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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一个世纪，五个国家，
丹麦、瑞典、英国、法国和德国，
从俾斯麦到撒切尔夫人，
从贝弗里奇到T. H.马歇尔，
实行福利制度的改革尝试，
证实了支持团结式社会政策的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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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彼得·鲍德温（Peter Baldwin）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教授，纽约大学“全球杰出教授”，纽约公共图书馆、美国学术团体协会、维基媒体基金、中欧大学、丹麦高等研究所董事会成员，犹太历史中心董事会主席。尤擅社会政策比较研究，著有《西方国家都一样？》《流行病的应对》《福利大博弈》《版权战争》等多部专著，也常在《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新闻周刊》等报刊和网络平台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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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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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总序：国家的全球史
导言：平均数的魔力被数百万人所利用
第一章 北欧的实践：福利制度的起源
丹麦：农场主、保守党和团结式社会政策的起源
工伤事故保险应当涵盖所有的人吗？
瑞典：农场主、保守党和团结式社会政策的起源
插叙 故事才得以继续
第二章 英国和北欧：福利制度的胜利
英国：“《贝弗里奇报告》仿佛是天降甘霖”
瑞典：“为什么不把社会看作一个均衡风险的组织”
丹麦：所有阶层都有利可图，大家是相互依存的
第三章 法国和德国：福利制度的失败
法国：团结、社会保障和薪金雇员
自雇人士和分离主义的诱惑
德国：团结式改革与同盟国计划
告别贝弗里奇：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政策
第四章 退休金问题：从贝弗里奇传统回归俾斯麦模式
瑞典：工薪阶层、社会平等和退休金计划
丹麦：工薪阶层、社会平等和退休金计划
英国：从贝弗里奇到蒂特穆斯之路
第五章 三十年后取得了成功：欧洲大陆悄然的福利改革
法国独立经营者：分离主义的衰落和解体
德国工匠：分配中的烫手山芋
德国的其他独立经营者：扫尾工作
最终部分实现了1945 年的团结愿景
结语：福利改革的社会基础
致 谢
缩略语
注 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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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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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是关注局部地区的人。他们沉浸在狭窄的主题中，在档案上花费数年，钩沉索隐，并得出精心构造的准确结论，很少涉猎其研究主题之外的领域。大多数人只研究一个国家，许多人仅仅研究一个地区或一座城市，他们聚焦于一个具体的主题深耕厚植，不遗余力地研究一个狭窄话题，认为自己能够完全理解它。
大多数历史学家既不试图对他们研究的具体主题进行归纳，也不试图从中得出更具普遍性的结论。而诸如社会学、政治学以及人类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则致力于从具体研究主题中提取出人类或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历史学家抵制这种超出他们研究范围的诱惑。
然而，历史不仅仅是书写小而具体的问题，它可以从大小不同的任何层面来进行研究。传记研究的是一个人的故事，这是最小层面的历史，也有史家研究小村庄和某个中等大小的区域，更有很多史籍着力于讲述世界各大洲的历史，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史。所以对于一个人而言，他既能写出大不列颠棉花史，也能写出全球棉花史。
从方法论上来说，微观历史与宏观历史几乎没有什么区别。除了层面的大小之外，史家所做的工作大同小异。他们都在讲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变化。他们的故事中通常隐含着一种因果关系，解释为什么事情会发生，为什么战争会爆发，为什么经济发展会滞后，等等。但是，无论层面是大是小，故事都是按时间顺序展开的，通过讲述发生了什么事情来解释事情何以会发生。
大历史和小历史、微观史和全球史，其规模的差异大于其方法的差异。如果一个人要写一系列涵盖整个世界的微观历史，他必须长生不老且无所不知。但即便有机会能做到这一点，这又有什么意义呢？它就像文学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1899—1986）所著故事里比例尺为一比一的地图那样，每张地图都仅仅是和它所描绘的地区一样大而已。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地图与世界大小相等的话，那么绘制它们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并不需要一张地图定位距离我们家门口只有五英尺远的地方，而是需要利用它导航至城市另一端的某个位置，看看一个国家比另一个国家大了多少，或者知道我们向东将要飞到哪里。使用这些地图的所有方式都涉及抽象化解读，亦即不需要去这个地区亲身体验，就可以对整体情况有一个大概了解。对于一部全球性的微观史而言，它仍然没有解决抽象概括的问题。例如，它回答不了为什么英格兰会首先发生工业革命的问题。相反，它只是让我们详细了解了兰开夏郡的工厂以及地球上以农为本的其他地方的发展情况。
大历史对诸多地方事件进行提炼，归纳其本质或者至少是相关联的因素。这也适用于全球的、跨国的以及相互联系的、错综复杂的历史，这些历史超越了一个地方的界限，跨越了人为或自然的边界而构建出新的联系网络。最明显的是，某些历史涉及的主题本质上是跨越国界的，比如殖民主义、帝国、奴隶制、工业化、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等，其他诸如外交政策、战争、移民、国际文化影响等领域就更不用说了，这当中更为常见的还有流行病。
18 世纪和19 世纪出现了许多大部头、多卷本的历史学著作，包括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以及利奥波德· 冯· 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关于17 世纪英格兰的著作，还有关于四百年教皇史的著述，等等。这些都是历史学家们付出了惊人努力的名著。论著所展现出来的宏大规模证明了作者的创作能力、读者的耐心，以及他们共有的文化自信：相信可以在一个合理的阐释框架内描绘出波澜壮阔的历史故事。然而，到了20 世纪，随着历史学行当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多卷本的大历史就很少出现了。相对于那些较为偏重于抽象理论的作品而言，传记的篇幅总是更长。出版商可以指望读者安静地坐着阅读一部长达800 页讲述个人历史的有趣作品，但却不能指望他们阅读同样一部大篇幅描述某个大陆发展史的著作。如今，出版物中多卷本的作品比较少见，有的话通常也都是团队合作的成果，它们通常以主题汇编的论文集形式出现，比如菲利普·阿利埃斯（Philippe Ariès，1914—1984）和乔治·杜比（Georges Duby，1919—1996）合作编写的《私人生活史》（History of Private Life）等。
然而，在最近一段时间，历史著作在写作规模和描述范围上都有所提升。今天的历史学家可以利用互联网上的巨量内容，并借助文字处理和搜索引擎等程序，高效率地完成超大规模的工作。最近的一些书就证明了作者的耐力以及他们利用数字资源的能力。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所著的《世界的演变》用1200 页展示了19 世纪的全球史纲，放在以前，出版商可能会把它分成好几卷。塞缪尔·科恩（Samuel Cohn）的巨著《流行病：从雅典瘟疫到艾滋病时代的仇恨和同情》涵盖了一个狭窄但跨越了两千多年的话题。对于近代世界的流行病问题，他阅读了大量以数字化方式呈现的各类报纸，这在数字化时代之前是不可能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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