而后搬到了不来梅居住。结婚后有了六个孩子，妻子却突然死去，这一次他陷入了家庭瓦解的危机。直到四十九岁，才重新振作起来，找到活着的意义，在困顿中把几个孩子养大成人。六十五岁时，鲍曼决定加入和平运动，这是继承他在托尔高军事监狱服刑时认识的友人上等兵卢卡舍维茨的遗志。1990年10月，在七十岁生日之前，鲍曼成立了“全国纳粹军事司法受害者协会”，立志用余下的人生帮助逃兵以及更多曾获罪的人恢复名誉。不少历史学家的研究都证明他们的诉求合情合理，复权运动顺利展开。最终在2009年9月，联邦议院一致同意恢复他们的名誉。此时鲍曼已经八十七岁。在这十几年间，鲍曼热心于社会活动，为广大受害者建立纪念碑，同时向青少年讲述自己的经历，呼吁和平。2018年7月5日，鲍曼逝世，享年九十六岁。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希特勒军队的最后一名逃兵”。
本书选择鲍曼的人生轨迹为主轴，也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值得书写的人物。作为一个逃兵，鲍曼尝尽了辛酸苦楚，亲眼见证了纳粹军事司法的残酷。他深知“丧失尊严的人无法活下去” ，所以团结起那些和他一样被社会孤立的人，用复权运动拯救了自己本该绝望透顶的人生。
然而，我写作本书并不仅仅是为了叙述鲍曼的一生如何壮烈。历史学家以及相关学者与鲍曼和其他历史见证人长期合作，揭露了纳粹军事司法的真实面貌，最终促使社会认可这些曾被定罪的人，甚至改变了现代德国的历史政策。本书的目的正是为了记录这个世所罕见的成就。
【在线试读】：
第一章
希特勒的军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一条面向全体德国士兵的规定：
“在前线可能会没命，但逃兵必须死。”
在阿道夫?希特勒（1889—1945）极具煽动性的自传《我的奋斗》中（下卷第九章），同样可以看到这句话。这本书出版于1926年，在希特勒（纳粹）政权成立后被奉为“纳粹圣经”，是德国当时最畅销的出版物。他在书中抨击军事法庭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逃兵过于宽容：
“法庭几乎放弃了死刑，也没有启用陆军法规摘要（军法——对马），这让德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到1918年，连兵站地（在战线后方负责补给的基地——对马）和德国国内都出了大量的逃兵。1918年11月7日后，各路逃兵甚至一下子集结起来，打着革命的旗号招摇过市，成了大型犯罪组织。”（同下卷第九章）
这里说的革命，是指促成德意志帝国瓦解的十一月革命，其起源是发生在德国北部的基尔港水兵起义及工人罢工。希特勒在一战中是德意志邦国巴伐利亚的志愿兵，也一度负伤，但他只字未提自己的经历，只是一味痛骂逃兵是“软弱的利己主义者”“没骨气的胆小鬼”。
在整个魏玛共和国时期，保守阶级和右翼政党都大力吹捧“刀刺在背”之说，辩称德国之所以会在一战中败北，是因为犹太人、革命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后方密谋破坏前线战果。希特勒也信奉这套理论，并把逃兵视作阴谋家和革命者的同谋，甚至认为“过于宽容”逃兵的军事法庭也对战败负有责任。
被希特勒责难的帝国时期军事法庭当时到底是如何运作的呢？《德意志帝国军法典》（1872年）源于俾斯麦建立的德意志帝国最初的一百六十六条军法（即军刑法），但考虑到众邦国各有自己的军队，所以相关的规定、指令及手续都尚未完备。如表1所示，在这种情况下，德国陆海军的军事法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批准的死刑判决以及实际的执行数量，与交战国英法美相差较大。
除了在停战前一年才加入一战的美国，与英法两国相比，德国判处以及执行死刑的数量的确都少得多。我们无法得知个中缘由，想必与军法尚未完备有很大关联。仅从数字来看，希特勒指责军事法庭姑息逃犯，也并不是毫无根据。但这并不能证明“刀刺在背”就是德国战败的原因。真正的原因不外乎是国力、军事力量以及强国美国的参战。
值得注意的是，希特勒为了防止士兵逃走，主张设立“严格实施死刑的军法”，强调唯有“苛责威逼”才能使士兵服从。严刑峻法虽然的确能够有效减少和预防犯罪，但希特勒借此表达的是对弱者的蔑视和对强者的崇拜。基于此，军法只关乎“命令与服从”。随着纳粹党夺取政权，希特勒的主张变成了现实。这意味着，与一战时相反，严苛的军法出台，刑罚被广泛地强制执行。不论在前线还是后方，无差别适用于所有的德国人。
作为正规军的国防军
那么在希特勒政权下，军队和司法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呢？纳粹时期的德国军队分成作为正规军的国防军和希特勒的党卫队两种。一提起纳粹的军队，读者首先想起的或许是由警察总监海因里希?希姆莱（1889—1945）领导的党卫队（SS）及其军事组织（武装党卫队），而非国防军。事实上，这支实施了大屠杀的狂热军队，最初只是一群志在保卫希特勒的政治志愿兵。党卫队的兵力在战时一度超过九十万人，但始终不是德国的正规军。本书以逃兵路德维希?鲍曼的生平为主轴，讲述违反军法的人如何被定罪，他们在战后又受到何种对待以及如何重新获得权利。因此，本书的焦点并不是党卫队，而在于国防军及其司法和被征召的士兵。曼弗雷德?麦瑟史密特所著《国防军司法1933—1945》（2008年第二版）为这些主题及下文的展开提供了诸多参考。
纳粹德国的国防军（战时的总人数高达一千八百万人）由魏玛共和国军演变而来，有着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希特勒誓词
首先，军人（将领、下级军官、士兵）履行忠诚义务的对象由国家变成了元首希特勒个人。德国的军人向来只效忠于国家，甚至还有不参与政治这种不成文的规定。正因如此，虽然《魏玛宪法》首次赋予了职业军人选举权，但依旧严禁其从事政治活动。1934年8月2日，希特勒就任元首，立即撤销了军人对国家的忠诚义务，并提出了“领袖原则”，即元首是国家和民族的领袖，他的决定必须被服从。由此，军人只效忠于希特勒个人，无条件服从其命令。同一天，陆海军将士们作出了如下的忠诚宣誓：
我在上帝面前庄严宣誓，将无条件地服从德国及人民的元首、国防军最高统帅阿道夫?希特勒的命令，作为一个勇敢的军人，我将随时准备牺牲生命以信守诺言。（国防军誓词）
同年8月20日，这份效忠希特勒的誓词被写进法律，直至战后才失效。后来，所有的政府官员也必须遵守这份“希特勒誓词”。也因为这样，战后，纳粹战犯在法庭上不约而同地以“不得违背誓词”为自己辩护，逃避责任。
这份誓词展现了对希特勒个人的绝对服从，出自大力支持纳粹新政权上台的陆军参谋部，后由狂热崇拜希特勒的国防部长维尔纳??冯?勃洛姆堡（1878—1946）发布。因为这些人向来对魏玛民主政体不满，他们一心希望新政权能废除《凡尔赛和约》规定的军备限制和志愿兵役制，重新恢复义务征兵制。即使是后来“7月20日密谋案”的参与者也不例外。1944年7月20日，这群国防军内部的“反希特勒团体”成员企图推翻希特勒独裁政府。比如其中著名的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上校（1907—1944），他虽然绝不支持人种论，但一开始也对希特勒抱有很大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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