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东亚共荣圈”到“雁行模式”，日本对于东亚的区域一体化进程表现出了明显的主导取向。冷战结束后，“雁行模式”越来越不适合于东亚的现实发展。为了延续日本在东亚区域主义中的主导作用，日本试图引领东亚制度合作进程。
在现实主义者看来，国家将实现生存和自主视作无政府状态下的首要目标。国家会追求实现相对利益，通过均势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为了追求权力平衡而进行合作。Robert Gilpin，Global Political Economy：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pp77-82
为了获得更多的权力，取得区域合作中的主导地位就成了关键。Brian CSchmidt， “Competing Realist Conceptions of Power”，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3，No3，2005，pp523-549史蒂文·卢克斯认为，权力就是一方让另一方做不愿意做的事情，让对方向自己妥协而实现自己的利益；权力的另一面则是可以对集体决策施加影响。他认为每个决策系统内的行为体都会围绕着资源和议程进行博弈，这个博弈的结果需要权力来塑造。而某些行为体能够有决策的资格就是实际的权力。Steven Lukes， “Power：A Radical View”，London and New York：Macmillan，1974在东亚发生的权力转移，对日本获取东亚合作领导地位的渴望提出了巨大挑战。为了弥补物质力量的不足，日本邀请美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成为东亚峰会成员。寺田贵认为东亚峰会成员的扩大就是日本对于中国在地区政治和经济事务上影响力上升的反应。Terada Takashi， “The Origins of ASEAN 6 and Japans Initiatives：Chinas Rise and the Agent-Structure Analysis”，The Pacific Review，Vol23，No1，2010，pp71-92；Zhao Quansheng， “Japans Leadership Role in East Asia：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between Japan and China”，Policy and Society，Vol23，No1，2004，pp111-128
二战后日本接受美国的改造走上了经济立国的道路，将区域合作的重心放在太平洋地区。日本一桥大学教授小岛清提出“太平洋自由贸易区”设想并被日本政府采纳。他在《肯尼迪回合和太平洋自由贸易地域构想：世界贸易的自由化和一体化》中指出，在肯尼迪政府时期，日本应该考虑是否促进贸易自由化，发起一个日本主导或者参与的太平洋经济共同体。他认为， “太平洋经济圈”建构的焦点在于通过政府援助、经营买卖、直接投资的方式，让“先进各国共同努力，有效地推进亚洲太平洋地区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从而使该地区实现繁荣与和平”。小島清、『小島清名誉教授自作年譜』、日本評論社、1984年版、第512頁。1978年大平正芳在竞选中提出了“环太平洋连带构想”，主张所有在亚太地区的国家以现有双边或多边合作关系为前提，开展广泛合作，以扩大和协调贸易，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建立资源开发和资金合作体系等。星野三喜夫认为，日本在冷战期间的区域合作中心是亚太地区，认同自己作为亚太地区的一员，支持开放的区域主义。星野三喜夫、『「開かれた地域主義」と環太平洋連帯構想』、『新潟産業大学経済学部紀要』、2011年6月、第27-43頁。
到了20世纪90年代，美洲和欧洲逐渐形成了各自的自由贸易区，但亚洲没有组建起类似的合作机制。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对于东亚缺乏区域合作机制感到不满，希望建立一个日本扮演重要角色、不包括美国在内的区域合作。但是日本的态度十分谨慎。一种解释是，虽然日本在冷战期间将区域合作的中心放在亚太地区，但对日本来说，马哈蒂尔的东亚是一个模糊的区域概念，或者说东亚并不是日本区域合作的中心。日本在冷战期间认为，“美国是中心”而自己是亚太地区成员，所以日本并不认为建构一个东亚区域的共同认同是当务之急，而且不认为接受马哈蒂尔的倡议获得的利益高于追随美国建构“太平洋共同体”的利益，甚至觉得支持马哈蒂尔的倡议要付出挑战美国的高成本。Terada Takashi， “Constructing an‘East Asian’Concept and Growing Regional Identity：From EAEC to ASEAN 3”，The Pacific Review， Vol16，No2，2003， pp251-277但是1997年金融危机发生后，东亚国家不愿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有条件援助，美国的援助也十分迟缓，东亚国家不得不自己想办法解决困难。通过共同面对危机，东亚国家形成了身份认同，东亚的地区概念也由此变得清晰。
