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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 著名社会学家山田昌弘关于婚姻问题的新近力作
找个合适的人结婚太难了！那么，不结婚的人生会不会容易一点？
年轻人的婚恋选择不仅是个人的问题，更是社会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许多国家结婚人数的逐年减少，婚恋问题越发受到人们的关注。在邻国日本，结婚难现象表现得尤为突出。2015年的人口普查显示，30～34岁的未婚率，男性飙升至47.1%，女性则上升到 34.6%！持续走高的未婚率，又带来少子化、单身寄生族等其他社会问题……“不婚”，不是“不需要婚姻”，而是“想结婚却结不了婚”！也许人们在追问“现在的年轻人怎么了”之前，应该先问问“现在的社会怎么了”。
学者山田昌弘新近写就这样一本回应社会关切的书。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婚姻这种形式是否还有必要？婚姻对男性和女性有什么不同？“结婚难”为何而发生，又因何而加剧？个体的困境反映出怎样的社会实态？将来的婚姻会怎么样？……
他从社会学角度道出婚姻的本质，基于扎实调查和详实数据剖析现象背后的原因并提出主张。阅读本书，不仅能启发读者对中国类似现象的察见与思考，又能帮助读者更好地看清婚姻、理解社会、谋划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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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不婚社会》是社会学家山田昌弘的新近力作，关注现代人的“结婚难”困境。虽然结婚意愿并不低，结婚率却在年年降低。这一社会现实，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日本，都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热门话题。
婚姻对现在的人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会从“想结婚就能结婚”变成“结婚难”？个体困境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结构性问题？社会和个人应该如何应对？未来会不会变成欧美那种“不婚社会”？
作者基于扎实的数据和案例研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揭示结婚难现象背后的深层逻辑；从纵向和横向角度对婚姻、家庭、生育、性别、情感心理等问题加以系统性论述，为读者呈现出理解婚姻问题来龙去脉的广阔图景。并在此基础上，针对目前的问题与困境，从家庭社会学的视角提出应对之策，预测婚姻的未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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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山田昌弘，1957年出生于东京，日本中央大学文学部教授，著名社会学家。山田教授的专业是家庭社会学，他擅长从社会学角度解读亲子、夫妻、恋人等家庭中的人际关系。近年来，主要从事现代日本人亲密关系的实证研究，日本人婚恋、少子化等相关问题的研究。他以“婚活”“单身寄生族”“格差社会”等对日本社会现象的精准命名和深入浅出的分析而广为人所知。
山田教授学养深厚、著作颇丰。其中《为避免下坠而竞争》、《少子社会》、《社会为什么对年轻人冷酷无情》、《“婚活”时代》（共著）等均出过中文版。
译者：韩涛，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日本学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日本名古屋大学博士。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汉日对比、语言政策等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项。在《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等国内外期刊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专著有《隐喻与思维：汉日英三语中的概念隐喻研究》，编著译著10余部。获中青年汉日对比语言学优秀论文奖、北京外国语大学卓越青年教师等30余个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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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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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本序
