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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 琅邪王氏子弟长时间掌控朝政、引领文化风潮，其家族发展史是魏晋南北朝政治史和社会史的缩影。
* 深入探索文化与学术在琅邪王氏家族发展与传承中的重要作用，解码这个家族发展的密码。
* 本书是作者从事琅邪王氏家族研究二十多年的成果，可谓数十年磨一剑，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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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琅邪王氏是中国古代顶级门阀士族，鼎盛于魏晋时期，东晋初期有”王与马，共天下”之称。近2000年间，琅邪王氏培养出了以王吉、王导、王羲之等人为代表的无数权贵与文人名士。
琅邪王氏家族绵延千年，成为簪缨世家的原因是什么？
本书主要从文化的角度，并结合具体的历史背景，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家族文化是琅邪王氏在政治上能长期立于不败之地、在文化上能引领时代风潮的的重要基础，并指出琅邪王氏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态势、施政方针、哲学思潮、文学发展、书法艺术等产生重要影响。此外，本书还叙述了琅邪王氏家族从先秦至南北朝时期的发展流变，充分呈现了其文化世家的多个侧面，由琅邪王氏的文化发展亦可窥见中华文明的发展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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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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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丽，女，1970年生，山东临沂人。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获史学硕士学位。现为临沂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从事琅邪士族相关研究二十多年，主要有《琅琊王氏家族的历史与文化》《汉唐时期的琅邪王氏家学研究》《两晋之际的琅邪士族研究》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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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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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前言
簪缨世家
第一节 先秦：王室后裔
第二节 秦朝：军功望族
第三节 汉代：经学世家
第四节 魏晋南北朝：豪门望族
第五节 隋唐：流风余韵
第二章 经史传家
第一节 经学传承
第二节 史书修撰
第三章 玄学清谈
第一节 玄学兴起
第二节 由儒入玄
第三节 元康玄学
第四节 永嘉玄风
第五节 江左风流
第四章 文才相继
第一节 人人有集
第二节 琅邪王氏文学的影响
第五章 书画传统
第一节 琅邪王氏书法传统
第二节 “二王”书风
第三节 王氏书法理论
第四节 琅邪王氏绘画成就
第六章 家风家训
第一节 注重礼法
第二节 与时推迁
第三节 谦抑止足
第七章 琅邪王氏家族文化的影响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文化的缩影
第二节 推动南北文化交流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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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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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俭与礼法政治
王俭入仕后，因精通朝章礼仪制度而被统治者重用，被尊为“一代儒宗”。他的经学研究，最重《孝经》和《丧服》。 《孝经》宣扬爱敬忠孝之道，是儒家经典的代表之作，影响深远。王俭以为，《孝经》“明百行之首，实人伦所先”。他编订《孝经义疏》，在其编撰的目录著作《七志》中，改变了儒家经典以《易经》为首的惯例，将《孝经》排列于“经典志”的最前面，冠群书之首。同时，他力排众议，在国子学中立郑玄《孝经》博士2 ，突出了《孝经》在经学中的地位。王俭重视《孝经》，不仅是为了发展经学，更重要的是用其理论解决
当时严峻的社会问题。首先是皇权与门阀士族之间的矛盾冲突问题。
刘宋王朝重建皇权政治，与门阀士族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从任用宗室、寒人分散门阀士族手中的权力，到对威胁皇权的士族大开杀戒，谢晦、谢灵运、王彧、王蕴等人皆因此丢了性命。但门阀士族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却是皇权短时间内无法解决的。对此，不仅宋、齐的皇帝不满，习惯于门阀政治的高门士族也不满。他们瞧不起出身寒微的皇帝，对寒人掌机要愤愤不平，与皇权的冲突屡有发生，加剧了政局的动荡。
屡次争斗之后，统治者意识到，要让士族臣服于皇权，仅依靠政治和军事打压是不够的，而必须寻求皇权至高无上、不容侵犯的理论根据，在文化上将士族彻底征服。当时士族中流行的玄学推崇君主无为，显然不符合统治者的要求，唯有主张君主集权、宣扬“君为臣纲”的儒学才是最佳选择。刘宋统治者的文化水平不高，无力承担引领文化潮流的重担，因此，尽管他们尽力复兴国学，也取得一定的成就，却始终未能真正振兴儒学，也不能解决士族与皇权的矛盾问题。
士族在屡遭皇权打击之后，意识到自己在政治、军事上不是皇权的对手，不宜公开对抗，便转而从文化素养上打击文化水平低的统治者。从郑鲜之有意逼得刘裕出丑 ，到王僧达嘲讽路琼之（宋孝武帝母路太后兄之孙），上表辞官，言语不逊，都是以文化为傲人之资。但是，郑鲜之不被刘裕重用，王僧达则被孝武帝下狱赐死，给士族留下了浓重的心理阴影。在
皇权政治下，士族也急需寻求既与皇权妥协，以保全自己的性命和权益， 又能适度逍遥的思想理论根据，他们熟悉的玄学显然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南齐初，重新阐释皇权政治下士族与皇权的关系，指导当时的社会生活成为时代所需，这一理论建设任务最终由王俭完成。
永明五年（487），王俭与太子萧长懋讨论《礼记·曲礼》中的“无不敬”的议题。王俭明确指出君臣关系需要遵从的准则：“资敬奉君，必同至极，移敬逮下，不慢而已。”一方面，王俭承认君主的威权，肯定臣子必须的敬上行为，要求臣子以君主为纲，“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另一方面，王俭提示君主对臣亦要敬，在士族尊崇皇权的情况下，保障他们的政治、
经济特权。王俭巧妙回答了如何解决士族与皇权矛盾激化的问题。此后的梁、陈两朝，无论是士族还是皇权，基本遵循了王俭的方针。皇权允许士族保有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特权，而士族则必须无条件地臣服于皇权，双方再没有发生太大的冲突。
《孝经》“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的思想，可以看作王俭君臣理论的纲领。他在当时也确实是这样做的。南齐前十年，王俭“寡嗜欲，唯以经国为务” ，辅佐萧道成、萧赜两代帝王治国理政。他注意劝谏君主，补救君主的过失，推行善政。刘宋后期诸帝，皆荒淫残暴，奢侈无度。萧齐建立，必须改变这种局面，才能稳定社会，发展生产。王俭身为宰相，“车服尘素，家无遗财”1 ，并经常劝君主节俭。萧道成即位初，一度倡导节俭，“身不御精细之物”，宣称“使我治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土同价”。 身为封建帝王，萧道成很难善始善终，即位不久，“坏宋明帝紫极殿，以材柱起宣阳门”。王俭与褚渊、王僧虔联名劝谏：“陛下登庸宰物，节省之教既昭…… 简约之训弥远……且又三农在日，千畛咸事，辍望岁之勤，兴土木之役，
非所以宣昭大猷，光示遐迩。” 萧道成采纳了此建议。永明年间，继续沿袭节俭之策，齐武帝“为治总大体，以富国为先。颇不喜游宴、雕绮之事”， 临死前还下诏禁止奢靡，“远近荐献，务存节俭”。 可以说，齐初形成的节俭之风，与王俭有一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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