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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1.以解决意识形态误区为中心,深入探讨相关问题,助力党员干部提升意识形态能力
意识形态工作对于国家和民族都极为重要。本书在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和成就的基础上,对一些重大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通过阐述这些问题,一方面可以帮助党员干部辨别意识形态争议与误区,警惕意识形态渗透,提升意识形态能力,更好地开展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另一方面,有助于读者拥有独立思考和清醒认识,始终坚定自信,不被外界迷惑。
2.通过真实案例探讨国际现象背后的意识形态问题,分析问题的核心
作者以俄乌冲突为例,深入探讨了意识形态问题。在书中,作者对他国的指责进行了批驳,用具体的事实清单回击。同时,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等进行了分析,并揭示其中的意识形态危害。通过这些案例,读者可以更好地了解意识形态操作策略和手法,提高意识形态分析和思考能力,增强意识形态免疫力。
3.文风简洁明了,有理有据,鞭辟入里
作者通过清晰的论述和详实的事实,深入分析了意识形态问题。文章简洁明了,没有繁琐的论证和冗长的陈述,内容轻松易懂。读者可以在两三个小时内读完本书,从中获得深刻的启示。这本书不仅能够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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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在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的背景下,党员干部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能力面临着重大考验。本书旨在分析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取得成就的原因,揭示其中存在的问题表现与特点,并深入思考一些国际现象背后的意识形态问题。通过这些分析和思考,帮助党员干部提升意识形态素养与能力,使其在重大问题上能够心明眼亮、站稳立场,真正做到理论上清醒、政治上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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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黄相怀,政治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长期专注于党的创新理论研究与解读工作。出版《做一个思想清醒的人:提升党员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做一个政治上的明白人:提升党员干部政治能力》《不忘初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永葆朝气》《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砥砺奋进》等著作多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及《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马克思主义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等报刊发表文章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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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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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意识形态工作是立心立魂的工作
第一节 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 003
第二节 增强以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自觉性 / 013
第三节 今天再读《共产党宣言》能读出什么 / 020
第四节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的意识形态贡献 / 024
第二章 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成就原因分析与思考
第一节 党坚持和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 / 035
第二节 党从正本清源入手加强宣传思想工作 / 039
第三节 党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 / 042
第四节 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为指导 / 045
第五节 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 / 049
第六节 党高超的意识形态工作能力和水平 / 052
第七节 既看到“亮剑”又看到建设 / 055
第三章 把握新时代意识形态 问题表现与特点
第一节 “认知战”已在中国网络空间打响 / 061
第二节 把握意识形态领域内隐性风险 / 067
第三节 强化对“软性历史虚无主义”的防范与化解 / 070
第四节 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问题新表现新特点 / 077
第四章 对重大意识形态问题心要明眼要亮
第一节 所谓“普世价值” / 083
第二节 碳排放问题上的话语陷阱 / 095
第三节 为什么说“离场论”是错误的 / 104
第四节 “文明冲突论”的意识形态实质和策略 / 114
第五章 对国际现象的意识形态审视与思考
第一节 警惕美国的“低人权优势” / 133
第二节 一份发人深省的事实清单 / 140
第三节 识别对华意识形态伎俩的好素材 / 146
第四节 深刻吸取苏联解体的意识形态教训 / 153
第六章 提升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能力和水平
第一节 善于按照辩证法办事 / 163
第二节 优良叙事具有重要升华作用——以民主政治为例 / 170
第三节 在关键时刻要发出关键声音 / 178
第四节 既要“善守”更要“能攻” / 186
第五节 斗争上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 / 194
