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曼纽尔·康德临终的九天前，他的医生来访。衰老、病态和几近失明的康德从扶手椅起身站立，虚弱地战栗着且咕哝着含糊不清的词语。最后是他那尽职的陪护意识到，他是要等访客先坐下后才会坐下来。于是医生依意落座，康德这才让陪护扶回椅子上。他在恢复了一些气力后接着说道，“Das Gefühl für Humanit?t hat mich noch nicht verlassen”——“人性的意识还没有离我而去”。医生和陪护二人感动得几近潸然泪下。因为，虽然德文的Humanit?t［人性］一词在18世纪时开始仅指文雅或礼貌而已，但对康德来说，这个词却有着更深的含义，此情此景足以强调这种含义；人对自我认可和自我强加的原则所具有的自豪与悲剧意识，与他对“必死”一词所包含的疾病、衰亡以及其他一切的全然认命形成对比。
拉丁文的humanitas［人性］一词在历史上便具有两种清晰可辨的含义，第一种含义来自人与低于人者之间的差别；第二种含义来自人与高于人者之间的差别。人性在第一种情况下指的是价值，在第二种情况下指的是局限。人性的概念作为一种价值在以小西庇阿［the younger Scipio］为中心的圈子里得到阐述，这个圈子以西塞罗［Cicero］作为其迟来却最坦率的代言人。它指的是一种品质，这种品质不仅使人有别于动物，甚至使人有别于自己所属的、不配冠以人类［homo humanus］之名的类人［species homo］：有别于没有pietas［敬重］与没有παιδε?α［教养］的野蛮人或俗人——敬重与教养就是敬重道德价值观及优美地融合学识与文雅，对于这种融合，我们只能用那个名声不好的词“文化”来界定它。
在中世纪，人性这一概念被置于与神性对立而非与兽性或野蛮对立的思考所取代。因此，通常与此概念相联系的品质则是脆弱和无常：humanitas fragilis［脆弱的人性］，humanitas caduca［易毁的人性］。
于是，文艺复兴时期对人性的理解从一开始便具有双重的面貌。对人的新关注既基于人性与barbaritas［野蛮］或feritas［粗野］这一对古希腊罗马时期反题概念的复兴，也基于人性与divinitas［神性］这一对中世纪反题概念的承续。当马尔西利奥·菲奇诺将人界定为“分享着上帝智力的理性灵魂却以肉体行事”时，他将人解释成一种既自发又有限的存在。而皮科的那篇著名“演讲稿”《论人的尊严》，绝对不是一份异教徒主义的文献。皮科说上帝将人放在宇宙的中心是要让人意识到自己所处的位置，而且可以自由地决定“转向何处”。皮科并未说人就是宇宙的中心，甚至不具有通常认作古典名句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层含义。
人文主义正是发端于这种对人性的矛盾理解。人文主义与其说是一场运动，还不如说是一种能被界定为坚信人的尊严的态度，这种态度既基于强调人的价值（理性与自由），也基于承认人的局限（易于出错和脆弱）：由这两种假设便产生出了——责任与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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