中文版序
前言
第一章 结婚难社会——日本婚姻的现状
《婚姻的社会学》出版之后
对男性是“人生的事件”，对女性是“第二人生”
1996 年前后的婚姻状况
不是晚婚化，而是未婚化
为何结不了婚的人增多了？
未婚化现象的逻辑
从“想结婚就能结婚”到“结婚难”
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
第二章 婚姻问题的再思考——为什么婚姻是“必要”的？
婚姻的形态
婚姻的定义
婚姻的起源
婚姻的功能
婚姻的效应
婚姻的社会功能
婚姻的矛盾
第三章 近代社会与婚姻——婚姻不可或缺社会
近代婚姻的“经济”特征
近代婚姻的“心理”特征
近代婚姻的形成要素
恋爱式婚姻的纯粹化
社会再生产导致的矛盾
未婚者无立足之地的社会
第四章 “二战”后日本的婚姻状况——全员结婚社会的到来
“二战”前门当户对的婚姻
社会性惩罚与一夫多妻制
“二战”后的自由婚姻
相亲式婚姻的变化
“爱情”与“经济”两大要素
“全员结婚社会”的到来
“表白文化”的弊端
第五章 走向“不婚社会”——近代婚姻的危机
新经济的影响
性解放运动的影响
要经济还是爱情？
离婚自由化的影响
欧美人婚姻的现状
欧美与日本的差异
经济与亲密性的分离
第六章 结婚难社会——日本的应对
走向“结婚难社会”之路
哪些人能够结婚？
意识形态与真实想法
囿于近代婚姻的理由
“体面”的束缚
不同于欧美的“不婚社会”
没有伴侣也不会感到压力的日本
日本人婚姻的未来形式
结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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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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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婚姻并不能保证获得幸福。
要是明白了这一点，结婚的人会增加一些吧？
我认为造成“结婚难”真正的原因，是我们每个人都认准了“婚姻＝幸福”这个公式。
早在23年前，也就是1996年的时候，我就已经在自己的书中阐述过这一观点。但那之后，日本社会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又有哪些没变呢？
本书将以“婚姻”为切入口，做出深刻剖析日本社会的尝试。可能有些观点听上去会让人感到“刺耳”，但那不正是“婚姻”的本质吗？更何况“婚姻”本身就充满各种矛盾。本书将尝试揭开隐藏在“婚姻”背后的种种真相，为此我将不惧挑战。
日本近代社会从成立之初，就是一个“婚姻不可或缺社会”。这里的“不可或缺”是指，“一个人如果不结婚，就会在生活上和心理上遇到更多的困难”。
“生活上”，一如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与衣食住行等有关的、一个人一生所要承担的各种家务以及经济上的负担等，而“心理上”，简而言之，就是一辈子会不会活得很孤单。
今天的日本社会，无论从制度上还是在人的意识里，都是一个“婚姻不可或缺社会”。然而，当我们想要结婚的时候却又发现，结婚并不那么容易。换言之，当今日本是一个“结婚难社会”。
2015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年龄段在30～34岁的日本人的未婚率，男性为 47.1%，女性为 34.6%。而1975年的时候，男性只有14.3%，女性仅为7.7%。
未婚群体增多所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少子化”，这已经成为当今日本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和国家问题。
要解决“结婚难”带来的各种问题，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社会变成一个即便不结婚也能幸福地生活且没有经济和心理负担的社会。也就是说，将“婚姻不可或缺社会”变成“不婚社会”。
事实上，西欧和美国已经先于日本开始了这一转变。在欧美国家，随着事实婚姻和非婚同居的人越来越多，不结婚也能生儿育女的制度也在日臻完善，这些国家正朝着“不婚社会”发展。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缓解整个社会的少子化现象。
那么，日本会成为欧美那样的“不婚社会”吗？
我的答案是，照现在这样发展下去，婚姻在日本社会中不会变成欧美社会那种形式的“不再需要”。
那为何书名还要叫《不婚社会》呢？这是因为我将在本书中指出，日本正在朝着另一种与欧美不同类型的“不婚社会”发展。这是本书的核心观点。
对当今的日本而言，“不婚”，也就是婚姻变得不再必要，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本书将在以下各章对这一问题展开详细讨论。然而，遗憾的是，这一巨大的社会潮流，并不能解决“想结婚但结不了婚”的问题。
同时，我也会在书中重新梳理一些问题。比如，到底何谓“婚姻”，我们为何要结婚，等等。
在书的开头，我首先回顾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人的婚姻状况。事实上，我认为那时正是日本向“结婚难社会”转变的重要历史节点，当时我就预见到了这一趋势的到来。