在1997年后的东亚合作中，有国外学者认为，东亚成员的构成在形成的过程中是否是“10 3”并没有成为一个普遍的共识，而日本则利用这一点扩展东亚峰会成员，其目的就是平衡中国不断提升的影响力。Hund Markus， “ASEAN Plus Three：Towards a New Age of Pan-East Asian Regionalism? A Skeptics Appraisal”，The Pacific Review，Vol16，No3，2003，pp383-417从日本决策者的视角来看，小泉纯一郎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和安倍晋三提出“大亚洲”概念框架都是对于中国崛起的反应。而日本外务省对待东亚合作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支持“10 3”框架到迫切希望澳大利亚、印度和新西兰加入的过程。因为在日本外务省官员看来，只有日本是“10 3”成员中的发达国家，而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可能会被其他东亚国家看作是领导者，所以需要邀请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样的发达国家。Terada Takashi， “The Origins of ASEAN 6 and Japans Initiatives：Chinas Rise and the Agent-Structure Analysis”，The Pacific Review，Vol23，No1，2010，p80
对于东亚合作领导地位的渴望让日本试图挑战美国的金融霸权。在1997年金融危机后，成立“亚洲货币基金”倡议被认为是对美国金融霸权的挑战，而美国认为日本的倡议显然有损自己的利益而极力反对。在该倡议失败后，日本又提出“新宫泽构想”，以及积极推动“清迈倡议”，希望进一步摆脱美国的限制，获得在亚洲的金融领导地位。Katada Saori N， “Japan and Asian Monetary Regionalisation：Cultivating a New Regional Leadership after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Geopolitics，Vol7，No1，2002，pp85-122
3对日本东亚区域主义的讨论
区域主义是一系列观念的载体，它促使地缘或社会空间的认同向区域性转变，或者说它体现了一个特定区域认同的客观存在或有意识的建构。Hveem Helge， “Explaining the Regional Phenomenon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Changing Global Order， No2，2000，pp70-81这个建构过程不仅仅是各种客观物质实体互动的过程，还是它们不断互动后形成一种观念建构的结果。彼得·卡赞斯坦在《区域主义与亚洲》中认为，冷战的结束改变了亚洲地区结构，人员互动和观念交流更加频繁，人们对于空间、政治事件和社会认知也在发生改变。他认为，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力量、经济存在和社会吸引力的结合决定了亚洲的区域主义是要包括美国的、开放的区域主义。Katzenstein Peter， “Regionalism and Asia”，New Political Economy，Vol5，No3，2000，pp353-368很多的研究都指出国家在主导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加强经济和政治的相互依赖推动区域合作的形成。Gilson Julie，Asia Meets Europe：Inter-Regionalism and the Asia-Europe Meeting，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02
国家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将区域一体化进程纳入到自己的战略设想之中。朱莉·吉尔森在分析东亚区域主义的时候使用了战略区域主义的方法，认为战略区域主义代表了通过外交政策，以某些共同或者趋同的手段建立共同领导的区域合作。所以，弱国要和区域内的强国合作，强国也会和其他国家合作，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区域协调体。外交政策的目的不仅是要实现国家利益，也是要同区域内的国家进行战略协调，建立战略信任框架。Gilson Julie， “Strategic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3，No1，2007，pp145-163
在东亚合作的战略协调框架中，日本面对不少挑战。猪口孝认为，区域主义可以被认为是实现基于区域的共同目标的设想和行动。区域主义要面对三个困难，即成员共同行动的意愿、共同目标的设定，以及全球化对实现地区共同目标的挑战。Inoguchi Takashi， “Japanese Ideas of Asian Regionalism”，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12，No2，2011，pp233-249这些问题困扰着日本的东亚合作政策。在地区规范层面上，二战给日本留下的负面遗产和战略文化的自我限制束缚了日本塑造地区规范的能力。在经济层面上日本毫无疑问占有极大优势，但是经济衰退也同样让人担忧。在安全层面上，日本需要依赖美国的保护，这在一定程度上撕裂了日本的内政和外交。猪口孝认为，日本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在不同时期展示出了四种主要的亚洲区域主义思想：基于友爱的“东亚共同体”、“雁行模式”的经济共同体、安全驱动的“自由与繁荣之弧”和“亚太共同体”。
