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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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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诗歌续论》是南京大学文学院莫砺锋教授《唐宋诗歌论集》的续编。莫砺锋教授从事唐宋诗歌的研究已有四十多年，其独自撰写的有关唐宋诗歌的论文计有：收进《古典诗学的 文化观照》的14篇，收进《唐宋诗歌论集》的28篇，收进《文学史沉思拾零》的8篇，以及收进本书的34篇。本书以历史文献为依据，论述唐宋两代著名诗人如杜甫、韩愈、苏 轼、陆游等人的诗体、诗风以及人生经历。书中观点具有原创性，对于常见的文学史论述有所补充。除了可以帮助专业研究者学习掌握相关论文的写作方法，也有助于古典文学爱好者 了解唐宋诗歌的学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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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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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砺锋，1949年生于江苏无锡。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jiaoyu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顾问，中国宋代文学学会会长。著有《莫砺锋文 集》十卷、《宁钝斋杂著》、《嘈嘈切切错杂弹》（与陶友红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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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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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编
新旧方法之我见
关于会通唐宋的简单思考
唐诗选本对小家的影响
论杜甫是文以载道的典范
文学史视野中的杜甫排律
中唐诗坛上的韩潮柳江
刘柳与潇湘
晚唐诗风的微观考察
罗隐七律的成就及其在唐末诗坛上的地位
论北宋名臣韩琦的诗歌
读《苏轼文集校注》献疑
文从字顺与因难见巧
——苏轼诗歌的用韵
每到平山忆醉翁
——简论苏轼与扬州平山堂
北宋末年的五首题《中兴颂》诗
张耒诗歌三问
注释是文本解读的基石
——以《渭南文集校注》为例
论陆游对儒家诗学精神的实践
陆游与陶诗的离合
论陆游杨万里的诗学歧异
四海无人角两雄
——辛陆异同论
张孝祥为何诗不如词
从词坛背景看稼轩寿词的独特性
下编
刚强人的辛酸泪
——读韩愈哭女挐诗札记
白居易诗中的俸禄与品服
一样幽艳，两般哀怨
——读李贺《苏小小墓》与白居易《真娘墓》
众人探骊，何人得珠
——读刘禹锡《西塞山怀古》
杜牧《过华清宫绝句》为何独占鳌头
杜荀鹤的《春宫怨》是恶诗吗
“余事作诗人”的王安石
曾巩研究最新成果的集中展示
《苏轼文集校注》的重要成就
贺铸《青玉案》词别有寄托吗
白璧之微瑕
——读辛更儒张孝祥诗注札记
南宋爱国词史的光辉句号
——读文天祥《念奴娇·驿中言别故人》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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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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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方法之我见
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要不要运用新方法？关于这个问题，大家不会有多少异议。时代在前进，观念在变化，学术研究当然不能原地止步。其实古人的研究方法也是与时俱进的，只要看看《诗经》学史和《楚辞》学史的进程，便能看到从汉唐到宋元再到明清，历代学者的方法是不断更新的。即使把新方法限定在西方学术的范畴，情况也是一样。从20世纪初开始，王国维、闻一多等人正是凭借西方学术思想的利器，才在古代文史研究中取得突破前人的成就。存在争议的问题只有两个，一是提倡新方法是否一定要以抛弃旧方法为前提？二是新方法是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是不是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功能？
