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进化论翻译的政治思想：西方与日本路径的比较研究》 - 宋晓煜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香港大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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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清末进化论翻译的政治思想：西方与日本路径的比较研究

書城自編碼： 4024342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社會科學→語言文字
作者：宋晓煜
國際書號(ISBN)： 9787552038194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4-08-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32开釘裝：平装

售價：HK$ 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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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本书选取了清末进化论翻译史上的六部代表性译书，将其与原著进行逐字逐句的对比，通过分析中国译者的添加、删除、修改等操作，考察译者对进化论思想的吸收情况等。在此基础上，探讨进化论传播的西方路径和日本路径。本书的出版有助于我国读者了解近代中西文化翻译史、传播史。

內容簡介：

进化论的翻译史、传播史是近代翻译史、近代思想传播史的一个经典案例，反映了近代历史性的思想变动。因此，追溯进化论传播的起点——翻译，具有较大的意义。本书选取了清末进化论翻译史上的六部代表性译著，将其与原著进行逐字逐句的对比，通过分析中国译者的増、删、修改等操作，考察译者的政治立场、进化论思想的接受情况等。在此基础上，探讨进化论传播的西方路径和日本路径，即中国从西方直接引入进化论思想（如英文—中文），中国从日本引入经过日本人重构后的进化论思想（如日文—中文），中国经由日本间接引入西方的进化论思想（如英文—日文—中文）。

關於作者：

宋晓煜，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日本名古屋大学文学博士，日本爱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研究兴趣为近代思想史、中日比较文化、近代翻译史等。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目的
第二节　相关研究综述
第三节　研究框架与方法

第一章　中日两国进化论翻译的历史背景
引言
第一节　 “状况的共有”：近代西学译介的诞生
第二节　中日社科译介的互鉴与演变
第三节　进化论思想的翻译
结语

第二章　《天演论》与《斯宾塞尔劝学篇》的关联
引言
同时期连载的《天演论》与《斯宾塞尔劝学篇》　　理想的政治模型
第三节　现实的政治模型
结语

第三章　加藤弘之著作在清末中国的翻译及传播
引言
第一节　加藤弘之著作的翻译盛况及其原因
第二节　政治立场的相异：保皇派与革命派
第三节　杨荫杭与《物竞论》
第四节　杨廷栋与《政教进化论》
结语

第四章　斯宾塞进化论的翻译与转译
引言
第一节　原著《政治制度论》
第二节　日译本《政体原论》与《政法哲学》
第三节　中译本《政法哲学》与《原政》
结语

终章
第一节　本书结论
第二节　其他进化论著作的翻译
今后的研究课题

附录一　日本译中国社会科学书目（1840—1911年）
附录二　《天演论》中的“圣人”
参考文献

內容試閱：

黄克武指出，“从1895年到1930年代的40余年之间，中国可谓是以《天演论》所主导的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时代’”。进化论，特别是社会进化论，作为最早被系统传入近代中国的西方思想，在清朝末年声势浩大地涌入中国社会，直到民国时代依然长期保持着影响力。故而研究“翻译”这个进化论传播的起点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因此，本书聚焦清朝末年进化论思想的翻译，重点考察经由西方与日本的进化论传播路径。各章要点如下。
第一章考察了中日两国进化论翻译的历史背景。中国的进化论翻译史和传播史是中国的近代社会科学翻译史乃至近代翻译史的一环，与日本的翻译史密切相关。综观两国近代翻译史，二者都是在西方的威压下开国；都受到西方的强烈影响；在翻译领域上呈现出相似的推移顺序；并且都没形成统一的翻译规范；存在“文言译—口语译”的对立；都对社会各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中，关于社会科学翻译史，两国都将焦点集中在法学、政治学领域，在吸收西方文化、引入译词等方面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以此为背景，正是在中国进化论翻译史系统展开的几乎同一时期，中国开始经由日本引入西方思想，于是，中国的进化论翻译史不仅与日本的进化论翻译史存在诸多共同点，而且中国受到了日本的巨大影响。也就是说，除了直接翻译日本人的进化论相关著作以外，还出现了另一条翻译路径，即，转译日文译本，经由日本渠道间接引入西方的进化论思想。

