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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中国近代史》作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事件和人物做出了全角度的分析。亲历历史的史学家，抛弃史料的堆砌与考据的乏味，为读者提供读史、懂史的趣味和可能。在历史中，一个人能知晓过去，也能看见未来。
民国时代的历史学家蒋廷黻，为青年学生写下的近代史通俗之作，成为一九三零年代国民读本。时至今日，重新审视这本书，人们依然为它的前卫、公正、开明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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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全书从鸦片战争写到抗日战争前夕，近百年的史事写得深入浅出，主要阐述了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近代中国人所做的自强努力及其失败的原因。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洋务运动到百日维新，从曾国藩到康有为，从李鸿章到孙中山，将近百年的历史演变和人物生平娓娓道来，没有枯燥的考据，没有史料的堆砌，却尽显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社会发展的趋势。
本书构建的史学框架和断代史体系，曾引领了近代史研究的风潮，被称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山之作。
本书的观点在今人看来也不无拍案叫绝之精妙，字里行间的分量足让我们看到一个知识分子在大时代中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内忧外患中对民族命运的关切和对国家前景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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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蒋廷黻（1895-1965），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1911年只身赴美求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任南开大学首席历史系主任，与梁启超成为南开大学史学的奠基者。1925调入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之职，在任期间，改革清华大学历史系，建立起全国一流的史学阵营。1935年弃学从政，1965年病逝于纽约。
蒋廷黻先生研究历史反对“治史书而非史学”的传统方法，采用“重综合、重分析、重整体把握”的新史学方法，并将其引入当时尚属荒漠的近代史领域，被称作“开山的人”“近代史尚无第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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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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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剿夷与抚夷
第一节 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002
第二节 英国人作鸦片买卖 ·009
第三节 东西对打 ·013
第四节 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 ·020
第五节 不平等条约开始 ·024
第六节 剿夷派又抬头 ·027
第七节 剿夷派崩溃 ·033
第二章 洪秀全与 曾国藩
第一节 旧社会走循环套 ·040
第二节 洪秀全企图建新朝 ·045
第三节 曾国藩刷新旧社会 ·050
第四节 洪秀全失败 ·055
第三章 自强及其失败
第一节 内外合作以求自强 ·062
第二节 步步向前进 ·068
第三节 前进遇着阻碍 ·071
第四节 士大夫轻举妄动 ·079
第五节 中日初次决战 ·090
第四章 瓜分及民族 之复兴
第一节 李鸿章引狼入室 ·106
第二节 康有为辅助光绪变法 ·111
第三节 顽固势力总动员 ·116
第四节 孙总理提民族复兴方案 ·122
第五节 民族扫除复兴的障碍 ·130
第六节 军阀割据十五年 ·137
第七节 贯彻总理的遗教 ·142
附录
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 ·146
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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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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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所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这是同治十三年（1874）李鸿章对中国的国际地位之观察，时人多以为他言过其实，今人定觉得他的看法还不透彻。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文里当再讨论。我们现在不过要指出：李鸿章的结论是不能否认的或修改的。中国近代所处的局势确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国近代所遇之敌人确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这个大变局的由来及其演化，中国对此变局的应付及其屡次的修改，这是本文所要讨论的。
第一节
葡萄牙人在十五世纪末发现了绕非洲经好望角的欧亚直接航路。这事在世界历史上开了一个新纪元，也就是上文所谓大变局的起始。在这事以前，中西固早已发生了关系，但以前的关系与以后的关系根本不相同。原来欧亚两洲虽境土相连，且在乌拉尔山以南、里海以北，两洲之间并无自然的分界。但在十六世纪以前，中国与欧洲之间，除蒙古帝国短时期外，总有异族异教之人居中隔离。在这种环境之下，中西的关系不但要看双方的需要及意志如何，还要靠中欧之间的区域有适合的情形。在这个条件不能圆满的时候，中西的关系就完全断了。即在这个条件能圆满的时候，中西的关系大部分也是间接的：货物的交换及彼此的认识都由第三者转递与介绍。严格说来，历上古与中古，中西各自成一个世界、一个文化系统。自欧亚直接航路被发现以后，第三者的阻碍成为不可能，其介绍亦成为不必要。自十六世纪到现在，世界史的最重要方面之一是东西的融化，或者我们应该说，是全世界的欧化。
为什么欧亚的直接航路到十五世纪末始被发现呢？这个问题不是一言两句所能解答的。就地理说，这个大发现之迟到很自然。中西的发展是背道而驰的。欧洲发展起始于东南而趋向于西北。欧洲最早的文化及政治中心是希腊，其次是罗马，最后才是西欧，愈到后来愈离中国远了。等到大西洋沿岸的国家有了相当的成熟，欧洲的历史始入海洋时期。中国的发展方向正与欧洲相反：中国的发展是由北而南的。我国的史家虽大书特书汉唐在西域的伟业，其实这不是中华民族事业的正统。中国的政治势力、文化及人民渡长江而逐渐占领江南以及闽粤，这一路的发展才算得我民族事业的正统。等到闽粤成熟了，然后我们更进而向南洋发展。明永乐及宣德年间的海外盟事不是偶然的、无历史背景的。那时南洋，甚至印度洋，似乎是我们的势力范围。郑和的时代就是葡萄牙航海家亨利王子的时代。无怪乎中国人与葡萄牙人初次的见面是在印度河沿岸举行的。我们可以说，十六世纪以后的中西关系是数千年来双方历史的积势所蓄养而成的，那么自然会愈演愈密切而愈重要了。
在欧洲历史进入海洋时期以前，西方没有一个国家把提倡海外发展当作政府的大事业。西洋人来中国者多半为个人的好奇心、利禄心或宗教热所驱使。他们的事业是私人的事业，他们没有国家或民族做他们的后盾。就是欧洲中古最著名的东方旅行家——马可·波罗——也并未得着任何欧洲政府的援助。他的事业，在当时，与欧洲任何国家或民族的国计民生都没有关系。到葡萄牙人发现好望角的时候，欧洲的局势就大不同了。至少在西欧，葡萄牙、西班牙、法兰西、英吉利已成立了民族国家。在十六世纪末，荷兰亦经革命而独立。这些国家的国王和权贵无不以提倡海外发展为政府及民族的大事业。那帮在海外掠财夺土的半海盗半官商居然成了民族的英雄。文学家又从而赞扬之。在十六、十七世纪的欧人眼光里，国家的富强以及灵魂的得救，都靠海外事业的成功。个人冒万险而到海外去奋斗的，不但可以发大财，且得为国王的忠臣、民族的志士和上帝的忠实信徒。这种人的运动是具有雄厚魄力的，他们在历史上发起了、推动了一个不可抑遏的潮流。李鸿章所谓“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就是这样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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