结 语 /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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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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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隐性风险,是指那些难以测度和判定的风险。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治理力度的加大和人们思想认识水平的提高,那些明显可见的、明目张胆的不当意识形态言论,越来越没有市场了。也就是说,意识形态领域的外显性风险在降低。但是,内隐性风险在上升。 之所以出现内隐性风险,与意识形态具有泛在性的特征有直接的关系。意识形态作为可以化身为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多种形式,附着于学术文献、宗教仪式、文艺作品和大众娱乐等多种载体上,从而照样可以内在性地传递某些特定的立场观点和情感态度(如美国电影《阿凡达》《血战钢锯岭》等都内在隐含意识形态立场问题)。当意识形态通过各种载体进入人们的头脑中,成为影响人们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情感倾向、认识和行为反应的态度时,就获得了内隐性。这既不能被人们明确察觉到,也无法借助工具直接测定、把握,只能通过人们的语言、行为反应等间接推断出来。如果以否定政治现实为指向的意识形态进入人们的观念、态度中,这种内隐性会更强烈,难以准确把握其影响的范围、程度和方向,从而累加形成意识形态风险。同时,也因为具有内隐性,人们往往会忽略意识形态风险的生成和聚集。 当前,建党百年领域可能存在的内隐性意识形态风险,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以“学术的”或者“史实的”面貌存在的内隐性风险。比如,在互联网舆论场中,简单粗暴地输出观点和看法的模式成为过去,取而代之的是更加隐蔽、难以辨别、极具诱导性的方式方法。在互联网舆论场中,部分网民经常在网络空间发布涉及党和国家历史事件和人物等的相关文章或言论。这些言论从表面上看并不能看出历史虚无主义的因素,诸如以多种方式否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否定中国革命,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贡献,否定中国共产党领袖和中国革命中的英雄、烈士等,人们单纯从其所发表的内容中并不能看出明显的态度倾向。但深入来看即可发现,表面客观理性的内容却暗含各种不良情绪,极易在潜移默化中对网络舆论形成误导,从而为非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渗透提供更多机会。也就是说,这类言论阅读和接受得多了,会使人得出一些历史虚无主义或者近似历史虚无主义的看法。 其二,以“娱乐化”或者“通俗化”面貌存在的内隐性风险。在大众文化、消费主义、娱乐主义的影响下,在长期“淡化意识形态”“去意识形态化”鼓噪的影响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刻意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保持距离,这实际上是丧失了在日常生活中的意识形态鉴别力,为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乘虚而入提供了空间和余地。一些涉及党史、国史、军史和近代史的通俗性学术研究成果、文艺作品等,借助于大众日常娱乐方式,或者经由一些网民的娱乐化改变,进入社会公众的思想认识空间,从而影响人们关于当代中国发展道路、政治秩序的基本态度。这不仅造成主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空间受到挤压,而且增加了对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辨别实质、评估危害的难度,以致人们常常将具有明显政治倾向的社会思潮等同于学术思潮,将在网络空间中恶搞党史、国史、军史的行为视为“纯属娱乐”。 在新媒体时代,网络舆论高度发达,内隐性风险甚至有可能以“低级红”“高级黑”的形式发作,对此不可不慎。
1991年苏联解体,留下了深刻的意识形态教训,任何一个关心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人、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机活力的人,对此都不能不铭记在心。
然而,与吸取苏联解体的意识形态教训同样重要的是,从苏联解体中吸取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教训?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对于苏联解体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存在着多种多样的解读,而这些解读中也未免包含着一些意识形态上的倾向性,需要进行意识形态上的审视。
不消说,持有西方意识形态立场的学者和政客们,在1991年前后,从苏联倒下的庞大的身躯上疯狂地吸吮着意识形态的营养液,转头就吐出来用以浇灌所谓的“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
苏联解体对于他们来说不是教训,而是经验。
福山,无疑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福山说:“本书的主题是受当今世界事务的启发,它要回到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上去:在20 世纪结束时,我们是否能再一次说,一个有着内在连贯性和方向性的人类历史最终将把人类的大多数引向自由民主整体?出于两方面的原因,我得出的答案是肯定的。一方面涉及经济,另一方面涉及所谓的‘谋求承认的斗争’。”
“历史的终结”是否正确?最客观的回答还是来自历史——历史没有终结,终结的是“历史的终结”。
把对苏联解体的意识形态阐释使用到这个程度,真可谓过分地、意识形态化地使用了苏联解体这个事件。
对于我们来说,苏联解体充满意识形态教训,问题在于,吸取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教训?
最明显而直接的,当然是要深刻认识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对所谓的西方自由、民主抱有幻想,什么时候都要对西方意识形态及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等抱有充分的警惕,否则就可能犯下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2022 年8 月30 日,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去世,终年91 岁。
《环球时报》采访了一位不具名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学者,该学者表示:
戈尔巴乔夫刻意迎合美国和西方,无论是西方的理念,还是西方的政策规划,他都无原则迎合,从而导致苏联内部动荡,乃至最终崩溃,更招致苏联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和实力的实质性削弱,直到最终的解体。所以从中国人的角度看,我们尤其需要警惕,西方外部势力对别国进行和平演变的企图。
许多认知深刻的中国人对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的、意识形态上的幼稚感到震惊。
如果他们了解到,戈尔巴乔夫曾经在许多关于苏联的影视片中扮演“戈尔巴乔夫”以获取片酬,他们将会对戈尔巴乔夫气节的丧失而感到羞耻——想一想,列宁等一定会为自己的继承人是这个样子而感到莫大耻辱的!