第二章聚焦率先系统引入进化论思想的严复，他是从西方直接引入进化论思想的代表性人物。严复在同一时期连载了两部译作，分别为《天演论》与《斯宾塞尔劝学篇》。本章通过对比《天演论》与赫胥黎的原著《进化与伦理》，《斯宾塞尔劝学篇》与斯宾塞的原著《社会学研究》，指出两部译作存在着严复自己的相似的政治思想，并且潜藏着相当大的矛盾。严复受到斯宾塞社会有机体论、社会进化论的启发，变得重视“民种”素质的提高。他羡慕英国人的自治能力和近代意义上的爱国心，在译文中模糊了英国的相关负面信息，从中可以管窥到他对英国的憧憬。另一方面，他强调了由封建国家统治者主导的“民种”素质的提高，并且要求唤起民众的忠诚。原因在于，英国式的近代化需要漫长的岁月及沉淀，而中国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等待。理想是理想，现实是现实。于是，他在译文中暗示两个阶段的发展观，试图将彼得一世主导的俄国作为第一阶段的政治模型，将英国作为第二阶段的模仿对象。

第三章分析了加藤弘之的著作为何被广泛翻译成中文，又是怎样被译者加工的。加藤弘之是日本进化论思想的代表性学者，其著作的中译本共有9部，约有一半与保皇派的梁启超相关，另一半与革命派的戢翼翚相关。本章主要关注革命派的翻译活动。中国早期留日学生杨荫杭与杨廷栋同在戢翼翚主持的译书汇编社担任译者，也都曾在戢翼翚创办的《国民报》担任主笔。通过对比加藤弘之的原著《强者之权利之竞争》与杨荫杭的译本《物竞论》，发现杨荫杭在译文中发出了与加藤不同的政治信息。概括而言，杨荫杭认为人种的优劣是可以发生变动的，弱者具有变为强者的可能性，他在译文中穿插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包括对立宪君主制等专制制度的反感，以及对民主主义的高度评价。接着，本章还比较分析了加藤弘之的原著《道德法律之进步》与杨廷栋的译本《政教进化论》，指出杨廷栋为了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故意扭曲加藤弘之的主张。在杨廷栋的“加工”下，加藤弘之成为催促弱者奋进、反对忠君思想的人物。

第四章主要关注在日本掀起热潮的斯宾塞著作是如何被翻译成日语，又是如何被转译成中文的。本章选取了一个经典案例，考察了以斯宾塞原著《政治制度论》为底本的两个日译本——《政体原论》（大石正巳译）与《政法哲学》（滨野定四郎、渡边治译），以及以日译本《政法哲学》为底本的中译本——《政法哲学》（译者佚名）与《原政》（杨廷栋译）。大石正巳为了寻找有利于支撑自由民权运动的理论，翻译了斯宾塞的著作；滨野定四郎和渡边治也对斯宾塞的政治理论颇感兴趣。并且，大石正巳的译作并非全译本，没有受到太大的关注；全译本的《政法哲学》则通过内容、译笔、营销等挑起了日本读者的兴趣，很快出版到第三版，同时引起了中国译者的关注。中译本《政法哲学》和《原政》的译者在翻译该书之前早已阅读了《天演论》，然而前者没有表现出对和制汉语的抵触，后者则常常活用严复的译词。不仅如此，前者表达了对清末新政的期待，后者则试图在译文中传达译者自身的革命思想。

1895年，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战败，与日方缔结《马关条约》，将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等割让给日本。1900年，清政府利用了高举“扶清灭洋”大旗的义和团，向外国列强宣战，其后，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翌年，清政府与十一国签订《辛丑条约》。在如此严酷的国际形势下，进化论思想传入中国，引起巨大反响。就连儿童也开始学习进化论，清末的乡土志里出现了进化论思想的相关内容，民国初期的低年级修身教科书里也引入了“竞争”这一具有进化论意味的概念。

