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20世纪50年代初，艾里希?弗洛姆的研究愈发转向当时工业社会中人类心理是否健康的问题。他接受各种邀请举行报告会和讲座，就这个主题发言。难能可贵的是，他全新的社会心理学视角使精神分析朝着全面批判个人融入社会的“常态”病理方向发展成为可能。针对社会上支配行为的那些广泛的激昂斗争，他由此可以进行深刻的分析以确定常态的图景。就什么对心理健康真正有益、什么会让个人患病的问题，如今弗洛姆以一种卓有成效的方式给出了新的解答。
弗洛姆竭力把引发行为的激昂斗争与社会经济必然关联起来，以便使社会上极为普遍的特征可以被理解为趋向于某种社会经济形势发展的结果。这种方法让他在20世纪30年代发现了专制社会特征，在20世纪40年代末发现了营销特征，并在20世纪60年代初发现了恋尸癖社会特征。
对当前生产方式的分析以及心理上竭力趋同（个人借此应对当前经济的需求）的分析表明，正是对个体要求的心理态度和斗争——社会性格特征——让人出现心理疾病。有益于当今经济体系运转的东西，事实证明正好有损于人类心理健康的维持。个人在这种社会当中可以获得的成功，如果更仔细地予以审视的话，就会发现有悖于他的心理健康。因此，常态必须容忍它是一种病态发展表现的质疑。
弗洛姆通过甄别市场经济使人产生的病理效果来审视常态病理学。困扰常态的核心问题在于，人类愈发无力地自发与现实产生联系。弗洛姆发展了临床术语“异化”，并对它的多重表象和含义加以审视，其中最重要的含义与人类心理健康的全新理解有关。这些新的观点引出对人的人道主义科学纲领式的召唤。
乍一看，本书由截然不同的篇章构成。第一部分收录了1953年的四场讲座和1962年的一场讲座。这些讲座由录音保存，并让言语得以成为文字。它们涉及心理健康以及常态的主流病理。第二部分涉及当代文化病态引发的全新人类科学： 其中包括1957年的一篇纲领性短文——弗洛姆本想借此创立一所人类科学研究院——以及另一篇从广义上讨论“人性懒惰”这个命题的科学文章。这篇1973—1974年的文章表明了弗洛姆如何逃避科学领域的常态病理。首先，他通过全面审视不同学科发现的成果，从跨学科的角度回答这个问题，并判别它们与人类思想上意识形态的主要关联。其次，他将不同学科的这些发现与自己的思想联系起来，而他的思想又基于一种心理健康的人道主义理念之上。
这四场关于“现代人常态病理学”的讲座此处乃首次发表，讲座由弗洛姆于1953年1月26日和28日以及2月2日和4日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举办。从1941年起，弗洛姆在此举办讲座和研讨会，这些主题跨越近二十年的时间，反映出他对于不同时代某些问题的兴趣。自1950年起，弗洛姆便定居墨西哥。由此，他保持了必要的文化距离，以便对美国工业社会进行批判性反思。1951年12月11日，在墨西哥举行的第四届心理健康大会上，弗洛姆就“社会科学对心理健康的贡献”作了报告，在演讲结束时他首次阐明自己对“心理健康”这个术语中社会与心理之间关联的兴趣。弗洛姆将墨西哥描述为现代国家，其中“一种古老的传统文化依然存在，在这种文化中人们让自己‘懒惰’，并享受生活的乐趣；在那儿木匠依然乐于制作一把上好的椅子，而不是琢磨如何快速低廉地生产椅子；在那儿农民依然乐意享有空闲时间，而不是拥有更多的金钱”（Fromm， 1952a，第42页）。
1953年“新学院”四场讲座在课程目录中以“现代世界的心理健康”为题发布。它们与弗洛姆1947年出版的《自我的追寻》（Man for Himself）中的营销取向分析关联紧密，不过更为全面地揭示了市场经济中异化过程的心理动力学。我们不再把主体经历空虚和自贬以及对市场的依赖视为异常现象看待，这正是弗洛姆在1955年所谓“常态病理学”的一个迹象。
