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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问1：为何要读张居正的传记？了解张居正的人生有何意义？
答1：张居正堪称明代蕞出色的政治家，没有之一。他出身平凡，却天纵奇才，凭借自身才华与不择手段，忍常人所不能忍，为他人所不敢为，一路官至内阁首辅，万历帝师。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人物，一方面他专权弄权，与宦官勾结，收受贿赂；而另一方面，他这么做都是为改革大业扫清障碍，使政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从而顺利推行新政，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扭转帝国财政危机，化解边疆兵患，为大明王朝延寿数十年。他生前功成名就，风光无限，死后却遭清算，家破人亡，凝结其一生心血智慧的新政也被废除。张居正的一生太过传奇，他的做人、为官之道，与施政理念、思路，以及生前身后的得失，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与思考。
问2：为何要选择朱东润所著的这本《张居正大传》？
答2：本书与《朱元璋传》《苏东坡传》《李鸿章传》并称二十世纪四大传记，是集著名传记文学家、史学家朱东润多年学术研究成果的心血之作。与张居正其他传记、小说等作品相比，本书在历史方面专家学者间的口碑极其突出。作者做传时立场中立，对传主的叙述及评价十分严谨客观，书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事件，都在史书中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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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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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详述了明朝蕞杰出的政治家张居正的一生，是一代文学史家朱东润先生的代表作品。从张居正12岁考中秀才起，到他23岁踏入仕途，再到他登顶首辅帝师之位，最后到他人亡政息，被抄家清算为止，朱东润将张居正这个人，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还原出来，并对他的性格、想法，及每一步重要的选择、决定，都进行了有理有据、鞭辟入里的分析。不仅如此，朱东润还将当时明朝政坛内阁、皇帝、后妃与宦官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摊开来，理清楚前因后果，从侧面进一步丰富了张居正的人生经历，并对他最终的成就功绩和命运走向提供了十分符合逻辑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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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朱东润 1896—1988
原名朱世溱，江苏泰兴人。当代著名传记文学家、文艺批评家、文学史家、教育家和书法家。
朱东润先后撰写了《张居正大传》《王守仁大传》《陆游传》《梅尧臣传》等具有重大影响的传记作品。他治学严谨，注重史料的收集和史实的分析考辨，作品中常有鞭辟入里的精准分析。他不仅通过作品描写了一位位历史名人的一生，也通过这些人物展现出一段段历史和一个个时代的变迁，因此被称为真正开拓中国现代传记文学领域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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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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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序
第一章 “荆州张秀才”
第二章 政治生活的开始
第三章 休假三年
第四章 再投入政治漩涡
第五章 内阁中的混斗（上）
第六章 内阁中的混斗（下）
第七章 大政变
第八章 初步的建设（上）
第九章 初步的建设（下）
第十章 第一次打击以后
第十一章 从夺情到归葬
第十二章 元老的成功
第十三章 鞠躬尽瘁
第十四章 尾 声
附录一 明朝纪元表
附录二 张氏世系表
附录三 隆庆、万历十六年间内阁七卿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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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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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因本书原稿于 20 世纪上半叶写就，其语言习惯有较明显的时代印痕，且作者自有其文字风格，因此本版图书在编校过程中，未按现行用法、写法改动原文，如确系笔误、排印讹误等，则予径改，希望能给读者带来质朴本真的阅读体验。
编校过程中对前人整理成果多有借鉴，在此谨表谢意。
序
二十余年以前，读到鲍斯威尔的《约翰逊博士传》，我开始对于传记文学感觉很大的兴趣，但是对于文学的这个部门，作切实的研讨，只是 1939 年以来的事。在那一年，我看到一般人对于传记文学的观念还是非常模糊，更谈不到对于这类文学有什么进展，于是决定替中国文学界做一番斩伐荆棘的工作。宗旨既经决定，开始研读。除了中国作品以外，对于西方文学，在传记作品方面，我从勃路泰格的《名人传》读到现代作家的著作，在传记理论方面，我从提阿梵特斯的《人格论》读到莫洛亚的《传记综论》。
当然，我的能力有限，所在地的书籍也有限，我只有尽我的力量在可能范围以内前进。