有研究认为日本的东亚区域主义政策受到中美日三边战略博弈的影响。日本在东亚合作中担心被美国抛弃，不想成为加强中美关系的牺牲品，要和中国展开竞争获取区域合作主导权。Zhang Yun， “Multilateral Means for Bilateral Ends：Japan，Regionalism，and China-Japan-US Trilateral Dynamism”，The Pacific Review，Vol27，No1，2014，pp5-25美国在冷战之后将大量战略资源投放到中东，而日本推动东亚合作的目的之一就是将美国拉回东亚，让美国履行对日本的承诺。中美关系的改善也让日本担心自己对美国的作用下降，进而导致美国不愿意履行对日本的承诺，甚至抛弃日本。日本还担心在中美关系改善后，中国将在东亚有更强的影响力。这同样是日本所不愿意看到的。Terada Takashi， “Forming an East Asian Community：A Site for Japan-China Power Struggles”，Japanese Studies，Vol26，No1，2006，pp5-17安德鲁·约认为，在东亚出现了多个包含相同成员的区域合作机制，这种“重叠区域主义”可以降低参加区域合作机制的门槛，提升弱小国家讨价还价的能力，让中等国家成为合作网络的桥梁。菅原淳一同样认为，在东亚各种合作制度重叠的情况下，日本起到了地区和制度连接的桥梁作用。菅原淳一、『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における地域経済統合と日本の戦略－「アジア太平洋」·「東アジア」の二つの潮流と、「架け橋」としての日本』、みずほ総研論、2012年第2号。同时，这也是地缘政治博弈的结果。它让小国可以从中获利，因而小国也会支持新的合作机制。这就让日本建立扩大区域合作成员的新机制有了更多的战略支持。Yeo Andrew， “Overlapping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Determinants and Potential Effect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Vol18，No2，2016，pp161-191
还有一些研究认为日本的外交政策缺乏战略，是对环境的疲于应对，甚至认为日本在东亚合作上缺乏战略构想。谷口诚认为，日本在东亚合作中缺乏战略，如果说日本有战略的话，那就是不断地试错。日本缺乏一个一以贯之的东亚合作战略，更像是对一个个外交政策的尝试，在失败之后进行下一个外交政策，谷口誠、『東アジア共同体-経済統合のゆくえと日本東アジア共同体-経済統合のゆくえと日本』、岩波書店、2004年版、第55-68頁。日本过度依赖美国，其经济外交被认为是应对外部压力的“刺激反应型”，即缺乏战略意图，也难以实现战略目标，更难奢望有独立的经济外交政策，日本的倡议和对外的反应是非系统性的和不完整性的。Calder Kent E， “Japanese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Formation：Explaining the Reactive State”，World Politics，Vol40，No4，1988，pp517-541另外，日本虽然要依赖于美国，但是日本在东亚合作中并非对美国毫不“反抗”，而是在“背后运作”。日本吸取“亚洲货币基金”倡议失败的教训，在通过“清迈倡议”和组织“10 3”领导人会议的过程中积极担任各方协调者的角色，而不是作为倡导者积极推动。Hayashi Shigeko，Japan and East Asian Monetary Regionalism：Towards a Proactive Leadership Role?，Routledge，2006
（二）国内研究成果〖1〗1日本区域合作战略的研究有国内学者认为日本对东亚合作有一条连贯的战略主线，虽然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战略，但是主导东亚合作却是长久不变的。吕耀东：《战后日本外交战略理念及对外关系轨迹》，《日本学刊》，2015年第5期；张卫娣、肖传国：《近代以来日本国家战略的演变》，时事出版社2013年版；吴寄南：《新世纪日本对外战略研究》，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在这一条战略主线中，日本要照顾美国的利益，深化和有所谓“共有价值观”的国家的关系。