戈尔巴乔夫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领袖,竟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还有比这更具讽刺意味的事情吗?
什么时候都不能对西方丧失政治上的、意识形态上的警惕性,苏联解体的这个教训,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深刻了。
如果把苏联解体和俄罗斯的改革放在一起连续地看,那么,我们可以说,俄罗斯在经济改革上也着实地上了西方一回大当。
可以看一看历史记录下的俄罗斯“休克疗法”的操盘手萨克斯在当时是怎样看待的:
萨克斯对俄罗斯经济改革的前景,既看到它的艰巨性,认为艰难时期比较长久,需要5 年时间才能渡过“休克”期;又看到它的光明前景。最近他在新奥尔良举行的美国经济协会年度研讨会上说,如果俄罗斯能吸取东欧国家在私有化方面失败的教训,就会有可能在几十年之内成为一个经济强国。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俄罗斯离成为一个经济强国还有几十年的时间吗?可能并不止几十年的时间了。
谁能说经济领域没有意识形态的陷阱呢?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那么,一个新的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苏联的戈尔巴乔夫与俄罗斯的叶利钦,都会在意识形态上犯下如此严重的错误?
这就不能不涉及苏联解体的意识形态教训的另一个方面,这就是:搞意识形态分化固然不好,但是在意识形态上搞得过于僵化,同样也不好。并且要看到二者之间的关系:过分的僵化容易导致分化。
于是,这就涉及苏联解体的意识形态教训的另一面:防止意识形态过分僵化。
一篇关于苏联意识形态建设的研究论文深刻指出了苏联意识形态僵化带来的严重后果:马克思列宁主义本身是最具开放性和强大生命力的政治和文化科学,本来随着社会科学的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应该不断更新和与时俱进,结果却并非如此。长期政治上的高压政策必然会导致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的教条化,这也必然会禁锢人们的思想,扼杀人民的创新能力,使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发展停滞抑或扭曲。由于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不能客观地结合当代世界的新格局,不能对世界潮流下的国内难题做出及时和准确的解答,人民逐渐对其产生了怀疑。
关于这种僵化的深层原因,中央党校宋惠昌教授指出,苏联共产党领导的苏联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它的后期,文化和政治之间的矛盾日益深刻和尖锐,而政治体制本身的弊端,又使它无法解决这样的矛盾。因此,政治和文化之间对抗性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就成为导致政治体制瓦解的重要原因之一。从苏联产生到解体的过程中,政治和文化之间的矛盾为什么这样突出,最后变得不能相容了呢?历史事实证明,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社会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多元性本质与政治体制高度集权性之间的尖锐对立,最后导致了政治体制的全面崩溃。
那么,防止出现这样的僵化局面的措施是什么呢?保存或者培育一个“多元并存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生态系统”。
所谓多元并存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生态系统,就是不同质的思想文化、不同时态的思想文化、不同地域的思想文化,平等存在、竞争发展。事实证明,只有在这样多元性的意识形态生态系统中,才能共同繁荣,而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必要条件。
这里面的治国理政逻辑在于,在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只有从多样中茁壮成长起来的东西,对多样性的侵蚀才有足够大的抵抗力——在生态学领域,在农业种植领域,这是多么具有常识性的结论啊,但是在政治领域,苏联至解体都没有弄明白这个道理。
那么,僵化导致分化这种恶性发展的机理在什么地方呢?
在20 世纪80 年代末,受文化的多元化和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政策影响,大量西方文化渗入苏联社会,对青少年一代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认识严重不足和不屑,大多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是教条主义和僵硬化做法,在实际过程中起不到任何作用。当时苏联很多大学生不愿加入共产党,认为这种举动会限制自由,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以前宣传的为了国家和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的价值不再奏效。在残酷的现实中,民众大都认为个人主义、现实主义更有利于生存和生活。从前期奴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到后期严重的西方化功利主义潮流思想,苏联社会进入一种混乱的状态。
用多样打败多样,而不是用一样招致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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