在这几年以内，陆续写成的《中国传记文学之进展》《传记文学之前途》《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述论》《传记文学与人格》和其他几篇文字发表了，没有发表的也有几篇。除了散篇以外，本拟叙述中国传记文学之趋势，但是因为参考书籍缺乏，只能写定一些纲领，未能完成；完成的只有《八代传记文学述论》一本十余万字的著作。
对于中国传记文学的进展，总算勉强有些认识，但是认识过去，当然不是开导将来。佛家所谓“阅尽他宝，终非己分”，是一句颠扑不破的名言。要想为中国文学努力，专靠称扬古人，叙述故籍，其结果只落得“阅尽他宝”，谈不上继往开来的工作。一般文学如此，传记文学也是如此。所以决定实地写一本传记。这是一个尝试，成功固然很好，失败也可以给自己和别人一些警戒，实际也是一种成功。自己对于失败，本来不感觉很大的威胁，何况现在无论如何都有相当的成就呢！
写作的目标决定，其次便是形式的问题。自己认定世界是整个的，文学是整个的，在近代的中国，传记文学的意识，也许不免落后，但是在不久的将来，必然有把我们的意识激荡向前、不容落伍的一日。史汉列传的时代过去了，汉魏别传的时代过去了，六代唐宋墓铭的时代过去了，宋代以后年谱的时代过去了，乃至比较好的作品，如朱熹《张魏公行状》，黄榦《朱子行状》的时代也过去了。横在我们面前的，是西方三百年以来传记文学的进展。我们对于古人的著作，要认识，要了解，要欣赏；但是我们决不承认由古人支配我们的前途。古人支配今人，纵使有人主张，其实是一个不能忍受、不能想象的谬论。
西方三百年来传记文学经过不断的进展，在形式和内容方面，起了不少的变化，假如我们采取这一条路线，我们究竟采取哪一个方式呢？
最有名的著作当然是鲍斯威尔的作品。一部《约翰逊博士传》成为家传户诵的文章。这里我们看到一位不修边幅的博士，和他的许多朋友，我们听到他们讨论文学，讨论政治，乃至于讨论栽树鬻果一切零碎的小事。有时约翰逊来一次恶谑，捧腹大笑，剩得被嘲的鲍斯威尔抱怨自己的不幸。约翰逊笑也有，骂也有，但是他的学生葛立克趁先生不在的时候，描写先生夫妇间的爱恋，蹑手蹑脚，更引起哄堂的狂欢。这是生活，因此这部著作成为不朽的作品。但是要写成这样一部作品，至少要作者和传主在生活上有密切的关系，而后才有叙述的机会。至于作者文学上的修养和鲍斯威尔那种特有的精神，都是这类著作的必要条件。
另外一种是斯特拉哲的《维多利亚女王传》。这是一部近代的著作，打开“现代传记文学”的局面。在薄薄的二百几十页里面，作者描写女王的生平。我们看到她的父母和伯父，看到她的保姆，看到她的丈夫和子女。我们看到英国的几位首相，从梅尔朋到格兰斯顿和狄士莱里。这里有英国的政局，也有世界的大势。但是一切只在这一部薄薄的小书里面。作者没有冗长的引证，没有繁琐的考订。假如我们甘冒比拟不伦的危险，我们不妨说《女王传》很有《史记》那几篇名著的丰神。这一部书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其实不是偶然的事。但是 1943 年的中国，似乎还不是提倡这一类著作的时期。英国人有那种所谓实事求是的精神，他们近世以来那种繁重的作品，一部《格兰斯顿传》便是数十万字，一部《狄士莱里传》便是一百几十万字，他们的基础坚固，任何的记载都要有来历，任何的推论都要有根据。在这个情形之下，斯特拉哲脱去一切繁重的论证，探赜钩玄，当然立刻使人耳目一新，夺取特有的地位。但是斯特拉哲的著作正筑在那个坚固的基础上面。尽管有许多人称道这个写法，但是我的愚见，倘使斯特拉哲在中国，绝对不能写成那样的名著。
中国人模仿他的写法，只会写成那种含讥带讽、似小说不是小说，似史实不是史实的作品。二三十年以来的中国文坛，转变的次数不在少处，但是还没有养成谨严的风气。称道斯特拉哲的人虽多，谁能记得这薄薄的一册曾经参考过七十几种的史料？仲弓说过：“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太简乎？”朱熹《集注》：“言自处以敬，则中有主而自治严，如是而行简以临民，则事不烦而民不扰，所以为可；若先自处以简，则中无主而自治疏矣，而所行又简，岂不失之太简而无法度之可守乎？”这是说的政治，但是同样也适用于文学，没有经过谨严的阶段，不能谈到简易；本来已经简易了，再提倡简易，岂不失之太简而无法度之可守乎？所以斯特拉哲尽管写成一部名著，但是 1943 年的中国，不是提倡这个作法的时代和地点。
那么惟有谈到第三个作法了。十九世纪中期以来的作品，常常是那样地繁琐和冗长，但是一切都有来历，有证据。笨重确是有些笨重，然而这是磐石，我们要求磐石坚固可靠，便不能不承认磐石的笨重。十九世纪以来的作品使人厌弃的，不是它的笨重，而是取材的不知抉择和持论的不能中肯。在这两点，从斯特拉哲的著作里，我们可以得到启示，可以学会许多的方法。莫洛亚攻击这派的著作，认为他们抱定颂扬传主的宗旨，因此他们所写的作品，只是一种谀墓的文字，徒然博得遗族的欢心，而丧失文学的价值。这个议论，确然获得我们的同情，传记成为颂扬的文字，便丧失本身的价值，原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
中国所需要的传记文学，看来只是一种有来历、有证据、不忌繁琐、不事颂扬的作品。至于取材有抉择，持论能中肯，这是有关作者修养的事。在作者着手的时候，没有一个不抱如此的期望，但是能否达到这个目标，一切只能付之读者的评判。孟子说过： “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力的方面，我们应当努力；巧的方面，不一定是单凭努力可以办到的事。
作法既经采取这一种，便得确定一个传主。我曾经说过：“任何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自己的一生。这一生的记载，在优良的传记文学家的手里，都可以成为优良的著作。所以在下州小邑、穷乡僻壤中，田夫野老、痴儿怨女的生活，都是传记文学的题目。”这是一个理想的说法，事实上还有许多必要的限制。一个平常的人物，不能引起读者的注意，所以作者对于这样的传主，惟有运用细腻的文学技巧，从人格分析方面着手，使读者对于传主的性格，感到深切的同情，然后始能了解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有独特的价值。不过我们所能细密认识的，只有最有限的几个人，假如眼前不是替他们作传的时候，在这方面，实际便无从着手。在西方文学里面，平常人物的传记，还是非常寥落，这是一个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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