从根本的学理来说，方法论不应该有东、西之分。况且从整体来看，西方学术确实非常先进，在方法论上更有独到之处。所以多数学者并不反对在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中借鉴西方的文艺理论乃至文化理论、哲学理论，事实上也确实有人运用这些理论做出了较好的研究成果。但是毫无疑问，西方的理论毕竟是从另一种文化传统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西方的理论家在创立一种学说时很少把中国的传统放在归纳和思考的范围之内。在我的阅读范围内，好像只有美国的苏珊·朗格曾在《情感与形式》一书中通过分析唐代诗人韦应物的一首诗来说明其美学观点。俄国的巴赫金的文集里倒有一篇文章论及中国的四书五经，但是仔细一看，原来他连“四书”是哪几本书都没弄明白，恐怕不可能有什么高明的见解。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的附录《经典书目》中有“神权时代”一类，罗列了古代西方的重要文学作品，甚至包括部分用梵文写作的古印度作品，但是其中没有一部中国作品。布鲁姆坦承：“在西方文学传统之外，还有中国古代文学这一巨大财富，但我们很少能获得适当的译本。”当然，正如钱锺书先生所说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纯粹从西方的文化传统中发育起来的理论肯定也会有适用于中国文学研究的内容，而来自他者的异样眼光还会给我们带来新颖的解读和分析，这正可以证实“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古训。然而不必讳言，并不是所有的西方理论都可以成功地移植到我们的学术研究中来。植物的移植要避免水土不服，理论的移植同样如此。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过甚嚣尘上的所谓“新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有人鼓吹古代文学研究一定要运用“新三论”，否则便会无疾而终。1986年，我得到机会去美国哈佛大学当访问学者。临行前，业师程千帆先生叮嘱我：到美国后不用急着干其他的事，先弄清楚美国学者是怎样运用新三论研究文学的。我到哈佛的第一个月，机会就来了。我搭宇文所安教授的汽车到某地去开会。车一上路，我便赶快向他请教这个问题。没想到宇文所安反问我：什么叫“新三论”？原来美国学界并没有什么“新三论”的说法，更不会视之为文学研究的灵丹妙药。于是我写信向程先生汇报，他交给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岁月如流，二十多年转瞬即逝。所谓的“新三论”渐渐没人再提了，也没看到有多少运用新三论做出的研究实绩。今天再来回顾“新三论”，仿佛南柯一梦。
虽然如此，有些学者关于新方法的热情并未稍减，不时听到有人振臂高呼倡导某几种新方法，也不时听到有人批评古代文学界的守旧、落伍。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猜想他们或许是出于如下的心态：在中国古代文学这门传统学科，仅凭功底，我们肯定比不过老一辈的学者。但是我们仍然要做研究，想要把学术往前推，该怎么办？那就用新方法吧，用老一辈学者根本不知道的方法，这样肯定能超越他们。只要有了新颖的方法，就像有了神魔小说里的法宝一样，一下就能制敌于死命，一下就能把旧题目做出新意来。我的看法比较保守：任何新方法都不是万能的，方法一定要跟研究对象契合、适用。如果不适用，这个理论再时髦、再深奥，都是没用的。而且如果你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知识体系知之甚少，对古代作家及其作品的理解比较肤浅，那么不管运用多么新颖的方法，也绝无可能以怪招取胜、点铁成金。方法本来只是一种工具，既无需强分新旧，更难以抽象地判断优劣。方法的价值在于实用效能，在于它能否较好地解决问题。中国古代文学自有其传统的研究方法，包括其独特的学术术语，这是几千年来行之有效的，又何必要将它弃若敝屣？现代西方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古代文学这个独特的研究对象，需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又怎能事先就对它奉若神明？朱熹曾对禅师宗杲的一段话大加赞许：“譬如人载一车兵器，弄了一件，又取了件来弄，便不是杀人手段。我则只有寸铁，便可以杀人。”的确，手持许多兵器，逐件舞弄，往往只是花拳绣腿。正如《水浒传》第一回所写的九纹龙史进，身上刺着九条青龙，手里的棍子舞得“风车儿似转”，煞是威风凛凛。然而东京来的禁军教头王进用棍子一挑，史进便“扑地往后倒了”。为何如此？王进说得很清楚，史进先前所学的“风车儿似转”的棍法只是“花棒”，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花拳绣腿”，它缺乏实战效能，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说实话，我觉得如今学界的某些人正如当年的史进，他们那些洋洋洒洒的文章正是学术上的花拳绣腿。换句文雅一点的话来说，他们正如庄子所说的寿陵余子，学步邯郸，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只好匍匐而归。试看近年来的许多论文专著，堆砌着许多时髦的新概念和陌生的新名词，但是对于其研究对象，从文本到发生背景都不甚了然或所知无几，得出的结论难免让人啼笑皆非。这与寿陵余子的失其故步又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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