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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 整体视野 田野调查 野蛮思考 直白写作
☆ 《县乡中国》作者杨华教授再献县乡研究力作
☆ 在一线直面县域教育危局,从学理剖析县中衰落症结
☆ 为教育均衡发展提供良策,从源头缓解全民教育焦虑
☆ 呵护万千县乡孩子们“走出去”的梦想
有根基的田野调查,从大地里生长出来的研究
《县中:中国县域教育田野透视》是有生命力、充满泥土气息的教育研究佳作。它不是囿于书斋、不接地气的闭门造车,而是深入一线,直观把握真实教育实践后的分析成果。
作者杨华教授长期扎根乡土做学问,十多年来每年至少有3个月到县、乡、村调研,累计调研时间超过1500天。通过田野调研,杨华教授掌握了大量丰富的一线案例,看到了县域教育中存在的真问题和核心问题。
有深度的学理解释,既展现问题,更剖析问题
关于“县中衰弱”,很多文章和图书都进行了细致的描述,令人震撼。《县中:中国县域教育田野透视》没有停留在展现问题上,而进一步从学理上深入分析了县中衰弱的根本原因,为解决问题提供切实有效的智力支持。
杨华教授认为,县级财政投入不足并非县中衰弱的首要原因,否则不能解释在县级财政薄弱条件下县中有过辉煌的历史,而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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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县中:中国县域教育田野透视》是一部关于县域教育的田野调查力作。作者依托从调研中获得的一线案例,以整体视野展现了当下中国县域教育的现状:从宏观层面的县域教育治理的制度与政策、县域教育体系的构成与运行,到微观层面的家校关系与学校管理、教师流动与学生成长等。作者重点从学理上深入剖析了县中衰弱的根本原因,并结合实践经验提出了县中振兴的独到方案,回应了县域教育为谁发展、如何发展这一重要问题。
本书语言平实、贴近读者,案例典型、发人深省,分析到位、切中要害。教育公平、高考制度、“双减”政策、校园霸凌、青少年抑郁等牵动亿万人心的焦点话题,书中均有涉及并予以深度讨论,其中不乏充满勇气的见解和分析。作者对县乡孩子命运的牵挂让人动容,对教育均衡化发展的思考令人赞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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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杨华,湖南郴州人,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2007年开始从事农村调研,在全国近20个省市调研,累计调研时间超过1500天。在《管理世界》《政治学研究》《开放时代》《经济学家》《读书》等期刊发表论文100余篇,著有《陌生的熟人》《县乡中国:县域治理现代化》《县乡的孩子们》(与雷望红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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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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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县中振兴的一般规律及影响 001
第一章 县域教育的性质与制度
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变革 035
大众教育是向上流动的教育 061
高考统招是最公平的教育制度 069
“读书无用论”为什么不足取 081
第二章 教育改革与“减负”政策
基础教育改革不能弱化学校教育 103
“减负”最应该减的是应试负担 118
“双减”政策落地的县域小场景 124
第三章 教育体系与教育生态
“片小”模式、乡校模式与县中模式 129
县域教育体系中的乡校与县中 144
县域教育生态的特殊性及应对策略 155
第四章 教育竞争与县中衰弱
县中是教育竞争的最佳载体 171
县中衰弱导致全民教育焦虑 179
“超级中学”的发展后果 193
第五章 城乡教育一体化与教育公平
县域城乡教育一体化的条件 209
县域教育资源的流动与集中 215
公立教育要回应乡村教育需求 228
民办教育发展的比较优势 239
第六章 校园欺凌与学校惩戒权
农村校园欺凌是怎么发生的 251
乡村学校需要有效的惩戒权 278
寄宿制、惩戒权与应试能力 283
第七章 家校关系与学校管理
县域家校关系与学校治理 293
非教学型任务涌入与学校行政化 301
乡镇初中如何实现“有教无类” 309
第八章 教师流动与学生成长
县域中小学年轻女老师婚配困难问题 319
招考进城与县域城乡教师有序流动 327
县城中学抑郁学生何以增多 334
如何让乡村孩子远离手机游戏 344
第九章 职业教育发展与产教融合
“普职分流”政策不能“一刀切” 357
县级职校多中心目标教育如何可能 362
职业教育中“产教融合”的实践模式 374
第十章 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问题与出路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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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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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研究的立场与方法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雷望红
2017年5月,华中村治研究团队开始进军县域教育研究领域。近年来,研究团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博士生和工作同仁加入教育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一定规模,也产出了一些研究成果。我们需要总结中国教育研究的基本立场和研究方法,以便更好地指导我们的研究。
华中村治研究团队最早是做村民自治研究的,后来转入对农村社会的全面调研。在调研中发现,乡村教育中的许多问题是社会调研绕不开的话题,倒逼着调研者主动介入和回应这些问题。在理论层面,教育问题始终是国家最重要的发展与民生问题,它决定着国家的科技进步水平和国际竞争力,也保障了良性的社会流动秩序,给予普通民众向上流动的希望,促进社会稳定运行。因此,华中村治研究团队将教育研究纳入研究视野,将之作为理解中国现实和推动中国建设的重要研究版图。