二战结束后，日本将恢复本国经济作为首要目标，采取“贸易立国”的战略，并且向亚洲国家支付赔偿金，从而和亚洲国家重修外交关系。1955年日本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为进一步参与国际贸易打开了方便之门。日本大量引进、吸收、模仿和改造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使其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换代，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迅速向东南亚各国输出，而日本则从东南亚各国进口原材料和能源。日本主导东亚的“雁行模式”呼之欲出。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日本对亚洲的直接投资沿着日本—东亚新兴经济体—东盟国家—中国的方向展开，即将日本已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通过投资和技术转移的渠道，首先向东亚新兴经济体，其次向东盟国家和其他亚洲各国转移。在这种产业转移结构中，日本被看作是“领头雁”或者“雁首”，处于科学技术与经济的核心地位，通过资金指数的供应、市场吸收和传统产业的转移，带动该地区的经济增长。胡俊文：《“雁行模式”理论与日本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雁行模式”走向衰落的再思考》，《亚太经济》，2003年第4期。
王厚双王厚双：《雁行模式与日本的区域经济合作战略》，《日本研究》，1999年第4期。和文石文石：《雁行结构——日本主导亚洲经济的设想》，《世界知识》，1992年第 4期。认为“雁行模式”作为日本的区域合作战略首先受制于美国，只能够在小范围的次区域内建立一个非制度化的由日本主导的区域经济集团来抗衡西欧、北美区域经济集团带来的外部压力。这就要求日本能够借助区域经济合作的力量加速资本转移，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要实现自身经济发展和能源稳定供应的战略目标，日本就必须在东亚建立由其主导的经济布局。然而， “雁行模式”也面临发展挑战。贺平的研究指出，“雁行模式”存在内在矛盾， “雁行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基础在于日本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因此其发展不可避免地导致东亚各国之间的贸易竞争、与美国等域外贸易对象的贸易失衡和经贸摩擦等问题”。“解决这一内在矛盾的现实出路要求日本作为东亚地区发展的‘领头雁’，不能仅仅停留于产业和技术输出，而必须大量进口和消费本地区生产的产品和服务，保持域内投资、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贺平：《从雁行发展模式到经济合作伙伴关系——日本的东亚合作构想与区域性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张建新主编：《复旦国际关系评论：国际公共产品与地区合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雁行模式”在冷战结束后逐渐走向衰落。2001年版的日本贸易白皮书《面对21世纪对外经贸政策挑战》中第一次明确指出，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经济“雁行模式”时代已经结束，并且预言亚洲从此进入真正的大竞争时代。胡俊文：《“雁行模式”理论与日本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雁行模式”走向衰落的再思考》，《亚太经济》，2003年第4期。宋国友认为，在“雁行模式”之后，日本的东亚地区秩序战略是以“东亚共同体”为核心内容。他认为日本的地区战略具有以下特点：日本不仅要在未来东亚秩序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且有意把构建未来地区秩序和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结合在一起；东亚地区秩序必须是开放的；东亚地区秩序不仅涉及经济，而且要扩展到安全领域。宋国友：《试析日本的东亚地区秩序战略》，《国际论坛》，2007年第6期。日本一直主张开放的区域主义就是想通过加强美日同盟，建设军事大国，借助美国的军事力量加强自己在东亚多边安全机制中的影响力；在经济战略上则加快和东亚国家签订经济伙伴协定，利用官方发展援助拉拢东盟国家。周永生认为，进入21世纪后，日本在区域经济合作中倾向于建立双边经济伙伴协定。这是日本在对外区域经济合作中最重要的且带有主导性的合作战略。日本要以点带面建立东亚经济伙伴协定，实现以“东亚共同体”为基础的大区域合作战略目标。利用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创造一个日本主导的“大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不仅有利于稳固美日同盟，也可以拉住澳大利亚、印度和新西兰进一步扩大“自由民主”的政治和自由经济体制阵营，对日本谋求区域合作主导权、发挥自身的优势最为有利。周永生：《21世纪初日本对外区域经济合作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4期。