当然，我也会比较欧美和日本的婚姻形式。通过比较，我们能清楚地看到日本人在“二战”后形成的思想意识是多么牢固。
我想通过对日本社会细致入微的考察，为解决结婚难问题提供一些线索。
不过，老实说，在本书的执笔过程中，我不得不做出一个悲观的论断，即“就当前的日本社会而言，要解决结婚难的问题非常困难”。
然而，即便如此，我仍在坚持不懈地推进“婚活”——为未婚者积极寻找结婚伴侣的活动。
人生无法重来。
二三十年前，人们认为不错的选择在二三十年后未必依然正确，而且一旦做了选择将难以再进行修正。
举个简单的例子。20世纪50年代，煤炭行业曾被认为是全日本最好的就业领域。而四五十年前，在超市里工作的人还认为自己的工作不错，但20年前同样在超市里工作的人就未必这么认为。也就是说，现在景气的行业在二三十年后未必还能景气。未来究竟会怎样变，谁也没有先见之明。
对此我本人也了然于胸，虽然我在书中对日本未来的婚姻形式做了简单的描述，但作为一名社会学学者，我认为，我的首要任务应该是把日本当今“结婚难”的现状告诉给各位读者。
如果本书能够帮助到那些未婚人士，或是已婚人士，抑或是孩子到了适婚年龄的父母们，能够让他们以此为契机重新思考婚姻、谋划未来，本人将不胜荣幸。
为何结不了婚的人增多了？
那么，为何“没结婚”或“结不了婚”的人会增多呢？
我是这么认为的。首先，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意识变化的问题。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而在于围绕结婚这个问题的外部社会环境，特别是发生了改变的经济状况。也就是说，在个人意识没有改变的情况下，社会的某些方面发生了变化，从而导致结婚的人数减少。其结果是单身群体人数不断增多，于是，日本政府又出台了一些保障单身人士生活的举措。
比如，1994 年我发表在《诸君！》上的论文《结婚难与经济增长》中就曾指出，“女性理所当然地认为要找一个比自己或者比自己父亲收入高的男性结婚。当经济高速增长时， 要找到这样的男性很容易，所以大家很早就结婚了。但是，随着经济增长放缓，比自己或比自己父亲收入高的男性越来越少，因此女性要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就变得越来越难。于是，很多人只好推迟结婚，结果导致结不了婚的男女多了起来”。
1975 年之后，日本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低速增长，而晚婚化，即未婚化也随即出现。
也就是说，那时出现的婚姻现象与经济情况密切相关。经济条件的改变，造成女性找到高收入男性的概率下降。不过，假如女性不介意和低收入的男性结婚，就不会催生未婚化现象。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女性在通常情况下，不会选择和低收入的男性结婚。
也就是说，未婚化是在婚姻意识没变，而经济、社会等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产生的现象。因为这种现象的产生与经济低速增长有关，所以，我预测今后结不了婚的人还会持续增多。
然而，当时绝大多数上了岁数的人（包括学者和媒体在内）都坚持认为，“结婚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而且，很多的年轻人也都想当然地认为，“结婚这种事，只要本人愿意，随时都能找到跟自己结婚的人”。也就是说，在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未婚化只是简单的“推迟结婚”而已。 正因为大家都这么想，导致婚姻问题最终发展成全国少子化这样严重的社会性问题。
虽然无法大声地说出口，今天深陷结婚难的年轻人看到自己身边不少六七十岁的人，往往会这样想，怎么连这样的人都能结婚呢？这恰恰说明了，直到经济持续增长的1975年为止，无论对谁而言，“结婚就是一件只要本人愿意就能轻而易举实现的事”。
其实如果我们能够对1975 年之后结婚相关的社会环境所 发生的变化以及实际情况进行一番认真细致的调查就不难发现，结婚已经不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可是，当时的大部分学者、政府人员和媒体都没能认识到这一点。因为他们只倾听自己周围的声音，根本不去调查那些没有大学学历，住在乡下，在饮食、零售等服务行业以及在中小企业工作的人的真实情况。假如能早点对复杂多样 的年轻人展开正规的田野调查，我想，未婚化的社会问题也 许就可以解决了吧。
坦率地讲，媒体及政府之所以无法看到现象的本质，与他们把调查对象集中在拥有大学本科学历、居住在大城市或是大公司的正式员工、公务员等特殊群体身上有关。可是，这样的人又有多少呢？所以，对社会学而言，最为根本的还是要做好访谈和田野调查。大阪大学吉川彻教授就曾多次指出过这种偏差（《日本的分裂——那些被排除在外的非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们》，光文社新书，2018 年）。
于是，当时煞有介事的“主流看法”就这样被人为地制造出来。令人遗憾的是，这类错误直到今天仍在重复上演。
未婚化现象的逻辑
这里我们先简单地回顾一下。
关于未婚化现象的基本逻辑，我在 1996 年出版的《婚姻的社会学》中指出了以下两点。