客观地讲,当前学界大量的教育研究不接地气,没有正确的方法,已经无法对我国快速变迁的教育实践给予恰当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时代的研究者理应真正担当起廓清教育发展规律、探索符合国情的教育发展道路的重任,充分把握我国教育实践的真实样态,开展实事求是的教育调查研究,进行有深度的学理解释,为教育改革和政策制定提供切实有效的智力支持。这几年,华中村治研究团队秉持这样的立场,践行“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理念,大踏步走向了县域教育的田野。
通过大量的田野调研,我们意识到,当前中国教育研究必须遵循以下立场。
一是国家立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教育发展的方向必然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如果我们直接套用西方国家的教育发展模式,定会南辕北辙,误导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教育研究,要牢牢把握住我国教育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坚守教育的公平性、公共性和公正性,站在国家长治久安和国际竞争的立场上看待教育问题;要把握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现实,理解和提炼我国教育发展的真实问题与有益经验,并探索出一条适合国家发展和人民满意的教育发展之路。
二是经验本位。中国教育研究要大力倡导和践行从经验到理论再到经验的大循环路径。我们要基于中国的教育经验提出具有解释力的理论,再回到经验现场中去检验和去伪存真,达到完善和一般化理论的目的。我国的教育实践经验具有足够的丰富性,我们的教育发展模式没有可以照搬、照抄的模板,既有的教育理论也难以对我国的教育实践进行有力解释。因此,我们必须对本国教育实践进行全面把握,在此基础上进行经验理解和理论提炼。经验本位从不是排斥理论,而是拒绝用理论去套用和切割经验,理论应是经验饱和之后自然析出的结果。
三是整体视野。教育研究触及的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从教育系统内部来讲,单是学校系统,就有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不同学段之分,每个学段的教育功能不同,教育管理方法也有差异;对不同学段的教育政策制定及其执行也十分复杂。从教育系统与外部关系来讲,涉及家校、政校、社校、政经等复杂多元关系,教育领域的每一个问题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问题。因此,在研究中既要考虑到教育系统内部的整体性,也要考虑到教育系统与外部环境的关联性。如果只有局部或专业领域的视野,就极有可能出现理解偏差。只有坚持整体主义的视野,才能对教育问题形成系统性、全方位、深层次的理解。
我们在具体研究中感受到,对中国教育经验的研究应秉持以下方法。
一是田野调研。田野调研是获取经验最直接、最快捷、最高效的方式。只有进入教育实践的田野一线调研,才能最直观地把握真实的教育场景和教育实践,也才能理解真实的教育需求结构和教育供给机制。教育研究的田野,包括纵向空间和横向空间,纵向空间是不同学段的学校空间,横向空间则可以延展到校外的政府、家庭、社区、市场等。一般来讲,在开展教育专题调研时,可以综合横纵两个空间开展调研,从而形成对一个区域教育问题的整体把握。当然,在具体的调研中,可以根据实际条件开展灵活机动的调研,在具体的场域中设置有效的田野空间。
二是野蛮思考。我国教育问题的复杂性、独特性,决定我们在面对田野中丰富的经验时需要进行野蛮思考。尽管教育研究是一个大的研究领域,但是学界既有的研究现状并不如人意,学界所提出的问题不是过大就是过小,缺乏微观层面提问题、中观层面理机制、宏观层面解难题的能力。因此,在面对复杂丰富的经验时,研究者要基于经验进行野蛮思考。也许一开始提的问题不一定对,但是经过多次摸索和多地比较之后,就能够逐渐形成提出问题和把握经验的质感。野蛮思考强调要在教育研究过程中保持实践性、纯粹性和主体性。
三是直白写作。如何写作是研究中的重要一环。研究者要认识到“看破”和“说破”的辩证关系,不能只是停留在“看破”的经验兴奋中,还要形成“说破”的认识表达能力。“说破”是要让读者轻松地读懂我们的思想,直白生动却又不失深刻。教育研究具有时代紧迫性,当前的重要任务是要将教育领域中的问题一个个清理出来,通过随笔、报告、论文等多种表达方式,清晰呈现和直白阐释教育领域中的诸多现象。在表述过程中,需要警惕套路化写作对教育现象真实性和研究思考敏锐性的遮蔽。
四是厚重积累。可以说,中国教育经验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也是一座富矿,能够容纳足够多的研究者进行持续深入的研究。面对这个新领域,研究者需要花三到五年时间进行经验积累,才能逐渐摸清教育实践的脉络,摸索提炼学术问题,形成关于中国教育问题崭新的思想认识和解释体系。因此,在持续深耕过程中,研究者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应该认识到只有厚重积累才能形成对教育问题的整体认识和专业洞见。
五是集体推进。没有谁可以依靠个体力量完成对中国教育问题的全面把握。教育领域的经验研究只有依靠团队作战,形成有组织的研究,才能加快积累、快速产出,逐步形成关于中国教育问题的理解体系。集体推进有助于研究者迅速形成对教育研究各个板块的经验认识,通过经验的勾连加快研究者对具体经验的理解深度;有助于通过深化经验认识,提出概念和机制,形成研究团队关于教育问题的共识,并迅速推进理论层面的突破。
当前中国正处在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中国的教育实践受到市场开放、人口流动、网络流行、城市发展、社会结构变动等因素的影响变得异常复杂,我们需要时间去拨开层层迷雾,弄清中国教育实践的规律和问题,提出关于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理论命题,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人民满意的现代化教育强国之路。为此,我们的教育研究应继续秉持国家立场、经验本位和整体视野,努力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开风气之先的研究之路。
县中衰弱导致全民教育焦虑
学校学位、升学指标是稀缺资源,需要通过竞争来获取,中考竞争最好是以乡镇为层级、以乡校为载体,高考竞争最好是以县域为层级、以县中为载体。教育竞争的范围越小,竞争压力越小,教育焦虑越轻。全民焦虑源于县中衰弱,而县中衰弱的直接原因是“超级中学”“掐尖”。
一、为什么中国会陷入全民教育焦虑?