在东亚合作中，日本表现出通过和中国对抗从而获取有利地位的趋向。2006年，安倍晋三第一届政府就提出日美澳印“四方安全对话”构想，麻生太郎作为安倍晋三的外相推行“价值观外交”，主张在此基础之上建立一条“欧亚大陆成长起来的新型民主主义国家”构成的“自由与繁荣之弧”。廉德瑰认为，日本的战略目的是以所谓的“价值观”为纽带，形成包围中国的战略态势，然后再与中国谈判，获取利益。廉德瑰：《地缘政治与安倍的价值观外交》，《日本学刊》，2013年第2期。梅秀庭对日本海权思想的研究指出，日本继承西方陆海对立的地缘战略思维，将亚洲分裂为“海洋亚洲”和“大陆亚洲”的对立。梅秀庭：《近代以来日本海权思想研究》，博士论文，外交学院，2015年。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依然延续了海陆对立的思维，以“价值观外交”为旗帜，创建海洋国家联盟和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来维护日本的既得利益，建立一个由日本主导的“印太地区”。王金辉、周永生：《简析安倍政府国际秩序构想及实质》，《日本学刊》，2017年第3期。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日本力推的“印太战略”“四边机制”“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是为了继续同中国展开区域合作的竞争。葛建华：《试析日本的“印太战略”》，《日本学刊》，2018年第1期；朱清秀：《日本的“印太”战略能否成功？》，《东北亚论坛》，2016年第3期；杨伯江、张晓磊：《日本参与“一带一路”合作：转变动因与前景分析》，《东北亚学刊》，2018年第3期。“然而，日本客观上地处东亚区域，与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间通过产业分工方式，已经形成不可分割的经济整体。中日间密切的经济联系决定了日本即使在东亚地区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也不可避免地需要与中国发生联系。这样，日本在东亚的行为事实上陷入了一种割裂东亚与连接东亚的自相矛盾的战略困境。”苏浩：《东亚整合的艰难之路：“平轴”—“胡桃”—“双核”模式的建构》，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年版，第356页。
2中日关系和东亚合作
中日两国同属于东亚国家，在东亚合作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东亚合作实践来看，中日两国关系的好坏极大地影响了东亚合作的进程。中日两国的合作有利于东亚一体化的发展，而且区域一体化也有利于两国在日益相互依赖的世界中实现各自的繁荣。刘江永：《通向东亚共同体之路:合作与创新——新形势下的综合性战略思考》，《外交评论》，2010年第2期。尤其是1997年发生的金融危机更是暴露了地区金融合作机制的缺乏。从区域一体化理论来看，东亚合作的发展有利于两国和地区稳定，而且两国的经济总量庞大，所以中日的合作是东亚区域主义不可或缺的。陈光武：《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博士论文，吉林大学，2009年。即使是两国在东亚合作框架内展开经济竞争，也离不开对方的参与来推动自己支持的合作框架。黄大慧和韩爱勇对东亚区域主义面临的困难做了很好的分析。他们认为东亚区域主义主要面临地区内部问题和域外力量干扰带来的消极影响；在地区内部问题中，中日两国对东亚的成员构成上缺乏共识，寻求平衡最终让东盟主导东亚合作，造成区域合作推动力不足。黄大慧、韩爱勇：《东亚地区主义研究评析》，《外交评论》，2011年第3期。地区合作领导权竞争和地缘竞争给东亚区域主义带来极大挑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没有地区主义”的问题。莫盛凯：《没有地区主义的东亚合作》，《当代亚太》，2014年第2期。
从区域合作中的双边关系来看，中日对抗将造成东亚区域合作陷入困境。江瑞平在《东亚合作与中日关系的互动：困局与对策》中指出东亚合作与中日关系的互动显现出恶性循环之势。江瑞平：《东亚合作与中日关系的互动:困局与对策》，《外交评论》，2014年第5期。在欧洲一体化的历史中，德法两国摒弃前嫌，共同作为区域大国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实现了对地区事务的主导，避免和弱化了域外超级大国对合作进程的干扰，让区域合作可以顺利进行。中日两国同样都是东亚的重要经济体，却没有像法德两国那样携手主导东亚一体化进程。参拜“靖国神社”、弄出“购岛”闹剧、历史教科书中持有错误历史观等问题都在不断破坏良好的中日关系。王胜今、于潇：《从中日关系的深层矛盾看“东亚共同体”的未来——兼论东亚合作中的矛盾与竞争》，《东北亚论坛》，2005年第6期。历史与领土问题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解决的，这些问题长久以来一直给双方关系的良好发展造成麻烦，干扰了东亚合作的进程。
还有观点认为日本国内政治的变化导致中日关系的恶化，进而影响了东亚合作。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让日本国内要求获得更高国际地位的呼声高涨。吴寄南认为新保守主义让“正常国家”论风靡日本政坛。吴寄南：《新世纪日本对外战略研究》，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第68页。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进行“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推行了一系列的新保守主义措施，追求“政治大国”地位。日本越来越不满足于仅仅跟随在美国之后充当小弟角色，对参与国际事务、解禁集体自卫组织的法律束缚越来越积极。不断崛起的中国显然成了日本国内“声讨”的对象。日本认为自己大国的身份遭到了中国的挑战，在现实主义取向的战略文化影响下，同中国展开竞争和对抗。陆伟：《荣誉偏执、身份迷思与日本战略偏好的转向》，《当代亚太》，2016年第4期。日本国内政治生态发生巨大变化， “右倾化”加速， “历史修正主义”抬头，成为影响东亚和平及地区稳定的重大风险因素。宋均营、虞少华：《对“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再思考》，《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2期。
