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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我在北京送快递》作者胡安焉
回溯童年和原生家庭，完整梳理写作历程
讲述一个人如何在不断的抉择和逃离中，重塑精神家园
低处的生活，开出鲜亮的花朵
选择成为谁，是不自由的人生中最大的自由
生活的幽微曲折中，发光的仍是普通的事物、低处的风景
打动许多读者：
“我像在照镜子一般观察着自己敏感的一面。”
“好具体的生活，说不上苦难的艰辛，说不上安稳的平凡。”
“可能一开始大家都是看客，后来也许都想到了自己的人生。”
“一种全新的视角，是真实的苦、真实的痛，是这个麻痹世界的一针清醒剂。”
“无论在怎样的境遇之下，都别放弃自我的感受力、思考力、行动力。”
“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也没有一种生活是不值得过的。”
“我们无法预知明天，此刻拥有着的，就是永恒。”
“入世，入尘，入尘世，但他始终善良热烈，保持运动、阅读和写作。”
“关于写作，作者给我们点出了坚持的意义。”
“作者过着反复波动的流动液体般的生活，或许自由真的会显形。”
“它未经网络的粉饰，原原本本地呈现普通人的精神状态。”
“作者的平静倒让这现实显得像小说，如此这般翔实又密密麻麻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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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和绝大多数人一样，我只是一个普通人，至少在四十岁之前，做过的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工作，经济收入还拖了人均收入的后腿；从来没有人用‘优秀’来形容过我，也没有人真正关心我的内心世界。”
继《我在北京送快递》之后，胡安焉把视角转向工作以外的日常生活和内心世界。他讲述童年和原生家庭对自己性格形成的影响，讲述一个普通人如何在生命中途，选择以笔代口，从境遇、观念、心性、文本等多个层面，细致、生动、具体地梳理一路走来的坎坷颠簸。随之逐渐落成的，是一处丰富、自足、平和的精神家园。
回过头看，支撑他在生活低落处继续前行，并一步步走上写作之路的，正是“生活的另外部分”，是那些“为普通的事物感到惊讶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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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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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安焉，1979年生于广州，2009年开始写作。曾先后在广州、南宁、大理、上海、北京等城市打工或经营个体生意。2021年移居成都。现从事个人写作。著有非虚构作品《我在北京送快递》《我比世界晚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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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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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普通的事物
第一章 童年，暨我的家庭史
童年的游乐场
我的家庭史
父亲的巴西龟
第二章 我为什么写作
1. 迟 钝
2. 一事无成的人
3. 崇 高
4. 在大理
5. 不打工，就写作
6. 出 路
7. 非虚构
第三章 活着，写着
动物记
日常记
内心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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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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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普通的事物
二〇一六年有一段时间，我暂住在一个朋友的工厂宿舍里。有一天他对我说，和我同住的人告诉他，我每晚把所有时间都用来读书，他没想到我竟然这么好学。他用了“好学”这个词，这让我愣了一下，当时我已经三十七岁，有很多年没听到过这个词了。随即我意识到——当然不是单从这件事上，而是从我对他方方面面的了解上——对他来说，读书就是为了提升自己、掌握技能、获得知识，然后以此来改善生活；假如不带有这些目的，那读书就是浪费时间。可是我不知道，像《包法利夫人》《卡拉马佐夫兄弟》《安娜·卡列尼娜》《城堡》《追忆似水年华》这样的小说，我读了之后如何学以致用？幸好他不清楚我在读什么书，否则他就会对我失望和担忧，因为在他看来，我的阅读是在虚掷光阴。
当时，我刚读完他推荐给我的几本书，书名我现在记不起来了，内容是关于创业和互联网思维之类的，因为我和他正好在合伙搞生意。或许他是以为，我又搞来了几本同类的书，每晚在宿舍里继续进修和提升，为我们的创业打好基础。可是那几个晚上我其实是在读布考斯基。我对这件事记忆犹新，是因为当时我觉得，用“好学”来形容读布考斯基好像有点反讽——我能通过读他学到什么呢，学他如何玩世不恭、放任自流，还是如何任性地把所有事情搞砸？我读布考斯基，别无其他，仅仅因为喜欢而已。我早就清楚，文学不能帮我获得别的东西。比如说，它不能为我找到一份工作。当然，我也不需要它为我找工作。文学只能带我进入文学，而这就是我想要的。不过我朋友的观点也无可厚非，他把读书看作一种手段，他读的也大多是工具书，那当然就要考察其有效性，去区分有用和没用的阅读。
至于文学到底有什么用，或者它应不应该有用，庄子有句话经常被人引用：“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这句作为总结的话，出现在《庄子·内篇·人间世》的结尾，在原文中有比较明确的意指：庄子认为人生于乱世，假如既有才华也有志气，就很容易受到上位者摆布，成为他人的工具，甚至沦为牺牲品；反倒是那些没有才华和志气的人，甚至是身体有残缺的人，最后得以保全自身。不过今天人们在引用这句话时，一般已摘除了原文的语境，使它的能指变得更加丰富。比如在我的印象中，做哲学的人就喜欢借此以自况，因为大众普遍认为哲学研究没什么实际用途，对此解释起来未免费劲，倒不如借庄子之言以解嘲。但“无用之用”对于哲学研究者来说，当然不是指成为废才以保命，而是指哲学一般不会直接、明确和具体地作用于我们生活的某个方面。但它会作用于我们的精神方面——它关注更根本和终极的问题，更抽象并囊括万事万物。
阅读和写作之于我的情况也与此相似，起码在二〇二〇年之前，我的写作几乎不为人知，也没带来过什么经济回报。至于二〇二〇年之后情况有所改变，那是因缘和运气使然，机会掉到了我头上，我恰好接住了而已，并非出于规划或争取。我从二〇〇九年开始写作，早年也投过稿，也渴望发表或出版，但发表和出版从来不是我写作的目的。对我来说，写作首先是我的个人表达，是一种以审美对待人生的形式，能发表或出版固然好，不能我也不会为之调整。
《我在北京送快递》出版后，我经常被问到，将来会不会选择一份写作方面的工作。这个问题从前我没考虑过，因为以我的履历、学历和年龄等条件，根本就不可能找到这类工作。但是现在既然有人问了，那我也只好认真想一下。我觉得自己并不抗拒通过写作挣钱，比如从事一份文字工作——当然我会对工作内容有所挑剔——只是我不认为工作性质的写作能代表我，我仍然需要在工作之余保持个人写作，这才是对我真正重要的事情。而在个人写作方面，我所追求的就只在于写作本身，而不在写作之外的任何地方。我认为艺术是务虚的——我是指狭义的艺术——它不是工具、手段或途径，而就是目的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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