最近十几年中国已经陷入了全民教育焦虑。年轻一辈从怀孕之前就焦虑小孩出生后怎么教育,到处在新媒体上找胎教指南。小孩出生后早教班就开始学习文化知识,上幼儿园开始择校。一些幼儿园择校还考察小孩的各方面能力和家庭背景。武汉市最严重,有些小学开始就分“火箭班”与非“火箭班”,急得家长对小孩的学习从一年级起就不能懈怠,稍想到三四年级后才管已经来不及了。进不了“火箭班”就没有进重点初中、高中以及这些初高中的重点班的希望,进不了重点班就难考上好大学,甚至初中就被普职分流了。“双减”之后课外补习不是少了而是多了、隐蔽了:要么家长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要么有条件的家庭单独或几家合起来请家教。某县教育局副局长都请了有经验的教师为自己及学校领导的几个小孩“开小灶”,不是因为他反对“双减”政策,而是不放心自己在全年级成绩排名前八的小孩。教育竞争普遍从过去的高中学段下移到初中、小学乃至幼儿园学段,因精神压力过大,初、高中抑郁的学生有增多的趋势。
那么,全民教育焦虑从何而来?
网民火力比较集中的是说高考制度制造了焦虑。当前教育竞争、择校竞争最终围绕的都是高考,而21世纪以来,高考经历了多次重大改革,每次改革都会制造新的矛盾、问题和焦虑,因而社会对高考制度及其改革的批判比较多。高考改革在没有经过任何政策辩论的情况下,从过去的“3 2”到“3 文综或理综”,再到“3 3”“3 1 2”,选课和考试制度愈加复杂,老师、学生、家长都看不懂,还要向“专业”人士请教,对县域高中和学生尤为不利。高考怎么改都是要考,无论怎么改选拔出来的还是那些会考的人,何苦凭空制造诸多麻烦。恢复高考以后,高考制度就存在了,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也有高考改革,但没有出现全民教育焦虑。在70后、80后高考的年代,家长与学生、家长之间的教育焦虑都不大,学生和家长也没有择校的压力。最多乡镇初中与县一中初中有差距,但是县一中初中毕竟招收的人数偏少(200人左右),多数学生需要在乡镇初中完成初中教育,县一中的大部分学生(2000人中的1800多人)还是要从乡镇初中招收,因此,学生的择校竞争其实不大。也就是说,高考制度不是教育焦虑的制造者,而高考改革则最多是加剧了社会的教育焦虑,但不是教育焦虑的源头。
还有种说法是现在的80后、90后家长较前辈更重视子女教育,往小孩教育上的投入增加,相互比较和竞争加强,从而加剧了教育焦虑。从调研来看,新一代父母确实更加重视教育了,过去县域城乡父母对子女教育直接管得少,放手让学校管得多,现在父母的教育责任加重,从辅导作业到预习、复习、提前学习等,父母都要亲自掌握、亲自抓。父母要教子女,首先自己得知道怎么学、怎么教,许多知识得重新学一遍,所以在“双减”之前大量存在“家长培训班”。在长沙调查时发现,许多80后父母在小孩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就组织小孩学完了初中数学、背完了基础教育阶段所有的诗词。其他父母看到这种情况必然产生焦虑并加以效仿,推动加强家长对小孩教育的介入程度。但还需要讨论的是,是因为先有家长介入小孩教育,加强教育竞争,再有教育焦虑;还是因为教育竞争激烈了,家长的焦虑加重,才有了家长的重视,从而更深地介入小孩教育?几乎所有受访的父母都说不想多管小孩的教育,学校全管了最好,但是因为学校管的、教的不足以让小孩应对中考、高考竞争,因此家长必须管起来。城市双职工家庭如此思考,农村半工半耕家庭亦有此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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