有学者认为，国际形势的转变让日本改变了对中国的认知和与中国合作推进东亚一体化的态度。日本认为，中国不断提升的国际地位和外交影响是使其陷入“外交寒冬”的主要因素，而日本要想走出“寒冬”，就必须采取措施来遏制中国。白如纯：《东亚区域合作与日本的政策选择》，《日本研究》，2010年第4期，第7页。赵宏伟认为中国正处在复兴其近代以前在东亚地区中心地位的过程中，所以日本对中国的东亚外交感到担忧。他采用现实主义和文明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中日两国间的博弈过程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日本外交特点是其在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始终从属于美日同盟并且牵制其他国家，而不是基于对日本在东亚区域一体化中的国家利益认知来决定并执行其战略理念和战略目标。也就是说，相对于争夺区域合作领导权和贯彻自己的战略理念，日本将追随美国牵制其他国家放在更靠前的位置。赵宏伟、叶琳：《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中日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9期。袁伟华认为，处在权力转移不利一方的日本对相对收益更加敏感，所以日本为了阻止权力继续向有利于中国方向转移，不愿意支持中国的区域合作倡议，并且联合区域内的力量阻止中国的快速崛起。而这也就意味着东亚合作将陷入到激烈的竞争和缓慢的前行中。
3日本的“东亚共同体”构想
从历史来看，东亚地区曾经建立了以中华为核心、具有等级秩序的体系，而后日本又妄想以武力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在二战结束后，日本拥抱美国主导的太平洋体制并再一次实现经济崛起。冷战结束后，欧美建立了两大区域经济集团，地区一体化成为世界的一大潮流。这就给日本主导的东亚一体化造成了一定压力。
从二战后日本的东亚合作构想来看，日本有两种区域合作模式，即所谓开放的区域主义和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合作。包霞琴：《日本的东亚秩序观与“东亚共同体”构想》，《国际观察》，2004年第4期。前者是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纳入到亚洲合作中。日本在冷战期间提出了很多亚太合作构想，例如“亚洲太平洋构想”和“环太平洋合作构想”。至于另一种模式，包霞琴从日本的东亚秩序观和历史的视角出发，认为从古代日本到近代以来的日本都不愿意服从于中国的领导，一直都寻求和中国分庭抗礼或者自己主导亚洲。日本一方面重申自己是亚洲的一员，但又认为自己有特殊地位；百年来奉行“脱亚入欧”，坚持海陆对立的战略思维分裂东亚；中国的崛起不仅让日本难以主导东亚合作，还打击了其民族优越感。如张蕴岭所说，日本有“自发的”亚太情结， “利益导向的”东南亚投入， “本能的”与中国相争，以及“缺乏感情的”“东亚共同体”认知。张蕴岭：《日本的亚太与东亚区域经济战略解析》，《日本学刊》，2017年第3期。
国内多数学者认为小泉纯一郎和鸠山由纪夫的“东亚共同体”构想不同，但都受到中国和美国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初，马哈蒂尔提出建立东亚核心论坛的倡议，这遭到了美国的强烈反对，日本慑于美国的压力，未支持他的倡议。1997年金融危机发生后，东亚国家进行区域合作意愿上升。而美国对日本的政策也发生变化，要求日本在亚太地区承担更多责任，对日制约有所放松。日本也谋求开展新的经济外交，以打破经济长期停滞的困境。日本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孙承：《日本的东亚共同体设想评析》，《国际问题研究》，2002年第5期。小泉纯一郎提出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强调以日本和东盟构成“东亚共同体”的基础；发挥“10 3”框架的作用；强调共同体的非排他性，重视同区域外国家的联系。随着中国不断崛起，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日本逐渐改变以往的对华观和对华政策， “东亚共同体”作为应对中国崛起的地区战略设计。同时，日本也需要争夺地区合作主导权以防止自己在东亚合作的浪潮中被边缘化。孙承：《十年来日本对外经济战略的选择——从东亚共同体到两个贸易协定》，《日本学刊》，2012年第5期。
鸠山由纪夫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和小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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