第一，因为大部分日本人仍持有“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所以导致结婚人数减少。我强烈反对当时的主流观点——“女性进入社会，导致结婚人口数量减少”。
比如，1990—1992 年，我们对 20～29 岁和父母一起生活的未婚者进行了采访及问卷调查。当被问到“你想和什么样的人结婚”时，大多数女性的回答并不是“能够帮着料理家务的男性”，而是“收入高的男性”。这样回答的不仅仅来自低学历的女性，即使是高学历的女性，也“不能接受对方的收入比自己低”。这说明年轻女性的婚姻观仍然是“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
对于那些“先预想自己婚后生活，再选择结婚对象”的女性而言，最能反映她们真实想法的，就是我前面用过的那个词——“人生的重启”（即“第二人生”）。既然要重启人生，不如通过婚姻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比现在更好。因此，大多数女性会理所当然地希望结婚对象的收入越高越好。不过，男性的回答却因人而异，有的男性希望自己的结婚对象“可爱”，有的则希望对方“会做饭”。总而言之，男性是在根据个人喜好选择结婚对象。对于男性的这种婚姻观，正如上文所说，我认为用“人生的事件”来描述再合适不过。
第二，与“恋爱”有关。20 世纪 90 年代正是恋爱盛行的年代，很多人因为无法确定最终的结婚对象而推迟结婚。也就是说，人们永远想寻找“那个更好的人”。
但是在20 世纪90 年代以前，情况不是这样。当时日本社会的主流意识是，如果两个人恋爱了，就应当结婚。换言之，必须以结婚为前提交往，才能和对方发生性关系。因为 90 年代的年轻人，他们的父母大部分是通过相亲结的婚，所以，对那个年代的日本人而言，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可是，90 年代以后，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恋爱和结婚是两码事”“即使两个人恋爱也不一定非要结婚”。简而言之，不以结婚为前提的性关系逐渐被社会所认可，享受恋爱本身成为新的社会潮流。以当时的电视剧为例，就是根据柴门文漫画改编的《东京爱情故事》（富士电视台，1991年）所代表的那种恋爱观。剧中的人物可以自由地享受恋爱，不结婚也可以。总而言之，人们很憧憬那种没有生活气息的恋爱关系。顺便一提，柴门文后来在写续集《东京爱情故事 After 25 years》时，给未婚妈妈莉香的儿子设定的剧情是要结婚的（小学馆，2017 年）。这可能又会成为一个反映保守思想的例子。
对于生活在 90 年代的日本年轻人而言，他们与父辈不同，能够享受纯粹的恋爱，这让他们觉得自己能做到父母做不到的事。在经济方面也是如此。总之，90 年代的那群年轻人无论在收入上，还是在恋爱、结婚上，都能轻而易举超越父辈。
在这里，我必须向大家坦白我当时的一个“错误”。我在 前面已经说过，“关于婚姻的基本逻辑，也就是催生结婚难的原因，在这 20 年之中几乎没有改变”，但有关恋爱，我当时的说法却并不准确。
我曾在《婚姻的社会学》中指出，“大家过于热衷恋爱， 所以导致结婚人数的减少”。就当时的情况而言，确实如此。 19 可是，2000 年以后，通过各种调查我们发现，谈恋爱的人事实上呈现出减少的态势。从这里能够看出我当时的说法确实有误。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没预料到恋爱人数会下降。不过，今天似乎可以把这句话反过来说，“正是因为大家不热衷恋爱，所以结婚人数大幅减少”。
总而言之，结婚难现象在今天已经广为人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两个人不能通过恋爱修成正果，这种恋爱会被视为一种无用的恋爱。关于恋爱意识的变化，后面我还会详细分析。
从“想结婚就能结婚”到“结婚难”
那么，1996—2018 年的 22 年间，婚姻的状况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从结论上讲，正如我在《婚姻的社会学》中预测的那样， 年轻人结不了婚的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了。
我在一开始已经介绍过，截至 1990 年日本未婚率的变化。现在来看看 1990 年之后的变化。从图表中不难看出， 在 1995 年的时候，年龄在30～34 岁的未婚率，男女分别为 37.3% 和 19.7%，而 2015 年的男女未婚率均大幅上升，男性飙升至 47.1%，女性则上升到 34.6%。（图表 1-2）
除了数字上的变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也印证了我当时的预测。这就是我所命名的“婚活”现象。
事实上，当未婚群体，也就是“想要结婚却结不了婚的人”越来越多，并且人们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时，其行为就会随之变化（这在社会学上被称为“反身性”）。这就是这 20 年发生的变化。
现在人们的认识，已经从原来的“反正结婚很容易，不如先享受几年单身生活再说”，转变为“想结却结不了婚”。当人们面对这样的现实时，就自觉地把它作为一种指导行为常识，并依据这种常识采取相应的行动。