“所有活着的有机体” （all living organisms）经由“变化”（alteration）和“多样化”（diversification），从简单向复杂进化，进化论（theory of evolution）就是以这种认知为基础的学问。关于进化的简单思考早在公元前就已存在。19世纪，法国博物学家拉马克（Jean Baptiste de Monet Lamarck）主张“用进废退”，其后，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于1859年出版《物种起源》，阐释“自然选择”等概念，以此为时间节点，进化论作为自然科学的学说得以正式确立。此后历时数十年，该学说传入位于东亚的日本和中国。

日本系统地引入进化论思想是在1877年。彼时，美国动物学家莫斯（Edward Sylvester Morse）在东京大学进行演讲和授课，介绍进化论思想。其后，伊泽修二译《生种原始论》（1879年）、神津专三郎译《人祖论》（1881年）等生物进化论相关著作的日译本相继问世。1882年，加藤弘之出版《人权新说》，主张用进化论来解释社会，以进化论为武器批判天赋人权论。以此为契机，日本社会变得更加重视社会进化论而非生物进化论。

尽管近代日本与中国在进化论的翻译史、传播史上存在诸多共通之处，但是两国进化论思想的传播形式和路径颇为不同。进化论最初是以演讲的形式正式传入日本，并且在此之前，诸如文明开化、天赋人权论等近代欧洲思想已系统传入日本。而在中国，“进化论是第一个被系统介绍到中国的近代欧洲思想”，最初是以译著的形式传入。严复的译本《天演论》（1897年末开始连载）没有忠实翻译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的原著《进化与伦理》（Evolution and Ethics， 1894年），并且，从严复的按语及其在译文的增删加工中可以读取到严复自己的政治思想、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等内容。换言之，与日本不同，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始于翻译，且从一开始就被寄予厚望，被期待其在社会层面的灵活运用。
再者，两国进化论思想的传播存在“时间差”。日本是从西方直接引入进化论，中国则不仅仅采取一条路径。任达（Douglas R. Reynolds）指出，1898—1907年是中日关系的“黄金十年”（a golden decade）。在此背景下，中国除了从西方直接引入进化论以外，还经由日本间接引入日本人的进化论译书和著作。例如，斯宾塞的不少著作先被译成日语，然后，日译版又被转译成中文。加藤弘之、有贺长雄、岸本能武太等日本学者的社会进化论代表性著作也被相继翻译成中文。例如，有贺长雄著、译者佚名的《族制进化论》（1902年）；有贺长雄著、麦鼎华译《人群进化论》（1903年版、1933年版）；岸本能武太著、章炳麟译《社会学》（1902年）。其中，加藤弘之的著作被翻译得最多，从1899年到1903年共计出现9部中译本，尤以杨荫杭的译本《物竞论》广为人知。与此相比，那些主张进化论的日本动物学家们的著作在清末没有得到多少关注。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生物进化论相关著作的中译本有所增多，诸如石川千代松、丘浅次郎等日本动物学家的著作被陆续翻译。如此看来，清末进化论的传播可谓是以社会进化论为主。

进化论的翻译史、传播史是近代翻译史、近代思想传播史中的典型案例，反映了近代的历史性思想变动。当进化论经由日本路径这一“捷径”传入中国时，中国人接收的未必是原汁原味的西方思想。举例而言，进化论与人种论往往被联系在一起叙说，当进化论从大英帝国这个“白人”国家传入日本这个逐步实现近代化的“黄种人”国家时，日本的知识分子需要对此做出回应与改写。中国虽与日本同为“黄种人”国家，却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中国的知识分子翻译日本人的进化论译书和著作时，又会进行相应的改写。笔者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设定了本书的主题，试图具体分析该时期的进化论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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