本书第二章“心理健康的概念”源于从未发表的一篇讲稿。1962年12月1日，在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区域分支机构泛美卫生组织举办的拉丁美洲心理健康研讨会上，弗洛姆在墨西哥库埃纳瓦卡（Cuernavaca）发表了演讲。演讲录音由弗洛姆转写并润色，但之前从未发表。这场演讲从不同层面看都可谓意义重大： 它是弗洛姆发现恋尸癖的第一份文献。直到两年以后，弗洛姆才将这一发现在美国心理健康基金会出版的著作《人心》（The Heart of Man， 1964a）当中予以披露。在这场演讲中，弗洛姆第一次将自恋看作当今社会的一种心理疾病。最后，正如1953年的讲座那样，他也将异化视为一种临床相关的现象。
然而，1962年的演讲与1953年的讲座迥然有别。弗洛姆对市场经济的基本评价以及克服市场经济病态特征的信心，在1953年的讲座中虽然十分明显，但鉴于社会日益增长的自恋和恋尸癖，后来却让位于一种怀疑姿态。在随后的几年中，这种怀疑态度变得更加强烈，以至于弗洛姆在1970年甚至谈起“当代社会的危机”，而这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因为它是一场“生命本身的危机”（Fromm，1970g，第159页）。
弗洛姆坚信，我们的未来完全取决于当代危机意识可否激励那些最有能力的人才致力于人类科学研究，而这也使人类再次成为关注的中心。只有齐心协力，才能克服现代社会的精神病态。他对人道主义科学的理解在1957年发表的一篇题为“人类科学研究院”的纲领性短文中表达得最清楚也最具体。在出版人士露丝?南达?安森（Ruth Nanda Anshen）的建议下，弗洛姆曾一度执着于创建一所致力于人道主义科学理想的研究院。不过，研究院从未成立的事实并未削弱他对人道主义科学畅想的价值。
最后，本书收录了“人本性懒惰吗？”这篇文章，其部分手稿的产生与《人类破坏性的剖析》（The Anatomy of Human Destructiveness， 1973a）有关。这篇文章于1974年期间构思，它本应是一本著作的第一部分，弗洛姆（在1973年10月底的一封信中）曾将此书初步定名为《存在还是占有》（To Be or to Have）。最终，他没有把这篇文章收入《占有还是存在》（To Have or to Be， 1976a），也许是因为这个主题将超出此书的范围。正如“存在的步骤”（Steps of Being）一章曾从手稿中删除，并直到成文十五年后才在《存在的艺术》（The Art of Being， 1989a）中发表那样，本书这一章“人本性懒惰吗？”也是首次由美国心理健康基金会在美国出版。
仔细看来，人性是否懒惰的问题可谓弗洛姆思想当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它触及当前的迫切问题： 人类当前的危机是否可以克服？在1953年的第三场讲座中弗洛姆明确指出，人类与现实之间合理而亲密的关系不仅是心理健康的实质标准，而且也代表了一种独立的心理能量源泉，不过这个源泉在市场经济的异化之下仍有枯竭的风险。“常态病理学”应视为人类愈发无力主动与现实关联的表征。这正是人性是否懒惰与被动问题的主旨。我们是否首先必须受到诱惑才会与现实发生积极的联系？或者我们是否具有一种内在驱力变得积极并与现实联系起来？弗洛姆从不同的科学领域，尤其是神经生理学，去寻找证据来说明，在原则上人具有自主能力，而且正如心理健康一样，个体心理成长也是内心对现实积极关切的直接表达，因此相反的科学假设在现实中就为“常态病理学”提供了支持。
除题为“人的人道主义科学”的章节外，本书章节划分和所有次级标题均由编辑拟定。另外，编辑添加内容置于方括号当中，文中删减内容则以［……］标识。
雷纳?芬克（Rainer Funk）
2010年7月于图宾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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