其实，我从很早以前就一直在谈论这种变化。可是，日本政府直到 2008—2009 年，也就是众议院议员小渊优子出任麻生内阁的少子化政策·男女共同参画担当大臣时，才首次承认少子化的原因并不仅仅是“保育园的数量不够”，还在于 “结婚率下降”。
记得那时，我被小渊大臣组织的政府研究会叫去发言。 我说，从出版《婚姻的社会学》到现在都过去 10 年了，政府现在终于承认，结不了婚的人数增多是造成少子化的原因之一了。我的话中夹杂着一丝嘲讽的味道。
日本人对婚姻的认识，从 20 年前开始一点一点地发生变化。所以，后来还出现了所谓“婚活”的现象。从 2008 年我将这种现象命名为“婚活”的那时起，日本政府的认识也开始发生转变：一方面，政府的认识从原来的“想结婚就能结婚”，转变为现在的“结婚本身开始变得困难”；另一方面， 未婚者“婚活”现象有所普及。最近我发现，在两者的相互作用下，中央和一些地方政府开始相继推出“婚姻支援”的服务。
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
这 25 年，日本的经济状况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当数 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泰国货币泰铢变更为浮动汇率，成为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索。紧接着，印度尼西亚，以及韩国等国的货币开始暴跌。由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以来，东亚各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吸引了大量来自海外的投资，在这种情况下，突如其 23 来的外资流出、对外债务增加，导致这些国家出现危险的信贷紧缩，给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经济带来巨大冲击。
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日本国内开始大量雇用人力成本较低的非正式员工。而且，从这个时候开始，日本的劳动派遣法也放宽了限制，开始允许一些原本被禁止的行业和工种雇用非正式员工。
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也就是 1996 年的时候，虽然已经出现“自由职业者”的说法，但很少有人一辈子靠打零工或从事派遣工作维持生计。在那个年代，大部分人如果想成为正式员工，还是很容易的。非正式员工真正大量增加是在 1997 年之后，从图表中能够很清楚地看到，特别是年轻男 性长期依赖打零工或从事派遣工作的现象从 1997 年开始显著增加。（图表 1-3）
在此基础上，我主张的未婚化原因，也就是经济的低速增长这一结构性因素又发挥了杠杆作用，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现象。实事求是地说，如果不是因为杠杆作用导致未婚人数越来越多，结不了婚的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恐怕政府还不会采取相关措施。
于是，虽然日本人对结婚的观念还停留在过去，但围绕结婚的外部环境，特别是经济环境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段开始发生变化，2000 年以后，在杠杆作用下，其环境又进一步恶化。
我曾经在《婚姻的社会学》中指出，部分小规模个体经营的继承人和人口稀少的、偏僻地区农户的继承人以及中小企业的劳动者，是“结婚难”的男性群体代表。即使在泡沫经济时期，他们的收入也很难提高。女性在选择结婚对象时， 就很少会选择他们，这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但在当时从人数上看毕竟还只是少数。
不过，在此后的 20 年中，随着非正式雇用的员工大量增加，低收入群体开始从一小部分男性扩大到相当一部分男性雇员。而大多数人的婚姻观念并未改变。在这样的前提下， 经济结构又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未婚化的问题，正如我所预言的那样，变得越来越严重了。
于是，人们的认识开始从“想结婚就能结婚”向“结婚不再容易”转变。但很多日本女性“婚后主要依靠丈夫的收入生活”，所以“希望结婚对象的收入越多越好”的观念仍没有发生变化。于是，便出现了争抢理想结婚对象的“婚活” 现象。
此外，还要加上我没能预测到的社会现象的出现，就是 “恋爱衰减”。我在《婚姻的社会学》中，以恋爱盛行的欧美社会为例，指出“当男女双方都能够各自负担自己生活的时候，婚姻只靠爱情就能够成立。我想，日本社会将来可能也会朝这个方向发展吧”。 然而，事实上，这样的情况在日本根本没有发生。不但如此，与欧洲相反，日本甚至开始出现“恋爱衰减”的现象。
为什么会这样呢？简单来说，和未婚化的逻辑是一样的。那就是人们对婚姻状况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而对婚姻的意识却和原来一样。我认为，正是这种“认识”和“意识”之间的巨大落差才造成“恋爱衰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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